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观——写在《超越资本主义》（第二版）中文译本出版之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译本论文,写在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市场是所有制的产物，因此，“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①然而，当社会主义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的时候，消灭市场的理论面临着极其明显的实际困难，以致现实的社会主义不断地把走市场化道路作为一种改革的举措。市场社会主义正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世界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产物。苏东剧变以后，整个世界风行“比较性”的辩护，即资本主义的运行无论怎样不完美，但比人类所能设计的所有其他制度都要好。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无可替代（至少不存在能同时实现自由和繁荣的替代制度），成为了西方自由主义替资本主义辩护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论据。面对“社会主义死亡了”、“人类历史终结了”等论调，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再掀高潮，向世人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设想以及社会主义的新蓝图。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哲学教授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是20世纪后半期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与罗默（John E.Roemer）、米勒（David Mill）不同，他一直专注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他于1993年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2013年）、2002年出版了《超越资本主义》英文第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并于2011年出版了《超越资本主义》英文第2版（中文版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正如作者在修订版序言中提到的，事隔9年之后再版的重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未如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所认为的那样成为过去式，而是愈演愈烈，新自由主义倡导下的“美国新世纪”并未如期而至，而是日行日远；与之相反，不论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南美洲“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都表现出强大的发展潜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可行的讨论成为学术界持续热议的一个话题，相关著作相继问世并引起广泛关注，这包括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主义的17个矛盾及其终结》、2013年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的《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2012年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的《不平等的代价》、2004年柄谷行人的《历史与反复》等。《超越资本主义》第二版是斯韦卡特对这场讨论所做出的一个积极回应，而这一努力还可追溯到其198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或工人控制？一个道德和经济的评价》和197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资本主义：一个功利主义的分析》。斯韦卡持的力作代表了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本文以《超越资本主义》一书为基础，以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观为线索，一方面梳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呈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可追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罗内（E.Barone）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大论战中，以兰格模式的诞生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正式形成。余文烈根据产生背景的不同，把市场社会主义分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公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代表模式有：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以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和60～80年代随着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剧变之后，一批激进学者试图在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产物，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代表模式有：经理经营型模式、劳动者管理型模式、经济民主模式等。②科尔奈非常重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起始原因”上的区别。他把前一种称为代替旧形式的、改革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把后一种称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上述划分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服务对象的不同为依据，较明确地体现了两个阶段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本文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批判重点的不同，区分了传统和现代市场社会主义。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批判的重点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通过市场中性假定，把市场从资本主义基本关系中剥离出来，较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需要。而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重点发生了转移，针对“资本主义=市场”的观点，即把资本主义的成绩归因于市场效率，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归结于市场失灵。市场社会主义揭露市场背后隐藏的资本力量，揭示以市场化掩盖资本化和全球化——市场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做法，由此表现出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批判性。 一、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传统的认识中，社会主义开始之处，便是市场终止之地。因为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其对资源的配置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摒弃市场交易；即便存在市场，也只是在过渡时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残存物而暂时发挥作用。这种观点在兰格—泰勒—勒纳模式中（以下简称兰格模式）体现得尤为突出。 兰格模式是计划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它假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消费品和劳动市场可以是自由的；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因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但可以由中央计划机构根据“试错法”，通过模拟市场的手段来决定产品的价格。经过一系列“错了再试”的程序，中央计划当局最终能制定出一套使所有产品供求都相等的“均衡价格”体系。总之，社会主义经济按边际成本价格决定生产规模，按最低成本组合生产要素，因此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主义纯粹竞争市场经济完全相同，更有甚者，由于中央计划机构对整个经济体制动态的了解要比私人企业广泛得多，所以中央计划机构通过“试错法”实现的经济均衡比真正的市场调节要快得多。 兰格模式的提出是基于市场中性论的假定，即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可以脱离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实本身不决定分配消费品和分配人民各种职业的制度，也不决定指导商品生产的原则。”③这表明市场是可以同所有制相分离的独立的中性的资源配置工具，它与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实质性的联系。英国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卫·米勒认为：“资本主义无疑依赖的是市场，但资本主义的特点主要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而其余大多数人只能作为领薪者被这一小部分人雇佣。人们完全可能既造成市场又反对资本主义，左派若跳不出人云亦云的框框，看不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该受责备的就是他们自己。”④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尽管离不开市场，但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如果仅仅从表面出发，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那只能导致对市场的否定。斯韦卡特指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尽管多种多样，但都持有“市场不应被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共同观点，即市场本身是中性的，既可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也可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保守的自由放任辩护者和大多数市场改革的左翼反对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致命错误，那就是都把注意力放在市场，只不过前者更多地关注市场的长处，而后者更多地关注市场的缺陷。⑤ 市场中性论解决了市场与资本主义分离的问题，表明社会主义具有利用市场的可能性。但如果市场和计划仅仅是两种资源配置的工具，那么社会主义不论使用市场工具还是计划工具，就没有多大的差别。因此，市场社会主义接下来要回答社会主义利用市场的必要性问题——社会主义实行市场机制优于计划机制。20世纪在二三十年代的大论战中，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于193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要对经济进行合理指导的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实际制定出每一种产品的合适的生产方法；第二，必须能够准确测算出每种产品所需求的产量；第三，必须了解消费者们的实际需求。哈耶克指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要准确做到这三条确实是不容易的事情，甚至不用说做到，就连搜集相关的信息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1938年，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中提出，在自由竞争的制度下，生产者与消费者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从而能够带来经济的高效率运行。公有制度由于消灭了私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基础，就缺乏激励企业的经营者争取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也就消灭了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发展和成长的内在动力。自此，从信息和激励角度批判计划经济不仅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统，也成为市场社会主义证明社会主义实行市场优于实行计划的重要依据。“如果摒弃市场的信息功能，我们就得寻找途径在商品和服务方面协调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关系。早期社会主义者曾认为，需要生产什么早已十分明确，因此只要有非正式的协调就够了。在一个生活方式十分简单的小型社区里，这或许可行。但如果我们所设想的是一个提供极为浩繁的商品和服务的工业化社会，则惟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国家计划。……计划部门必须为各个企业配置劳力，规定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并为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定价以使供求相等。这种办法带来的问题在理论上是否能够得到解决，长期以来争议不休，即便在理论上能够解决，实践经验表明：计划经济在实际中是极难解决这些问题的。”⑥英国经济学家埃斯特林和格兰德认为，市场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连而是与工业制度相连的。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混合型制度，只要是工业制度就必定会运用市场。⑦市场可以鼓励生产技术和商品自身的创新，并使经济权力分散，能为人以符合社会需要的方式行动提供刺激。斯韦卡特在《反对资本主义》和《超越资本主义》中也指出，如果缺乏一个对供求敏感的价格机制，生产者和计划者几乎不可能知道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何种生产和营销方法最高效。此外，如果缺乏市场，要设计出鼓励生产者更高效、更具创造力的激励制度也是十分困难的；而市场竞争以一种非专制的、非官僚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不是彻底解决，其贡献也是显著的）。这一成就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 从信息和激励角度说明市场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优越性如果停留于此，那么市场社会主义仅仅是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思路。在此基础上，市场社会主义进一步强调，市场可以帮助实现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价值目标。“在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之中，市场必定会起很大的作用，其理由不光是市场能带来经济效益（这固然很重要），同时也是市场能带来多样化和个人自由。”⑧就促进自由而言，“在一个以自由为目标的社会里，市场必然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市场允许人们对那些适合其特殊生活方式的资源做不同选择。”“另一种以市场存在为前提的自由便是政治自由，此处的政治自由即为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的自由。”⑨就促进民主而言，市场社会主义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的“民主赤字”状况，以建立真正的民主。阿切尔以《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韦斯科夫以《以民主——企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沃尔夫以《工作民主：资本主义的治疗良方》为著作标题、柯亨与罗杰斯以“联合的民主”的体制为目标模式，这些都体现了民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斯韦卡特在综合了劳动者管理型模式和经理管理型模式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该模式包含三项基本特征：第一，经济民主是市场经济，但不实行市场民主。自由市场论者一直鼓吹市场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消费者购买商品的行为在实质上是为这个商品的生产者投票。然而，“市场民主”是一种一元一票的民主，而不是一人一票的民主。经济民主要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的相对公平和平等的收入分配。第二，在经济民主之下，企业是一个共同体，而不是被买卖的实体，所以民主被扩展至工作场所。当代资本主义颂扬民主，但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异常现象，即普通人被认为有能力选择他们的政治领袖，却无法胜任选择他们的老板。在经济民主下，企业中的所有工人有权投票选举工人委员会，根据一人一票原则，由工人行使最终的自治权利。工人的收入不是工资或薪金，而是企业利润的份额（不必平均分配），这样每个工人都获得了基于企业运营成效的直接股份，必然关心自己工作的效率并监督他人的劳动。第三，在经济民主之下，投资不是由私人而是由社会控制。不论资本主义声称自己有多么“民主”，由私人控制的金融市场已经实际统治世界。经济民主要避免依赖并被一个“投资者阶级”所绑架，因此，全国投资基金要通过税收方式公共筹措。由于投资决定事关社会的未来，所以不能仅仅听从于市场力量，而必须由社会有意识地控制投资。 尽管市场社会主义从可能性与必要性角度理论上论证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失败，让科尔奈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倡导者都纷纷改弦易张。他们提出，一旦人们拒绝接受苏联型“社会主义”，则除了各种形式的西方资本主义中的某一种外，别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有生命力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在东方，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似乎以失败告终；而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风声水起，全世界从80年代起都充斥着对资本主义的崇拜。 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 如果说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破除的是“市场=资本主义”或“计划=社会主义”教条，那么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主要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是历史终结的魔咒。新自由主义宣称TINA，即资本主义无可替代。因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力的源泉，市场失灵尽管带来一定的效率损失，但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进行有效的调节。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面对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膜拜，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着力于揭露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以掩盖其私有制本质属性的欺骗性，以及片面强调发挥市场自发力量，否定国家宏观调控的荒谬性。 （一）批判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长处，掩盖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本质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项主要任务，他们循着马克思的足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展开了深刻批判。提出实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詹姆斯·扬克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聚焦于生息资本所有权收益的严重不平等分配。劳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清晰的因果联系，大多数对经济过程有贡献的辛勤劳动者只能获得劳动收入，很少或者不能获得生息资本收益权收入，而少数人没有提供给社会合理的服务却获得了这种收入的很大份额。因此，要建立公共所有局以接管私人所有的非劳动性的生息资本投资收入。迪安·埃尔森提出“市场社会化”理论，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重的秘密。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开放的公共信息网络，以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超越资本主义》分别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的七大问题，包括惊人的贫富差距、持续增长的失业、在职人员劳动的强化、与财富空前增长相伴随的贫穷的增加、经济不稳定、生态恶化和民主缺乏等。关于当前的经济危机，斯韦卡特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生产力持续提高，但是工人收入（以及大部分中产阶级收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是当前危机的根本原因。由于存在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所以即使设计得当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也难以克服经济危机。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仅指出资本主义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斯韦卡特特别强调，对资本主义的严肃批判绝不能满足于单单指出其消极特征，而是必须指出这些特征同资本主义内在结构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否则，这些消极特征就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某些可以改进方面，从而轻易地忽略掉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缺陷。正如马克思早就宣布的，“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⑩并且，“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1）市场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弊端归根结底都起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因而必须消灭私有制。普拉纳·巴德汉和约翰·罗默指出，如果不改变私有制，那么社会将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政治机制。通过改变私有制来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目标，将会比通过政府政策去约束资本主义所有者行为来得更加彻底、更加稳定、更加容易。 《超越资本主义》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例，说明不是由于市场本身，而是资本的扩张性与流动性以及雇佣劳动制度共同导致了环境的日趋恶化。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扩张。每年，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当它们以预期的价格售出时，就产生了大量的利润。大部分利润被资本家再投资于实体经济，以带来更大的产量和更多的利润。在竞争压力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每一家企业都按照一模一样的方式运行：生产、获利、投资和增长。“每一笔资本活动的规模，并不决定于个人需求（定购等等，私人需要），而是决定于力求实现尽可能多的劳动，因而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并用现有的资本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的欲望。”（12）需求不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构成经常性的威胁。一旦供给超过需求，经济就低迷了。于是，新自由主义主张采用两种平行的增长策略：一方面，通过宽松的信贷和日益精巧的市场营销来刺激国内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日益变得出口导向。两种策略很快不谋而合，因为出口的商品也是要出售的。如果没有需求，那就创造需求。这样，在国内市场上已经被打磨得近乎完美的现代资本主义营销利器又在国外市场施展神威，消费文化在全世界得以扩散。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并不满足于商品输出，它们还希望在海外生产。穷国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因此有机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精英们联手合作。资本流动的障碍由此被移除，在一些穷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遍地开花，它们的生产主要面向富国市场。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吹之下，商业媒体、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富国的政府、国际借贷机构以及穷国自己的（受过西方教育的）技术官僚，都鼓励穷国通过出口拉动型增长来实现和富国完全一样意义上的富有。由于“整个国家的生产既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性。”（13）如果从生态的视角看，防止危机和保护环境的理智做法应是富国减少消费，而穷国则将资源用于消除贫困。而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要求则恰好相反，富国必须增加消费，因为它们是“欠发达”国家商品的关键市场，而穷国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压低工资、开放经济，而对暴露出的生态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吸引外国投资是头等要紧大事。只要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结构保持不变，这样的疯狂就不会停止，就会对地球有限的食物和自然资源供给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使环境遭受越来越多有毒废物的伤害。 很明显，造成生态恶化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不是市场。但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把原因归结为市场交易存在“外部性”——交易双方没有支付（或取得）成本（或收益）。他们同意政府应当矫正这些缺陷，标准的补救措施是对负外部性征税和对正外部性进行补贴。最近，经济学家又设计出“总量管制与交易”规则来限制碳排放。针对以上理论与主张，斯韦卡特指出，新自由主义将“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性错误，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扭曲。“市场”一词突出了资本主义的某些典型特征，但很容易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有问题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转移开来，从而导致对资本主义本质的错误和模糊认识。为此，必须对资本主义提出的市场化改革持有充分的警惕性，对其实际贩卖的私有化改革持有清醒的认识。在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前，西方国家坚决地向这些国家贩卖的药方表面上是“市场化”改革，而实际是“私有化”改革，即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改革，这一企图现在已基本取得成功。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截至2000年底，在企业比重上，国有占11.0%，非国有占89.0%（其中私有占75.0%）；在资产比重上，国有占42%，非国有占58%；在GDP产出比重上，国有经济占25%，非国有经济占75%（其中私有经济占30%）。（14）据俄国家杜马听证会上公布的资料，私有化的损失总计为1.7万亿美元（其中经济损失1万亿美元，社会损失0.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GDP的4.2倍、“二战”期间苏联损失的2.5倍。 必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目的是为了在市场化的幌子之下推进资本的全球化。在2001年，面对20世纪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试验，斯韦卡特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影响。当时俄罗斯或东欧的其他地方由于复辟资本主义，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已经付出了高成本和低收益的代价。在西方，不论是第一世界中的“凯恩斯式自由主义”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欧）和“国家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还是第三世界中的“买办资本主义”国家（拉美各国）和“日本模式的第三世界版”（台湾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小老虎”），甚或是进行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试验继而演变为“买办资本主义”的国家（埃及、阿尔及利来、印度尼西亚、圭亚那），都被要求削减社会开支、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并尽可能地消除障碍，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论第一世界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采纳相同的发展策略，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 斯韦卡特断言，所有国家都选择新自由主义模式必然是一条死路。把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寄望于私人投资者的动物精神是非常愚蠢的。当不受管制的资本为寻求短期收益从一国快速地转移至另一国，并且一旦警报响起就仓皇出逃时，区域性的繁荣——衰退周期就愈发明显。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必将以更加严重的形式爆发，世界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除剧烈的变革外，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也许就是滞涨，加上日益严重的全球失业以及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日趋恶化的不平等。总之，持久的全球衰退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斯韦卡特在2001年发出的这一断言在今天仍然适用。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尽管发达经济体政府全力救助，但各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低位徘徊。2014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实现0.9%的增长，欧元区2014年二季度增长为0.7%，日本二季度则呈现负增长。这表明发达经济体经济停滞表现出了长期化和常态化趋势。（15） （二）批判新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发挥市场自发力量，否定国家的宏观调控 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强调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后者天真地认为市场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真正的市场失灵绝不会发生，因为市场个体总是能自发地解决帕累托改良，因此政府要越小越好，要尽量减少干预市场和社会的运行；而前者强调绝不能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由市场的滞后性、盲目性和自发性造成的资源闲置和浪费，以及经济周期波动等，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作用，尤其在社会投资和利润分配等方面。斯韦卡特强调，资本和劳动力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能完全市场化。“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受到资本的辩护士的吹捧，他们把资本当做使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复杂事物的自动管理者。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得很清楚的那样，一旦市场超出商品和服务而伸向资本和劳动，它就开始咬邻居，在地毯上撒尿，甚至更糟。而且它就是这样自动地起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是要在这些消极的后果中起支配作用。”（16）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主张自由的商品市场与有管理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如何实现对资本的管理，罗默认为，市场机制在社会投资调节方面存在的缺陷：一是科技研发投资和教育投资存在巨大的积极的外部效应，因此由国家投资是恰当的。二是由政府提供公路、铁路、机场、水坝和通信体系等公共产品比私人具有更高的效率。三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未来时期出现经济衰退，市场自发调节的投资可能低于社会需要的最优水平，出现投资不足的问题，这时需要政府采用对遭受意外事件而在未来时期增长率没有达到预定水平的企业进行补偿的办法来增加投资，从而提高就业。由此罗默强调国家要优先考虑投资的控制问题。为了消除过度扩张市场带来的动荡和其他非理性后果——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斯韦卡特提出了约束市场的根本性举措，即控制社会投资，并把其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之一。他强调“社会控制投资”的基本结构是：中央政府对所有生产性企业征收统一税率的资本资产税，所有税收收入都被重新注入经济以资助那些需要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的企业。这些资金被配置到整个社会，先按人均标准分配到各区域和社区，接着依照历史业绩分配到公共银行，最后分配到那些具有盈利性项目方案的企业。在每一层级——国家、区域和地方，由立法机构决定手中的投资资金有多少比例用于公共资本支出，然后将剩余部分不加任何附带条款地拨给下一层级。由此观之，市场社会主义不是自由放任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涵盖整个经济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而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市场较之第一种情况会受到更多限制，决策制定较之第二种情况更为分散化。正如塞卢奇所指出的：“虽然市场是进行合理经济配置和使用短缺资源、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的工具，但宏观经济（中央）计划则是促使市场调节适应福利优先的最有效的手段。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17）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会表示，假如资本流动受到限制，那么必定不可能产生最有效率的结果。但正如凯恩斯喜欢强调的那样，在投资决策制定过程中包含了太多重要的不确定性，“企业之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仅较南极探险这依赖精确较量未来利益之得失者略胜一筹。”（18）因此，根本不能奢望私人的自利性判断会实现最优效率。更何况，“如果我们观察那些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就会发现那些快速增长但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都有政府直接地、主动地介入经济与社会活动计划。……通过经济计划以及深思熟虑的、野心勃勃的公共行动，政府已经卷入进来了。……它们各自的成功却直接地同深思熟虑和设计联系着，而不完全是没有协调的利润追求或者是原子式的自利追求。（19）斯韦卡特特别以中国为例进行说明，由于中国并没有遵从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银行体系的私有化以及发展“现代”金融制度，所以中国远比美国或欧洲更好地规避了全球金融风暴。 正如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不是针对市场，而是市场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样，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不是针对一切计划，而是集中化的、命令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因此，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市场社会主义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走向膜拜市场和否定市场的极端。除此之外，斯韦卡特提醒人们勿要患上历史健忘症，以客观评价社会主义首次计划试验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中央计划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将俄罗斯从一个欧洲最落后国家变成了世界超级强国，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人民的生活从极端贫困提升到了相对富裕的水平，这是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所未曾实现的巨大成就。工人自我管理的试验让南斯拉夫维持了长达30年的世界最快增长速度，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创造了生机勃勃的思想文化。尽管受到美国不间断的挤压和封锁，古巴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第一世界水准的卫生和教育质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机器一般应用与资本主义应用的不同，“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20）所以，企业内部的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21）同样，人们也有必要区分市场和市场的资本主义应用。市场社会主义承认，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应用。但是，市场在资本的控制下就会成为资本逐利的场所和工具。正如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成为统治人的力量，市场的资本主义应用也使市场从资源配置的工具变成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力量。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强调“资本主义=市场”，其宗旨正是以市场化掩盖资本化和全球化——市场的资本主义应用。兰格在1938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指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和难点：“如果执行竞争的分配资源规则与一个有理性指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接受的规则相同，考虑社会主义有何用？如果现有制度内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如果只要迫使它保持竞争标准，为什么要改变整个经济制度？”这实际也在拷问当代的社会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如果仅仅以市场为标准，那么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怎样的区别？因此，必须明确社会主义不可能单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而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强化市场的社会主义应用，突出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的特殊规定。（22）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观——既强调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又要强化国家作用；既关注通过市场提高经济效率，也关注经济民主、平等物质福利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目标——都为中国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45页。 ②余文烈、刘向阳：《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六大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③奥斯卡·兰格：《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10页。 ④埃斯特林、格兰德编：《市场社会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27-28页。 ⑤伯特乐·奥尔曼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⑥埃斯特林、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⑦段忠桥：《市场为何能与社会主义“联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 ⑧埃斯特林、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27-28页。 ⑨埃斯特林、格兰德：《市场社会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5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14）许新：《俄罗斯经济转型模式的选择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2期。 （15）何自力：《发达国家经济停滞或将常态化》，《环球日报》2014年9月28日。 （16）伯特乐·奥尔曼：《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 （17）转引自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1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38页。 （19）阿玛蒂亚·森：《资源、价值与发展》（上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20）《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08页。 （21）《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 （22）张宇：《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回顾与反思》，《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9期。标签：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