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芳[1]2003年在《英国原工业化时期人口压力对乡村工业兴起的意义》文中研究指明一些西方学者在考察近代初期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人口经济现象时，提出了原工业化理论。他们对原工业化出现的诸多原因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认为产生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口压力。在他们看来，人口的增长需要从事家庭手工业，而家庭手工业反过来又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人与土地的关系被改变了。 本文讨论了原工业化理论的内涵，对人口压力与乡村工业的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认为以乡村工业的勃兴为标志的原工业化改变了英国人口的增长模式，同时也丰富了农村产业结构，提高了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释放出大量人口，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李仙娥[2]2005年在《工业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与政策选择》文中提出本文基于经济史、认知与制度的演化对工业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与政策选择进行了研究,就方法而言,是把理论、历史与经验结合在一起,关于工业化变迁史的比较研究;就目的而言,主要力图通过比较经济史的考察,从认知、制度变迁及政策选择上把握工业化变迁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认识工业化历程中不同国家曾面临的路径依赖及政策的选择机理,从而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依据。本文以分工演化为切入点和主线,阐述了工业化是专业化分工演化的结果,而专业化分工的演化受市场范围、制度安排、资源禀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演化方向是不确定的,演化路径具有多样性,对应着特定国家工业化发展轨迹各有不同。工业化变迁是一个路径依赖以及动态的过程,初始条件影响日后的发展,认知水平、制度的准备和政策的选择对工业化的发展是关键性的,能否形成有利于分工的制度安排,除了激励性制度设计外,要求在政策的选择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可预见的转变。在对专业化分工进行历史演进分析与理论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理论依据及其制度创新的路径与政策选择的方向。 本文共分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工业化演变的基本理论。对有关分工、专业化与工业化,制度、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信念、政府行为与政策等基本概念与相互关系给予了解释,在对有关工业化的基本理论进行回顾性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业化演变分析的基本理论脉络:即以分工、专业化为主线的工业化演进的逻辑展开,其中包括认知、制度与政策选择的演进等。 第二部分,工业化演变的世界史进程。从工业化兴起的世界史视角对工业化的演进过程做出历史分析与理论解释。一是以欧洲原工业化为起点,运用原工业化理论对原工业化兴起的条件和动力、原工业化下政府政策的选择与作用进行理论探讨,对原工业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关系给予了历史与逻辑上的解释,通过原工业化向工业化过渡中典型案例的研究,揭示了由原工业化到工业化的演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工业化的演进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成功的演化在于如何把自己的传统与任何可能的模仿与创新结合起来。二是在对工业革命的发生以及英国工业化的演变轨迹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寻工业革命为什么最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揭示了英国工业革命是多种因素良性互动下的结果。通过对光荣革命等重点历史事件的分析,解释了英国工业化进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在这一过程中,政策是国家行为、政府意识偏好的体现,经济思想、理念引导着政策的内容,众多私人的和国家的动机混合起来促使政策的实施
张志强[3]2014年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简论》文中研究表明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英国的乡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乡村工业的广泛发展之下使英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成长。本文在继承史学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英国为例，尝试性地考察了英国乡村工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本文从叁个方面展开论述，结构如下：第一部分：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原因。通过对中世纪晚期养羊业的分析，论述了它对乡村毛纺织业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4、15世纪城市的衰落及农业生产的进步都对乡村工业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加之市场及国家政策的影响使乡村毛纺织业在这一时期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第二部分：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工业的分布状况及生产方式。当时的乡村工业尤其是乡村毛纺织业分布在英格兰的西部诸郡、东盎格利亚和约克郡的西莱丁地区。以上叁个地区本文都有具体论述毛纺织业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加大了对其他工业部门的论述，如制铁业、皮革业等行业的发展，希望可以给读者一个全面的认识。该部分还具体的阐述了乡村工业的主要生产方式，在生产的过程中逐渐与资本主义产生了关系。第叁部分：英国乡村工业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在这一部分详细论述了乡村工业对农业的主要作用和英国乡村非农化和城市化，最终促使英国朝着现代化迈进。总之，乡村工业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英国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王元梅[4]2012年在《英国原工业化前期妇女家庭地位探析》文中指出16—17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也就是学者所谓的原工业化前期。转型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英国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英国妇女的命运沉浮。在原工业化前期的英国,家庭中两性之间劳动的分工,充分体现了妇女角色的“黄金时代”,即每一阶层的夫妻都是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都要同心协力地为家庭的福利作努力。尽管如此,男尊女卑的观念并未有多少改变。在这样一个男性居支配地位的社会所支持的正式婚姻形象中,妇女只是一个从属的伴侣。在实际生活中,有限的资料表明,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内的权力分配常常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夫妇俩个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主要仍是由丈夫来做出决定。本文通过社会各阶层妇女的劳动分工角色、妇女法律地位的虚无、妇女家庭私人生活角色的从属性这几方面,来探析英国妇女的家庭地位。这使我们感受到的是：近代早期的英国社会虽然露出了现代文明之光,但在家庭领域里,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和性别关系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实质性的改变。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角度,为我们探寻原工业化时期英国妇女的家庭地位,揭示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妇女在家庭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的探讨以期能尽自己微薄之力抛砖引玉。
雍正江[5]2014年在《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文中指出15—17世纪是英国从封建主义和农本经济向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期间农民福利问题突出。过渡时期,维系农民福利的哪些根本条件发生质的改变?造成何种负面影响?福利保障模式因此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这些既是引发本文写作的缘由,也是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国人对“福利”概念的理解有时较为狭隘,西方语境下的“福利”是一个内涵丰富、不断发展的理念。从一般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福利是指能使人们生活幸福的各种条件。土地和建立在土地上的劳动是中世纪农民福利的根本条件,这是本文立论的起点。土地、劳动和对劳动能力“失能者”的社会救助便构成了中世纪农民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本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中世纪英国农民土地保有权的稳定性及其收益问题。土地保有制度从以维兰保有制为主到以公簿持有制为主的转变反映了农民土地保有权不断改善的进程,也是农民福利得以不断增进的过程,这在农民的饮食、住房、服饰等方面都有体现；第二章主要探讨中世纪农民劳动的不稳定性即“自然性风险”的存在和社会救助问题。自然灾害、饥荒、疾病、瘟疫、老弱病残等自然因素都对农民的劳动能力造成损害,以教会、庄园、村社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救助体系担负起救助劳动能力“失能者”的主要责任；第叁章主要探讨社会转型下农民的社会流动问题。社会转型加快了农民的社会流动,这是农民福利风险由“自然性风险”向“社会性风险”演变的直接因素；第四章主要探讨过渡时期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的扩大问题。过渡时期,农民土地保有权失去稳定性,失地少地农民不断增加,从相对稳定的土地劳动者变成了不稳定的工资劳动者,这样维系农民福利的原有条件大多在消失,威胁农民福利的“社会性风险”日益加剧,大多表现为农民的失业、贫困、流浪等,社会问题十分严重；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性风险”下农民福利的再建问题。在过渡时期既存在传统意义上劳动能力“失能者”,更存在新的失地少地且劳动能力健全的"失业者",这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救助体系所能解决的问题。除通过济贫改革、经济调控等国家干预手段继续救助“失能者”外,以保障工资劳动,而不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来重建失地少地农民的福利,如海外移民、商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吸纳“失业者”就业等,成为新福利保障模式的主要内涵。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转型与农民的社会流动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根本动力；传统救助体系的不足与没落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直接推力；从济贫到济身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主要趋势；从社会与人的关系到国家与人的关系是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的本质属性。福利保障模式的成功转型成为促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因素。希望通过对过渡时期英国农民福利问题的研究,能对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民福利改进问题产生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荀晶[6]2008年在《不列颠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探讨》文中研究说明1.英国增长奇迹特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工业化生产方式逃避了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英国所创造的增长奇迹,实现了人口和人均收入同步增长。2.核心问题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元1000-1801年的801年间,英国如何实现GDP增长,采用何种方式逃避了马尔萨斯陷阱,以及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特点。3.核心研究方法本文使用的核心研究方法是目前世界经济学界和政府统计局通用的GDP核算方式: 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本文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研究,发现英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对非农产业的高度重视,通过对养羊业、毛纺织业等新产业的投入,使英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在高利润的产业上行走。4.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用量化数据说明和研究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特点,以及二者的区别。本文认为,在农业社会,GDP的增长主要由人口增长来推动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化不大,对GDP的贡献不大。这种增长方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率主要由土地的增长率来决定,当土地的增长率接近极限,必然影响人口的增长率。即土地增长率决定人口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决定经济增长率。人口和土地是农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两个核心的生产要素。所以说,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GDP的增长为核心的,人均GDP增长不大,人均GDP增长率很难突破2‰。本文认为,在工业社会,GDP的增长,主要是由人均GDP的增长来推动的,即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英国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就在于进行了产业调整,完成了工业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英国的经济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增长。
应巧燕, 史小珍, 范周龄[7]2016年在《欧洲城镇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空间布局不够合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城市功能严重不足,城镇发展模式粗放且缺乏可持续性,工业化的集聚和扩张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欧洲的城镇化经验告诉我们,对可持续低碳发展要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要保持各自的独特性,统筹城乡发展。为此,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要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体相结合;要重视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建设,坚持可持续协调发展,走紧凑型城镇化之路。
裴小林[8]2014年在《中国经济转轨的真实起源》文中认为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斯大林发展战略,将全国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国家财政再转化为国家投资,制造出一个投资集中在重工业、大量剩余劳动力集中在农业和中间存在着轻工业投资及消费品空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1979年开始的提高国家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业剩余从国家财政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反向回流,使他们得到了购买重工业投资品的资金,从而使乡镇工业的就业和产值规模迅猛扩张去填补轻工业的发展空白,所以是农业剩余的反向回流在把改革前的不平衡经济结构扭转向平衡时引发了中国的经济起飞。这一反向回流的实质是中国改革前的投资来源(占GDP的33%)被改革前转移农业剩余的计划体制渠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宏观再配置。它说明中国的改革是宏观起步的存量改革,而林毅夫等人主观臆想的“微观起步,增量改革和市场把增量资源配置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中国转轨模式”颠倒了历史。它也说明中国是在其人口仍旧以农村人口为主时就放弃了斯大林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的经济转轨能从一场迅猛的农村工业化浪潮开始。但这种浪潮不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因为它们的人口主体在它们开始放弃斯大林发展战略时已经城市化和工业化了。
参考文献：
[1]. 英国原工业化时期人口压力对乡村工业兴起的意义[D]. 袁芳. 四川大学. 2003
[2]. 工业化演进中的路径依赖与政策选择[D]. 李仙娥. 西北大学. 2005
[3]. 中世纪晚期及近代早期英国乡村工业发展简论[D]. 张志强.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4
[4]. 英国原工业化前期妇女家庭地位探析[D]. 王元梅. 四川师范大学. 2012
[5]. 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D]. 雍正江. 南京大学. 2014
[6]. 不列颠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模式特点探讨[D]. 荀晶.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7]. 欧洲城镇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J]. 应巧燕, 史小珍, 范周龄. 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16
[8]. 中国经济转轨的真实起源[J]. 裴小林. 中国乡村研究.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