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扩大内需的体制障碍 推动大规模人力资本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人力资本论文,体制论文,障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已成为我国决策层和经济理论界的共识。但对于应如何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性政策还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以及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投资还是消费等问题，则存在不同的的看法。本文将说明：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应当是我国经济实现健康快速增长的基本方式，这是市场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当前大规模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特别是对教育服务的消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必须深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人事、信贷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形成有利于扩大而不是压抑居民消费的制度环境。
扩大内需，要采取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更要注意制度层面的问题。我国第三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扩展空间，但第三产业提供的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服务的生产和消费需要更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因此，进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可以扩大居民的服务消费，这比单纯使用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更重要，也更有效。本文试图以高等教育体制为例说明：全面系统的深化体制改革，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直接管制，可以极大地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
一、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意义
我国的经济增长需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但主要应当依靠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不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措施，而是保证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的基本战略方针。有研究认为支持90年代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两大因素是投资和出口（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但造成我国90年代出口高速增长最重要原因是人民币贬值，从下面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人民币每一次贬值都导致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迅速上升。
我国1996年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达36%，而1996年美国和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仅为18.9%和17.6%，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高出美国和日本近一倍左右。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何种水平上比较合适，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六七十年代实行贸易立国和外贸大发展时期，日元并没有贬值反而在逐步升值。日本的进出口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60年的20%上升到1979年的21.4%，二十年间上升了不到两个百分点；我国则从1988年的25.6%上升到1997年的36.7%，十年上升了十一个百分点，继续维持这种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要充分重视出口，但不能长期主要依靠出口带动，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我国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已对此发出信号。我国不可能继续靠人民币不断贬值来扩大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人民币不能也不应当贬值。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应依靠扩大内需。
我国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政府就开始连续调低利率启动需求，1998年又在货币政策效应不明显的情况下，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举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扩大内需。这些政策措施无疑是及时和必要的。但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有其限度的，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资会降低投资效率，过大的财政赤字会影响金融稳定。并且在政府可承受的财政赤字范围之内，也难以形成足够大的可带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总需求，因此更重要的是启动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但对于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扩大企业投资还是扩大消费上，在经济理论界则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应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扩大总需求。这无疑是正确，但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并可能模糊宏观政策的着力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不活跃的主要原因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因信用萎缩导致的社会（民间）投资需求不足，主张通过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来扩张信贷（樊纲，1999）。然而据有关部门对1998年下半年全国601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其中供大于求的商品占33.8%，比上半年增加了8个百分点，其余的为供求平衡，基本上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在投资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下，恰恰是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减少投资，这是企业的理性选择。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很难对扩大企业投资需求产生多大影响。况且，信贷委缩是由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派生的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而不是相反。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导致我国国内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1986-1997年，我国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而同期最终消费年均增长只有8.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按不变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由1985年的57.7%降至1997的45.5%，这必然导致国内总需求不足。当前的总需求不足是由深层次的“积累与消费”关系变化引起的，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所能解决的。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十几年的最高水平，不宜再单纯通过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来扩大内需（赵京兴，1998）。并提出了大幅度提高教、科、文、卫人员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从而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笔者赞同这种分析但对这种政策建议不敢苟同。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中，消费需求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投资需求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是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自我循环下去的，只有最终能提供以某种方式满足居民消费的投资才能取得效益，投资的自我循环只能导致粗放的数量型扩张。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由居民消费空间的扩张和数量的增长所带动的，居民对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的爆发式需求带动中国经济实现了80年代的高速增长（赵坚，1992）。我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基本方式不应被90年代初“开发区热”导致的由高投资带动的高增长所掩盖。从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居民对物质产品需求就开始进入平稳增长阶段，但对服务的需求却开始高速增长。90年代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居民对电话电讯服务的消费需求。1990年我国的邮电业务总量仅为81亿元，1997年则猛增至177.3亿元。这期间我国的邮电服务消费支出以年均55.4%的速度增长，由此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不能简单地说投资和出口是带动我国经济在90年代快速增长的两大因素，居民对通信服务需求的高速增长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目前农村电网改造会稳步增加农村对家用电器的需求，但不会出现80年代那种需求以年均两位数速度增长的情况了。我国居民对于住房和汽车的需求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而稳步增长，但近期似乎不可能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但如果没有某项居民消费支出能够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消费需求就很难带动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目前对国内需求增长缓慢的原因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我国经济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结束，正在进入大调整时期，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速度必然回落。另一种解释是职工下岗，教育改革，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导致消费者预期不稳，消费倾向下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还存在着巨大的扩张空间。消费增长缓慢就意味着某种消费需求正在受到压抑。
居民消费不仅是物质产品消费，而且包括服务消费特别是教育消费。由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独生子女政策，逐步富裕起来的家庭对教育消费的需求十分强烈，乐于为子女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北京有些重点中学对不够录取要求的择校生曾收取5-8万元甚至更多的赞助费，而自愿交纳这笔高额费用的家庭不过是为子女购买考上大学的希望。市场已经发出明显的信号要求增加高等教育服务，但市场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僵化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面前是得不到反映的。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通过指令性招生计划和各种政府直接管制的行政手段，严厉压抑着这种需求。因此我国当前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主要是由现行管理体制不能适应居民消费空间的扩张造成的。构建居民能够增加教育支出的制度环境，加快高等教育发展，大规模扩大招生规模，就能迅速增加居民的教育消费支出，有效扩大内需。如果说80年代是居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需求，90年代是居民对通信服务的消费需求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那么下一世纪初高等教育产业可能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的增长点。
二、充分满足居民教育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我国大学的招生人数1986-199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5.2%，比同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落后4.6个百分点。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收入水平。因此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可能是“七五”以来，我国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落后于GDP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正在影响着我国“积累和消费”的基本分配关系，并导致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和消费不能较快增长。这就是说，充分满足居民的教育消费需求，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就能提高居民的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而收入的提高将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实现良性循环。
高等教育消费支出是一种高级的消费支出，同时又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Romer,1990)，这促使我们从更高的战略高度考虑教育的作用。我国经济二十年来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投资的快速增长。这种投资主要是物质资本投资，搞了很多厂房、设备、高楼大厦，其中也有不少低水平重复建设，这必然导致收益递减，在我国这又导致了银行的大量呆帐、坏帐。而人力资本投资则没有引起充分重视，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80年代的2.8%-3%，降至90年代中期的2.5%左右，而社会和个人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更是处于极低的水平。从短期考虑，人力资本投资滞后会降低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生产率（赵坚，1995）；从长期考虑则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人力资本是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及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是教育。面对高新技术日新月异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知识陈旧及技术过时的速度在加快，这更加速了人力资本存量的老化与废弃。特别是在世界发达国家出现以数字化信息产业的高速增长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新发展趋势之后，不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使我国再一次丧失发展的机遇。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取得超前发展。美国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进行了许多重大创新，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与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教育不仅培养了大批可进行科技创新的生产者，同样重要的是这种教育同时培养了大批信息产业产品和服务消费者。
缺少人力资本是目前我国经济整体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实现长期快速增长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障碍。下表是1987年有关国家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大学生入学率的数据：
这些数据说明无论从现有人力资本存量还是从人力资本增长的态势上，我国不仅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也与周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距。其实我国大学生入学率再增长十倍也仅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按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我国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无论从满足人民在教育消费需求、扩大内需，还是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考虑，我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大力发展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下世纪初，我国的大学生入学率至少应超过泰国80年代末的水平，至少应达到大学生入学人数占二十至二十四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我国应尽快实行大学生缴纳全额培养费的改革，今年的大学招生规模应比去年增加一倍，并在近期以年均20%-30%的速度增长，4年后达到年均招生400万的水平。按每个学生每年1万元学费、5000元生活和其他费用计算，如果大学的在校生人数达到1600万人，每年我国居民用于高等教育消费支出将达2400亿元。对今后大学生培养费高速增长的预期会促使高等教育机构从银行借款加大高等教育的基础设施投资，这样今年的高等教育消费和投资支出就可达到千亿元水平。让居民自己花钱和通过银行借款来增加教育消费支出，比国家举债增加支出能更有效率地扩大内需。投资于我国人民，把庞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本，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国目前还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下岗分流的就业压力，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其他各类教育可以较大地缓解就业压力。
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这是各国教育发展的普遍现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着由于战争开支下降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和复员军人可能失业等问题。194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GI法案，该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资助复员军人上大学。美国大学的每年招生人数从40年代初的一百五十万人左右，猛增到战后的二百六十万人。这同时减轻了安排复员军人就业的压力。该法案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为美国经济在战后的长期增长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本。
我国的高等教育不是独立于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象牙塔，应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虑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从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高度，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关键的问题是培养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而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我国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为此首先必须形成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安排。
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消除扩大教育消费的体制障碍
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是人们通过向自身投资增加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在未来可以有更高收益、更大的选择范围的经济行为。这与物质资本投资有许多相似之处。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出于社会公正和使全民具有基本文化素质的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实行免费教育。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则不应实行免费教育。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在逐步从免费教育向缴费教育转变，大学生开始缴纳少部分培养费。高等教育服务仍然基本上是由国家无偿提供的，而国家财政可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总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限制高等院校的在校生人数。但另一方面，政府又对高等教育实行严格管制，把高等教育当作公共产品，不允许居民购买高等教育服务，限制社会和个人办高等教育。这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高教服务短缺、我国人力资本匮乏的根本原因。
“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最近将被写入我国宪法，“十五大”肯定了把按劳分配和按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而国家严格管制高等教育并基本上无偿提供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使我国现行高等教育体制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政府没有足够的钱为所有公民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服务，政府管制又限制了居民对这种服务的购买，唯一的出路是高考。过了这一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服务增加知识的成本就主要由国家支付，而掌握技术知识以后，受教育者可以其技术知识作为生产要素获得较高的个人收益。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就造成了一种寻租机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寻租方式——高考寻租，即通过参加高考获得享受免费接受高等教育的排他权利。这是一种公开正当的寻租行为，但寻租必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首先，受教育者自中学乃至小学的全部学习都是为了参加高考竞争。高考教育是教育的最高层次，高考对中小学教育起着基本的导向和规范作用。由于国家的财政支出没有能力支持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因此现在高考的主要功能是进行筛选、限制入学人数。高考的试题越来越难，越来越怪。很难让人相信训练通过这种考试的能力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如果当年77届和78届的学生遇到现在的高考试题，这两届被各大学普遍认为质量最好的学生几乎都会成为落榜生。不难看出，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题海战术、“择校生”、高收费等不过是为参加高考寻租而付出的部分成本。但高考寻租使中华民族付出了在中小学阶段降低下一代全面素质教育和忽视学生创新精神培养的沉重代价，全面降低了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我国的整个教育已不能适应培养有创新精神人才的世纪性挑战。
其次，高等教育经费是由国家无偿提供的，招生计划是政府下达的，高等院校并不直接面对市场的压力，较少考虑社会对人才结构和人才知识技能的要求，更无须考虑高等教育服务无偿享受者的要求。由此导致了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不合理，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僵化，教师用于教学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教学质量下滑等一系列问题。
再次，从提高公民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考虑，接受高等教育可看成是一种高尚形式的消费——享受教育服务或教育消费，同时又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压低这种消费需求，限制这种投资不利于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
在计划经济的高教管理体制中，十分有限的用于高等教育的资金运用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国家的高等教育费用实际上是由各个专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分别承担的，它们各自承担有隶属关系的高等院校的基本建设和日常经费支出。这就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条块分割、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专业重复建设、缺乏规模效益等问题。在国务院撤销一些专业管理部门后，地方政府是否能够并愿意为原部委所属高校出钱搞“共建”，就成为相当一批高等院校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有上述问题都是用计划经济进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必然结果。
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按其自身的运作要求不会赞同扩大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因为扩大招生规模后所需要的高教资源超出了现行体制的控制范围，这必然要求放松管制，给高等教育的法人实体更多的自主权，而这必然触及某些人的既得权益。
颇为流行的反对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高等教育发展快了会影响质量；二是担心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本文已经说明现行教育体制导致的中小学应试教育已经从根本上降低了中小学的教育质量；缺乏竞争，无须对市场需求作出反映的高等教育也不可能有多高的质量；“严进宽出”的学藉管理更无从保证质量。更重要的，高等教育应当是提供满足居民教育消费的一个产业部门，高等教育质量不等于考试质量，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考试所能检验的，高等教育的质量要靠社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检验。至于对大学生供过于求的担心，在我国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甚至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挑战面前，这种担心不仅缺乏根据，而且会误国误民。知识经济中所说的知识不仅是书本和杂志中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人头脑中的知识，书本中的知识也是人生产出来的。而人获取知识要靠教育，没有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知识经济就无从谈起。况且，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社会群体都可能失业。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失业率高，那么或者是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有问题，或者是劳动人事制度出了问题，以至不能用高质量的人替换低质量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居民会减少对高等教育服务的购买，市场就会迫使高等院校作出调查；为防止后一种情况则应加快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经过二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已从整体上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的短缺状态，买方市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高等教育服务的短缺不仅没有缓解，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分配原因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管理体制还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仍然把高等教育作为国家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总是供给不足的，为了解决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又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维持现有管理体制的运行，由此导致一种恶性循环。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必须进行根本的战略性调整。
四、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应当是让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上发挥基础作用。高等教育不应是一种福利事业，而是通过提供高等教育消费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教产业。要改变高等教育主要依赖国家拨款、计划统筹的办学模式，把教育自主权下放给各高等教育的法人主体。应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办学，形成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高等院校应面向市场自主办学，教育部主要运用法律法规、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
应使学费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经费来源，要扩大招生规模，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任何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适龄青年都可交费上学，毕业以后自主择业，国家不包分配。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保证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并适当补助非义务教育。国家应保证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够获得完成高等教育所需的贷款，并在毕业后归还贷款。国家应建立必要的法规和有效的协调机制，不仅使接受贷款者和受益者家庭承担还款责任，而且应使有关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的利益与还款状况相关。面向高校学生的个人的贷款业务应该成为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银行的投资领域不应仅限于物质资本投资，也应包括人力资本投资。政府应建立可以减少银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法律环境。
国家应鼓励高等院校之间的竞争，使得那些能够提供高质量教育服务的院校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并通过竞争不断提高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国家应高度重视通过建立信息高速公路，使用计算机、多媒体等高技术手段，采用新的教学方式实现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用高科技的教学手段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高水平师资不足、校舍不足、各校教学水平差距大等问题，大大降低高等教育的成本。在教育领域使用高技术可以大大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更快地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短缺问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形成对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极大地促进我国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这，首先要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创造出可以容纳新变化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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