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与脱域——学校空间管理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学校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06)04—0023—03
一、空间认识范式的转变
空间是人类作为行动者的活动场所，为社会互动提供各种场景。起初，人类对于空间的认识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认为空间是由自然、建筑、地景等组成的物质存在。但是随着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人类对于空间的认识开始发生了转变。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性场所，也不仅仅是空空灵灵的心灵栖息地，“它是连续的和一系列操作的结果，因而不能降格成为某种简单的物体……它本身是过去行为的结果，社会空间允许某些行为发生，暗示另一些行为，但同时禁止其他一些行为。”（亨利·列斐伏尔，1974）此时，空间的社会性被凸显了出来。空间是由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具有社会意味的。
因此，对于空间的分析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第一层面是具体的层面，即物质空间层面，它体现的是空间的物质性，包括组成空间的地景、建筑及其布局等等。第二层面是抽象的层面，即社会空间层面，体现的是空间的社会性、实践性，它包括空间位置的划分以及在空间划分关系中行动者的社会互动。空间在此有了两种功用，其一是作为互动场景的物质区域，其二是空间将社会互动集中起来并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空间社会性的提出使我们意识到在社会的进程中，不断改变的不仅仅是自然，更是相对于自然这个最大的物质空间之上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在同一时间内由人们实践并由社会创造的空间，是行动者实践习惯的集合体。社会空间不再像物质空间一样，僵直地孤立于社会境脉之外，而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承载体，是规范和政治性力量的建构物。社会空间不再是“客观”的和“纯净”的。“在场”不仅仅意味着存在于空间中的一点，更意味着参与到空间所蕴含的社会互动的网络之中。空间为社会互动提供了场景，反过来，活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情境性的重要因素。空间的构成取决于处在与周围世界物质性质的关系之中的身体及其流动与沟通的网络。行动者经常不断地运用场景来构成日常的社会行动。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空间的形成是和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自然时间中，以日出日落来标定人们的活动轨迹，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时间是与空间重叠的，可以说，没有空间标识（空间的位置移动），时间也就失去了自身衡量的尺度，时间总是和事件发生的场所相联系，并且经常呈现出不精确与变动性的特征。但是，机械钟的出现并广泛使用，使得这种时空紧密结合的状态被生硬地撕扯开。钟表使得时间的精确统一与定位成为可能。这种统一性的精确定位时间维度借助历法在全世界范围标准化，于是时间彻底地从空间中分离了出来。时间的虚化（empty）直接带来的是空间的虚化。空间在与时间分道扬镳的同时也将自己从场所中分离。在前现代社会中，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是“在场”的地方性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空间和事件发生的场所重合。在现代社会，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变得不再必要也不再重要，通讯的发达使得互动的行动者的“缺场”变得不再成为问题，具体在场的东西已经不再是构建社会空间的必要的主导因素，社会空间的建构被笼罩上了巨大的帷幕，各种不在场的力量得以介入其中，不断堆砌的“限制”使得社会空间不再提供“体验的真实性”。于是生命时间在这样的社会空间中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形式与社会利益。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划分使时间臣服于经济之下，在政治空间中，由于威胁其既有的权力关系，时间也被不断掩盖和抹除。时间在现代的社会空间中被遮蔽了起来。在社会空间中，社会关系不断得到生产与再生产，并赋予这种关系的生产以合适的“外衣”和场所。与此同时，社会空间在各种社会力量争夺、规划中不断得以模塑铸造。
二、学校：一种社会空间形式
教育是存在于社会境脉之中的活动形式。现代教育的场所——学校，作为社会组织，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空间形式。当围墙、校舍、讲台、桌椅从天空、田野、乡村等自然环境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具有单独功能的活动场所的时候，学校就成为了一个具有边界的空间建构形态，并通过使受教育者脱离原有的时间脉络和空间位置来实现其教育功能。在物质层面上，学校空间是由校园、教室、走廊等建筑及其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所组成的，但这仅仅是学校空间标示的一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学校的空间是通过对于空间内的行动者的身体姿态与定位、声音的腔调以及行为的偏好标示出来的。学校的围墙作为物理边界，把校园生活明确地与校外生活截然分开，同时，在学校空间中，学生有着不同于校外生活的互动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又构成了另一个层面的“边界”，在社会空间领域中将学校空间与非教育空间区别开来。学校成为一个独特的空间，也正是通过对于空间的管理，学校中的活动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学校作为一个有着封闭性质的制度化的空间，通过以一种严格的例行化方式来维持社会空间的存在。在学校的管理上，通过对学生的时间加以控制（比如：课程表的时间安排）来将学生集中于同一场所中，并通过空间的区隔（比如：教室的划分、座位的安排）来控制学生的空间位置，这些控制方式都体现出“总体性制度”下的规范性调控。在固定时间内，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该的位置”。在中小学的课堂上，教师很少点名，因为教师走入教室，就可以看到学生是否到齐，如果有人缺席，缺席者为何人。这种例行化互动得以进行下去的原因主要在于，在课堂上，教师们预期他们会坐在指定的位置上。通过空间的控制，例行化的管理方式得以进行下去，并且使得各项教育任务的安排和调配高效、顺利的开展。因此可以说，空间不但是教育活动的场景，也是教育管理的手段。
三、区隔：学校空间的管理方式
在学校的空间中，通过物理层面被区隔成若干小空间，区域化确定着不同的情境，即不同的空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有着不同的功用，也存在着不同的行为规范。同时，行为的规范也可以在空间中找到其对应物。比如：教室是师生教学活动的场所，宿舍是学生休息的场所，办公室是教师工作的场所，“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干什么”是对空间中的行为者的一项最为基本的要求。空间的区域化建构为前台和后台的划分提供了一个相互分离的关系。著名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将行动者的互动空间分成了“前台”和“后台”两个区域，在不同的空间中，行动者有着不同的角色行为[1]。
（一）教室：师生的公共前台
学校空间中，存在着前台空间与后台空间的划分。其中对于师生而言，教室是两者共同的前台。因为在教室中，教师和学生都恪守着角色规范，不敢越矩。但在这共同的前台中，也存在着空间的区隔，即讲台和学生座位。两部分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均衡的，其中讲台是教室中的焦点位置，讲台以黑板为背景，成为了教室中的视觉中心。教室中，讲台的位置保证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师的位置集中了所有学生的注意力，而教师的注意力通过讲台与座位之间的空间关系分配给大部分的学生。同时，在一般的教室中，讲台是通常比学生的座位高出15—20厘米，讲台的空间安排，是确保教师权威的必要条件，也是课堂纪律在空间上的得以保证的基础。因为讲台的“居高临下”的设置使得下面的学生的一切活动，教师都可以尽收眼底，所以作为教师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课堂中，教师的活动范围一般是不脱离讲台的。在这样的监控之下，教学秩序得以在教师的操控下顺利进行。
学生的座位可以说是在教师中学生所拥有的一小块空间，学生座位的不同安排方式会反映不同的课堂纪律的秩序控制方式，这种物理空间安排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了纪律空间的差异。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校学生的座位仍然是传统的“秧田式”安排模式，使得学生的活动范围相当有限，前后排的接触必须有诸如回头等的身体移动，这样的身体移动恰恰是很容易被教师发现并不符合课堂行为规范的，因此可以看出，学生的空间在教室中是没有隐蔽性而言的。教室，作为教师与学生的公共前台空间，保证了课堂互动是以师生互动为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是在教师的监控下进行的。
（二）办公室：教师的后台
教室作为师生的共同的前台存在的一大特点，就是师生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彼此都看得见，这意味着需要在学校空间内设置后台区域，给教师和学生暂时脱离角色的行为规范的空间。教师和学生可以借遁入“后台”来缓冲紧张的状态，以松弛一下他们自己周围的限定之辔。后台允许一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很容易被视为是亲昵和不尊重在场他人与区域的象征，而前台区域的行为则是不允许有这种不符合角色的行为的。
办公室是教师的后台区域，一般是教师的专属空间，学生不能进入。在办公室中，男教师嘴里叼着香烟，女教师议论家长里短；相互讨论一些与教学无关的话题；甚至有的教师在办公室用一些并不符合教师角色的言语来描述学生的行为。这些都是在教室的前台区域内不可能发生的也不符合教师角色的行为。
前后台的划分就在空间上把群体分为了“局内人”与“局外人”。在办公室，教师是局内人，而学生是局外人。当办公室的后台区域偶尔会被“局外人”的擅自闯入而打破，比如当学生在没有敲门等预警的情况下，进入教师的后台区域的时候，有时教师们会很自然的收敛起不符合角色的行为来维持前台的形象。但是由于教师相对于学生而言所具有的地位上的优势，这种“印象管理”并不是经常发生。
对于学生而言，办公室是一个特别的空间，不同的学生对于教师办公室的态度是具有很大差别的。能够自愿并经常出入教师办公室的一般是学生群体中的固定的一部分，通常是学生干部或者是课代表，能够自由进出老师的办公室成为这些学生一种身份的象征，代表着师生关系的紧密联结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对于普通学生而言，办公室是一个不太情愿进入的空间，因为在办公室内普通学生经常接受的“待遇”是责备和训斥。
办公室有时也从教师后台变为师生关系的前台。在教室这个例行化行为的空间内，一旦教师的权威受到意外的“挑战”，而场面又难以控制的时候，“课下解决”是教师常用的手段。将“战场”从教室转移到办公室被教师公认为是对于“突发事件”的明确的处理方式。教师把很多课堂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转移到办公室来，是因为在办公室教师可以结成“阵线同盟”，联手来对付那些在课堂上比较棘手的学生。学生在教师的“群起攻之”的“教训”之下，常常被迫承认“错误”，结果往往是教师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空间的区隔使得教师在办公室占有大量的资源，教室的教师权威得以延展到办公室之中，并因此改变师生互动的力量配比。
（三）教室、校园、走廊：狭小时间内的学生的后台
对于学生来说，后台的存在是和时间紧密相连的。学生没有固定的后台区域，可以说学校没有一个只供学生卸下角色“包袱”的空间存在。学生的后台只存在于不同课节之间的狭小的时间边界地带。在某一固定的时间段内，学生可以在后台自由的活动身体，可以改变说话的腔调，可以不必生活在教师的目光的监视之下。后台是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的主要发生的场所。虽然这些后台的形成只是在一个狭小的时间段内，但是仍然可以松弛学生在教室中紧绷的神经。那时候他们的行为角色不再是学生，而是孩子。
目前，在中小学中，很多的情况下学生的后台逐渐被侵占，而不得不转变为学生的前台。这样的转变有很多手段，首先，对于学生后台时间的侵占。由于学生不像教室，有专属于自己的后台区域，所以，只要教师不宣布下课，学生只能在前台继续“表演”。可以说学生的后台空间的形成是由教师所掌控的。有的教师由于课堂的教学任务没有完成，不得不挤占学生的下课时间，有的教师却是把拖延下课作为一种对于学生没有在前台履行好自己角色的惩罚手段。大部分学生认为令他们满意的教师的其中一条标准就是“不拖堂”，可见，后台对于学生的重要和学生对于后台空间被挤占的不满与不情愿。
其次，是对于学生后台行为的限制。之所以说后台是一个可以卸下“面具”的空间，是因为后台的行为不受角色规范的限制，相对而言是比较随意的。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学生在后台却受到学校规范诸多限制。比如很多学校都规定，下课不得在走廊大声喧哗，不得进入不属于自己的班级，不得追逐和打闹。甚至有的教师还规定自己班级的学生在下课的时间不得进行剧烈的活动，以免影响下堂课的注意力。这些虽然没有在物理空间上缩小学生的后台空间，但是在社会空间的层面，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属于这个时间段（下课）的规范的限制，学生的后台空间也是在无形中被不断的缩小，不断的被挤占了。
四、脱域：学校与非教育空间的关联
通过对于学校空间的区隔化的内部安排，学校建构制度化的空间。在学校空间与“非教育”空间的关系上，学校通过脱域化，实现与更大的社会空间的联结。现代学校传承着“人类”的知识，这种知识已经完全脱离了地方化色彩，成为抽象的象征符号。当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将社会关系从即时的背景中抽离出来的时候，现代学校就扮演着将行动者与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实行整合的角色[2]。
现代学校依靠专家系统得以产生，而又以其独特的空间构建方式助长了“专家系统”社会的发展。专家系统，吉登斯（Anthory Giddens）将其定义为“技术职能或职业化的专家评判体系，它组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广大区域。”融合了专家知识的庞大系统无孔不入地渗透了我们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专家知识被作为现代生活的推动力之时，也就被权力交织成的罗网所笼罩。“知识就是力量”成了最震撼的警示和“催人奋进”的音符，不断推动着现代学校空间的构建[3]。在这样的空间中，不但时间被悬置了起来，空间也进一步和场所脱离，学生学习的是无情境化的抽象符号，当下发生的实践并没在文字符号系统中产生多少共鸣。学校被分离到由地方性知识支撑的社会之外，抽象知识、评分、考试形成了鲜明的学制规则和学究等级，也成就了一批批的被社会空间精准刻画的公民，使其脱离了社区共同体的同时，也被纳入到一种体现公民身份的社会体制当中。
同时学校空间在社会境脉上发挥其特有作用。学校空间的建构规范也深入到每个个人和组织的角落，基本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无一不可量化的世界中，我们用劳动时数、最优等、百分率、代价等来衡量我们的周遭，甚至当人的智力也被标定上分数也觉得自然而然。
通过内部的区隔化，学校空间确立自身训诫规则的空间构建，又通过与场景脱离，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地方社会的情境色彩，并与现代社会的“专家系统”整合，使学校空间与整体的社会空间的构建相融合并相互促进。
〔收稿日期〕2006—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