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资对策研究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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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构造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以投资政策体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世界上成功国家的惯例。日本著名投资专家小岛清教授更是把国际投资直接定义为是特定产业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转移过程。“九五”时期是上海市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21世纪上海崛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在此态势下研讨与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投资对策,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根据《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的战略目标,到2010年,上海三、二、一次产业结构比例将达到60∶39∶1的要求,[①],上海在“九五”期间,必须在“八五”期间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见表1),继续贯彻“三、二、一”的产业发展方针,实施以金融、贸易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大转换战略,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和工业六大支柱产业为主导、城效型农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新格局。

表1 上海市“八五”期间三类产业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根据1996.2.6新闻报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为此,“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将由适应性调整转入战略性调整,基本形成第三产业与工业并驾齐驱的态势,并实现第一产业工业化;第二产业高新技术化,第三产业信息化,使产业结构由低度化、重型化,向高度化、轻型化转换。

二、“九五”期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需具备下列条件:①灵活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②国内稳定的、可预测的政治、社会环境;③稳定的国际环境;④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⑤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

从目前国内外环境分析,这些条件除第一项外已基本具备。对上海尤为有利的是“九五”期间的两个重要机遇。从国际上看,90年代初以来跨国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上海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投资的首选地,这可从“八五”后两年外资的投向中得到证实。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前削减了30%的关税,这对于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来说,无疑预示着更大的商机;从国内看,中央在“九五”计划中正式提出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并作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措施。而长江三角洲可能是今后5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②]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比较而言,上海实施产业调整的不利因素较少,但更需引起重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如下一些制约因素:

(一)地区产业同构的制约

根据国际惯例,经济中心城市的工业生产一般不设在市区而设在其周边地区,作为中国最大工业性城市,上海市要转换城市性质,就必须向市郊和内地省区梯度转移现有的大批工业企业,逐步实现高科技工业向近郊转移、重化工业向远郊转移、高成本工业向外地转移的多层次全方位梯度转移,为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置换出资源,为上海产业升级换代创造条件,实现市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然而,现实并不令人乐观。无论是市郊区县,还是长江流域各省区,都已开始显示出严重的产业趋同化迹象。

先看上海市郊区县。虽然,上海市政府已批准松江、南汇康桥、金山嘴、嘉定、莘庄、奉贤等六个工业区为市级工业区,并指望这六个工业区成为市区工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然而,由于这六个工业区的建设没有纳入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因而,各区县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行开发,导致各区县境内市级、县区级、乡镇级工业区纷纷随意设立,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经批准的市工业区无统一政策,各区县为吸引外资竞相压低地价;此外,区县工业区的设立与城市大工业转移的规划并未完全配套。六个工业区大多强调发展高新技术、无污染工业,中心城区化工、医药、纺织印染等有污染排放的工业,迁建选址仍然难以落实。[③]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各省市之间产业结构同化现象再次出现。从长江流域省区来看,新一轮产业结构同构态势已正在显露,其突出标志是,各省市纷纷建立或着手建立结构基本相同的支柱产业,从有关省市的“九五”计划中可以证实这种态势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九五”期间,上海市将继续发展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石化及精细石化、家用电器、钢铁、电站成套设备等六大支柱产业。而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支柱产业及发展重点也大致类似。新一轮的产业雷同现象尽管还处在初始阶段,但若任其发展后果将是严重的:第一,这种格局不仅无法以最低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而且也使国家有限资源处于一个低效率配置状态;第二,由于目前的产业结构雷同是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比较密集的高一级产业层次上的重复投入,因此其投入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资金都将远远超过前一轮的重复和趋同。上海将再次陷入资源紧张的困境。[④]

(二)产业转移尚未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常就是自觉向东道国实施产业转移的投资主体。在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其企业却还未自觉参与目前的产业调整过程。由于政府部门对上海投资内地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未建立起政府支持企业对内地投资的机制,以至上海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意识滞后,缺乏对内地投资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对内地投资的抵御风险的能力,更缺乏对内地投资而产生相关问题(如富余职工)的消化能力。

因此,尽管目前上海一些企业已尝试投资国内其它省市,但投资区域偏重于南方开放开发地区,尚未向长江流域腹地以及其它更广阔地区进行深入;同时,企业投资偏重于省会城市,尚未扩展到其它大中城市和地区;而且,企业投资偏重于第三产业,还未能有效带动上海产业转移;企业投资偏重于小型项目,尚未形成一定的投资规模。[⑤]

(三)投资资金的制约

或许更为突出的是资金制约因素。在目前适度从紧的宏观形势下,80%左右的企业资产负债率、愈演愈烈的三角债等原因,导致即使是支柱产业中的大企业,资金紧张矛盾也十分尖锐,据不完全统计,“九五”期间,上海市仅六大工业支柱产业的投资资金就需1500亿元。[⑥]除一小部分自筹安排外,其余均寄希望于利用外资、社会集资、银行贷款等外部资金解决。

然而,上海市获取优惠贷款的难度已明显增大。国家明确提出政策性贷款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60%以上要用于中西部地区。[⑦]1999年年中后,我国将难以再享受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IDA)的长期优惠贷款。[⑧]从国际投资市场传来的消息则显示,面对庞大的亚洲市场,外商投资已逐渐从大城市转移到内地。[⑨]这虽然符合国家重点吸引外资进入内地的政策,但对上海而言显然是一种挑战。

对上海的危险还来自亚太各国的大城市,不仅东京、新加坡和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等现有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更有韩国、我国台湾省等地区纷纷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

90年代以来的长期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主导企业的资金短缺状况,加深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资金集中作用,未能使社会资金流入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企业。支柱产业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甚少。近期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99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168家企业中仅有3家列入中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其中上海市只有一家,即上海石化。[⑩]

三、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资对策

在分析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及现实的机遇与制约因素以后,本文将提出如下一些投资对策思路:

(一)上海产业部门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视域

首先,应该将上海的产业调整纳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来考虑。上海在进行自身产业结构转移的同时,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而具有双重角色。而且,结构调整是一项长远的任务,应该在分析上海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和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规划。在这一规划中,至少应考虑这样一些内容:上海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时的应因战略,上海产业向国内外转移的指导原则和政策配合。

(二)上海在成为对内投资中心的过程中应加强与长江三角洲省区的战略联盟

要真正有效解决产业结构同化的不经济现象,上海市应与长江流域各省及其省区加强综合平衡、合理交换与分工协作,在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实施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沿海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与内地的劳动密集型,使中国不平衡的发展形成双重经济格局,尽管利益分配有差距,然而,双方的优势互补,可使更多的沿海发达地区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直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展开竞争。[(11)]

因此,上海政府部门和产业部门都需要建立投资内地的观念,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机制。对内地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的可以是机器设备、技术知识的转移,再加上员工的培训、经营管理、市场销售等技能的转移;还可以是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上海市的特定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向内地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转移。对内投资的方式可投资组建联合公司,建立控股公司,兼并内地企业,与内地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为此,可考虑一是建立区域性产业政策银行;二是建立产业转移投资基金;三是建立地区间投资政府保证制度。[(12)]

(三)强化政府投资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宏观调控职能

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证明,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下,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往往不能在单个经济主体之间自发进行。在体制转轨阶段,必须充分重视政府的科学决策、政策指导与推动、高层次的组织协调以及宏观控制的职能。

就投资政策作用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如何在各产业之间进行分配,二是投资政策在投资决策多层次的情况下如何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投资分配在传统体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现阶段,预算内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已下降3%左右。因此,更应该重视投资政策的影响作用。

1.继续贯彻倾斜投资政策。继续推行“三、二、一”产业发展战略,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向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倾斜。倾斜投资政策既可以体现在项目批准上,也可以体现在政策贷款、减免税的政策手段的使用上;

2.对外商投资加强政策引导。浦东开发的经验证明这是能够做到的。如1995年浦东新区外资第三产业企业数已占全部三资企业数的55.6%。[(13)]

3.吸引外资政策重点应转向吸引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上。由此可吸引更多的外资。在这方面的投资政策,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推崇的新加坡经验,可资上海借鉴。

4.对市级工业区要制定统一的政策条例和投资法规,以免各自为政,扰乱产业调整的统一部署。

(四)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选择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投资布局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中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上海的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必须在对上海现有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国内其它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地安排区域投资布局。本文参照有关研究成果,对上海主要制造业近期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分别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转移战略(见表2)。

(五)在支柱产业中加速培植主导企业

根据目前的上海产业演进速度测算,至少到本世纪末,工业部门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撑点。在支柱产业中加快培育主导企业,是重要的战略举措。

1.通过强强联合等方式,增强主导企业的竞争力。其标志之一上海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跻身全国乃至世界500强之列。

表2 上海制造近期生命周期阶段分析及其转移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倪前龙:《全方位实施上海产业的梯度转移》(载《新闻报》1996年2月2日)提供的资料分析整理。

2.按照产品价值链构成,采取纵向兼并或横向兼并关联企业。需要指出的是,注意避免混合式购并,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混合式购并成功率较低。

3.通过资本市场加快培育主导企业,上海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有更多的支柱产业的主导企业发行股票,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

4.加强全市资金调度,集中有限资金向支柱产业倾斜。可参照国家的有关倾斜投资政策规定。如“九五”期间,国家将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扶持以上海大众为首的八大汽车集团。

5.相应调整投资结构,对企业更新改造、产业升级所急需的资金应加大投入,尤其应扶植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

(六)及早筛选培植新一轮的支柱产业

上海的现行支柱产业与国家确定的全国支柱产业大体一致,是导致目前地区结构雷同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克服地区同构带来的消极影响,上海产业的演进必须超前于国内其它省区。因此,上海在重点投资建设六大支柱产业的同时,应根据城市定位和自身优势,及早筛选新一轮的支柱产业,已有专家建议把多媒体技术、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应用、新兴材料、微电子、机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产业,列入上海新的六大支柱产业。[(14)]对此,可以进行进一步论证。对经论证确立的新的支柱产业,除享受与现有支柱产业同样的投资政策外,还需要采取特殊政策加以扶植,以培育新的增长点。可以预料,新一轮的支柱产业多属高科技产业,因而,可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和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加以扶持。

(七)灵活运用进入壁垒以筛选投资项目

投资于某一产业,参与该产业的生产经营,即进入了该产业。进入该产业的约束条件即进入壁垒。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在进入条件方面,技术和规模要求并未构成严重壁垒,证据是许多行业都拥塞了大量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根据统计计算,1995年初,上海市各类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金分别只有:内资企业137.12万元,各类公司490,96万元,外商投资企业206.33万美元,私营企业42.8万元。[(15)]而现行管理体制、政策法规、资金供给的差别等构成较强的约束力。因此,上海投资审查部门可以灵活地利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对拟建项目进行筛选。通过提高投资收益率指标来增加限制发展的产业进入门槛的高度,通过减少积累的压力来降低鼓励发展产业项目进入门槛的高度,使其在评审中容易通过。

(八)建立退出机制以实现资产存量结构的改组

资金转移和企业倒闭转产,即退出某一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实质上是一个资金流向问题。在增量投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上海应注意对现有资产存量进行调整。目前企业亏损面达40%,而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退出机制,只有企业的不断产生,甚少有企业的淘汰,造成产业组织的不协调,其后果是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虽不能说是没有,但是竞争的力量远远达不到某种阈值来挤迫企业关心长远的发展,而且,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有发展动机的投资者的发展可能。如果产业组织中存在着对企业的自动筛选和更新力量的话,这种局面则无疑不会维持太久,一些效率达不到合格标准的企业将很快地在竞争中被自动地淘汰掉,剩下的只是有能力从事发展的企业。由此可见,这种筛选与淘汰的退出机制的存在,是优秀企业获得发展的前提,是在竞争中迫使投资者追求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现阶段,上海应该引导那些主要产品属于本市限制或禁止生产之列的企业转产,大力推进企业兼并,实现资产存量和产权向优势产品和优势企业的合理流动,以此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注释:

①《新闻报》1996.5.3

②《新闻报》1995.12.8

③《新闻报》1996.2.8

④《新闻报》1996.5.6

⑤李方:《上海企业对内投资大有可为》,载《新闻报》1995.10.24

⑥根据《上海投资》1995/#5、#6、#7“信息长廊”资料匡算。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六部分。

⑧⑨《新闻报》1996.5.7

⑩殷醒民:《论中国主导企业的成长和资金制约因素》,载《管理世界》1996年第2期。

(11)《新闻报》1995.8.14

(12)《新闻报》1995.10.24

(13)《新闻报》1996.1.9

(14)《新闻报》1996.1.16

(15)《新闻报》199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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