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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7年2月23日英国胚胎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博士运用克隆技术培育出的第一只取名为“多莉”的绵羊的诞生，再次震惊了世界。有人认为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科技成就之一，人类可以再一次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巨大恩惠；也有人认为，这项技术将挑战人的生命本质，丧失人的尊严，搞乱人的秩序，甚至会“复制”出希特勒，终将毁灭人类。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克隆”将给人类带来什么？自然辩证法理论作为一门探讨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当关注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我们特别组织“克隆笔谈”，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就“克隆”带来的科技与人、科技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克隆”提出的新的哲学命题各抒己见，以期有助于科技事业的深化和完善人的知识，最终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我们同时还刊发了邱仁宗教授的文章“克隆技术及其伦理学含义”，见本刊。）
“复制”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的社会利用新发明的遗传工程技术，去干预人类的生物本质，那会怎样？那不会是一场灾难吗？
譬如说，无性生殖会带来什么后果？
无性生殖这个术语，原来只涉及植物和一些低等动物的无性繁殖。现在，它就要应用于较高等的动物了，因为生物学家正在探索种种途径，把某一成年动物的一个体细胞植入另一成年动物体内，诱使它分裂增殖。人体内的每个细胞，都包含有控制人的遗传性状的全部基因。最终发育成人的最初的受精卵所包含的所有这类物质，也为每个细胞所有。人体的这些细胞一直只是致力于专门活动，而且在多数情形下，它们不再生长和分化。可是，如果这样一个细胞，譬如皮细胞或肝细胞，可以被贮存到卵细胞的环境中，那会出现什么奇迹？它不会再一次开始生长和分化，并最终发育成具有你的基因的第二个个体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就是另一个你吗？这已在青蛙身上试验成功，最近又在老鼠身上做成了，毫无疑问，这也会在人类身上实现的。
可是，在社会上实行无性生殖，安全不安全呢？它会不会被用于破坏性的目的？譬如说，某些统治集团决定用无性生殖的办法繁殖他们所需要的驯服而受蹂躏的农民，从而提供无数半机器人，这样的人甘受奴役以维持少数人的奢侈享乐，甚至可能在征服世界其它地区的战争中充当炮灰。没有这种可能吗？
这种念头固然可怕，但无需担忧。理由之一是，不存在为此目的进行无性生殖的必要。普通生殖方式生产人的速度已足以满足需要。今天，普通生殖方式还在生产如此之多的人口，致使文明面临迫在眉睫的毁灭威胁。还用得着通过无性生殖去产生更多的人口吗？
其次，笨拙的半机器人是无法成功地与田野上、工厂里或军队中技术娴熟的机器使用者相抗衡的。任何一个靠压迫大众为生的国家都会发现，它自己就是一个受人口更少、但更发达和多能的社会利用的合适对象。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就算不会有产生大群奴隶这种事，那么无性生殖较少的个体又会怎样呢？世上有阔佬，他们花得起无性生殖这笔钱；有政客，他们可对无性无殖施加控制和影响；有天才，他们可应大众要求而亲身尝试无性生殖。于是，可能会出现两个一模一样的银行家、洲长或科学家——也可能是三个——甚至一千个。
这不等于创造某种特权阶级，他们使自己繁殖得越来越多，而逐渐接管了整个世界吗？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先得问问，真有人会渴求无性生殖吗？你希望被无性生殖出来吗？由你的细胞形成的新个体，会有你的基因，从而有你的相貌，还可能有你的才能，但“他”不会是“你”。无性生殖出的个体，充其量只不过是你的孪生兄弟。孪生子固然具有相同的遗传性状，但每个人却有他自己的个性，他们毕竟是两个独立的人。
这样看来，无性生殖并非通向永生之途，因为你的意识不会在无性生殖中得到延续，就像你的孪生兄弟（如果你有的话）并不具有和你完全相同的意识一样。
实际上，你的复制品与你的差异，要比你的孪生兄弟大得多。基因本身并不铸成一个人的个性，起作用的乃是人所生活的环境。双胞胎往往成长于同一个家庭环境，而且相互影响。而你自己的复制品，也许要比你年轻三、四十岁，可能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受着各种影响的塑造，这无疑会使他越长越不像你了。
他甚至可能引起你的嫉妒。你毕竟老了，而他却年轻。你也许一度穷困潦倒，为变富而拼搏，而他将一生下来就过好日子。单是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你将无法视他为儿童，而是得把他当成另一个和你竞争，且胜你一筹的你，你的嫉妒就会升级。
不！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我想象，在经过一些初步的试验之后，对无性生殖的要求实际上将不会存在。
但是，假定这不是有关个人愿望的问题，而是社会需要的问题呢？
就拿我来说吧。我至今已经出版了近250本书，可是我越来越老了。如果社会迫切需要我再写500本书，那我就只有被无性生殖了。这另一个我，或者说另一堆我，可以接着干这件事。可是，他们真的能行吗？
我的复制品将不会以和我相同的方式长大。他们不会像我这样，为了摆脱穷困而被迫写作——除非你给他们每个人都安排一个需要逃离的贫民窟。和我不一样，他们都会有一个瞄准射击的靶子——那就是我本身。我可以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他们将注定要模仿我，而且大有拒绝写作的可能。为了找出一个能够像我一样进行写作，而又愿意写作的我，得支持、养活和伺候多少个我的无性生殖复制品呢？
别担心，我不值得社会花这份力气。
（转引1997—4—7《科技日报》）
再谈请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
1 克隆技术是“可怕的事情”吗？
1997年3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报导了我关于“克隆技术”的一个谈话。有些朋友们读到了我的“谈话”后，许多人表示赞同，也有些人表示不甚赞同。但是，“共同的批评”说我言犹未尽。于是我就“再谈请宽容地看待克隆技术”。
首先要声明一下，我不是生物学家，实在没有资格谈克隆技术问题。不过，由于这一新技术在报纸“炒”得十分热闹，我也就此跟踪了一番。现在已经肯定的科学事实是，已经出现了“克隆羊”和“克隆猴”，但新闻爆炒的内容是“克隆人”。由“克隆羊”到“克隆人”，恐怕在技术上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不过，新闻界是敏感的，有些具有“超前”意识的“忧世之士”也是敏感的，如某位哲学家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的节目中说，“最可怕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但很奇怪的是，一些政治家，包括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竟然也如此起劲地参与到“忧心如焚”的“忧世之士”的行列，却是我们这些科学技术工作所始料不及的。
克隆技术有很大的实用价值。许多专家们有论述它在畜牧上的重大意义，有谈到应用于生物医药领域的重大前景的，有指出它在器官移植方面重要作用的，也还有说到在保存物种方面的有利影响的。总之，公认的意见是，“能够用动物体细胞核发育成一个动物，的确是生命科学的一次飞跃”。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将克隆技术移用于“人”？
2 克隆“希特勒”是可能的吗？
反对发展“克隆人”技术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如果克隆出“希特勒”，那可不得了！其实这是“杞人忧天”的一种思维模式。人有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质，而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性。德国之所以会出现希特勒，这既和当时德国的内部情况有关，也和二次大战前的国际经济、政治的状况有关。一些生物学家甚至认为，即使对“生物人”来说，克隆技术“充其量也是能制造出一种类似的复制品，绝对不可能复原出与供核蓝本各个方面都维妙维肖的人体”，因为“最初的核外环境的差异”，“子宫内和整个母体的环境和生理条件”，“核外遗传因素”，“都影响着发育中的克隆”，甚而“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不仅仅“克隆希特勒”是不可能的，“克隆10个乔丹”，“恐怕也是妄想。历史上的双生子，其性格以及所走道路上的差异，可以迥然不同，这已是历史所确认的事实。
3 克隆人会引起复杂的伦理学问题吗？
反对发展“克隆人”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无性繁殖复制的人体，将彻底搞乱世代的概念。他们与细胞核的供体既不是亲子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同胞关系。他们类似于‘一孵多胎同胞’，但又存在代间年龄差。这将在伦理道德上无法定位，……法律上的继承关系也将无以定位”。所以，“要防止复制人的工作，我们中国科学家决不能做这方面的事”。
我以为这是真正的“因噎废食”。其实，在伦理学上提出新问题的，首先是“试管婴儿。”因为这带来了“遗传母亲、孕育母亲和养育母亲”以及“遗传父亲和养育父亲”的复杂性。但是据报载，自1978年9月英国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布朗诞生以来，到1985年，这类婴儿总数已超过700万人。虽然已出现了某些伦理纠纷，但并没有出现为社会发展造成严重障碍的伦理纠纷。我们的伦理学家们也没有感到不能解决这些纠纷。更何况，“克隆婴儿”比“试管婴儿”还减少了一种复杂性，那就是可以只有“遗传母亲”，或只有“遗传父亲”。难道我们的伦理学家们竟然笨拙到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伦理问题？
4 克隆人会终止人类多样性进化的可能吗？
反对发展“克隆人”技术的又一理由，是说“克隆”技术仅是“复制”，而“两性”繁殖将出现基因的新的组合。因而克隆技术将“终止了人类这种多样性进化的可能，也就终止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其实，在“进化”或“发展”的概念中，有两重含义：一是由基因的重组，的确会出现多样化的变异，但是这种变异不一定是正向变异，也可以是逆向变异；所以，生物包括人类的进化，还要通过选择，即筛选出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那种变异。过去，这种筛选是通过竞争或竞赛来实现的，而现在就可以通过克隆技术来促进人类向更为有利方向去变异。所以，这既不会妨碍人类多样化的发展，更不会出现某些耸人听闻的“危言”，什么“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
5 克隆人会对上帝的权威提出挑战吗？
为什么会在西方各国，对“克隆人”问题竟然掀起如此热闹的轩然大波？我以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的确对上帝的权威提出了挑战。本来人是由神在伊甸园里制造的，而制造的方式却必须有亚当和夏娃，而现在的亲本却只要亚当或夏娃中的一位。在某些宗教的律令里，是明确规定“不得用非自然手段来制造生命”的。但是，我们能够因为由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从而阻碍科技进步？
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需要向社会公众提出警告的事情，那就是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太阳会膨胀而演化成为红巨星，其体积之大，可以把地球也包含在内。在此以前，地球将变得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需要搬到别的星球上去，甚而还要对人类自身进行遗传性能的改造，以适应未来环境的变迁。所以，对“人”的基因的种种性能的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无性繁殖就可能为基因性能的研究，提供多个但基因是同一的个体。
6 不赞成阻止克隆人的研究，但主张慎重地对待克隆人的研究
理论上的确认为只要人的基因是同一的基因，就能发育出和亲本高度相近的复制品。但这仅仅是理论。完全可能的是，在基因的移植的过程中，很难说丝毫不受到损伤，以致于发育出来的后代，是有重大缺陷的后代。所以，我的担心，并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将可能出现什么“最可怕的事情”，而是担心由于技术不够进步，因而制造出来许多畸型儿。但是，“技术不够进步”的问题，只能由发展技术，亦即试验解决。
所以，我不赞成阻止克隆人的研究，但的确认为要慎重地对待这种克隆人的研究，至少要有足够多的动物试验做为先导。
7 “克隆技术”和反科学主义思潮
克隆技术的出现，是生命科学中的重大发现，某些人甚而比喻为相当于物理学里原子能的发现。科学的重大发现和重大发明，应该激起人类的欣喜，应该庆幸人类又掌握了可以为人类夺取幸福的一种新技术。但是，克隆技术的出现，即引来一连串“天将要掉下来”的担忧。支持这种怪论的不仅有宗教家、哲学家、某些缺少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甚而还包括某些生物学家、医学家以及某些行政管理人员。这才是真正的“咄咄怪事”！
究其原因，在于在西方某些国家中，的确存在并广泛传播着一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从这些人看来，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危险的事情，最好是倒退到那种“清静无为”的原始时代去！产生这种思潮的原因，在于人类对某些技术发展，用之不当，产生了对人类的危害，也还有些技术发展，既有正面的效益，但同时又由于技术还不够发达，因而还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反科学主义”思潮的鼓吹者，却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加分析，笼统地归咎于技术进步；而没有看到，有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某些统治者努力使科技进步服务于少数人甚而是极少数人的利益，如核武器垄断，等等；另一些问题是由于一时还没有能找到解决那些负面影响的有效的技术，这就既有这一技术的受益者，也有受害者。但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一是人类要学会控制自己，如抑制战争狂人，但不是抑制科技进步；二是要进一步发展技术，从而做到既充分发挥科技进步的正面效益，又抑制由于技术的不完善而出现的负面的影响。
遗憾的是，从克隆问题的争论中，人们不难发现，“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已经渗透到一部分生命科学工作者的队伍之中！生命科学家们，还是勇敢地向“上帝的权威”挑战吧！
科学研究无禁区及研究成果应用有禁区
科学面向的是可能性领域，哲学也面向可能性领域。但是，两者面向的角度不同。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新的可能性，并使之变成现实。科学研究本身，不对自己的研究及其成果作价值判断。哲学对于可能性及其变成现实，则是要作反思，并且作价值和意义的评价。由“克隆羊”引起的某种恐慌，已经表明，虽然从“克隆羊”到“克隆人”，现在还是一种可能性，但是，距离科学技术将其变成现实，已为期不远。在这种恐慌的背后，正是人类有教养阶层，对于人类几千万年所形成的人性，面对科学技术应用的失控，而有可能毁于一旦的恐慌，也是人类深层良知的一次重要觉醒。在这里，无论是恐慌还是觉醒，都带有深沉的生命哲学的意味。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其所以宝贵，就在于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命不仅是短暂的，而且只有一次。并且人的生命唯其短暂和只有一次，人生活在世界上，才会有紧迫感，才会抓紧有限的时间去进取和创造，才会及时行乐。但是，从“试管婴儿”到“克隆羊”，这种生物工程的进步，总有一天，动物和人，不仅有可能用“克隆术”生产，而且有可能在体外“批量”生产。
一旦事情进展到这一步，传统的作为“这一个”的个体人，其价值和意义就同时消解了。也就是说，当传统的人的生命局限性被打破之后，当人也象动植物一样，可以用同一基因“标准化”生产之后，就很难想象，人还能保持其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了。生之容易及其可以重复，必然使得生为之贬值。同样，死因其生可以重复而无足惜，也必然使死之意义淡化。面对这样科学技术应用发展的前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就不难理解由“克隆羊”所引起的恐慌了。可见，为了维护人经过漫长历史过程所获得的崇高价值，为了维护人类几千万年所积淀的人性精华，科学研究可以无禁区，但是，其成果应用，例如“克隆术”，则不可无禁区。
生命神圣
英国科学院宣布用体细胞培育出克隆羊后，引起了各国媒体强烈的反响。作为生物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它引起科学时代的人们的兴奋和叫好；但与此同时，它也使人看到以基因操作为主旨的现代生物技术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
现代生物技术旨在改变生命诞生、成长的自然方式，它的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向生命的自然性挑战。生物技术的任何后果所可能带来的恐惧感，都基于对这一本质的存在论的领悟。若不然的话，任何此类恐惧都最终会流于虚惊。事实上，今天许多乐观派人士正是基于对这一本质的无知无觉，而宽慰众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的，如果不是从存在论上对“生命的自然性”有强烈的认同，生物技术的任何后果确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克隆人，我们不断进化着的伦理和法律观念也能与之适应。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的伦理和法律观念依据什么样的存在论基础，因为它总是要依据某种存在论基础。
现代科技的本质是操作和控制，它通过数学化和图象化将一切事物拉平，拉平为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生物界自然也在拉平的行列，虽然困难一些，因此，以生物界为对象的科学和技术，迟早总要建立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技术的出现似乎具有某种逻辑的必然性的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性，但这一切都依赖一个前提，即科技是我们固有的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以操作和控制的方式存在着。
然而，科技为何能够成为现代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呢？事实上，在科技发展的每一关键步骤中，都曾有警示的声音响起过：将一切事物拉平是不可能，强为之是有危险的！在科学涉足“生命”时，这种警示的声音变得最为响亮，因为我们人类自身是一种“生命性的存在”，我们的科学正建立在这种生命性的存在基础上，因此，当我们的科学利器指向“生命”时，往往勾起了我们对于某种更为本原的东西的反思，它唤起了我们对科学这件事情本身可能性的追问：科技可能并不是我们固有的存在方式！
生命总是逃避对象化，逃避被拉平。它是对象化的盲点。那使对象化得以可能的东西，从来也不会出现在对象化的视野里。生命就是这样，你想解剖生命，你得到的只是生命的遗骸，而不是生命本身。
抗拒将事物拉平的，是事物的本真状态，即事物的自然性。拉平即是改变固有的样子。“自然性”提示我们科技的界限。只不过，在一切事物的自然性之中，生命的自然性处在最深层，它被维护得最好，因而最后一个被人类的科技染指。如今生物技术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之所以令人不安，就在于“生命的自然性”，这个一切“自然性”之最后的堡垒受到了挑战，它意味着，我们的存在所系的“自然性”受到了彻底挑战。
并不能单方面的理解这种挑战只意味着危机，这也意味着“拯救”：它使那一向具有的“拯救”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进入最危险的核心处以指数方式增长。生命的“自然性”，向来以“生命神圣”的理念而得以保护。这个理念被现代科学肆无忌惮的嘲弄已经很久了。今天面对日益加速发展的基因技术，让我们恢复这一理念。
生命神圣！克隆技术不仅对人，对其他生物，也要加以严格的限制。
克隆：应慎重但不必惊慌
最近英国爱丁堡罗斯林(Roslin)研究所威尔姆特(Ian Wilmut)等人在英国《自然》上报道成功克隆出绵羊多莉(Dolly)，特别引起科学界以外人士的重视，哲学工作者对此以及整个现代科学技术文明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但不能由此得出极端的甚至悲观的结论。
首先，到现在为止关于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只有多莉羊一例（关于两栖类60年代末就报道过用体细胞成功克隆出个体），还没做出重复试验，最近美国科学家用类似方法做克隆牛，没有成功，这就是说用体细胞克隆哺乳动物还不能算板上钉钉。当然，这不是怀疑科学家做错了或者未来科学不能做到这一点，只是说对科学事实的认定也要冷静。克隆人是遥远的事情，当下应当首先考虑的是克隆动物及其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后果。特别应当关注克隆技术在医学、畜牧育种、生物制药、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等方面的应用价值及其难得的商业机会。
第二，退一步讲，假设克隆技术已高度发达，那么克隆人是否可以呢？这也不能简单说Yes或者No，首先我们可以反问：做克隆人的动机是什么？（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什么是克隆人？克隆人是否是人(human being)？人有生物学属性，也有社会性属性。即使克隆技术很发达，克隆出来的人与原型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年龄差别是其一，是否有记忆等社会属性是其二，就目前的技术而言，遗传物质是否一样也无法保证（因为细胞质中也可能有遗传物质，仅仅实施核移植是不够的）。
第三，克隆技术不可怕，克隆人也不是不能考虑的。克隆技术有巨大应用价值，能带来商业利润，也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与核技术一样，本身是中立的，什么人掌握它以及用它干什么决定了它的社会后果。克隆人也不神秘，克隆无非是无性繁殖，早先所有物种都是无性繁殖的，如今我们人类也不断干预人的自然生殖过程（比如避孕、节育、人工授精、人工流产、优生优育、胚胎移植），我看不出在伦理学意义上“克隆人”与“借体怀胎生子”之类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
第四，禁止克隆人试验是相对的，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做的许多研究工作，包括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简称HGP）、克隆动物和人体器官部分复制，会一点一点地积累出足以实现克隆人的全套技术，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渐近主义”(gadualism)。
最后，克隆等基因技术的确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大范围克隆生物还可能减少生物的多样性(diversity)，因此现在需要在联合国范围协商制定有关基因工程的国际公约。
智能可能克隆吗？
最近，克隆羊“多莉”问世使克隆技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我们欢呼这一生物技术的重大突破。同时，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动物体可以克隆”，那么“智能是否可能克隆”呢？
人们常说人的智能不仅仅是纯生物学意义上的产物，而且也是社会性的产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动物的克隆已经实现，而人的克隆技术上将会不成为问题。这正是人们所担心和忧虑的问题。“认识你自己”在当代变成了“担忧你自己”。
自然界和社会运动的不可逆性是根本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就决定了克隆体的成长将与其母体有重大的差别。就动物而言，更不用说人，在智能问题上尽管遗传的因素是不能否定的，但是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发育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不同生活时期的人乃至动物，时过境迁，都不可能经历相同的历史的生活条件，也就决定了不同生活时期的人乃至动物，其智能也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结论只能是，即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智能的物质载体的仿生乃至克隆成为可能，也不等于智能本身的克隆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即使生物人的克隆成为可能，社会人的克隆也是不可能的。
在此顺便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单纯从技术的角度，我们既不可能奢望藉克隆技术出现“伟人再生”，也不必恐惧新纳粹分子可能藉此技术使“希特勒再世”。
面对克隆我们怎么办？
(1)首先要考虑到“克隆羊”的正面效应，生物技术革命是本世纪和下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中心，以“克隆羊”为代表的无性繁殖技术是正在进行的生物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应该从正面，从生产力革命的角度来关注它，现代科技革命是以信息技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为主，目前电子产业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产业，下世纪生物产业也会是一个主导产业，因此在这方面的研究不能落后，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据说人类第一台留声机播出的第一首曲子就是“玛丽有只小绵羊”。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又克隆了一只绵羊，虽然留声机的发展产生了窃听技术，却也因此产生了录音机、录像机、影碟机，人们享受到了先辈所不可能想像的舒适和便利。
(2)“克隆人”应禁止。①很复杂，不易实现。②即便实现，虽然肉体上很像，但由于生活环境，所受教育程度，其智力水平相差很远，要拷贝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③生物技术也有立法，科学家也应有理性。
(3)积极研究，加强科普宣传。①国家应重点支持，面不应太大，支持重于防范，成立专家组。②科技人员应及时定位和调整，基础生物学、农业和医学要密切结合。③国家应尽快立法，禁止国外和国内做研究。
由克隆羊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观
克隆技术是生物科学技术革命的又一重大成就。克隆技术包括用受精卵细胞和生命活体细胞进行核移植两种，而后者在技术上难度更大，同时也将创造更多的应用前景。
当然也有人表现了惊恐和不安。一旦人类“复制”自身的幻想从理论走向现实（尽管要实现复制大脑中存储的全部信息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克隆人的出现，将影响人种的自然构成和自然发展，改变与生俱来的人类的繁衍模式，冲破人类自然的基于性爱的生育方式，使人失去自然选择独特基因的权力，从而有可能导致人种的退化。显然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去统领我们的科技政策。
如果说科学技术有负面影响，那只是因为我们把握科技本质时发生偏差，或选择应用技术不当，或人类运用科技成果的价值取向走入歧途，问题的根源不在科学技术本身。
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也是科技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性问题。当一个新的突破性技术出现，而相关技术尚未完全跟上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情况，而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相关技术的均衡发展，科学技术的魅力也就表现出来。
越是发展科学技术，越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越要提高科技工作者以及全体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同时，要强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等多种科学体系的平衡发展，发挥整个科学体系在人类进步中的协同作用。
可持续发展是本世纪人类认识的一个巨大飞跃，但这是人类在承受了环境资源的破坏后所得到的。现在就必须对21世纪人类经过信息革命和生物革命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一定的分析判断，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保证科学技术不受滞于发展过程中的坎坷。
克隆羊的出现，使人们在惊慌和不安之后，能反思一下我们的科学技术行为，丰富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观。应当说这也是克隆羊带给人类的另一个收获吧。
克隆可能带来生命意义的淡薄
谈到克隆人对于传统伦理观的冲击，并引申说人工受孕，试管婴儿，甚至基因工程都是一概不可取的，说它们都违背了生物界的基本的延续规律，在伦理上很难接受。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伦理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存在的发展，它与人类进步的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人类在谋求幸福的过程中，完全有理由抛弃一切过时的伦理观。从前人们认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现在皇帝还不是常常被当成笑料。试管婴儿可能会不知给他基因的母亲和负责怀胎的母亲究竟哪个是他的生母，但毕竟这种疑惑是可以克服的，它并不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幸福构成什么威胁，人们只需要通过改善原有的伦理观，来适应这种技术即可。把伦理作为科学发展的拦路虎，是非常鼠目寸光的。我担心克隆人的出现也并非因为他们将要有母无父，或是有父无母，或是与他们父母的年龄相差无几这些伦理上的问题。这些现象一出现，很快就会被新的伦理观所接受。而克隆人技术所可能带来的生命意义的淡薄，则不是任何新的伦理观所能解决的。
（笔谈主持人：马惠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