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与爱国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国主义论文,中国近代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的100多年， 是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发喷涌、异彩纷呈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发愤图强、不断推进现代化的历史。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爱国主义与现代化始终是这部雄浑悲壮的历史活剧的主旋律，并且，现代化又始终与爱国主义相依相伴、密切关联。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爱国主义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动因
与现代化密切关联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另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古典爱国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近代爱国主义开始萌芽生长。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那么，近代爱国主义与古典爱国主义的主要区分何在？或者说近代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对此，学术理论界向来是见仁见智，有的认为是反帝，有的认为是反封，有的认为是启蒙，有的认为是救亡图存，有的认为是华夷观念的变化，还有的认为是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注：参见李乐刚编《爱国主义理论讲座》，4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从认识的多重角度看，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的历史主题。不过，我们认为，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或者说是本质的特征，这就是现代化这个历史主题。我们纵看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的进程和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鸦片战争后，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大规模的掠夺和瓜分。仅在1894年～1905年的十年中，中国就连续遭到四次军事侵略与干涉（中日甲午战争、西方列强势力范围的划分、八国联军的劫掠、日俄战争）。这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因此，从御侮图强，到变法图强，再到革命图强，都是由拯救中华并进而复兴中华的一波高过一波的爱国主义激浪所推动。“历史的事实是，具有逆反作用的民族主义——即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注：罗斯托（W.W.Rostow）：《经济增长的阶段》，此处译文引自《发展经济学的先驱》，243页，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自始至终就是与爱国主义相依相伴、密切关联的。在这个进程的前期主要是表现为为现代化排除障碍、扫清道路、创造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则主要表现为直接地、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说，现代化是贯穿近代、现代和当代爱国主义的一条红线。
爱国主义是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动因。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从昏睡中惊醒，使全民族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忧患意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志士仁人，包括统治阶级的开明人物，为救亡图存，纷纷开始寻求中华民族的自强之路。鸦片战争是英国殖民者发动的一场图谋“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衰落的代表中世纪文明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代表近代文明的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碰撞。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西方世界既是一个张牙舞爪的“侵略的西方”，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先进的西方”。事实证明，从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之间，就不仅存在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而且还存在着经济、文化上的发达与不发达的巨大差距。同它们的斗争，不只是单一的军事斗争，还是经济斗争。正是这样一个兼有侵略性和先进性的西方，使得中国面临着双重性质的挑战，即同时要回答如何对待“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这样两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新课题。为了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求得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就有个向西方、也就是向敌人学习的严峻任务。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的尊严和主权独立，对“侵略的西方”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同时，又为挽救民族危机，寻求“制夷之策”和“富强之道”去了解、学习“先进的西方”，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毫无疑问，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无法逃避的严峻事实，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解除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就很自然地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主题。这是对西方双重挑战的最有效的回应，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觉醒的开端。由此可见，就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动因和历史背景看，中国走上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即所谓“晚发外生型现代化”（注：参见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2），19～23页。 ），鸦片战争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而这一切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二、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开明的爱国者们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
现代化与半殖民地化、衰败化同步而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一进程始终都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它的直接目标指向十分明确，那就是救亡图存。中国近代以来一切开明的爱国者们，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起草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施政纲领《资政新篇》的洪仁玕，到发起推行自强运动的洋务派领袖人物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桢，到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到“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是将现代化作为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们认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应进一步深入探讨，对有的问题要重新认识。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认识被“革命史化”了（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23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与此相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也以“革命”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未免失之偏颇，甚至可以说是不公正的。我们认为，评价的标准应是多元的，“革命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现代化”也应该是一个标准，而且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标准。这里要指出两点：
一是，我们所说的“开明的爱国者”，是与某些狭隘的甚至是愚昧的爱国者相对而言的。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一些顽固派仍闭目塞听，不思进取，关起门来妄自尊大。这种做法，固然不能说他是不爱国，甚至有时看上去是很爱国，但实行起来的结果，却只能是误国。我们以为，从中国近代以来直到现在，爱国主义确有开明与否的分野，而且其是否开明的分水岭、试金石即是看其对现代化的态度如何而定。因为推进并最终实现现代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这一点直到现在仍不失其意义。这个问题与人们的阶级属性及其所处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任何阶级、任何社会制度中，都有开明的爱国人物，也都有愚昧昏愦的人物。例如，在腐朽的清王朝末期，也有像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和后来的洋务派官僚那样的开明人物，而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则根本上就是对现代化的反动，现在往往把这解释为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未免有点文过饰非。
二是，即使是所谓开明的爱国者，拿现在的眼光去看，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程度也是很不相同的。其中，有的较清晰，也有的较模糊；有的较深刻，也有的较肤浅；有的一生清白，也有的在其他问题上又有污点，甚至是有罪恶。历史人物往往是复杂的，我们一定要将他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来加以评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常常只能粗线条，而且是宜粗不宜细。因此，中国近代以来的那些开明的爱国者，尽管他们爱国的内在动机、表现形式和目的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是出于忠君报国，有的还掺杂了个人的私利，这都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人的思想认识往往都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这不应该妨碍他们成为一个爱国者。重要的是，他们在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认识上，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如果以发展的眼光将这些人所提出的思想及所作的事情串联起来看，那么，对于现代化的目标取向及其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就可以看得较清楚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以今天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去苛求我们的先人。
三、爱国主义是推动现代化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
虽然由于内、外部的种种原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十分缓慢，延误了过多的时间，中国人民更是为此付出了超量的牺牲，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并没有压倒中华民族，也未能动摇和消蚀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可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发愤图强、以现代化为目标取向的爱国主义的奋斗史和创业史。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大而言之，中国现代化运动前期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为推进现代化扫除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中国从1840年以后开始是被迫后来是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但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和运作背景十分严酷，即面临着民族存亡和国家重建这样两个危机。一方面，列强对中国从政治上控制，经济上掠夺，文化上渗透，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受到严重的挑战，中国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推进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而在中国的现代化启动和展开时期，中国社会先是处于历史上封建王朝末期所特有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多重危机之中，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能在充满暴力、动荡、变乱、欺诈和腐败的无序状态下艰难行进。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帝制而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但迎来的却是权威失落、地方割据和社会失序的局面。以致中国为重新建立新的政治统一，经历了40年的大动荡才重新找到国家的重心。显然，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为了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是为未来的经济起飞排除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现代化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这也是世界所有国家现代化早期的普遍规律。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前期现代化主要是围绕这一基本主题展开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政治运动、思想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和军事斗争，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战争等。这个过程，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才告结束。
二是本身即是属于现代化建设或是直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虽然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前期，现代化主要是围绕为现代化建设扫清障碍和创造前提条件展开的，但直接的现代化建设也并非完全没有进行。建设祖国，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近代中国由于贫穷落后屡遭列强侵略和压迫的现实，极大地激发了所有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社会各界的许多仁人志士，在诸如“实业救国”、“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等口号的激励下，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为现代化事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其间，还出现过几次不错的发展势头。如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由洋务派官僚主持发起推动的自强运动，兴办了一批官办的军工企业，建立了新式海军，后又发展了官办、官督商办、民办的资本主义型企业。又如，本世纪初期中国的现代化也有一段不错的发展。1912年～1920年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3.8%；1927年～1937年年均增长率为8%～9%。资本主义商业化、 都市化和农业专业化都有明显的推进，沿海、内陆的发展差距也明显拉开。（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08～1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这两次向现代化发展的势头如果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所打断，中国的现代化本来是有可能缓慢地发展起来的。故总体来看，近代以来的历代中国政府及其官员，无论其肖与不肖，或贤或愚，其中有的还是多多少少为现代化建设作了一些事情。大跨度地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的情形与20世纪40年代即新中国建立前的情形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100年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为适应现代世界生活，进行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如：兴办现代工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和实行新学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讯事业，改革旧礼俗与建立新风尚，等等。由于新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产业化的缓慢增长，鸦片战争后不到百年，国内市场扩大了40余倍；开放了105个通商口岸城市（1930年）；全国人口流动加强， 城镇人口从2000万人增至5760万人（1949年）。现代工业缓缓起步，到1949年在工农业中所占的比重增长到约占17%，形成某种半工业化；阶级结构发生多层次化，出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之，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但传统的乡土社会已开始解体，城乡关系已发生急剧变化，显现出许多复杂的过渡社会特征。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变革，缓慢地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06～107页。 ）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我们怎么可能在100 多年前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的基础之上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显然，我们不应低估这100 多年来中国人为推进国家的现代化所作的事情，应当对这100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进行认真的研究， 并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特别是在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也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之后再来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的目光中应该有更多的理性和宽容。
四、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中国人民终于找到和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希望能够寻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道路，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事实无情地证明，此路不通。1840年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影响百余年、启迪几代人的口号，力图通过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为当时“中国向何处去”指出了新方向，成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的发端。以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大力创办制造厂局、新式海军、新式学堂、铁路和工矿企业等并渐有成效，客观上在加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意味深长的一步。但无论是经世派还是洋务派，他们的思想观念在本质上并没有跳出传统文化的窠臼。事实证明，只有物质层面的改进而没有根本的社会变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虽然都多多少少推动了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的进程，但它们都不能够把西方列强的侵略势力赶出去，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无法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挣扎。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竭尽了自己的努力，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他们都不足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主张和斗争实践，虽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中国能够饱经忧患而不亡，但都未能够找到拯救中华、振兴中华的根本出路。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苦探求救亡图存之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一大批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找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样一条使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最终走上了振兴之路。事实证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50年，波澜壮阔，气吞山河，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丽凯歌。尽管是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尽管其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曲折，但我们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是社会主义使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居于世界前列，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是社会主义使中国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地强大了；是社会主义使我国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内外中华儿女无不为之扬眉吐气。总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臆想，更不是所谓“外在的强制”，而是历史和人民在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的必然选择。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天，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都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注：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局编《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读本》，28页，学习出版社，1994。）“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真理。”（注：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1993年12月27 日《人民日报》。）这些精辟论述高度概括了当代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最终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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