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的理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农村信用合作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合作社组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1844年成立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组织——公平先锋社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合作社总体上是不断壮大的，尽管合作社的原则、合作社宗旨以及合作社的组织体系、经营管理模式不断地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地加以修正，但合作社组织还是在艰难地前进，并业已成为人类和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随着市场经济的纵向深入，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面临着困境与挑战。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化解两大矛盾
作为为农业、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农信社在支持农业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截至2003年，全国农信社法人机构3.49万个，各项存款余额2.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存款总额的11.5％。特别是近几年来，各地信用社积极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有效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广大农民的金融纽带。
1997年以来，信用社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信用社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从而导致治理结构缺陷，农村信用社“三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徒有虚名，“一人说了算”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十分严重；行政干预现象严重，管理体制不顺，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不健全。由于事实上所有者缺位，导致健全、完善信用社经营机制和内控制度缺乏产权基础，经营管理责任也难以落实；二是管理体制不顺。人民银行在加强对信用社金融监管的同时，暂时承担了过渡时期对信用社的行业管理职能，这种体制不利于监管机构依法监管和真正落实管理责任。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对信用社相应的管理职权和责任不明确；三是历史包袱重，资产质量差，许多信用社经营困难，潜在风险很大；此外，信用社在服务方式、融资渠道和服务手段等方面还不适应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在不少地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要解决好两大矛盾。
一是合作性质与商业化性质的矛盾。信用合作社是19世纪以后欧美国家最早得到发展的合作社类型之一。我国20世纪50年代起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的资本金源于农民的入股金，具有合作金融的性质，但是，后来却被演变为官办的农村金融组织，失去了合作制的本意。近些年来，全国多数地区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务工经商、劳务输出、跨地区就业、农业创业等现象不断增多，从而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但在现实中我们却发现：（1）信用社名义上是入股社员所有，但由于社员股金数量较少甚至越来越少，占资产总额比重偏低，难以体现出社员对信用社的所有权关系，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所有权主体虚化或缺位。（2）农民群众在信用社办理存款较多，虽然，目前在农村中实行小额信贷取得了一些好的效果，但总体上农民获得贷款的机会是较少的。因为信贷资金运动是以金融机构为出发点和归流点的货币资金的运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发放信贷资金的第一原则是偿还性，即确保借出的资金能及时归还，偿还性是信贷资金运动赖以存在和持续进行的本质要求。但是，在金融机构的借贷活动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借款人违约不偿还债务，造成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利息收入经常发生损失，即金融机构要面临信贷风险的影响。而且长期以来，在农户申请贷款与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博弈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农户贷款难和农村金融机构难贷款的问题。农户难以向农村信用社借款，而农村信用社在农村的贷款业务也难以进行，农村信用社信贷资金大部分向城市和乡镇企业转移，部分农村存款负债以上交存款准备和在中央银行存款形式停止了在农村的流动。（3）1998年以后成立的乡（镇）级合作经济组织数量不少，但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责任于一身，同样难以发挥为“三农”发展服务的要求。
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经营状况也是一个十分堪忧的现实问题。全国多数信用社的历史性亏损挂账较多。在严重的经营困境中，一方面，信用社认为农业经营风险大、农民收入水平低，不愿意为入股农民社员提供贷款，而是设法通过向农户以外的客户（包括城市工商企业等）提供金融服务来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效果；另一方面，入股农民社员深感信用社“合作”名不副实，转而构建并不规范的农村合作基金会。
为了走出困境，农村信用社也在积极摸索以产权制度变革为主线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比较流行的有三种模式：农村信用社两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县（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一级法人经营管理模式和农村信用合作社行业管理模式。我们认为，无论采用哪一种变革模式，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信用合作社的合作性质和其经营上商业化行为的矛盾。
二是非营利性行为与商业化行为的矛盾。目前，国际上非盈利性组织的商业化行为倾向与国内合作社组织的非营利性的主导动机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说合作社组织并不是纯粹的非营利性组织，但它可以被视为处在“社会性企业光谱”中的某一点。所以，国际上有关非营利性组织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也值得合作社系统借鉴。国内的合作社应当从其他非营利性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得到启发，向一种复杂的商业企业的运作方式靠拢。J.格雷戈里·迪斯对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作过以下分析：重商的时代精神使营利行为在非营利世界中容易被接受；许多非营利组织和领导人都在寻找以新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而不使收益人产生依赖心理；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正在寻找解决财务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钥匙；非营利组织可利用的资金来源向更商业化的渠道倾斜；竞争对手也促使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考虑将商业性融资作为传统资金来源的替代品。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合作社组织作为并非彻底意义上的非营利性组织，理应比纯粹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更懂得如何利用商业化运作方式，使合作社组织更具竞争力，从而也能更好地为社员服务。
农村信用合作社要增强服务功能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理顺管理体制，增强服务功能。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各地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差异较大。按照改革方案，遵循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原则，根据不同地区情况，分别进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完善合作制的试点。把农村信用合作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要因地制宜地确定农村信用社的组织形式。在经济比较发达、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信用社的资产规模较大且已商业化经营的地区，可以组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银行机构；在人口相对稠密或粮棉商品基地县，可以以县为单位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县联社各为法人改为统一法人；其它地区可在完善合作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乡镇农信社、县联社各为法人的体制。要加大对高风险农信社的兼并重组，对少数严重资不低债的，可考虑予以撤销。
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要坚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方向，即使是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机构，也要根据当地农村产业结构状况，确定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农，其信贷资金大部分要用于支持本地区农业和农民。
地方政府怎么办
国家公布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明确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这实际上给地方政府出了个难题。很明显，金融与一般的经济工作有明显区别，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后，很难处理工作中的矛盾：一是如何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特别是如何“统一组织有关部门防范和处置辖内信用社金融风险”。二是如何妥善处理政策性业务（支农）与商业性业务（盈利）的冲突。现行政策要求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服务“三农”、不以盈利为目的，实际上是对农信社的刚性约束，同时也等于把本应由政府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的社会职能，强加给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十分隐晦地将本属独立企业法人的农信社，人为地定位在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层次上。三是如何找到支农与盈利的结合点，求得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的均衡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毕竟是企业，生存第一的本质属性永远无法回避。如果抛开效益一味讲服务、讲奉献，必然导致农信社经营亏损，久而久之，终将危及其自身生存，怎么谈得上更好地服务“三农”？
地方政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要引导农村信用社坚持服务“三农”。同时，设法激活农村地区有效信贷需求，为农信社履行支农职责提供舞台。近几年，农村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既是当前农村经济运行偏冷的产物，又是造成农村经济运行更冷的诱因之一。因此，各级政府应制订、实施切合当地实际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激活“三农”对信贷资金的有效需求。
二是按照“政企分开”的政府职能改革要求，地方政府对金融企业的管理只能是间接的宏观管理，而不能直接干预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省级政府负责管理农信社，当务之急在于督促市（地）、县、乡各级政府摆正位置，转变职能，切实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宏观上制定实施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法规，引导和激励社会投资，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武器促进国民经济适时实现战略性调整；微观上当好“守夜人”、“服务员”角色，打击包括逃废债者在内的所有违法违规、扰乱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肇事者”，维护“三公”原则，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给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参与者以足够的信心。
三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村经济一体化的认识。
四是深化对防范、化解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风险是政府份内事的认识。
五是深化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独立企业法人地位的认识，充分尊重其经营自主权，不干预其贷款投放的具体操作。
六是配好省级管理机构和县级联社领导班子，尤其要选准“一把手”。试点方案明确规定，试点地区可“成立省级联社或其他形式的省级管理机构，在省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具体承担对辖内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同时，赋予省级管理机构独立管理权，支持其充分尊重民意、严格按照上述原则，慎重选配县级联社领导班子。
七是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构建新的产权关系，并根据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把农信社真正办成有着科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市场主导型企业法人，增强其规避不合理行政干预的能力，从根本上防止省级以下政府将财政风险转嫁给农信社。
八是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打击逃废金融机构债务行为，切实解决胜诉案件执行难问题。地方政府应以大局为重，以营造诚信的市场环境为己任，不能以个别企业的所谓“稳定”为由，破坏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既定的游戏规则。
改革方案存在缺陷：模式与配套措施
尽管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方案已经尘埃落定，并且已在部分省市正式启动，但是改革仍然还有很多缺陷。我们认为主要在改革的模式及其与之配套措施。
首先，改革的模式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何有效地深化我国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依然是当前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向，理论上有三种典型的思路：一是坚持合作制；二是实行股份制改造；三是办成股份合作制农村金融企业。此外，理论界还一度流行“再国有化说”，即将农村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再合并。
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推动下，农村信用社领域进行了三种模式的试点：原有农村信用社框架内的重组模式，即2000～2001年进行的以县为单位统一法人、组建省联社为标志的江苏模式；股份制模式，即2001年在信用社基础上改组成立的常熟、张家港、江阴三市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模式，即2003年4月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组的浙江鄞州农村合作银行试点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村金融与投资研究中心何广文指出，现有三种试点模式各自仍有不同的问题。实行县一级法人体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仍然沿袭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原有产权结构。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是依靠政府的隐形担保而生存，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实施的监管，现实地演变成为一种行政干预，农村信用合作社基本上蜕变成准国有银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主导下的对作为“准国有”组织的农村信用社的改组，实际上仅是准国有组织内部的改组。这种结构内的修修补补，不是一种有利于产权明晰的重组过程，也不是一种把现行农村信用社进一步推进规范化的合作制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没有完成对农村信用社准国有金融机构性质的改变。因此，向县一级法人的过渡，只能算是一种次优选择。
苏南三市农村信用社，改制为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强化约束机制和增进绩效等方面的制度绩效明显，但是也有一定缺陷。因为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股份制改造，在传统农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将产生农村金融抑制，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和农村中小型企业，在信贷的效益选择机制面前，必然受到歧视，金融支持不足。同时这种模式并没有解决农村信用社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多元目标的冲突问题，中央要支农，地方要发展，监管部门要防范风险，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要生存。这些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难以保持一致，缺乏单一经营目标造成农村信用社经营思维混乱和经营者的机会主义问题。在这种多重目标的冲突中，地方政府常常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地方利益，同时向农村信用社转移成本，然后是农村信用社通过问题暴露把成本汇总，形成不良资产和经营亏损，再把这个风险包袱转移给中央，中央监管当局通过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或某种形式的补贴化解农村信用社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改制成本。
有的学者认为，对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合作制模式，尽管能够实现追求一定盈利和为社员服务并举，对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是一种可行的金融制度安排，但是实行股份合作制后，由于自然人股东众多，股权分散，他们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所有权难以体现，这表明农村信用社所有者缺位的旧病仍不能有效避免。
南京农业大学财政金融研究所褚保金指出，从江苏省的实践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未得到实质性解决，由此便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与此相关的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目前的产权安排不能有效解决所有人缺位和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治理结构的有效运行受到质疑，“三会制度”难保不会重蹈覆辙，无论信用社经营状况如何，社员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不会对自身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另外这种产权制度的安排，容易导致内部人控制。也不存在为社员服务的内在动力，通过外部监管来推动支农目标的实现其监管成本可能较高。
其次，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措施。
目前国家推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只是一个目标有限的试点。首先从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来看，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如银监会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有着较高的资本金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而由于过去许多农村信用合作社承担了过重的农业政策性负担，没有外界的支持，自身难以改造。目前，央行已表态，将利用发放专项再贷款或专项中央银行票据等方式帮助试点地区农信社化解部分历史包袱。同时，地方财政也应尽快制定出另外50％存量不良资产的“埋单办法”；再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划归省政府管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配套措施，也很难实施到位。譬如没有农业保险、农村存款保险机制，一旦发生大面积的系统风险，地方政府很难承担救助责任。其次，即使方案得到实施，要想达到最终期望的目的，也还有进一步改良的余地。
如方案重点解决了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但问题的实质是如何使改制后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真正有积极性按商业条件运作，为此需要尽量减少政府的股权，积极引入多元化负责的股东，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基本决策权交还给所有者、董事会和由其任命的管理层。再如，如何保证股份合作制银行为了盈利，将资金运作非农化？将来有无必要更进一步下降管理层次，建立地市级管理的农业合作制银行以更好地满足基层农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另外，我国目前尚未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相关法律。取而代之以中国人民银行制度并负责实施的一些规定，以及各级信用社参照中国人民银行拟订的范本制订的章程，而这些规定和章程的法律效力比较低。按照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法律在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功能是为市场交易提供了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使参与交易的各经济主体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具体到农村信用社，若法律机制不健全，则可能导致信用社内部的交易规则、信用社和人民银行、地方政府的交易规则不规范，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因而有必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违规行为给予必要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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