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党章修改的价值解析——兼论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章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与时俱进论文,指导意义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21
[文件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426[2013]02-0005-05
党章是我们党立党、管党、治党的总章程。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党章修改历来引人瞩目。党的十八大成就主要聚焦在三大方面：政治报告传递的中国走向、中央领导集体的制度化交接班、党章修改展示的全党法规性共识。修改后的党章是十八大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因此，学习党章是全面领会和贯彻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对于党章的学习和研究，不宜停留在文本意义上，也不应止于“改”与“不改”的技术层面。从价值角度分析，它集中表达了全党的最高意志，反映了时代发展要求，回应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与愿望。特别是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更是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这一理论品质和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最新认识水平。认真解析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对于推动全党学习、贯彻和维护党章，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价值溯源：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从词源上看，“与时俱进”一词，源于《周易》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其意是指顺时而变，循势则通。今天提出的与时俱进，则赋予了古语以新意，其中的“时”，既指时间，也泛指时代，还可意指时势；“进”，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要通过不断创新发展而向前推进。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一)“与时俱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依据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六十年来，从徘徊于欧洲的“幽灵”到享誉全球的“经典”，从科学构想到革命实践，从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铸造了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成就了社会主义实践史上一波又一波的灿烂。其力量源泉和内部依据究竟何在?历史和实践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与时俱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竞争的上升阶段的背景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划时代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却从来不把他们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观点和结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总是适应形势的发展，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改甚至予以摒弃。1848年2月，在英国伦敦瓦伦街19号一家不大的印刷所里，《共产党宣言》问世。160多年来，这本旷世经典深深影响着全世界每一个共产党人，我们甚至把它奉为共产党人的“圣经”和必读“教科书”。但是，《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空洞教条，其思想的发展也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说：“《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2]但可以通过写序言的形式和写其他文章来发展它的思想。后来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共为《宣言》写了七个序言，以此对原来的思想作了新的补充或发展，其依据正是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革命斗争形势。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序言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且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思想，即“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它的物质条件依据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这“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不仅构成了共产党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有机统一的直接理论依据和来源，也给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具体运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论支撑。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时代特征以及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列宁主义的新阶段，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与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列宁处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新变化。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和本质特征?怎样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在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和经验可资借鉴的条件下，如何在经济落后的军事封建帝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等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摆在俄国人民面前。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是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4]由此，列宁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各国革命“同时发生”的观点，大胆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设苏维埃政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国内外现实估计也比较乐观。但在实践中遭遇巨大困难时，列宁又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勇气和战略勇气，历史性地作出对内实行新经济政策，对外实行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联系的战略决策。事实证明，无论是十月革命的胜利，还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困境，都与列宁的高瞻远瞩以及俄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潮流和与时俱进的宝贵品质是分不开的。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体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指引着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次次理论创新，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充分体现，从而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历史依据。
(二)“与时俱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征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镌刻在伦敦海格特公园马克思墓碑上的名言，既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本质特征，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实践品格。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体系，这决定了其理论发展必须与实践发展相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者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意在指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情形正是如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俄国革命要求突破马克思的某些具体论断，中国民主革命要求突破马克思列宁的某些具体结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结合时代特征和人民需要加以理论创新，这些重大突破和创新无一不是对具体实践的历史性回应和解答。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每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5]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汲取了人类社会发展和思想进步的一切有益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其三大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性以及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决定了其理论上的开放性和发展的持续性。这种开放性决定了它始终与时代、实践的发展相一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染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运用，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再次，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为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与时俱进奠定了深厚基础。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科学态度，大胆进行探索，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实际，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时代发展的要求。”[6]
二、价值体现：历次党章修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精神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章修改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是党的七大党章最终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列宁曾经指出：“章程是组织性的正式表现。”[7]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组织，历次党代表大会都将修改党章列为重要议程，并在党章修改中体现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壮大和党的理论创新。从这个视角看，一部党章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历史，因而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章的创制和修改主要围绕着如何取得革命胜利、实现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而进行，直到党的七大在党章中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此为标志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年党的一大虽然没有正式制定党章，但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实际上发挥了党章的作用，这个纲领尽管只有十五条，俄文版和英文版现存十四条(缺第十一条)，但却包括了政治任务和组织原则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它的突出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它一问世便向世人传递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的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从1922年党的二大到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总体反映了党的组织逐步壮大、革命形势急剧发展的新形势下，党艰难而从容地应对时局变化以及为之作出的历史回答。譬如，二大制定了我们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同时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这不仅首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还破天荒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最高纲领。但这时，处于幼年的党还不懂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此后召开的党的三大和四大，以党的二大党章为蓝本对党章进行了修改。三大通过的党章共六章三十条，第一次增加了党员候补期的规定；四大通过的党章有六章三十一条，第一次规定党的基层单位为支部，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过去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即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问题，初步显示了与时俱进对党章修改和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1927年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通过新党章。根据《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这个修正案比四大党章修改较大，共分十二章八十五条，其中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明确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第一次将党的组织系统划分为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设立中央政治局、中央及省监察委员会和非党组织中的党团等，这些新规定对于党组织的健全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1928年6—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于莫斯科召开的。大会通过的党章基本保持了第三次修正案的内容，但其突出的一点是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而且党章中有17处提到共产国际字样。尽管六大的路线和党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由于把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工人身份强调到了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使得我们党不能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领导革命和自行处理党内事务，这大体上可视为六大之后出现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外部环境因素。这种状况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以及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为止。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期间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他们在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探索并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步步创造性地解决了六大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把中国革命实践和党的理论创新共同推向一个新阶段。这里罗列几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加以说明，比如，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开拓性解决了从思想上建党的根本问题、1938年10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问题、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等，由此形成的一些重大思想和理论认知，全方位回应和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具体化问题，从而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党的七大是在共产国际解散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一次民主、团结、胜利的大会，七大通过的党章是我们党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的党章，也是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党共识、总结建党经验的党章，它的一个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第一次与时俱进。刘少奇同志专门为党章修改作了长达六万字的报告。和过去历次党章相比，这部由十七章七十条组成的新党章，首次增写了总纲，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第一次规定了党员权利和义务，更加完善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七大党章具有更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章修改坚持实事求是、体现与时俱进的法规文献和制度范本，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行动指南。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章修改与时俱进的重要标志是确立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执政以后，党章修改和党的事业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开始时期召开的党的八大上通过的新党章，既是七大正确规定的关于党的各项工作的逻辑延续，又是执政条件下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新要求的初步回答。总体上看，八大党章是正确的，但由于八大召开时党执政只有七年时间，许多规定没有引起全党足够重视和深刻认识，一些正确规定还不够具体，这部党章没能在实践中很好地坚持下去，以至于留下很多历史遗憾。党的九大、十大通过的党章，是“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在实践中带来错误导向和重大消极影响。而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总体反映的是当时党在徘徊中前进的复杂情形，尽管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不可避免地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缺陷。
历史总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从历史视角上看，教训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验。20世纪70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国家百废待兴、人民翘首以盼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此我国进入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为主要标志，党章修改和发展也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十二大党章第一次比较全面正确地回答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目标、途径和方法等基本问题，这标志着我们党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轨道，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探索时期。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了充实和修改，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果的归纳和概括。其主要特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同时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是依靠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制度建设和改革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新路子，这对此后的执政党建设及其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路径，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将其写入党章，这被认为是有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同时系统完整地提出并论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章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等问题作出新的论断，这些新修改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野。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在实现中央领导集体新老接替的同时，党章修改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新的界定：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个新概括和新提升无疑反映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党的性质这个核心领域上新的重大突破。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理论成果第一次写入党章，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新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和构成。诚然，党的十七大党章并未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方面表明党章作为党内最高规范对理论成熟性的崇高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科学发展观深入接受实践检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空间。综上看出，十二大后的历次党章修改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和与时俱进思维，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神圣的历史使命感，主动回应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条件下党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科学回答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逐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通过党章修改不断予以定型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价值解析：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四维新探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面对实践发展、时代变化和人民期盼，大会一致同意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内容上看，党章这一重大修改作为十八大的一大历史性贡献，与充实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成就的内容、充实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内容以及充实完善党的建设总体要求等，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性，是科学发展观走向成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臻于完善的重要标志。为了便于说明这一修改的重大意义，这里借用英文中系动词的不同表达形式，试从四个角度分析以加深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实践要求的理解和领会。
(一)be(本来是)视角下看科学发展观的合真理性
be是英文系动词中的状态性表达，意为“是”、“本来是”，描述的是一种自然状态或常态。现代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表明，民众、公共权力和政党是构成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要素。在这三者之间，民众作为政治主体(公共权力的授权者)参与政治，并对政府进行控制与监督，而民众的政治要求和参与行为通过政党来实现，由此形成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关系和作用机理。置于政党、政权和社会这个“三角架构”下看，一个政党执掌了政权称之为执政党，掌控了社会则称之为领导党。而对于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党来说，其重大责任担当恰恰在于不断呼应社会发展和民众需求，以民主方式和科学精神团结带领社会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从而在强领导中实现强执政。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这一独特政治属性和定位既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为人民服务宗旨创造了政治优势和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纲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事实上，从党初创时期义无反顾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再到实现全面执政60多年的今天，一条合乎历史和科学的执政路径事实上已经被预设、延展和传承下来——那就是，既然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又在于不断地以科学精神去开拓科学发展新境界，那么从逻辑角度得出的一个必然结论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党始终在坚持科学精神、恪守科学态度、运用科学方法，大力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这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而不是相反。从这个视角上看，十八大党章在总纲第二段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其深层价值不仅在于从指导思想上明确规定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在于从现代政党政治层面向全党昭示“两个不能忘记”，即不能忘记一个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特有政治属性，不能忘记我们党领导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庄严政治责任，这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自觉站在时代前列的重要标志和价值依归。
(二)Should be(应该是)视角下看科学发展观的合历史性
Should be是英文系动词的过程性表达，意为“应该是”、“应当是”，描述的是一种应然性的历史过程。科学本身以及对科学的追求都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皆是如此。对于一个有着90年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相伴、有着60多年执政经验和深刻体会相随、有着30多年改革辉煌和问题矛盾相汇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我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一个道理，即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始终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明确按规律办事的规则以及弘扬探索规律的科学精神。自新文化运动一批思想先驱为我们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以来，对于科学和民主的双重追求就一直伴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其中起着引领作用、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的当属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这个艰难过程的一个重大关节点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主要标志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转折。以历史的眼光看，改革开放是在理论僵化、思想停滞、环境封闭的特定条件下起步的，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照搬，没有任何成功之路可供移植，由此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走的是从实践到认识、从再实践到再认识，直至今天再到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的新路径。这个过程本身，包括了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对人民群众需求的深刻关怀、对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不断调适，因而改革又可以看作是一个不断探索科学发展规律的渐进式、增量式发展过程。这样来看，邓小平改革之初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系列思想，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全党回归马克思主义实践标准和认识论，并用一种通俗易懂的隐喻方式启动全党对真理价值和科学思维的认知和追求，从而为思想解放和现代化进程注入了强大动力和活力，由此逐步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进而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党的十五大适时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无疑是众望所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政党政治变局，促发全党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执政党的重大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从而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适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当属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从2003年提出以来，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科学体系，而且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日益显现，在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认同。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无疑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群众基础，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这样来看，十八大党章坚持“成熟的改，不成熟的不改”的修改原则，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指导意义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新的阐述和定位，不仅从党内最高行为规范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高度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始终需要全党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更加正视问题、更加追求真理、更加崇尚科学、更加遵循规律，这是一个永无止境地探索和创造过程。
(三)must be(必须是)视角下看科学发展观的合规律性
must be是英文系动词的主观性表达，意为“必须是”，描述的是一种主体认识的自我觉醒。我们党是一个有着高度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善于学习、善于实践、善于总结，适时把全党达成共识的成熟理论写进党章，使之成为最高行动指南和共同行为规范，对于一个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达成一致行动、实现奋斗目标十分重要。从这个视角看，党的十八大党章正式确立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一方面可视为我们党借由规范化的党内法规文本赋予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指导地位的历史传承和自然延续，另一方面则可看作我们党运用制度化的全党共识标示一种科学理论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归宿和自觉行动。因此，这个重大修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必须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视域中去审视、去研读。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四个成功”的新表述，既充分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也科学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虽然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正如十八大报告的论述那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由几代领导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共同开创、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伟大贡献在于，其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因此，正如《党章》修改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这一科学概括和重大规定，对于从战略和全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四)have to be(不能不)视角下看科学发展观的合实践性
have to be是英文系动词的客观性表达，意为“不能不是”、“不得不是”，描述的是一种对客观存在的必然反映。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我国改革发展迈上了“三个大台阶”，总体上处于“两个时期”，但客观地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从根本上决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也决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艰巨复杂性，归结起来就得出了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结论。换个角度理解，在改革攻坚期和风险凸显期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且取得改革发展的最终胜利，就不能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不能不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要求，否则改革就会陷于停滞甚至倒退。这样来看，十八大党章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党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学发展，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实践要求是相呼应的，具有重大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意义。毕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然会遇到来自思维方法、权力结构、体制机制、历史沉淀等层面的约束和障碍。因此，以党内最高法规和最高规范的形式明确科学发展观在新形势下的实践要求，具有不言而喻的规范和约束意义。具体而言，从经济社会生活层面看，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立场，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而从党的自身建设层面看，全党必须坚持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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