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与“患难朋友”——周恩来与宋庆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瑰宝论文,宋庆龄论文,朋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把许多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卷了进去，他们在各地进行的“破四旧”活动中到处抄家，扫除所谓“四旧”残余。孙中山虽然作古多年，仍免不了被“破”的威胁，南京的红卫兵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中共中央不得不出面制止；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尽管是中国共产党的密友，她在北京的家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
看到这些被人利用的、无知的举动，周恩来很生气。1966年9月1日，他对首都红卫兵发表了郑重的讲话：“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将宋庆龄的光辉形象和她一生的主要功绩简要地概括出来，使头脑发热的红卫兵们稍稍清醒了一些。
宋庆龄的一生，周恩来十分了解；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患难与共的朋友。
“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早年曾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孙中山的秘书，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伴侣，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时，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掩护孙中山离开险地。之后，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在广州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并亲自担任该校的总理。这年9月初，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不久，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曾特邀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孙中山和宋庆龄也对年轻能干的政治部主任极为赞赏。半个世纪后，宋庆龄曾回忆道：“在二十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不久，蒋介石自立中央，宣布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形成宁、汉对峙局面。在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出来、离孙中山的遗愿越来越远时，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她仍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战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天，周恩来出席了在南昌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以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当天，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宣言在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前，是由周恩来亲自改定的。周恩来与宋庆龄这种精诚的合作，从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于1927年9月流亡莫斯科。她继续撰文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它将“遍布国内各地”。宋庆龄回国后，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大力帮助。宋庆龄甚至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其中有周恩来用“伍豪”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所，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
1937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七七事变”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飞离延安抵达上海，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谈判有关事宜。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多年不见，宋庆龄极其兴奋，她热情地接待了周恩来等人。
这天，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住处时，宋庆龄亲自到大门口把周恩来等人迎进客厅，并高兴地说：
“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
周恩来握着宋庆龄的手兴奋地说：“夫人，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见到您，您近来身体好吗？毛泽东及其他同志都问候您！”
听到这话，宋庆龄更是喜悦，她的心与中国共产党是相通的。尤其是随后听了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看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她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她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并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重逢，宋庆龄不仅为周恩来等人准备了清香扑鼻的绿茶，而且专门派人上街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恩来在寓所吃饭。
一个多月以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拍电报给她，请她撤离上海。起先宋庆龄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但随着时局的发展，上海越来越危险。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听从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乘轮船到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做贡献。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又改称中国福利会）。
对宋庆龄在香港的特殊工作及其贡献，中共中央和担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是了解的。8月初，中共长江局特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共商抗战救国大计。邓颖超又一次带去了周恩来对宋庆龄的亲切问候与致意。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了名誉会长。之后，宋庆龄与邓颖超惜别，回到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日军加紧进攻香港九龙。就在香港沦陷前的紧急关口，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也从香港迁至重庆，但是由于蒋介石对宋庆龄的限制、软禁，“保盟”的工作举步维艰。5月，为支持、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偕女儿前来重庆。廖梦醒到达重庆后，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保盟”的工作恢复后，迅速在重庆等地募集抗日捐款，并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侵略者、反对反动势力和拯救中华民族，宋庆龄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杰出代表周恩来，进行了密切的、默契的合作。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为欢送他们，宋庆龄特意在重庆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
这天，宋庆龄的壁炉架上正好挂着两株金灿灿的稻穗，这是秋天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带回来的。宋庆龄时时看看它，时时惦着农民兄弟，想着苦难深重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大家对这两株稻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宋庆龄便从壁炉上取下来，托在手上，深情地说：“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大家点头同意宋庆龄的说法。周恩来更有同感，他走过去接过稻穗，动情地抚弄着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稻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恩来的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的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庄重地画上了两束金黄的稻穗。宋庆龄和周恩来这两位伟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人民胜利的坚定信念，最终得以实现。他们协力同心为共同的目标所做出的贡献，也永远载入了史册。正如1978年赵朴初在《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志庆》一诗中赞颂的：“伟哉孙夫人，慷慨发宣言。‘保盟’一帜起，响应遍人寰。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救死与扶伤，物资来源源。重光越险阻，光明向延安。抗战终获胜，论功不以谖。允宜载史册，千古耀斑斓。”
“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1949年，全国解放在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筹备中。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与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邀宋庆龄共商新中国建设大计。
两天以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两封份量极重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当邓颖超来到上海中山故居拜见宋庆龄时，两位伟大的女性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们敞开胸怀，尽情倾诉别离后中国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各自的经历。邓颖超把两封信递给宋庆龄，告知中共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恳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接过信，非常激动。她看到中山先生所孜孜追求奋斗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中国正在诞生，欣然同意随邓颖超去北平。
7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电，对护送宋庆龄北上应注意的问题作出了安排。电文提出：庆龄先生病体难支，故北上时应“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
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这也正合周恩来的安排，他曾于8月6日致电邓颖超：“新政协9月开会，孙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来平为好，并请她9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议。”
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的当时条件最好的火车徐徐开进北京火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方面人士早已迎候在站台上。久别重逢，感慨万千。宋庆龄在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也获得了新生。
待宋庆龄休息数日后，9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欢迎宋庆龄就任筹委会主席，并讨论有关事宜。
9月21日，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这使宋庆龄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欣慰和振奋感。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时，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此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全身心地共同投入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事业中，并缔结着更深厚的友情。
建国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汲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1950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信，说：“你于百忙中尚忆及本会十二周年纪念，深感。本会此后当保证为新中国人民福利事业继续努力，并获得更大成功。”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二十五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上。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她特意给周恩来、邓疑超发了一份贺电：“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周恩来与宋庆龄这两位伟人的交往及友谊，不仅体现在为国、为民的伟大事业中，而且存在于日常生活的小事中。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葺、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建国前那样请他在家中吃饭。她是这样给身边的人解释其中的原因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这两位伟人，都有着细腻的内心世界。
中国福利会与《中国建设》
195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建议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版的形式向国外介绍、宣传新中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宋庆龄欣然应允，并与周恩来商议了办刊的方针、所需解决的问题。1951年底、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
建国初期，中国福利会的一些工作人员由于认识问题，觉得在这样的“民间机构”工作意义不大，想调往国家机关。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以后，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孙夫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她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在中国福利会工作就是为党工作。经过做工作，这些同志很快端正了认识，稳定了情绪。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周恩来还与宋庆龄一道提出了中国福利会今后的主要方针和任务：在妇幼保健和少年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
尽管新中国的国内、国际事务异常繁忙，但周恩来仍然对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建设》杂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其工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1957年，在《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恩来欣然为该刊题词：“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今后杂志的编辑方针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指导。1958年，就如何进一步改进杂志，宋庆龄和有关人员都提出了一些设想。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重视，他指示有关同志：要尊重宋庆龄的意见，“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要特别注意”。
1961年11月23日，周恩来又一次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题词：“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为庆祝这一纪念日，周恩来还偕同邓颖超亲自到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
对中国福利会，周恩来更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1958年，中国福利会走过了二十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周恩来的这一期望，成为中国福利会以后的工作方针。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
1963年6月，中国福利会举行庆祝成立二十五周年酒会，特邀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会上，周恩来热情赞扬了该会在协助抗战、支援根据地建设，在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到来，使会场更加增添了节日般的友好气氛。
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历来是具体而细密的，就连1964年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小足球队》一剧，周恩来也亲临现场，给予很高的赞扬、鼓励。宋庆龄对此记忆深刻，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文中还专门提及。
国家少了两个“好帮手”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处于极艰难的境地。周恩来顽强地与林彪、“四人帮”一伙作斗争，苦撑危局，维系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人才，尽力减少损失。而此时的宋庆龄，却成了受冲击的目标和周恩来要保护的对象。
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先写下了十三位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对宋庆龄的保护，周恩来极其重视。除了前面所说的极力劝阻、教育红卫兵外，为了确保宋庆龄的安全，他指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杨德中亲自主管宋宅的各项工作。周恩来怕宋庆龄在上海居住不安全，特意恳切地劝她到北京来居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上海和北京的两处住宅总算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格外愤怒。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周恩来得知后，在百忙中给上海有关部门挂长途电话，指示重修宋氏墓地，妥善处理此事。1967年，上海市革委会民政局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重新维修了宋氏墓地，虽然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重立的墓碑上，立墓人只刻了宋庆龄一人的姓名。宋庆龄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她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她还表示，对周恩来的这一恩情将永生不忘。
宋庆龄理解周恩来，认为他也极不容易。她曾说过：“没有总理，‘文革’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由于“文革”的折磨，周恩来最终也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得知江青在周恩来重病中还闯进医院干扰治疗时，异常憎恨。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陈翰笙：“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然而，对处在特殊地位上专横跋扈的江青，别人很难阻止她撒泼。宋庆龄一方面把这种憎恨压在心头，另一方面加倍地去关心、帮助周恩来。听说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己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少见的二十三斤半重的胖头鱼，她立即想到了周恩来，特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她只想表示一点心意，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也使自己担忧之情得到一丝安慰。
癌症的折磨和“四人帮”的干扰同样残酷，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以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她常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叹惜说：
“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此时的宋庆龄，也被病魔缠绕，但她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与人民一道向“人民的好总理”默哀、鞠躬。
1977年1月，在周恩来辞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又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全面评价周恩来的长文《怀念周恩来总理》，文中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这个潮流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作患难与共的朋友。”“从二十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为了让下一代缅怀周恩来、学习周恩来，这年，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努力继承和发扬“周总理留下的革命传统”。
宋庆龄在办完这两件大事以后，病情也逐渐加重。邓颖超经常去看望她，祝福她早日康复。见到邓颖超，宋庆龄就如同见到了周恩来。几十年的情谊尽在不言中。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她。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国家的又一位“好帮手”，也离开了人世。
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宋庆龄景仰、热爱、钦佩和崇敬的心情，赶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文中称颂宋庆龄说：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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