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往来电文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电文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不久，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注：见齐赫文斯基《斯大林与毛泽东1949年1月间的电报往来》，俄罗斯《近现代史》1994年第4-5期。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以下引自此文不另注明出处）。）电文的中心内容是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联就国共停战和订立和平协定进行居中调停的问题。电文的有些内容如斯大林征询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看法等，早些时候已有所披露，但反映此问题全貌的电文却一直未能看到，现在俄方将其公布，无疑对于深入研究这一期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一定意义，使我们能够以史实为依据来校正一些传统认识。本文不过略陈管见，为引玉之砖。
一、主张和谈还是阻挠和谈
一种传统的看法是斯大林主张国共和谈，又似乎不便直说，因而给毛泽东来电，征询意见。但从新近公布的电文来看，这种观点值得推敲。
苏联方面是1949年1月9日收到国民党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照会的。翌日，斯大林即给毛泽东去电通报这一情况。电文说：
我们想这样答复：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主张停战和在中国建立和平，但是在它同意进行调解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因此，苏联希望把中国政府的和平举动告诉另一方中共，并询问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苏联进行调解。
单独就这一段电文来看，斯大林似乎是主张通过调停来实现和谈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斯大林这一电文的用意，在于把苏联是否予以调停的问题推向中共，而避免直接开罪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说，此时斯大林的真实意图不仅不想调停，而且是要阻挠和谈，这从他同日电文中对中共的建议可清晰看出。斯大林建议中共对苏方的询问应做如下答复：
中国共产党始终主张在中国建立和平，因为中国的内战不是它发动的，而是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应为战争后果负责。中共主张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但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不能参加。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中共特别认为，动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海军舰队亲自参加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战的外部国家不能做调解工作，因为这样的国家不能被认为在消除中国战争问题上是中立的和客观的。
苏方替中共设计的这一答复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和谈不能有国民党战犯参加；二是和谈在国共间直接进行，不需要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尤其是动用军队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国家（即指美国）不能做调解人。（注：斯大林要中共尤为强调这一点，表明特别反对美国介入调停。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当时曾建议美国务院向莫斯科发出联合调停的提议，但被国务院否决。斯大林显然关注着这一动向。参见邵玉铭著、晓晨译《司徒雷登与中共夺取政权前夜的中美关系》，《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3期。）斯大林当时估计，对中共提出的这两个先决条件，国民党政府是不会答应的。可见，斯大林的旨意是非常明确的：以征求中共意见为名，行阻挠和谈之实。1月11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的补充电文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提出的您对国民党的建议的答复方案，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很明显，没有外国的调解，特别是没有美国的调解，国民党是不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样也很明显，国民党不想进行没有蒋介石和其他战犯参加的谈判。”苏联的目的就在于让中共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对此，11日的电文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成为阻挠进行和平谈判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和美国的和平花招将被戳穿，您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
诚然，从实际情况看，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因为这两个先决条件而放弃与中共进行和谈的打算。1月12日，美国政府在致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就拒绝了后者要它调停的请求。备忘录说：“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当前情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解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33页。）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对濒临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1月17日，苏联答复国民党政府，明确拒绝调停。1月21日，蒋介石迫于情势下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按：即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所提），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注：《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政协1980年内部印行，第934页。）这表明，李宗仁起码在表面上已把蒋介石等战犯排除在和谈范围之外。因此，对于李宗仁的表示，中共是不能拒绝的。这样，苏联方面原先阻挠和谈的计划就未能实现。
苏联方面在1949年初拒绝调停国共战事并在实际上阻挠和谈的立场，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较之于战后初期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战后初期，斯大林曾积极主张中共与国民党政府和谈，这最为明显地体现在斯大林劝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声言如果中国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斯大林逐步认识到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是错误的，不应过高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而轻视共产党的力量。到1948年以后，国民党的失败已基本成定局。《真理报》当时发表中国战局综述说：“当前，中国的战局表明，国民党军队已转入全线防御，而人民解放军则奋勇前进，不断取得胜利。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进程中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注：雅赫拉科夫上校：《中国战局综述》（1948年1月19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3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这进一步促使斯大林反思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1948年2月，斯大林与保共和南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卡德尔等人会谈时对此已做了检讨。从1948年9月开始，中共以摧枯拉朽之势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政权的败亡指日可待。在这一形势下，苏联更不会为一个腐朽的政权而去进行国共关系的调处。斯大林电告毛泽东，苏方提议是“旨在阻挠和平谈判的进行”，完全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
二、斯大林的迂回策略
斯大林既要阻挠和谈，又建议中共有条件地提出与国民党和谈，这看来矛盾，其实是一种迂回策略。斯大林采取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
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和谈建议的实质看得很清楚。他在1月14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南京人究竟想干什么？他们所想的不是同中共媾和，而是同它休战，即暂时停止作战行动以利用休战这个喘息机会，部署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从美国运进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破坏休战，打击人民解放军，把阻挠和谈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他们的最低愿望是阻止共产党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但斯大林把国民党政府的和平建议看作是该政府和美国的“和平花招”，认为不能“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而要采取迂回策略，即不拒绝同国民党谈判，如其接受中共所提和谈前提条件，则通过谈判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应当说，在要不要采取迂回策略的问题上，中共与苏联的认识起初并不是很统一的，这从1月1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谈到，中共倾向于采取的立场是需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以使中国人民更快地得到真正和平。但毛泽东也注意到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后会进行和谈欺骗问题，并担心这种欺骗会对人民产生很大影响，因而“使我们不得不再次采取政治上迂回策略，即不拒绝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但总的看来，毛泽东是不大主张采取迂回策略的。他在电报中说：“不过我们现在想据理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因为现在考虑到中国阶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舆论对国民党也不利，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季就可以渡江进攻南京。”“好象我们无须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在目前形势下，再次实行这种策略，弊多利少。”
毛泽东的看法无疑也是合理的，因为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都对中共有利，况且国民党的和谈是一场骗局。蒋家王朝在风雨飘摇之际提出进行什么“和谈”，显然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缓兵之计，这一点毛泽东看得是很清楚的，体现了他的积20多年国共两党斗争经验并因此而具有的政治洞察力。所以，就在国民党政府1月8日向苏、美、英、法发出请求调停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国民党所谓和平谈判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注：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在此前数日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他还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可见，毛泽东是不主张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即使谈，也是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0页。），目的当然是为了孤立蒋介石等最顽固最反动的一小撮人。
斯大林的考虑主要着眼于政治上的主动。1月14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如果对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建议直接不加掩饰地拒绝，那就意味着中共亮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指用战争手段——引者），而把和平这面旗帜交到国民党手中；帮助中国国内的敌人，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主张继续内战的一方，而去称赞国民党是和平的保卫者；使美国有可能改变欧美社会的舆论，说同中国共产党媾和是不可能的，实现和平的唯一办法是组织大国进行武装干涉。斯大林的这些分析自然也是符合实际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和谈，尽管是极其虚伪的，但它毕竟打出了和谈的旗号，来蒙骗舆论。特别是李宗仁按照美国的“换马术”登台后，不断地制造舆论，说什么他是要“诚心诚意”地与中共谈判的，以便能够和中共一起“为中国的民主重建而努力”。（注：《李宗仁回忆录》（下），第950页。）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中央通讯社也大肆鼓噪：“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出种种措施与步骤……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弥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议，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1949年1月26日电，转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报刊评论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页。）国民党政府炮制这些论调，就是要把“和平”的粉脂搽到自己脸上，而把内战的责任推向中共。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出兵干涉的问题，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斯大林在14日电报中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为例要中共加以警惕。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曾要求美国驻青岛部队接管青岛市政，并派军队保护上海，即是明显地要求美国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1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也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注：毛泽东：《要把美国直接出兵干涉计算在作战计划之内》（1949年1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应付这一情况，除必须做好军事部署之外，就是在和谈问题上不要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抓住什么借口。2月9日，澳大利亚外长伊瓦特在堪培拉众议院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声称中国内战应由“联合国调停”，意即借国共和谈已少可能为由，实施外力干预。鉴于这些因素，斯大林建议中共采取迂回策略是有其必要性的。
斯大林建议的迂回策略是要中共对国民党做出如下答复：
1.承认在中国建立和平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2.双方的谈判在没有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中国是个独立国家，不需要外国调解人；
3.谈判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而不是同内战的罪魁、失去了人民信任的南京政府谈判；
4.双方一旦就和平和中国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就停止军事行动。
斯大林认为，中共答复中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国民党政府是不会接受的，这样，人民就会明白，继续进行内战的罪魁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因而和平的旗帜就可以抓在共产党手里。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中国许多人厌倦内战，主张实现和平。
同时，斯大林也考虑到另一种情况，即如果国民党接受了上述条件，中共应采取的行动计划。对此，他提了四点建议，其主要内容是：
1.不要停止军事行动，在所建立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人要保留三分之二的部长职位；
2.要把总理、总司令职位，可能的话把总统职位也留给共产党人；
3.由协商会议宣布组成的这一联合政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其他任何妄图扮演中国政府角色的政府，都作为叛逆的自封集团而予以取缔；
4.联合政府命令国共两党军队要宣誓效忠该政府，对拒绝宣誓的军队要继续战斗下去。
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共产党掌握领导权并控制军队的联合政府，对中共自然是有利的。因此，只要按照中共所提出的条件进行和谈，不管国民党政府是否同同意，都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
斯大林迂回策略的两个方案都是建议中共实行的，认为对中共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这表明斯大林已注意到要尊重中共独立自主的原则，可以说，这是苏共与中共关系史上的一个新变化。
中共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在收到斯大林1月10日、11日的两封电报后，中共就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政策。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提出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为基础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这八项条件要比斯大林提出的条件更具体、更严格，当然也更易于用来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是针对蒋介石1月1日所提五项反动条件的，并说明因美国人日前已来试探中共是否愿意在没有国民党战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和谈，故斯大林所提没有国民党战犯参加谈判的条件已不足以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了。1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的电报中，进一步阐释了提出八项条件进行和谈的意义，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辞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建议的虚伪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这一指示精神与斯大林的迂回策略是一致的。南京政府后来拒绝接受八项条件，暴露了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这样，中共便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更有利于推进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三、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共识
从这一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往来电文中可以看出，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要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在1月1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明确指出这一点：“我很高兴收到您1月11日的补充电报。在基本方针上（阻挠同国民党的广泛谈判，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
以毛泽东等为主要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已确定无疑地阐明了这一主张。斯大林是不是也持相同态度呢？从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
斯大林电报的基本精神是阻挠国共和谈的。1949年年初的形势，如同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讲，是明显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在这一形势下，斯大林阻挠国共和谈，显然倾向于中共，为着中共能够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月13日给斯大林的复电中，不赞成斯大林1月10日来电中对苏联调停问题的解释，认为苏方不应当说它在同意调解之前想知道另一方中共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解，而应回答：“苏联政府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对中国内战双方的调解工作是不可取的。”细读斯大林1月10日来电会发现，苏联并不想调停，否则，斯大林怎么会提议毛泽东答复：“中共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直接谈判”呢？斯大林的这种处理，其实就是要中共和苏联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当然，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种处理不妥，应当明快地予以拒绝。后来苏方正式答复国民党政府时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此外，毛泽东在13日复电时尚未收到斯大林11日的补充电报。因而对斯大林的本意有可能了解得不够全面。当11日电报收到后，毛泽东明确了斯大林对国民党建议答复的方案是旨在阻挠和谈进行时，在他14日给斯大林的回电中即表示在基本方针上双方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即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斯大林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他在1949年1月中旬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多次提到军事问题，中心意思就是要中共同国民党谈判时不要松懈军事斗争。诸如：在1月11日电报中指出，戳穿国民党的花招就“可以继续进行必胜的解放战争”。在1月14日电报中讲到，如果国民党接受中共条件，中共行动计划的第一点就是“需要不停止军事行动”。同日电报中还指出，中共所建立的联合政府同拒绝宣誓效忠军队的“战斗要继续下去”。斯大林在电报中还对国民党的“和谈”阴谋进行了透彻分析，有助于中共把重心放在军事斗争上。他把中共的军事斗争视为“主要王牌”，更说明对这一斗争形式的高度重视。诚然，中共在自己长期的革命过程中，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是极其深刻的，但这不等于斯大林的告诫为多余。面对新中国诞生前的复杂政局，这种告诫只能使中共更加警醒；同时表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已与中共达成牢固的共识，主张最终用军事手段将革命进行到底。
斯大林支持中共建立全国性政权。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必然要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革命政权。这一点，在斯大林的电报中体现得也是很明确的。如前所述，斯大林在1月14日电报中，已经就联合政府的领导权、政府人员组成、政府对军队的控制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这里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强调联合政府是“中国的唯一政府”，其它任何政府都是非法的，应予取缔。即是说，中共政权应是全国性政权，而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显然，这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实现。这就引伸出一个疑问：斯大林是主张“划江而治”吗？如果是这种主张，“中国的唯一的政府”该作何解释呢？斯大林又为何要阻挠同国民党的和谈呢？这在逻辑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此时为毛泽东做俄文翻译的师哲同志说：“有人说，斯大林让我们搞‘南北朝’，这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注：《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71页。）
斯大林与毛泽东此时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并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必然性因素制约的。中共通过与国民党的长期较量这时已占据压倒优势，并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这不仅促使斯大林改变以往对中共怀有的偏见，而且感到有充分的理由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很难设想，在中共对全国性胜利垂手可得的形势下，作为中共盟友的斯大林会采取不支持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投靠美国也促成斯大林坚定地选择中共作为自己的盟友。在中国革命较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曾把支持国民党政府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重心，这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结束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国民党政府却始终对苏联心存疑虑，认为斯大林是在支持中共这一苏联的“第五纵队”来颠覆自己的政权，实现其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计划”，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恶毒攻击，与此同时把美国作为自己的忠实盟友，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反革命内战，结果却自速其亡。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暴露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要苏联继续支持这样一个政权是不可思议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对国共两党态度及政策的根本性变化还与美苏战略格局密切相关。二次大战结束前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确定了战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美苏抗衡的战略格局。这种抗衡不仅是美苏战略利益的矛盾，更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战略体系的对立和斗争。为在这种战略格局中占据主动地位，美、苏都要选择和确立自己的盟友。斯大林自然要以中共作为战略伙伴。新中国成立前后在华工作的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曾谈到斯大林的这一思想。1948年5月，斯大林在给科瓦廖夫看了毛泽东的求援电报后说：“我们当然要给予新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若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也取得胜利，我们两国走一条道路，那么社会主义在世界的胜利就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偶发事件的威胁，因此，我们要不惜人力和财力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注：C.H.贡恰罗夫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这是斯大林对支持中共的更加富有远见的考虑。
由此可见，斯大林在1949年1月间电报中所反映出来的对中共态度的变化确非偶然。这种变化是战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演变所带来的苏联与中共关系之合乎逻辑的发展。反过来，从战后中国政局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我们也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斯大林1月电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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