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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为公民赋权提供了重要工具——可是全球民主发展却僵滞不前。为什么会是这样? 当下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悖论。在本世纪前15年，传播与信息技术取得了惊人进步，其中包括：数字化、智能手机、社交媒体不断涌现，大量受众可以使用视频播放平台观看节目，全球数十亿普通民众可以接入互联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进步。现在，普通民众可以获得大量信息，信息传播与数据共享对他们而言也变得非常容易，同时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强大的新媒体工具结成网络，所有这一切革命性的信息传播变革，都意味着公民个人的深刻赋权。不过，尽管在信息传播技术方面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变革，但是同样在本世纪前15年，民主政治(一个基于为个人赋权理念的政治体制)却在全球停滞不前。目前，全球民主国家的数量远远不如本世纪前几年多。许多民主国家，无论是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还是新兴的民主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体制衰败和公众对其信任的丧失。 我们如何解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现状——一方面，能够为个人赋权的新媒体技术，飞速向前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出现了总体衰退?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咨询了六位研究政治变迁的专家，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同时也体现了不同的国家视角。下面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文章最后，我本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总结。 1.长期关注本地区发展 奥米迪亚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政策总裁马汀·蒂内(Martin Tisné)认为，这一疑问的部分答案在于一个众所周知，但又关键的事实：精明的威权领导能够限制技术对普通公民的赋权效应，他们通常的做法是打击公民活动空间(许多国家都这样做)，或者是利用新技术来为他们反对民主体制的目标服务，比如利用新技术来追踪民运人士的行踪和活动。 但是在此，我想强调一个与众不同，而且又很少得到讨论的因素：通过技术实现民主赋权的许多实例发生在地区这个层面，如果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衡量民主实现与否，地区层面的研究基本上不会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许多国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公民，可能会不满意自己不太民主的政治领导人，但在使用这些可以利用的技术工具时，他们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本地区的发展问题上——他们会利用FixMy Street(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创办的网站，用户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汇报、查看和讨论，像涂鸦、道路坑洼和非法倾倒这样的市政问题——译注)来吸引本社区的居民，他们也会利用电子网络Budg IT来监控本地区官员的花销，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电子网站Mejora TuEscuela来追踪当地学校在各方面的表现。换句话讲，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以一种次国家(sub-national)的方式得到推动。这些技术的使用让民主行动在许多国家的小块地区落到实处，但是这些民主运动并没有导致国家政权发生改变。 在未来的10～20年内，也许会出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全球民主变革总体图景：当技术推动的政治创新模式扩展到人口集中的城市中时，就会让市长和市政委员会站到民主改革的前沿。此外，在公民生活中的许多方面，技术赋权并不直接联系到政治。例如，让贫困人群获得前所未有的金融服务，帮助政府制定最贫困社区的财产权利。在未来几年，这种缓慢的社会经济赋权形式，将会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效应。 2.威权统治者也知道如何利用技术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首先，出现这种异常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民主的全球命运是由多种不同的偶然因素所塑造的。目前，尽管出现了一些强有力的支持民主发展的因素——比如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解放技术”(尤其是手机)的传播，公民社会广泛的发展——但是近些年出现的一些不利因素，遏制了技术扩散能够带来的积极效应：威权国家(像俄罗斯和伊朗)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其效率和决断力不断衰退；在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常常会破坏人权和良好治理。在过去几十年内，民主扩展到了世界许多地区，但是这些地区实现民主的客观条件并不太好。因此，国际和国内的参与者需要采取既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避免这些摇摇欲坠的新兴民主国家，只是因为体制性腐败和道德冲突等问题，而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 其次，尽管这些新传播技术可以为公民赋权，它们不仅为公民个人和集体赋权去做民主的事情，这些传播技术也可以变成快速传播谣言、种族诋毁、仇外，以及其他极端情绪(甚至意识形态)传播的平台。在卢旺达发生的种族屠杀中，“仇恨电台”(Hate radio)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社交媒体的确能够激发仇恨和偏见。在一些转型国家(比如泰国)，社交媒体导致了分裂的政治生态；在美国和欧洲，这种由新媒体驱动的极化政治也时有发生。当极化政治出现后，如果没有一个基于民主游戏规则的健全协商机制，那么宪政原则就岌岌可危。 最后，在监视、限制，甚至在关闭解放技术方面，威权统治者都会显著提升他们的策略，伊朗和俄罗斯在这方面走得最远。 3.一直存在的技术限制 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副教授塞尼姆·艾登·都齐特(Senem Aydin Düzgit)认为，当人们兴奋地沉浸于新传播技术潜在的变革力量时，他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富裕的民主国家之外，还有许多人并不能接近和使用这些新技术资源，比如土耳其。在新兴民主国家中，从经济发展来看，土耳其还是相对成功的一个国家，但在土耳其仍然有将近一半的家庭没有接入互联网。因此，土耳其的民众仍然依赖传统媒体(如电视)来获得新闻和政治信息。这些传统媒体加上有效的政府审查，让作为另类信息渠道的互联网的解放效应大幅缩水。 甚至这些为公民赋权的新媒体工具，也常常会受到审查。在土耳其当局的授意下，YouTube和推特被法院多次关闭过。在2014年2月，土耳其政府通过了新的《互联网法》，在事先没有得到法院授权的情况下，该法允许土耳其电讯部在4小时之内关闭任何网站。 此外，技术的进步让威权政府更容易追踪并镇压反对派。比如，土耳其2014年颁布的《互联网法》就要求互联网供应商，必须保存用户在网络中两年的信息资料，这样做主要是便于他们按照政府的要求来提供数据。最近，土耳其政府利用一些公民在推特和脸谱网上的发言和跟帖，让许多公民以“侮辱总统”的罪名接受政府审判。最后，社交媒体工具的极化效应(polarizing effects)，也会对脆弱的民主造成沉重打击，它会强化敌对阵营进入公民聚集的地方，从而进一步激化政治排斥与冲突。 4.更艰巨的任务 福特基金会民主参与和治理主管拉克什·拉贾尼(Rakesh Rajani)指出，我们一般会认为古登堡的媒体印刷技术会带来变革，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更喜欢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而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真相。 在2009年，我们在非洲开始实践Twaweza项目计划，这是在东非国家进行的一个颇具雄心的社会变革措施，该项目计划实施的部分原因，也是由于认识到了传播技术促进“深度民主化”的潜力。独立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媒体的广泛传播，以及更为重要的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传播，这些媒体技术让变革思想以极快的速度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当中传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政府当局再也不能把一些社会事件和人们的真实想法严严实实地捂住，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创新和变革的愿望蓬勃发展。 但是经过6年发人深省的探索，以及不断的尝试、失败和部分项目的成功，我们认识到新媒体技术并不是以我们想象的方式来运作，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来运作。技术并没有带来我们想要的结果。技术为搜集分析数据，以及各种思想交流碰撞，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通过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可以把这些数据和思想传递给了更多的人，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动员人们去参与，需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来采取行动。在那些害怕遭受打击报复和自我审查习惯盛行的地方，尽管技术有多种用途，政府与普通公民之间的力量还是很不均衡。 在探索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最大的困惑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一如往常。政府和公司运用手中权力扼杀人们行动力的方式，现在越来越变得真实和赤裸。很明显，他们的这些行为需要被暴露和瓦解。但是，我们更艰巨的任务是要搞清楚如何动员和组织人们进行社会变革。在那些恐惧盛行，互联网宽带拥堵的国家，技术带来的成功并不确定。 古登堡印刷术、投票箱，以及推特的出现，这些都是令人称道的推动民主变革的发明。但是我们可能太迷恋这些技术了，以至于对它们的弊端充耳不闻。人类革命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地方在于铸就集体信念和行动的艰苦工作。 5.不要忘记体制 耶鲁大学法学院迪安·格拉蒙(Diane de Gramont)指出，如果让我们去想象一个民主活动家的形象，首先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一个具有英雄气概的异议分子，为了自由而反抗政府的压制。技术对于他而言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通过这些新媒体技术，可以广泛传播对政府的批评意见，找到潜在的同盟者，甚至还可以协调组织公众抗议活动。因此，这些技术就自然地被认为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不过，在许多国家，促进或巩固民主的挑战，并不仅仅在于增加公民表达的渠道，还在于要建立令人可信的代议制机构来回应公民的各种需求。对于许多努力向前发展的民主国家而言，要建立这样的代议制机构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而技术只能提供有限的帮助。 比如，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党派是整个体制运作中的“最弱一环”(the weakest link)。公民不信任也不尊重这些政治党派，但是政治学家总是认为，如果没有政治党派，整个民主体制就无法运作。新传播技术为正在鏖战的各个政治党派，提供了诸多机会和挑战。例如，在选举过程中，通过直接联系政治家和选民，这类传播技术工具就可以减少对党派组织的需要，并让外来者成为候选人。尽管这样做也许会为政治运作注入新鲜血液，但它也有可能导致脆弱与分裂的法治机构，或者不能支撑稳定的政治联盟，甚至有可能不能建立行政权力之间的有效制约。 对于新兴民主国家而言，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比如，在印度这样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中，技术让公民在监督服务质量和揭露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将这类技术应用到其他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往往会令人失望。如果政府机构能够，并且也愿意积极回应公民，那么不断增长的公民需求，就只能通过提升政府治理来实现；如果政府不能积极有效地回应公民，再加上公众对政府腐败和效率低下的不断关注，反而会导致人们对民主的失望和不满。 6.来自伊朗的复杂教训 自由欧洲电台高级记者贡奈斯·埃斯凡迪亚里(Golnaz Esfandiari)指出，伊朗的局势说明，对于这一问题要给出任何简单的答案都是非常困难的。最近，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采访时声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没有因为言论观点的不同，而关押过任何一位公民，结果他的这番言论在伊朗的社交媒体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扎里夫的脸谱网页面中充满了提醒他要记住伊朗有政治犯的各种言论。人们对这一事件反应如此强烈，以至于伊朗首席外交官感到有必要利用脸谱网来修正扎里夫的言论。 如果没有社交媒体，扎里夫的错误言辞将不会受到大规模的质疑，因为伊朗缺乏公开讨论的另类空间。不过，这一事件并没有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拥抱言论自由。在扎里夫发表这番言论之后不久，一位著名的人权人士因为指责政府滥用权力而被关入监狱。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已经终结了以前威权政府所独享的信息垄断。在大多数国家，尽管政府试图控制信息的自由流动，人们现在都可以接触被查禁的新闻和各种各样的观点。他们还可以讨论禁忌话题，批评政府领导，抗议社会中不公正的行为。当然，在伊朗或其他一些政治封闭的国家，通过在脸谱网和推特中传递信息，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一个民主国家的建立，但是它可以为这些国家中寻求变革的人们，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他们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受众。 在威权盛行的国家，要促进民主的发展，愿意为之付出一定代价的公民在现场的行动也是必不可少的。新媒体技术与网络组织也许会促进这些行动出现，但这只是大规模行动的一小部分。此外，威权政府同样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来压制公民，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担心消息灵通的公民会对领导人的权威造成威胁。 7.托马斯·卡罗瑟斯：这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过去15年，为什么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没有推动民主在全球的全面进步?以上这些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首先，要想看到全面的效果还为时太早。其次，新传播技术的潜在效应被其他因素抑制了，这些因素包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的对民主大规模的对抗趋势；威权政府有能力利用同样的技术来为他们反对民主体制的目的服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新媒体技术普及率并不高。第三，技术并不能解决民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挑战，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要激发公民去参与集体行动，同时还要建立有效的代议制机构。 尽管这些学者在对待技术的热情程度上有一定的不同，但他们都没有简单地高估技术对政治的变革潜力。因此，从根本上来讲，他们的这些不同的解释并不互相排斥。在此，我们并不是要形成一种虚假的共识，但是可以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上述的这三种解释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有趣的是，类似的讨论也出现在经济领域。美国经济学家、《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疑问：为什么最近几年所有技术的发展——这似乎是保证各类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条件——正好与经济缓慢增长和不平等加剧一道出现，尤其是在那些大多数人可以享用这类技术的国家。也许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进一步探索政治方面的变革来寻找。不过，要全面回答这一问题，也许要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交汇处来寻找答案。标签：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