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寺观的“转香火”问题——关于什刹海观音庵契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寺观论文,香火论文,观音论文,民间论文,什刹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13)02-0140-06
清代寺观保留的不动产交易契书，一类是僧人道士的专用书证——手本，再一类则是民间广泛流行的旗契(旗人契书)、民契(民人契书)。关于旗契、民契，笔者已有专门的考察，①(P891－901)这里只说明手本。②手本存世者堪称凤毛麟角，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醇王府档案》中藏有什刹海观音庵契书一套七份，起首为手本一式两份，道光十年(1830)六月初四、六月十四日各一份。其中，日期稍前的手本文字如下：
具禀西北城关内鸭儿胡同观音庵住持湛一，为恳恩更名入册事：切此庵原系了尘住持，近因回住祖庭，今将此庵情愿请湛一在内住持，永远焚修。诚恐稽查未便，理宜禀明。伏乞城主老爷恩准金批入册施行。
道光十年六月(朱笔添加：初四)
观音庵，又名海潮观音庵，位于京城西北城关内鸭儿胡同路南，什刹海的北岸。雍、乾年间原为尼庙，后改僧庙。③据《乾隆京城全图》，该庵因适应什刹海北岸街道和建筑的走向，坐东北而朝西南，正院大殿三间，左右偏殿各二间，前有东西厢房各三间，南有小院，房(灰棚)两间。这种格局，直到晚清同治年间迄未改变(有同治十一年盛恺转香火契为证，见下文)。
从上引手本可知，道光年间，观音庵原由僧人了尘住持。十年(1830)六月，了尘因“回住祖庭”，改由僧人湛一住持。为此，湛一写立手本，呈请更名入册。手本白纸墨书，呈报对象为“城主老爷”，钤盖有“僧录司管理西北城诸山事务”红色印文。手本上还落有朱笔批语：“旧手本存案”“奉印堂谕，准其更名入册。”将以上信息彼此参证，知手本呈报对象“城主老爷”，应指京城僧录司下分管西北城诸山(寺庙)事务僧官；而朱笔批语中提到的“印堂”，则指僧官上司即僧录司主官(正印或副印)。又，僧官批阅时，在手本“了尘”“湛一”名字上端右侧均加有朱点(、)或朱圈(○)，起提示作用；又在正文结束语之后加一红色大勾(“
”，称朱勾)，表示正文到此结束，以防他人添写。这都是清代官员批阅下行文书时的惯用做法，称“标朱”。
清沿明制，僧人道士由礼部僧录司、道录司管理。光绪《清会典》卷三六《礼部》载：“凡僧官道官皆注于籍。京师僧官曰僧录司，正印一人，副印一人，左右善世二人，阐教二人，讲经二人，觉义二人。僧官分设各城者，东城、南城、西城、北城、中城、东南城、东北城、西城南路凡八处。”对比“僧录司管理西北城诸山事务”印文，会发现一个问题：光绪《清会典》所载京城八处僧官，有“东北城”却没有“西北城”。究其原因，清代京城僧官的管辖区划，前后屡有变动。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京城寺庙清册：雍正年间京城僧官分设六处：东北城关、东南城关、西北城关、西城北路、西城南路、中城(皇城)。④乾隆年间改设八处：西城北路、西城南路、西北城、西南城、东城、东北城、东南城、中城。⑤道光十年(1830)手本印文出自管理“西北城”的“城主老爷”(僧官)，与乾隆清册记载正相吻合。至于光绪《清会典》所载八处，为道光二十四年(1844)例，已在手本写立之后，故与印文不合。⑥(P805)
道光十年(1830)六月的手本共一式两份，除前引一份，尚有日期略晚的一份。两相比对，差异有二。其一为文字。略晚的一份在“近因回住祖庭”后多出“一人不能兼理二处”一句。其二为呈报对象、印文、批语。略晚一份的呈报对象为“印堂老和尚”(僧录司正印或副印)，印文为“钦命管理僧录司印务批”，手本正文后落有朱笔批语：“旧手本存案，准更名入册。”又在呈报日期“道光十六年六月”之上，朱笔加一“印”字；日期后朱笔添加“十四(日)”两字。这些都表明，稍晚的这份手本，系湛一呈报给僧官上级僧录司主官(印堂老爷)而获批准者。
以上考察表明，寺庙转手(更换住持)，必须由新住持出面呈报；呈报程序，由新住持写立手本一式两份，一呈报所在城区僧官，一呈报僧录司主官；经僧录司主官和僧官批准钤印，旧手本存档，新手本更名入册。至此，新住持取得对寺庙的合法拥有权，并得到官府的认可和保护。同时又说明，钤有官印的手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
不过，同为法律文书，手本与民间契书(民契、旗契)还是存有诸多差异：①呈报对象不同(寺庙向僧录司呈报，民人向大兴、宛平两县衙门呈报，旗人向八旗左右翼税关呈报)。②呈报者身份不同(手本限于僧、道，民契限于民人，旗契限于旗人)。③呈报目的不同(呈递手本是为了“更名入册”，民契、旗契多用于不动产交易)。④转手理由不同(手本为“回住祖庭”“一身不能照料二庙”，民契、旗契多为“手乏无钱”)。⑤转手价格不同(手本无价，民契、旗契有价)。⑥纳税与否不同(手本无税，民契、旗契均按百分之三取税)。⑦形制不同(手本无官刻文书，民契、旗契书均有官刻契纸而形制各异)。⑧附加条款有无不同(手本无附加条款，民契、旗契均有违约责任等附加条款)。⑨中保人的有无不同(手本无中保人，民契、旗契均有中保人等具名)。这些区别或者有助于说明，手本在其形成之初，只是僧人道士向官府呈报寺观更名入册的文书，与民间流行的买卖契书，有着本质区别。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寺观不断转手的场合，手本作为住持合法拥有寺观的法律证明，逐渐被赋予了类似契书的性质。下面，仍以近代史研究所藏观音庵契书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近代史研究所藏观音庵契书一套七份，除前述道光十年(1830)手本(一式两份)，作为其下手契的尚有五份，包括转香火契两份，卖契两份，赠与契一份，清一色白契，生动反映了庙宇在僧人、民人间几经转手，最终转为王府私产的过程。
前面提到，道光十年(1830)六月，观音庵改由湛一住持。据同治十一年(1872)十二月下手契，当观音庵再次转手时，住持已是盛恺。盛恺是何时从湛一处承接香火(寺庙)的，两人是否师徒关系，已无从得知。不过，从契书“仝随庙字(指道光十年手本)一张”的文字来看，盛恺承接住持时，并未写立手本，当然也没有呈报僧官，而是采取了私相授受的方式。这种方式，成为日后观音庵转手的固定模式。兹将盛恺写立“转香火”白契，征引如次：
立字转香火人盛恺，因回祖廷，一身不能焚修二处，情愿将自置德胜门内十刹海鸦儿胡同海潮观音庵一座，供养理旺在内焚修为业。理旺不肯空手接庙，仝众言明供养盛恺盘费钱壹佰八拾吊整，两家并无反悔。其钱笔下(中空数格)。入庙之后，如有盛恺亲派人等出来争竞，有盛恺一面承管。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前小院一所，大灰棚间半，小灰棚一间，仝随庙字一张。
转香人盛恺(押)
中保人王石(押)
接香火人理旺(押)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立
此契仍保留手本的若干习惯用语，如说“转香火”，如说“因回祖廷，一身不能焚修二处”，“供养……在内焚修为业”等。虽未明言买卖，却有“理旺不肯空手接庙，仝众言明供养盛恺盘费钱壹佰八拾吊整”的文字。所谓“盘费钱”，其实就是变相卖价。因知此“转香火”契的性质，实为不动产买卖。⑦契中不仅载明转手价格，还有违约责任、附产说明、中保人及交易双方(转香人、接香火人)具名，这些都是民间卖契中的必要条款。随之，也就凸显了观音庵的私有性质。
光绪七年(1881)，理旺又以“因回祖廷，一身不能焚修二处”的同样理由，写立转香火白契，将观音庵转给僧人定福：
立字转香火人理旺，因回祖延，一身不能焚修二处，愿将自置德胜门内十刹海鸦儿胡同海潮观音庵一座，供养定福在内焚修为业。定福不肯空手接庙，仝众言明供养理旺盘费钱贰佰吊整，两家并无反悔。其钱笔下(中空数格)。入庙之后，如有理旺亲派人等出来争竞，有理旺一面承管。恐口无凭立字为证。
大殿三间，住房二间，山门群墙一盖［概］无有。
转香人理旺(押)
中保人马二(押)
接香火人定福(押)
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十日立
理旺将观音庵转给定福，收取“盘费钱”贰佰吊，名“转”实卖，且价格略高于前次交易的壹佰八拾吊。契书虽照样沿用“因回祖廷，一身不能焚修二处”的说法，只是寺庙交易的套语，不应视作转手的真实理由。契书说观音庵只有大殿三间，住房二间，山门群墙一概无有，足见这是一处规模很小的庙宇。而当十三年后(光绪二十年，1894)定福再次转手时，所写契书已彻底放弃“转香火”的说法，改用民间卖契的习惯用语：
立卖字僧人定福，今因手乏无钱，将自置海潮庵空地壹块，并无砖瓦木植，座落在鸦儿胡同十刹海北河沿，自己无力不能兴修，情愿卖与刘名下使用。言明卖价银壹佰捌拾两正［整］，其银笔下交足无欠。自卖之后，倘有僧俗人等争竞者，有定福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字存照。
外有白字贰张手本贰套跟随。
僧人定福(押)
代笔人文海(押)
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一日
十三年间，小庙显然经历了一次大的变故，可能是一场火灾，以致庙宇毁坏，砖瓦无存，只剩下空地一块。定福在契中明言庙产系“自置”，出卖原因是“手乏无钱”，交易对象也不再是僧人，而是刘姓民人。这次交易，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契书行文，与民间的不动产买卖已如出一辙。又过十年(光绪三十年，1904)，业主刘绍堂将这块空地白契卖给了兴隆木厂。卖契这样写道：
立卖地基文约人刘绍堂，今因自置空地一块，座落在十刹海北河沿鸦儿胡同中间。东至民房，西至龙华寺，北至官道，南至官道，东西宽肆丈五尺，南北长拾肆丈。今凭中说合，情愿卖与兴隆木厂使用，言明价银
兑足银贰佰柒拾两正［整］，其银笔下交足无欠。立字之后，倘有亲族人等争论，有卖主人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字存证。
随带白字三章［张］庙本二套跟随。
中保人王翰章(押)
立卖字人刘绍堂(押)
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六日立
兴隆木厂是当时京城内承办皇工和王府工程的著名商家，厂主马文藏。马文藏购买这块空地，价银270两，明显高于以往历次交易。这或者是因为地价升值，或者是因为他急于购买，且出手阔绰。具体原因已无从查考。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只隔了短短一个月，马文藏就将这块空地转手赠送给他的老主顾、邻近的醇亲王府，并写有赠予契一纸：
立字据人兴隆木厂商人马文藏，今将自置地基一段，座落在十刹海北河沿鸦儿胡同中间，东至民房，西至龙华寺庙，北至官道，南至官道，东西宽肆丈五尺，南北长拾肆丈，情愿进呈醇亲王府应用。恐日后有亲族人等争论，俱有兴隆木厂承管。为此进呈。
光绪三十年八月 日立字人马文藏(押)
兴隆木厂与醇王府的关系非同一般。光绪十五年(1889)载湉(光绪帝)大婚，慈禧太后归政。在此之前，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重新修葺西苑及万寿山殿宇，取“颐养冲和”之意，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作为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颐和园工程浩大，前后历时十年。当时，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衙门，同时负责园工。他仰承太后意旨挪用大笔海军经费用于园工，而兴隆木厂又是园工的主要承包商之一。⑧光绪十六年(1890)奕譞死，子载沣袭醇亲王爵，与兴隆木厂的业务联系依旧密切。了解这段背景，对马文藏何以要将空地无偿进呈醇王府，也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据上引赠予契，观音庵所遗空地，正好位于醇王府家庙(祠堂)龙华寺的东邻。这块空地在成为醇王府私产后，随即并入了龙华寺。⑨(P256)这样一来，在几易其手之后，庙产变民产的最终结果是成为醇王府的私产。这也是观音庵契书被保存在近代史所《醇王府档案》中的由来。
以上，根据契书与相关资料，概括考察了海潮观音庙176年(1728—1904)间隶属关系的变化。最后，就寺观“转香火”问题，提出几点浅见：
(1)清代寺观手本，最初只是僧人(住持)为“转香火”(更名入册)事呈报僧录司的文书；经僧录司批准并钤盖印章的手本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随着寺庙的一再转手，手本具有了类似契书(上手契)的性质，并与下手契一并粘连。这类手本，或可视作僧道中流通的特殊印契(红契)。
(2)小型寺观多具有比较单一的私有性质。清代京城，佛道流行，寺观众多，形态迥异，大小悬殊，关系复杂。按当时的笼统说法，即有“敕建”“私建”“官修”“官庙”“私庙”等区别。⑩问题还在于：“敕建”庙未必都是官庙，而官庙的领属关系和生存方式又大相径庭。所谓“私庙”，则是相对“官庙”而言的，实际说明的只是其民间性质，产权关系则相当复杂。如从今日产权关系概念分析，“私庙”内部实际包含个人所有、家庭或家族所有、单一村落(街道)或多个村落(街道)所有、特定人群(如京西八旗各驻防营、京南行业或同乡会馆)所有等不同情况。
关于寺观所有权问题，不属本文探讨范围。本文只以观音庵为例说明：相比于形形色色的大中寺观，民间小型寺观的所有权关系相对简单，且往往具有比较单一的私有性质。寺观的私有性，首先表现在住持对寺观拥有充分处置权(出卖权)，这种权利不会遭到本地绅耆或其他相关人群的干预；其次，表现在寺观的频繁转手。道光十年(1830)至光绪三十年(1904)七十余年间，观音庵先后五次转手，且其手本的下手契，为清一色白契，都是其私有性的集中体现。这在民间小型寺观的转手过程中，并非罕见的个案。(11)
(3)私人寺观带有摆脱官府控制的倾向。不管民间寺观来源如何，产权关系怎样，清朝官府对寺观的所有权归属，始终没有明确界定。(12)(P150)清前期，官府试图将公私寺观的“转香火”(转手)统统纳入僧录司(道录司)的控制之下，借以加强对全社会寺观与僧人道士的掌控。(13)观音庵被登录于雍正六年(1728)僧录司《六城寺庙清册》和乾隆年间《八城庙宇僧尼总册》，即为明证。但后来的变化却表明：私人寺观的“转香火”普遍倾向于使用白契。(14)使用白契，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私相授受。真实目的则是卖主(转香人)从买主(接香人)收取卖价，以实现寺观所有权(产权)所附有的权益。通过“转香火”过程中的白契流行现象，或可看出私人寺观力图摆脱官府控制的倾向。随着清朝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逐步削弱，这种倾向也在相应增长。
(4)寺观的转手具有多种途径和复杂的表现形式。民间寺观的“转香火”，具有卖、典(老典)、租(长租)、抵押(指房地借银)、施舍、馈赠、投身等多种形式；交易双方，则有僧人之间、僧人与民人(或僧人与旗人)之间、民人之间、民人与旗人之间等不同范围。在寺观产业流入民间的同时，民间不动产也在源源不断地转为寺观之产。这种跨越僧(道)俗两界的财产对流，是清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值得继续研究。
［收稿日期］2013－01－01
注释：
①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②手本一词，原有状词(法律用语)、公文、名帖等多重含义。明时，下属见上司或门生见老师所用名帖称手本。刘銮：《五石瓠》：“官司移会用六扣(按，六扣即六摺)白柬，谓之手本；万历间士夫剌亦用六扣，然称名帖；后以青壳粘前后叶而绵六扣，称手本，为下官见上官所投。其门生初见座师，则用红绫壳为手本，亦始万历末年。”清代下级官员谒见上官时所呈递的名帖亦称手本。寺庙手本，作为僧人呈报僧官的上行文书，其名称或由此而来．
③观音庵又名海潮观音庵(见本文所引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盛恺转香火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雍正六年(1728)掌僧录司囗印元焕、普彬进呈《六城寺庙清册·西北城关内外寺庙庵院僧尼清册》(抄本，历史研究所定宜庄研究员提供，下引阙名《八城庙宇僧尼总册》亦同，谨致谢忱)载：“鸭儿胡同，海潮观音庵，住持尼智成。”说明该庙雍正时期已存，为尼庙。又，历史研究所藏阙名《八城庙宇僧尼总册·西北城关内外寺庙庵院僧尼清册》(抄本)所载文字完全相同。据法国远东学院吕敏教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稿本)推定，阙名清册造制约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之后。两清册相隔至少四十一年，而智成尚在。由此可以推知，尼庙改僧庙当在乾隆三十四年以后．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雍正六年掌僧录司囗印元焕、普彬进呈．六城寺庙清册．[Z]抄本．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阙名．八城庙宇僧尼总册[Z].抄本．
⑥大清会典事例(卷501)·礼部(第6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⑦类似的转香火契，见张荣芬、张蕰芬、宣立品《大觉禅寺》(第199页，北京出版社，2006)载寺藏契约093号：“立转供养香火静妙庵住持僧胜林，因一人不能照料二庙，情愿供养净持师替我接代焚修。有胜林陈欠账目全钱贰佰吊正，有净持替我清还囗贰佰吊正。其钱笔下交清并无欠少，恐口无凭，立转香火字存照。立转供养人胜林(押)，接代香火僧人净持(押)。同治元年三月初二日。”
⑧马氏兴隆木厂曾参与清皇宫、颐和园、北海(两苑)等大型皇家工程的修缮，是京城规模最大的木厂之一。修缮颐和园，雇佣头目、匠夫、壮夫多达千余人。参见近代史研究所藏：《醇王府档案·有关颐和园修建工程事》。马氏又有“六百年古建筑世家”的美誉，其十四代传人马旭初，在20世纪80年代仍为京城最受尊重的古建专家。参见王受之．北京手记·哲匠世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⑨龙华寺全称大藏龙华寺，建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23号，今为北海幼儿园。见什刹海研究会，什刹海景区管理处．什刹海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⑩康熙六年，通计直省敕建寺庙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二，私建寺庙六万七千一百四十(光绪《清会典事例》卷501·礼部，第6册第79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乾隆《八城庙宇僧尼总册》(抄本)中，列有官修庙六十一处。又，“(嘉庆)六年谕，嗣后除京城各官庙照例不准招租外，所有私庙房间仍准照旧出租……”(载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1·礼部，第6册第803页)．
(11)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契书一套二件，与观音庵的转手过程如出一辙。原契抄录如次：第一件：“立投契人李恭泰，因有大悲寺庙一处，坐落在高碑胡同，共计房二十叁间，庙墙南北十三丈，东西十五丈，坍塌倒坏，净剩空地一块，本住持无力重修，情愿送李恭泰作为家庙，李恭泰给和尚清安银七拾两正［整］作为香资，以为永远为业。恐后无凭，立字存照。均有源成号首饰铺一面承管。顺契人李恭泰(押)，铺保人源成号(戳记)”(无年月白契)。第二件：“立卖空地宛平县人李恭泰，因有祖遗自置大悲寺庙宇一座，共房二十三间，坐落在前门内高碑胡同东头路南，因年久失修早经坍塌，只剩空地一块。除邻居侵占不计外，现下东西长十一丈，南北长十丈，东至小胡同，西至小胡同，南至本人李姓地基，北至高碑胡同车道，四至分明。经中人说合，情愿卖与钱申泰木厂永远为业。言明价钱贰佰伍拾两。其银笔下交足，并不欠少。自卖之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竞或来路不明、契纸复出、别情发觉等事，俱有卖主一面承管，不与买主相干。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外有老白字一纸红契一套一并跟随。立卖字人李恭泰(押)宣统二年九月十五日(知情底保人、中保人等略)”(白契)．
(12)参见：李贵连．清末民初寺庙财产权研究稿[C]//.李贵连．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郭华清．北洋政府的寺庙管理政策评析[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清王朝时期，政府没有对寺庙财产所有权的归属作出规定，因此寺庙财产所有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例如，民间建造的寺庙，按道理其所有权应该归“民间”，但“民间”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一族、一姓、一村、数村都可以是“民间”，都可以是寺庙的拥有者。清朝时期寺庙财产所有权的这种不确定性，为清末官府占用寺庙移作他用留下了空间，也为民间对寺庙财产的争夺留下了空隙．
(13)僧录司对寺庙与僧人日常生活的控制是多方面的，连僧人师兄弟分家析产这样的具体事务，都要呈报僧录司批准。见《大觉禅寺》第189－190页载寺藏契约049号、050号．
(14)参见《大觉禅寺》第197页载寺藏契约086号：“立转香火文约僧人湛一，因本庙无人照管，将自治［置］西直门门洞庙，转于月宽师焚修住持，永远为业。转价清钱叁佰叁拾吊整，当日交足并无欠少。言明自立字之后，如有僧俗人等争竞者，有立字见正［证］人一面承管。原有城印手本二囗白契三张。此系两家情愿，并无返回［悔］，恐后无凭，立字存照。道光贰拾年四月十三日立字人湛一(押)(中保人、代笔人等略)”(白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