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前中国面临新的“转型”机遇时，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模式必须有正确的解读而不能“误读”，从而形成正确的“转型”目标；另一方面，要使这种目标真正影响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使国内外的各种决策者(政府、企业、个人)都能朝正确方向行动，则必须改变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革新现有经济学理论范式，形成有利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因此，构建能够深入解释现实、指导实践并具有创新理念的“中国经济学”成为当务之急。
图1 从“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到“中国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因此，我们认为要使“转型”成功实现，必须构建“中国经济学”，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一、中国经济模式与中国经济学
1.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从技术、制度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总结。
(1)技术角度。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可以归因于后发优势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林毅夫等(1994，1999，2005，2007)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是根源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中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选择相应的技术结构并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从而能够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但克鲁格曼(Krugman，1994)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推断东亚经济基本靠要素投入增加，而与技术进步无关，所以并无“东亚奇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受此影响，开始关注技术进步及可持续性的问题。然而，“克鲁格曼批评”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驳。林毅夫、任若恩(2007)总结了这些批判性的观点，指出根据TFP低就认为经济增长不存在技术进步是一种误解。不能简单根据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批评来评论我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作为讨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依据。
(2)从制度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姚洋(2008)构建了由地方分权、泛利性(encompassing)政府以及实践的务实主义为关键要素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演变过程。中央分权予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理性的地方政府能够不断尝试制度创新；而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泛利性的中央政府，在对这些创新的容忍中，会找到原先意想不到的“惊讶”，这会改变中央政府的意识形态从而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渐进地推行。
(3)从历史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高柏(2006，2008)从全球化演进的角度，用经济社会学理论，解读“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当全球化的钟摆运动出现回摆时，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学制度学派的三个方向入手：理性的社会建构和认知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是互动过程；非市场治理机制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探讨，总共可以归为三次大讨论。最初的大讨论始于王亚南先生。60多年前，他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这是中国的思想先驱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背景下，以及救国图新的实践中，探索独立自主经济理论框架的第一次努力。第二次大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以樊纲(1995)对“苏联范式”的批判为代表。这次讨论是学者们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背景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的实践中，摒弃陈旧的理论范式，引进西方理论方法，构建适合中国的现实与实践的理论范式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大讨论是从本世纪初至今，从林毅夫(1995，2001)倡导经济学中国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到程恩富(2009)总结中国经济学要以“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等，其间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文献。这次大讨论的现实背景是中国一边“转型”，一边又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步提高；这对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有鉴于现有主流经济学已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并指导实践，因此本次大讨论可以看作是在中国崛起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背景下，学者们为发展适合中国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为构建中国自身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作出的努力。
二、中国经济模式的解读
首先，正确解读中国经济模式需要突破传统理论范式，构建包括技术、制度和历史分析的框架，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奇迹般的发展。在物质生产力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率都大幅提升，1979年至2008年中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接近10％，人均GDP增长10倍多；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0.8％，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宏观调控体系(包括财政、货币及社会保障体制)及市场体系(包括商品、要素和产权等诸多市场)的初步建立，理顺了政府、企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结构方面，农村与城市实现着深刻的制度转变，激发起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活力，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推动二元经济结构逐步转变。然而，在令人瞩目成就的另一面，中国经济面临着巨大挑战：(1)以资源消耗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的问题；(2)对外贸易依存度过大导致自身的经济发展受制于他人；(3)过分强调“效率”而忽略“公平”的发展观念导致贫富差距变大，社会冲突加剧，进而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图2 中国经济奇迹的技术、制度、历史分析框架
总之，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理解为(如图2)：在中国复兴图强的历史环境中，发展经济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于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渐进的制度创新，不断放宽对资源利用的制度约束，进而使比较优势以及内生、外引的技术进步得以实现。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使中国的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而内部生成和外部引进的技术进步又促使经济效率提升，这两点在现实中决定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
然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下，经济被简化为技术性的指标；进而在许多人的心中形成“唯GDP主义”，将人们对发展的渴望引向了对经济指标的渴望，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做法带来了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在经济增长方面，仅靠资源动员型的规模扩张来拉动短期经济扩张，而忽视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好处；在社会治理方面，只注重经济效率而忽视法制和民生的建设。因此，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而在思想层面，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必须构建“中国经济学”。
三、中国经济模式转型与中国经济学范式转变
要正确解读中国经济模式，经济学理论必须具有现实解释力。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现实需要。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到底向何方向转型？首先，单纯靠资源投入而取得的增长肯定不能维持多久；而由引进外部先进技术(资本投入融合型创新)所促进的增长也会随着先进国和落后国技术差距的缩小而逐渐减弱。另外，从经济利益出发，先进国也不可能轻易将其所掌握的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转移给落后国。因此，在长期中，只有内部研发技术才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保证。从整体上看，资源扩张和技术的跨国转移其实都没有改变技术本身的状态，但都动员了新的资源投入，两者的区别仅仅是跨出国界与否。所以，我们将以这两者为主要增长动力的模式称为“资源扩张型增长”。相反，由经济体内部研发所导致的技术进步，是将技术深入推进的结果，我们将这种技术进步所支撑的增长模式称为“技术深化型增长”。因此，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方向就是从“资源扩张型增长”转变为“技术深化型增长”。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模式向技术深化方向的转型遵循了分工理论、价值链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发展逻辑。
(1)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揭示了分工的三个方面的经济效应：专业化效应、低成本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靠低成本进而专业化的比较优势，而未来要充分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杨小凯(2003)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杜阁、亚当·斯密等，关注的焦点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含义，可以总结为斯密定理，即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市场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此外，还包括关于专业化与货币出现之间内在联系的猜想，关于投资是提高迂回生产过程中分工水平的工具的资本理论，关于“看不见的手”是协调分工网络的观点。我们认为，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正是因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主动吸收加工制造产业的向内转移，才有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至今，中国已经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打开了世界市场的大门，由此而来的专业化产业集群也已在中国出现；因此下一步，发挥分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效应，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力。
(2)全球价值链理论则进一步表明，当今的国际分工格局是在价值链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集群产业主要嵌入于零部件生产、加工制造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的环节，而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则被国外企业所控制。因此，从中观的角度看，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分别向上游和下游的高附加值环节拓展，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当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过大、居民收入水平相对不高以及内需不足等问题。
根据价值链理论，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产制造、营销、出售到售后服务等各种增值活动。如图3所示，上游环节(如研发、设计)和下游环节(如市场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而中间环节，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在全球经济利润的这块“巨大蛋糕”上，利益分配是非均匀的，创造高附加值的环节的集群产业分得超大比例的收益，而创造低附加值环节的集群产业则收益微薄。
图3 价值链增值的U型曲线及产业升级的方向
中国在大多数产业中，利用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已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加工制造、零部件及装配等环节，形成以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原始设备制造，即贴牌生产)为主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下，中国每年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制造成商品之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环节，产品的附加值与上下游环节相比要小很多，产品的大部分利润都被上下游环节所占有。这样，在消耗大量的资源并付出无数劳工的血汗之后，中国的GDP虽然非常可观，但是企业利润低微，劳动者的收入也无法提高，因而实际的社会福利增进有限。
因此，从中观的产业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从当前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向高利润的上下游环节拓展。国内许多学者主张集群产业升级沿着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路径拓展(详见图3)。在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打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为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技术研发实力的发达国家提供OEM之后，再利用代工过程中积累的资本和技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边自行设计创新产品，边为全球旗舰企业提供模块化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原始设计制造)，逐步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攀升，直至开创自有品牌的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ing，原始品牌制造)。
当集群产业占据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以及品牌等高利润的环节之后，一方面，单纯依靠资源扩展的经济增长模式自然能得以转变；另一方面，由于产品附加值增加，不仅企业的利润率增加，而且单位劳动的产出也上升，从而劳动者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福利增加；此外，国内居民收入增加，还能够增加消费扩大内需，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3)创新理论揭示了创新是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的具体方式。只有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因为处于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上下游的厂商不可能主动将其核心技术拱手相让，中国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通往经济转型的“机会窗口”。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同一物，称经济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种新的组合包括：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另外，熊彼特认为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创新的持续过程中，具有创新能力和活力的企业蓬勃发展，一批批老企业被淘汰，一批批新企业在崛起，促使生产要素实现优化组合，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再加上“创新”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有大小、长短之分，这就形成了发展周期的升降、起伏和波动。
可见，熊彼特的创新是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相对应的，产品创新涉及价值链上游的研发和设计环节，市场创新涉及价值链下游的市场营销和品牌环节，生产技术创新和材料创新则主要涉及中间环节。
综上所述，“分工—价值链—创新”对于中国的发展逻辑如下：斯密定理阐明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已经在国际分工的参与中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则揭示出，中国当前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间制造环节，但中间环节的价值增值低，这是当前消耗大量资源换取GDP增长，但社会福利却不能相应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中观的角度看，中国的集群产业必须向价值链的两端拓展。而从创新理论角度看，对于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品牌等环节的拓展，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因为占据利润制高点的领先企业，不可能将他们的核心技术拱手相让。所以，从微观角度看，企业只有依靠自主创新，才能真正打开升级的“机会窗口”。当中国的企业能够逐渐掌握升级的核心技术，进而集群产业都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环节拓展，改变“两头在外”的格局时，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自然能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因此，当前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总结为由“资源扩展”向“技术深化”转型，这一转型必须依靠自主的技术进步；而这又取决于制度的合理安排，从而要依靠制度创新。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说过去30多年在“发展经济”的共识下，改革带来了经济奇迹。那么，今后若能形成“推动技术和社会进步”的共识，更深入的制度创新则能带来可持续的并且增进社会福利的经济增长，进而创造新的经济奇迹。所以，在“发展”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进步”的共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我们认为，经济学起着解释经济现实并指导实践的作用，对于建立“进步”共识应该是责无旁贷。而对于中国经济的研究，脱离不了技术、制度、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因而构建有足够现实解释力的“中国经济学”对于发展模式转型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四、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学的话语权往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有重要影响。随着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地位今非昔比，相应的国家利益也随之改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无法保证。例如，在CO 2减排、铁矿石定价权、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中，在这些国家间现实利益的博弈中，中国如果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将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政治需要。
我们认为，国家地位的变化导致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当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这导致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
首先，主流经济学的语调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而改变。高柏(2008)认为，在全球化的钟摆运动中，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主张释放市场力量与主张构建社会公平之间摆动。当全球化程度上升时，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成为影响政府政策范式的主要思潮；而当全球化逆转阶段，主张政府干预、限制市场力量的意识形态则占上风。对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他认为：“当前全球化生产方式的兴起，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生产方式，不仅带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实现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换代。而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持续减弱，它们在国际分工中面临着来自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挑战，自由贸易不再对发达国家有利。”随着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国内传统产业的就业逐渐转向国外，这样发达国家内部失业率上升，社会不公平加剧。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随着全球化形势由上升到下降的逆转，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将取代自由主义。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了高柏研究的正确性。但是，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及政策上的“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更替，并不是由全球化程度的波动决定的，而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如果全球化符合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那么即使全球化程度下降，这个国家的理论基调也不会改变；相反，如果某个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化上升中受损，那么其理论基调必定是反自由主义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学术中心的时代，经济理论及政策范式服务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相一致时，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占主导地位；当全球化与发达国家利益不一致时，保护主义的理论与政策成为主流。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权体系下，经济学语调改变主要也是为其利益服务的，如果中国的利益与发达国家冲突，则我们选择任何语调都是被动的。
其次，当前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全球分工日趋加深的背景下产生的，全球化加深对中国有利；而与此相反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却在全球化加深的趋势中日益下降，主流经济理论在原先固有范式下，必定要向保护主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崛起这一突变性的现实因素，在旧的范式之下，必定会被重新卷入对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有利的循环之中。因此，构建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及政策范式，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的改革实践。
由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需要就跃然而出：新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浪潮导致中国崛起而传统强国衰落，这是一种新的突破因素导致的现实结构变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旧的理论范式内解释新的现实并做相应调整，由此而来的政策框架依旧如故，改变的仅仅是政策实施的力度。这些做法将使新的突破因素被重新纳入旧的循环，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及政策范式，那么对于中国有利的新循环就不可能演化出来。因此，“中国经济学”代表了对中国有利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范式，它是重构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条件。这种“有利”，并不是像旧有理论范式思维所想象的那样是对中国“单边的有利”，而是一种谋求“多赢”的“多边的有利”。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新思维与旧有理论思维的“论战”并非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或国家民族主义的争论。这场不可避免的争论将是一场“视角”的论战，帮助人们找到新的多赢视角为目的，进而构建新的有利于全人类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这可以看作是全球范围内的“解放思想”。
五、简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前面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但是使“转型”在现实中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构建“中国经济学”。因为中国模式的正确解读需要理论范式的革新；而“转型”目标的确立需要经济学理论具有现实解释力；中国经济地位改变后话语权的争夺需要新的话语体系。因此，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从理论、现实和政治三方面，呼唤着经世济民的“中国经济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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