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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1)02-0133-05
一、教育理想：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书院之名不始于宋，书院具有的教学功能也不始于宋，但书院兼具教学与研究之功能、讲明义理之精神以及开放自由之学风，进而成为知识分子寄托理想的阵地，却是在宋代奠定的。宋代书院与理学，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理学在书院的传播，始于孙复、石介、周敦颐。孙复、石介创泰山书院和徂徕书院招徒授业、讲习儒学，开理学于书院教育之先。作为理学的开山之师，周敦颐“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1]其所创之濂溪书堂既是他终老之地，也是他讲学会友之所，朱熹《江州濂溪书堂记》一文在阐述理学道统的同时对周氏借书院传播理学给予高度评价。二程创伊皋书院宣扬理学，继周敦颐开创了书院传习理学的先河。
不过，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是在南宋完成的。与北宋理学家不太关注书院的情形不同，南宋理学家们大多有着很深的书院情结，深切地认识到了书院与理学的内在联系，《宋元学案》载：“文靖(杨时)曰：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若庸亦曰：创书院而不讲明此道，与无书院等。”理学家情系书院，以朱熹为甚。据方彦寿《朱熹书院与门人考》，与朱熹有关的书院达67所之多，其中朱熹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曾经讲学而后人创建的21所，撰记题诗的7所，题词题额的6所。[2]朱熹重要的理学著作，皆完成于其创建的书院。以淳熙六年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为代表的一些旧书院的兴复，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也标志着理学家掀开了书院运动的序幕。据统计，南宋书院总数为442所，是北宋的6倍；而在南宋书院中，淳熙年后的书院达402所。[3]单纯以书院数字的多寡来分析书院运动，可能并不适宜，但以此为参照来了解当时书院繁盛的概貌大致是可以的。朱熹和吕祖谦商订裁量《白鹿洞书院记》，“惟恐一语之差，将变秀才为学究，而随缘说法，应病与药，”开出了“挹先儒淳固质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于以寻关洛之绪言”的方子，无疑反映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以书院为讲习阵地的自觉意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其强烈的道德性格与根本的淑世精神，明确标举理学精神，成为南宋书院学规及新教育理念的代表，为书院教育树立了可资效仿的典范。如阳枋任北岩书院堂长时，“学规一仍白鹿，士之信从者众”[4]；朱熹的学生更是效仿有加，如其学生陈宓“创延平书院，悉仿白鹿洞之规”[5]，陈文蔚《克斋揭示》一文后的按语无疑是《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典范的最好诠释：“近世学规，朱先生揭之于白鹿书院者已尽之矣。今掇其绪余以告来学之朋友，使知立身之大节，修为之次第。”[6]从学规这种作为书院精神具体化的展现中，不难看出南宋书院教育的高潮。
南宋理学，学派别立，全祖望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又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不仅学理“归宿于圣人则一”，就书院与理学一体化进程上，三家亦并无二致。每一学派都创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以自身学术思想为灵魂的书院，如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创武夷精舍和考亭书院，陆九渊在应天山精舍和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在丽泽书院主讲。理学家以书院为基地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促进了书院的繁盛。正如邓洪波先生所言，理学家抛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此世之所谓书院是理学的基地，理学是书院的精神。
这是我们考察宋代语录体的前提背景。
二、宋代语录体：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
“语录”一辞，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上》：“《宋齐语录》十卷孔思尚撰”，指对自己或他人言语的记录，多源于古代的教学活动。由孔子后学记录整理的孔子教学实录《论语》是现存最早的语录体著作。班固《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张子开分析，语录体的特征有四：编纂之时，言谈主体人物已然故去；所“述”主体为教学内容，多用问答体和口语；既有当时实录，也有后代追记；流传于民间，属于私家著述。[7]“《论语》是私家著述的最早的一部书。”[8]先秦其他诸子著作中，《墨子》也属于语录体。或云《孟子》、《庄子》等诸子散文皆为语录体，且认为《尚书》、《战国策》、《国语》等先秦史书以记言为主，主张“语录体是我国散文早期发展的主要形式”[9]。这种观点并没有认清语录体乃教学活动记录这一本质特点。
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在编纂语录体的过程中，理学大师是受到了禅宗大师“语录”体的影响。如朱自清认为语录体发轫于唐代佛教界：“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10]而梁启超亦云：“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11]诚然，这两派“语录”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尤其在它们的表达风格和对口语化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上。而大多数理学家，也几乎毫无例外地研究过禅宗佛教，因而毫无疑问熟悉禅宗语录。但正如贾德纳(Daniel K.Gardner)《宋代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关于“语录”体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所云：“最近的研究表明，一方面，禅宗佛教徒们确实可能早新儒家(似乎是比理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大约一百年就已采用‘语录’形式，但另一方面，这种体例直到11世纪、12世纪，也就是说，直到它在新儒家之间流行开来时，才开始在禅师自身圈子内发达起来。如此说来，一种学派对另一种学派的影响是不那么易于假定的。即便假定新儒家真的借用了禅宗佛教的‘语录’体，问题仍然在于：为什么他要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采用这种特殊的形式？……这种体例在11世纪、12世纪对新儒家到底施予一种什么样的独特魅力？”[12]贾氏此论在于标举“语录”作为一种迥异于经典注疏的思维模式与言说方式，此姑且不论。其对宋儒语录与禅宗语录的影响问题确也独具匠心。不过，学派学术之间的“反哺”现象并不难理解。关键的问题是，贾氏似乎忽略了11世纪、12世纪的南宋书院讲学的风行情形以及书院讲学与“语录”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宋人语录与先秦语录和禅宗语录一样，都是对教学活动的记录。南宋理学家往往以书院为基地弘扬其学说，弟子们就坐在他们的老师面前，并记录下老师与他们交谈的内容。宋人语录实乃书院师生两人面对问答言谈时被弟子记录下来的语言汇编。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道学”载：
其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自诡其学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为说曰“为生民立极，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然后号为贤者，则可以钓声名，致膴仕……[13]
这是反理学人士对理学家后继者的批评，措辞极为严厉，但我们可以看到，建书院传播理学已成为锐不可当的社会文化主流，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也演变成建书院、立祠堂、刊《四书》、辑语录这样一种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宋人语录体正是在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背景下产生，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
即便如此，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宋人语录体受到过先秦语录和禅宗语录的影响，如对《论语》体裁的沿袭，《朱熹语类》分为“理气”、“鬼神”、“性理”等若干部类，其结构显然是《论语》的翻版；又如对禅宗语录俚俗语言的效仿，姚鼐《复曹云路书》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书其师语，以俚俗谓之语录，宋世儒者弟子盖过而效之。”[14]事实上，俚俗之语言特色，也是宋代语录体招致诟病的症结之一。
宋人语录体，《宋史·艺文志》著录了“语录二卷(程颐与弟子问答)”、“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语录四十三卷(朱熹门人所记)”等，以及刘安世、谢良佐、张九成、尹惇、陆九渊等人的语录。比较突出而又编成了书的有《二程语录》、《朱子语录》、《南轩答问》和《象山语录》等。如《朱子语录》(又名《朱子语类》)，是朱熹书院讲学的分类汇编，由其门人编集而成。后经过蜀人李道传、李性传兄弟等翻刻于池州和饶州，称为“语录”、“续录”、“后录”。黄士毅又汇集各录，分类为《语类》，共138卷，刻于蜀。王佖再编《续语类》40卷，刻于徽州。最后由黎靖德于南宋咸淳六年(1270)，根据当时各地流传的三种《语录》和二种《语类》的刊本，相互参校，考其异同，补遗正误，削其重复，重新编定为《朱子语类》，共140卷。《朱子语类》既是研究朱熹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史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也是我们研究语录体这一文学体式和朱熹语录体散文成就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教育与文学的视角：宋代语录体的评价问题
理学家讲学书院，善于采取问答式和点悟式的教学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宏论，以俚俗白话的语言，讲经论道。作为书院制度的产物，宋代语录体内容上注重推阐性命、关涉义理，语言上讲求方言口语、鄙俚通俗。这也正是书院讲学的本色所在。《朱子语类》无疑代表了宋代语录体的高峰，也最能体现宋代理学家以浅易俚俗的语言来进行书院教学的特色。如朱熹论“性”：“论性，要先识得性是个什么物事。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今且以理言之，毕竟都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便是性。”[15]运用浅易俚俗之语透析深奥的哲理，见解精到，通俗易懂，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清儒朱泽沄云：“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及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16]
从教育角度言，宋代语录体作为书院教学的如实记录，寓深奥的义理于浅易俚俗的语言中，无疑是书院教学案例的成功标本。又如淳熙八年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就“君子小人就义利章”发论，“至其所以发明敷畅，则又恳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17]然宋季书院急功近利的学风，许多理学家已没有了前辈学者的学问功夫，唯先儒语录是习，罗大经云：“近时讲性理者，亦几于舍六经而观语录。甚者将程、朱语录而编之若策括、策套，此其于吾身心不知果何益乎！”[18]“括”乃总括、汇集之意，又称“帖括”、“括子”，“策括”当是抄录经史对策名篇、警段或相关的资料汇编，正如苏轼熙宁二年(1069)在《议学校贡举状》所说：“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辑时务，谓之策括……。”套类乃类书之一种，与括类似乎没有本质的区别，两者都是科举应考的产物，相当于备考强化手册。书院教育执守六经、崇尚学术，本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为为学之序，以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以达“希圣”、“希贤”为奋斗目标，却成为了策括类语录以应科举的工具，可见书院学风与当下世风的浇薄。语录的流行，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书院教育的偏离和学术精神的丧失。
就文学角度而言，宋代语录体作为一种文体形式，因其内容多涉性理和语言鄙俚凡俗，丧失对作品文学性的追求，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因而倍受非议与指责。宋季江湖派领袖刘克庄的批评最为尖锐，其在《跋竹溪诗》云：
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俱未免此病。[19]
刘氏诗宗晚唐，认为宋无诗之论抑或过之，但确实切中了宋季理学笼罩下的诗文积弊。刘氏在《跋吴帅卿杂著·恕斋诗存稿》又云：“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直接把理学家的诗与押韵语录等同起来，所批判的矛头是理学家诗之代表——“击壤派”。对此，钱钟书先生有明确的表述：“南宋诗人篇什往往‘以诗为道学’，道学家则好‘以语录、讲义押韵’成诗；尧夫《击壤》，蔚成风会。”[20]
说“理”是宋代语录体的重要特征，在诗歌上表现最普遍的是“理障”。清陈仅《竹林答问》载：“问：‘昔人论诗，谓不可堕入理障，然乎？’答：‘宋儒以诗为语录，则不可。’”“理障”本是佛家语，谓执著于文字而见理不真。诗歌中的“理障”，指过度说“理”破坏了诗歌的意境，妨碍了诗情的表达。中国古典诗歌自《诗经》始便奠定了重抒情、轻叙事的传统，本与说“理”尤其是所说之“理”乃“性理”之类的哲学命题相隔甚远，如运用失当，必将理障丛生，诗意全无。朱熹无愧文学素养最高的理学家，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亦历来颇受诗论家的好评，却也不免于此，如：“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继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其弟子兼女婿黄榦(勉斋)曰：“两篇(按：上篇为‘昆仑大无外’)皆是言阴阳，但前篇是说横看底，此篇是说直看底。……所谓直看者，是上自开辟以来，下至千万世之后，只是这个物事流行不息。”黄氏本意评朱熹说理之透悟，然横看直看，以诗“言阴阳”，到底与诗相去甚远。朱熹尚且如此，他如宋季理学家可想而知。“理障”是通向语录体的桥梁。如果用诗直说性理，无烘衬之趣，漫无余蕴，就成了有韵“语录”或“讲义”。[21]刘克庄上述所论，当有切肤之感。潘德舆更把刘氏之论推向极致，其《养一斋诗话》卷二云：“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潘氏所言抑或过之，但语录体在南宋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
逮及清代四库馆臣撰四库提要，“有韵语录”俨然成为了经典批评术语而被频频使用于作家诗文集的批判中。兹举几例：
此集所载诸篇皆明白畅达，不事拘束，亦无语录粗鄙之气。
——宋林之奇《拙斋文集》提要
文亦多媕雅可观，无宋末语录之俚词。
——宋姚勉《雪坡文集》提要
其末年亦颇欲附托于讲学，然其诗比属高雅，究非有韵语录之比也。
——宋吴芾《湖山集》提要
性夫，讲学之家，而其诗气韵清拔，以妍雅为宗，绝不似宋末有韵之语录。
——宋艾性夫《剩语》提要
盖学有本原，则词无鄙诞，较以语录为诗文者，固有蹈空征实之别也。
——宋王炎《双溪集》提要
这种以“语录”为界标的诗文评价准则同样被四库馆臣运用于元明清时期的诗文著作中，如：
然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尤讲学家之兼擅文章者也。
——元许谦《白云集》提要
驷宗陈淳之学，诗文多涉性理，略似语录之体。
——明刘驷《爱礼集》提要
多讲易之文，其说皆宗程朱，诗则有韵语录也。
——清王凤九《汇书》提要
严格地说，宋代语录体原本只是书院教学内容的如实记录，并非文学创作。宋季理学家魏了翁《隆州教授通直郎致仕谯君墓志铭》云：“论今士习之弊，不本之躬践，不求之经史，徒剿取伊洛间方言以用之科举之文。问文，则曰：先儒语录也。语录，一时门弟子所传抄，非文也。”[22]明代杨慎《陆韩论文》亦云：“近世以道学自诡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为文。其文不过抄宋人语录。”[23]或以语录为科举之门，或以语录掩道学寡陋，语录非文的观点都极为鲜明。然自刘克庄以“押韵语录”评当世理学家之吟咏(指击壤派)，语录体被视作理学家诗文的文体代表而被确定下来，而后又被清代四库馆臣作为经典批评术语广泛运用于历代诗文集的评价中，宋代语录体也因此模糊了其作为书院产物的历史面相。不过，作为宋代理学的衍生物，宋代语录体言必性理、言出俚俗的书写方式确乎给文学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从中恰也反映出宋代理学与文学之间不可逾越的隔膜，这在语录体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宋代语录体因其文学性的缺失而备受非议与指责，固然与理学家重道轻文、文以载道的文学思想息息相关，如程颐谓诗乃“闲言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然作为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宋代书院亦难逃其咎。
四、余论
宋代语录体因其缺乏对文学性的诉求不仅成为经典批评术语被运用于负面的诗文评中，而且也被作为后世文选家悬挂的负面标准，如清人庄仲方《南宋文苑》的选文标准之一即以语录为界标：“南宋说理文最为明达，虽北宋犹未及，惟近语录，无意为文者，皆不录。”[24]这里也明确指出了“语录”与文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宋代语录体多用方言口语、近乎白话的语言特色，承继了中国相沿已久的白话传统，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胡适《国学文学史》说道：“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作诗、作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作小说了。”[25]胡氏虽未明言“白话讲学”的具体所指，然按时间推算，当指理学家讲学于书院这一情形，也即宋代语录体的生成。宋以后的元戏、明清白话小说都隐约能看到宋代语录体的身影。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更改全国书院为学堂，书院之名废止，宋代语录体亦随之曲终奏雅。不过，对宋代语录体的研究，似乎远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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