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甲骨“重三月”不是“闰三月”——兼说《周书#183;武成》“来三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论文,周书论文,武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1997年8 月下旬，日本天文学者成家彻郎先生来华进行学术交流。他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作了《中国年代学》之讲演，着重探讨了有关武王伐商的年代问题。由于内容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密切的关系，自然引起与会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成家彻郎先生在探讨武王伐商年代时， 主要依据了三条材料：（1）《利簋》铭文：“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昏）夙有商……”；（2 ）《周书·武成》（《汉书·律历志》引）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3 ）《国语·周语下》记：“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成家彻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殷周时代实行的是“大火历”。他指出，所谓“大火历”，就是按照大火（天蝎α星）和太阳两者的位置关系而制定的历法。日没时，在东方地平线上初见大火（天蝎α星）的这一天即为岁首，包括这一天的太阴月就是正月。“大火历”正月所相当的西历，因岁差而推移不定，经天文计算知道，公元前1000年前，大火历3月在西历5月13日至7月12 日之间（注：成家彻郎：《武王克商年代》，《中国年代学论集》第7页。）。 依据上述三条材料，并对照“大火历”，他推断武王伐商应在公元前1118年8月6日（注：成家彻郎：《西周初期青铜器“利簋”铭文解释》，《中国年代学论集》第13页。）。
上述材料中，《利簋》铭文中“武王征商，惟甲子朝”是明确的，但对“岁鼎”一词，目前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国语·周语下》记“昔武王伐纣，岁在鹑火”，应是后人追述，学术界对此早有异议。有关这两条材料应如何看待，本文暂且不论。这里着重讨论《周书·武成》中“粤若来三月”这条材料。
成家彻郎先生推断武王伐商时间是在公元前1118年8月6日。他说：“除日期明显超出‘3月’的范围外，符合其他所有的天象条件。 为什么会有误差呢？我反复思考终于发现这一年正月至3 月（大火历）之间可能有一次闰月。如果这一次闰月属实，公元前1118年8月6日，就与史料记载的武王克商这一天的日期、天象完全吻合。”（注：成家彻郎：《武王克商年代》，《中国年代学论集》第9页。 ）他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思考，我才想起了一条材料……即周原甲骨文的有关记载，……这片甲骨文中的‘三月’之下有重复符号。如果我们把这个符号理解为‘月’字重复，文理显然不通。……我认为此处的重复符号与前文《周书·武成》中的‘粤若来三月’的‘来’字用法相近，意思相同，表示‘三月’的重复，‘又一个三月’或‘后一个三月’，即‘闰三月’之意。因为当时没有‘闰’字，所以不得不用‘重复记号’或‘来’字表示‘第二次’，‘又一个’或‘复’的意思。”“如果上述我的推测无误，我们则可以断言武王克商这一年有‘闰三月’的存在。”（注：成家彻郎：《武王克商年代》，《中国年代学论集》第7页。）
由此看来，武王克商之年是否存在“闰三月”，就成为讨论问题的关键。
二、周原甲骨“重三月”不是“闰三月”
周原甲骨中“重三月”的材料，见于周原甲骨H11∶2（图一），今隶释如下：
自三月至
（于）三月=，唯
五月甶尚。
这是一片十分重要的周原甲骨，甲骨学家都十分关注。由于第二行“月”下有一重复符号“=”，故学者都将第二行中的“三月=”释为“重三月”。尽管这一称呼并不十分合适，但因已成习惯，本文仍沿用之。对此“三月=”的理解，学者们已发表过不少意见。 有的认为：“这片甲文中的‘重三月’绝不是四月的笔误，应当为后三月，即闰月”。有的认为：“本片之‘三月=’，乃是第二个三月之标志， 明此三月为闰三月，不当读作‘月唯’。”也有的认为：“这里的‘三月至于三月’，当指闰月，是研究当时历法的重要资料。”（注：转引自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尽管各家言辞不一，但将“重三月”视为“闰三月”则是共同的。由此看来，成家彻郎先生将“重三月”视为“闰三月”，可能是受了中国学者的影响。
但平心而论，将“重三月”视为“闰三月”，却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坚实的根据。从文法结构上看，因第二行“三月”之下确有一个重复符号“=”，如果将此符号仅仅看作是“月”字的重复， 文理明显不通。因此，这个重复符号应当看作是“三月”的重复，即“重三月”，或称“第二个三月”、“另一个三月”。从逻辑上讲，此“重三月”可以有两种解释：（1）指当年的第二个三月，即“闰三月”；（2）为来年的三月，即第二年的三月。究竟哪种解释正确，应当从全句的整体结构去考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卜辞云：“自三月至于三月=，唯五月甶尚。 ”此辞句中“甶”、“尚”二字需要作些解释。“甶”，《集韻》释为：“方未切，音沸，义同。”“尚”则可假借为“上”，《诗·魏风》中有“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注曰：“上犹尚也”；《尚书·序》也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书，故曰尚书”。因此，“甶尚”意为“沸上”。“沸”有“涌出”、“沸腾”之义，故“沸上”意为“涌出之上”。古人占卜之结果一般分上、中、下三种，此言“沸上”意为“最好”之意。故卜辞全句之意思是：自三月至于三月=，唯五月最好。 这是周王为某事选择时间而进行的一次占卜活动，“自三月至于三月=”， 是占卜某事行动而欲选择的时间范围；“唯五月甶尚”是卜问某事行动所选择时间的结果。该句的前面部分和后面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如果将“重三月”视为“闰三月”，那“五月”则明显排斥在“自三月至于三月”之外，“结果”与“选择范围”也就毫无联系了。但如果将“重三月”视为第二年的三月，那么“五月”恰恰包含在“自三月至于三月”之中，“结果”与“选择范围”构成了一个整体。至此，全句的意思非常明白：从今年三月至明年三月，唯今年五月甶尚（最好）。因此，第二行中的“重三月”，应是表示来年的三月，而不是当年的“闰三月”。
殷周时代，先民预卜事物之时间跨度，超过一年者已有其例。例如《合集》20843之卜辞云：“
，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 在六月。”该辞中的“五百四旬七日”是547个整日， 加上卜日的半日（不足一日）共547.5日，这正是回归年一年半的天数。由此可见， 殷代先民已经对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进行预卜，那么周代先民对长达一年的时间进行预卜，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周书·武成》“来三月”乃“来二月”之误
《汉书·律历志》所引《周书·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又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
成家彻郎先生在引用《周书·武成》时，认为“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这段文字并不可靠，故弃而不用，而只引用了“粤若来三月”这段文字。关于《周书·武成》的真伪，史学界一直存有争议。但今有《利簋》铭文以证实，应为可信。一些学者则根据《周书·武成》的记载，排出了武王伐商的行程日历，这说明《武成》的材料前后连贯。
根据《周书·武成》所载日历来推算，从“一月壬辰旁死霸”到“粤若来三月既死霸”之间相距为27天，到“粤五日甲子”之间相距则为31天（不含壬辰、甲子）。尽管目前学术界对“既死霸”、“旁死霸”之类的月相辞语有不同的解释，但从“一月壬辰旁死霸”，经过27天，只能到二月，决不会到三月。因此，这里的“来三月”应是“来二月”之误。对此，赵光贤先生曾作过纠正，此不赘述（注：赵光贤：《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文史知识》1990年第8期第75～76页。）。
其次，从文字学上考虑，“来三月”之“来”决无“重复”之义。“来”字有“到”与“未来”、“将来”等含义。《周书·武成》中的“粤若来三月”应为“粤若到三月”。这类情况在古籍中常见，如《尚书·召诰》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此文中“乙未”属二月，“丙午”属三月，而“乙未”至“丙午”之间仅相距11天。故《召诰》篇中的“来三月”，只能是紧接二月之后的“三月”，而不可能是“闰三月”。“来”字没有“重复”之义，由此昭然可证。
四、西周是年终置闰
对周原甲骨卜辞中“重三月”和《周书·武成》所记“来三月”的解释，实际上关系到对西周历法如何认识的问题。在我国殷周时代，实行阴阳合历。由于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每年相差近11天，故一般过三年就得在太阴年中加一个月，称之为“闰月”，以求得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的相对平衡。周代历法中的闰月是如何安排的，一直是周史研究中的未解之谜。唐人孔颖达在注《尚书·武成》时，就安排了一个“闰二月”；如今成家彻郎先生则在讨论《周书·武成》时，又得出了一个“闰三月”。可见，西周历法中闰月如何设置，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据目前所知，西周时代应是“年终置闰”，即将“闰月”放在每年之末尾，称为“十三月”，这在西周金文中是有根据的。
卣、尊铭曰：“唯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这两件铜器属西周早期，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
中方鼎铭曰：“佳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
……。”此鼎乃北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于安州孝感县所出，属西周早期。
小臣静卣铭曰：“佳十又三月，王客
京，小臣静即事……”。此铭只见摹本，未见器物和拓片。郭沫若先生曾再三考虑，认为不伪，并考定为穆王时代之器（注：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56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臤尊铭曰：“佳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臤从师雝父戍于古师之年……”。此器属西周中期，现藏于上海市博物馆。
牧簋铭曰：“佳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王在周……”。此器属西周中期，为京兆范巽之旧藏。
以上六器分属于西周早期和中期，其铭文是西周“年终置闰”的证据。“年终置闰”是观象授时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先民对于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关系的粗浅认识和初步调整。但由于“年终置闰”难以准确地反映月份与节气之关系，故后来被“年中置闰”所取代。“年中置闰”（这里是指科学意义上的“年中置闰”）则是与推步历法相联系的，是推步历法阶段的产物。推步历法的主要功能是预告朔日。此时，已知道在19个阴历年中插入7个闰月，这样便和19个阳历年的天数基本相等， 这就是“十九年七闰法”。推步历法时期闰月的设置，不再置于年末，而是根据节气变化而定，使月份与节气安排更为合理。这是推步历法时期重大的科技成就。
据目前所知，在春秋时期，鲁国已率先实行推步历法。这在《春秋·左传》的记载中有所反映，如僖公二十二年记：“冬，十一月己巳朔，……丙子”，这种纪日方式即是推步历法的反映，它与前面的“既生霸丁卯”之纪日方式已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此时，有的诸侯国仍然是“年终置闰”，如《鄀公
鼎》铭文云：“佳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蠚鄀公乍蠚鼎……”。该器属春秋早期，但铭文中的“十又四月”令人费解。我们不妨作两种推测：（1 ）“十又四月”可能是“十又三月”之误；（2）鄀国实行的太阴历尚不够完善，故需要设置“十四月”，以调整太阴历与太阳历之间的关系。但不管作哪种推测，它都是春秋早期鄀国实行“年终置闰”的证据。
我国历法由观象授时发展到推步历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转变、交替的时间大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而到战国时代，推步历法已基本上普遍实行。周原甲骨卜辞中“重三月”和《周书·武成》所记“来三月”，都是西周早期的历日记载，故“重三月”和“来三月”均不可能是“闰三月”。
五、结语
武王伐商的年代是殷周年代的分界线，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关键年代之一。对于该年代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目前，众多的中国学者正在通力合作，联合攻关，相信不久即会得出适当的结论。武王伐商年代的探讨，要求对西周历法有正确的认识。如果将周原甲骨卜辞中“重三月”和《周书·武成》所记“来三月”视为“闰三月”，并以此作为探求武王伐商年代的根据，其结论就会失准了。
附记：成家彻郎先生在引证《汉书·律历志》“武成”时，称《尚书·武成》，本文为真实于原文，称为《周书·武成》，实质是一样的。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