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通货紧缩的治理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紧缩论文,方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治理通货紧缩已成为我国目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任务。对通货紧缩的含义、判别标准以及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原因等，理论界已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但对如何治理通货紧缩，理论上讨论的还不够深入，实践上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这主要源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建国以来我国有过多次的通货膨胀，经济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研究较多，政府在治理通胀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然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可以说，自建国以来，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理论上对通货紧缩的研究在此次通货紧缩袭来之前几乎是空白，在政策的运用上也显得力不从心。正因如此，更显出探讨治理通货紧缩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
一
通货紧缩的物质基础是过剩经济产生大量的“多余”产品。这些产品由于超过了正常的社会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储备而成为多余的，从而形成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在市场机制下，这些多余的产品为了实现其价值，完成这最后的“惊险的一跳”，通常采取降价销售的形式，并引发全社会的商品价格总水平走低，进而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社会投资受到抑制，社会再生产速度减缓，总供给也相应减少，遂出现通货紧缩现象。可见，通货紧缩是对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种强制性纠正，是社会总供给总需求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应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这一特殊的“纠错”功能，如果与时间变量结合，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化解供需矛盾。但由于通货紧缩导致的生产下降，投资减少，失业增加，经济衰退等往往是当局所无法忍受的，为了缩短市场调节供求所需要的时间，使一国经济尽快复苏，政府总要采取各种政策对市场进行有限的干预。众所周知，当供需矛盾突出时，在供需总量矛盾的背后，通常是隐含着结构性矛盾，这在我国的宏观经济中表现的就更为突出。因此治理目前的通货紧缩也必须从调整结构入手。
首先，调整所有制结构。在亏损的国有企业中，中小企业占90%，这说明大部分国有大中小企业效益低下。因此，应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战略调整，对那些长期亏损的国有中小企业进行彻底清理，该破产的破产，该重组的重组，该卖掉的卖掉。收缩国有企业的战线，把主要力量放在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上，而不是放在外延型的规模扩张上。通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会有大量的产品无市场的国有企业退出竞争领域，将有助于减轻市场积压产品的压力，减少一部分无效供给。
其次，调整行业结构。应果断地减少对煤炭、纺织、制糖等传统行业的投入，加大电子、航空、新材料、计算机等代表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力度。美国之所以能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国际市场上始终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美国始终在那些高科技领域以及那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占有优势甚至是霸主地位。我们在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也必须向高新技术产品倾斜，以求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的国际经济背景下， 我们更应抢占高新技术产品这一下世纪经济的战略制高点，从那些步入衰退期的行业中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退却，也会减少大量的无效供给。
再次，调整产品结构。目前我国市场产品滞销并不是所有档次的产品都处于饱和状态，有些质优价廉的商品仍然是市场的宠儿，只是受大量的质次价高及一些假冒伪劣产品的冲击，销售空间被挤小。有些名优商品，只要有一点点品牌效应，马上就有大量的假货涌入市场，而一般消费者又难辨真假，使一些正品反倒没了市场。调整产品结构就是要将那些假冒伪劣商品淘汰出局，特别是对那些直接威胁消费者健康和生命的假药、假酒、劣质食品等要通过工商、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公安等部门的联合行动，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强制收缴、销毁，对那些制假、贩假者予以严厉处罚，对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达到净化市场，减少无效供给的目的。在调整产品结构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打击走私的力度。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加强了对反走私活动的领导，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国内一些受走私冲击的商品价格回升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走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和影响之大。
最后，调整技术结构。虽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技术结构都存在高中低三个基本层次，但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毫无疑问，我国的中低技术在整个技术结构中占有比重过大。我们不能单纯为了解决就业而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技术。从眼前看，劳动密集型技术吸收的劳动力较低，似乎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但从长远看，其付出的代价更高。因为一般说来，劳动密集型技术总是跟那些效率低、陈旧、过时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国家要避免被世界新技术浪潮所抛弃，必然要尽快淘汰落后技术。因此，对劳动密集型技术仍然情有独钟并继续使用陈旧技术者，不过是把工人甚至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下岗、失业的时间向后推移了有限的时日而已。调整技术结构就是要顺应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规律的要求，不断增商品中所占的比重，减少落后技术提供的产品在市场加新技术在技术结构中的比重，从而减少部分无效供给。
二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一样，都是人们违反货币流通规律的结果。当市场上商品多，而货币供应不足时，就出现货币供求失衡，其结果就出现通货紧缩。自1997年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明显下降，M[,1]的增长速度在1990年—1996年期间，年平均增长为25%以上，1997年增长为16.5%，1998年仅增长11.9%。1998年度，金融机构存差累计9173亿元，比1997年度增加1695亿元。1999年1—4月国有银行存差就增加了3000亿元，比1998年同期增加2000亿元。货币供应量不足，巨额储蓄又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严重阻滞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量，加大投资力度就成为近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
从财政方面看，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治理通货紧缩的必然举措。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地讲有三种组合形态：一是在减轻税赋的同时，扩大财政支出；二是税收不减，扩大财政支出；三是税收增加，而财政支出以比税收增长更大幅度增加。无论具体采取何种形态的组合，其结果总是财政赤字增加，债务扩大。扩大财政支出的渠道主要是以发行债券的方式扩大建设性支出。在这方面，我国财政已经有了几次较大的动作。由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经偏高，大规模发行国债的空间并不是很大，故可考虑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当然，在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要掌握好力度，力度小，不起作用；力度太大，就有可能引起市场物价的强烈反弹，为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埋下伏笔。这是需要时刻警惕的。
从货币方面看，两年来，我们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主要有降低存贷款利率、取消贷款规模限制、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展个人消费信贷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是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在拉动经济增长所采取的力度最大、频率最高的一次，如存贷款利率两年中连续七次降息。但从最终效果看，并非特别理想。究其原因，是政策与其赖以发挥作用的环境相脱节。如降低存款利率，其直接作用是减少了居民的利息收入。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利率降低，储蓄将下降。然而在我国，连续七次降息，居民储蓄仍居高不下，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城乡居民储蓄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取利息收入。据权威部门的调查，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的目的依次是子女教育、防老、防病、买房等，利息收入只是人们存款多重目标中的一个非主要目标。因此，尽管国家降息的幅度很大，普通居民仍不会将存款大量提出进行即期消费。以降息为手段，试图将居民储蓄“挤出”的货币政策的失效也就不可避免。又如取消贷款规模限制，给各商业银行以充分的贷款自主权，理论上说银行的信贷投放也应随之放大。但实际上，目前制约银行放款的主要因素根本不是有无信贷规模的问题，而是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有无与大小问题。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有无贷款规模限制可直接决定信贷投放量，那么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商业银行改革的日趋深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推行，贷款规模限制与否对银行则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金融改革越深入，银行的行为也越合理化，银行日益还原其“企业”的本来面目，追求盈利也就成为银行的最主要的目标。对一家银行来说，贷款投放量的大小首先取决于贷款能为其带来多少利息收入。如果借款人无经济实力，经济效益不高，贷款偿还能力不强，甚至无偿还能力，相对于银行而言，则意味着贷款风险远远大于贷款收益。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即使有资金、有规模也不会轻易放大贷款。所以，尽管贷款规模限制取消了，只要银行认为放款风险大于放款收益，就不会扩大其贷款投放量。
笔者认为，下一步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应从中国国情出发，针对货币供应不足的症结采取对策。
（一）调整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我国的金融机构长期以来都是国有或官办的，其贷款对象也是公有制企业。经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结构中已培育、成长起来强大的非公有制经济。但目前银行贷款中的80%都贷给了国有大中企业，致使信贷结构与经济结构错位，大量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借贷无门，而大多数国有企业虽能得到国家在信贷方面的长期支持，却因经济效益不好而缺乏还本付息能力。银行的信贷资产中呆坏帐的比例逐年大幅度增加，迫使银行对放款趋向谨慎。针对目前银企两方面的情况，有人主张要放松银行的贷款限制，特别要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我认为，单纯增加放款不是目的。放款对国家来说是为了通过增加货币投放而拉动经济回升，对企业来说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对银行来说是为了取得利息收入。这三重目标实现的前提是贷款出去的货币必能迅速进入生产或流通领域，通过企业的经营运作，随着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循环和周转，能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流回并带来价值增值。也就是说，借款企业的经济效益、对贷款的实际运用情况直接决定了贷款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而企业规模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在大、中、小三类企业中，都存在效益好与不好的企业。因此，对我国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是由向大企业贷款为主转为向中小企业贷款为主，而应当是从所有制原则向效益原则转变。不论贷款对象是公有还是非公有，也不论是大企业是中小企业，只要有经济效益，有还款保证，在国家制定的信贷政策中就应该鼓励银行向这类企业贷款。
（二）进一步推进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是直接面向广大消费者为其购买房屋、汽车等大件耐用消费品提供资金支持的一种贷款。近年来，其贷款用途也在逐渐扩大，如出国留学贷款就是一个新的项目。消费贷款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很普遍，在银行的信贷资产中，消费贷款占到50%～60%，而我国目前仅占2%左右，差距十分明显。这说明我国消费信贷业务还很落后， 但也预示着在这一领域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拓展消费信贷无疑会增加货币流通量，提高消费者即期购买力，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有效手段。虽然理论界早有人提出在我国要大力发展消费信贷，政府也在制定并推行相关政策，但消费信贷的发展还是极其缓慢。其主要原因是我国信用基础薄弱。信贷首先以信用为基础，没有信用作为基础，任何形式的信贷都不会产生和发展。因此，近期推行消费信贷必须首先建立个人信用基础，即实行存款实名制、建立个人信用档案，构造个人贷款信用评估体系，形成个人信用的保障系统。只有这些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开展消费信贷才有可靠的基础。否则，或者是消费信贷的发展受到阻滞，无法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或者勉强推行，出现新的不良资产，进一步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形成新的金融风险。此外，要加强央行与财政的配合。其目的就是通过央行购买和持有国债对基础货币进行适度调整，以更好地发挥再贴现及公开市场操作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作用，使央行能够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并按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资金合理配置，从而有效增加货币投放量。
（三）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效率
在我国现阶段的通货紧缩中，货币供应偏少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专门管理的从国有金融机构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因其未触及巨额不良资产产生的机制，而影响其运营效果。这犹如一家库房中堆积大量不合格品的工厂，不潜心研究、探寻整个生产工艺过程哪个环节存在漏洞，整个生产组织过程哪个环节需完善，而是简单地将越积压越多的不合格品一古脑推出去，交由另一家企业专门处理这些不合格品。这些不合格品已经是产成品，并不会因其换个地方储放就变成合格品；同时，未经过彻底改造的原生产线还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不合格品。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就如这家工厂，其不良资产就是它的不合格品。不从源头上，不从第一道工序就开始进行质量监控，仅是在最后一道工序中把不合格品剔出了事，这不会解决根本问题，或者说根本就没解决问题。因此，未来金融监管的重点不应是“结果”，不应只是月月统计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指标，而应该对“原因”进行监控，把贷款发放的最初环节纳入到监管的视线中来，力求从源头上抑制不良资产持续大幅度增加的势头，为提高金融效率打下良好基础。
从资本市场方面看，需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严格对上市公司的审查、审批和审计。证券市场是集聚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广大居民来说，投资于股市也是最便捷，最有可能致富的途径。然而中国股市“熊”长“牛”短，除偶尔的几次较大行情外，基本上是波澜不兴。股市向广大股民演绎的赔钱效应使广大投资者大为失望，令后来者望而却步。虽然股市风险莫测是“国际惯例”，但中国股市中的上市公司欺骗广大投资者现象也不乏其例。不规范行为给还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股市带来了恶劣的消极影响，打击了广大投资者的积极性，使人们对股市的信心一再受挫。因此，尽管利率一再下降，银行的储蓄存款却仍未如当局期望的那样流入股市。可见，要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还必须加以整顿，坚决打击那些弄虚做假、坑害广大投资者的行为。民间投资不同于政府的财政投资，只有投资环境理想，投资能得到高回报，投资者才会付诸投资行动。因此，政府应治理整顿证券市场，为投资者营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当广大投资者对股市充满信心，预期看好时，相当一部分的储蓄将被吸引到股市中来则是必然的。此外，政府还应支持商业保险资金、社会保障资金以适当的形式通过证券市场进入实业投资领域。
三
众所周知，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是多种矛盾累积的结果，生产和消费就是其中一对主要的、而没能处理好的矛盾。长期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甚至舆论宣传上，一直强调重生产、轻消费，“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等盛行一时的口号，反映出我们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所存在的偏颇。按照传统观念，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这种观念片面地理解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关系。消费与生产是互动、互为因果的，在一定条件下，消费对生产也起着决定作用。消费不是生产的附属，而是生产的目的，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失去了目标。消费需求回答生产为什么的问题；消费是生产的指示器，人们的消费需求引导生产领域生产什么；消费又是生产的最终点，它解决生产出的东西怎么办的问题。特别是在过剩经济，或者相对过剩经济条件下，消费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就更为明显。我们目前的通货紧缩就是消费对生产制约的具体反映。因此，要走出生产相对过剩的困境，必须启动消费。只有消费突破了某一个临界点，消费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生产才能大幅增长。而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收入水平、消费习惯、消费心理、文化传统等。但其最为关键的因素是收入水平，收入越高，消费水平越高，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当然，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其边际消费倾向可能递减。生产过剩、市场清淡，从理论上推测必然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有关，是低收入限制了消费者的购买力。近年我国居民实际收入状况就证实了这一点。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较长时间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的增长，1986年—1998年， 我国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占GDP 的比重比“六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时期年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因此，要扩大内需，有效治理通货紧缩，就不能不实施提高城乡广大居民收入这一方略。
至于如何界定提高居民收入的范围问题，首先应分清楚哪部分人的收入增长较慢，且对市场繁荣有着巨大的影响。按收入的多寡，可将我国的居民划分为五大类群体。第一类为暴富群体。主要是私营业主、演员、体育明显、贪污腐化的官员等，他们的个人财产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计，是名符其实的高收入阶层。第二类为富裕群体，主要由一些外企中的高级雇员、个体工商户、企业承包者、文化人等构成。第三类为小康群体，由城镇中的工薪阶层、农村中的较富裕人员构成，他们的收入除用于日常开支外，还能有一部分节余存入银行。这个群体的人数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达60%左右。第四类为温饱群体，主要由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及城镇中的退休人员构成。他们的收入仅能维持正常生活，无生计之忧。第五类为贫困群体，主要由下岗、失业、无业及农村中落后地区的人口组成，他们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温饱，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上述五类群体中，第一、第二类群体的基本生活需求已得到充分满足，房子、汽车等高档商品也早已拥有。在他们身上，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而后三类群体的主要消费对象仍是基本生活用品。对他们而言，房子、汽车等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或者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才有能力购买。可见，增加收入，启动消费应以这部分人为重点。
大部分城乡居民收入偏低已成为制约我国消费品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已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政府也因此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挤出一部分财力增加工薪阶层的工资。但工资增加后，需求并没有启动。于是有人提出我们掉进了流动性陷阱。我认为，增加工资、提高居民收入其方向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力度不够。以房屋消费为例，大部分居民缺少买房的资金，他们的消费水平仅能承受万元以下的消费，而房价与他们的收入相比相差几十倍。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当房价与人们的年收入相差5—7倍时，房屋的二级市场才能真正繁荣起来。按此推算，中国城镇大多数家庭年人均收入需达3 万元以上，才能真正启动房屋消费市场，而目前我国广大内地城镇居民多数达不到年均1万元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情况下，靠增加工资， 每年多收入一千元左右，根本起不到启动消费市场的作用。因此，要有效地推动需求，将城乡居民的消费推向一个新的消费档次，必须大幅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
从城镇来看，提高居民的收入仅靠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还应通过减税、增加就业岗位、发展第三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广开财源，对各种不合理收费坚决取缔，从绝对和相对两个方面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再看农村的农业收入。由于“入世”临近，国际市场低廉的农副产品对我国农副产品将产生强烈冲击，农民指望国家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是难以实现的。根据国外经济发达国家的农业演进规律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小城镇，走城市化道路是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唯一有效途径。加速这一进程不仅可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下降，农民收入增加，还可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力进入第二、三产业，使这部分人及其家庭收入增加。发展小城镇不能单纯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国家给政策，利用税收、信贷等手段给予一定的扶持；同时要动员社会的力量，特别要调动当地农村中高收入阶层建设小城镇的积极性。
四
从1997年起，通货紧缩就一直困扰着宏观决策层。两年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扭转通货紧缩局面。这期间，仅存贷款利率就下调了七次，然而消费需求并未得到预期的拉动。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忽视了广大居民的心理预期。旨在鼓励广大居民消费的政策基础既不是行政权力，也不是法律制度，而是居民的心理，居民的心理活动直接决定了上述政策的效果。
鼓励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之所以与居民的心理活动有如此重要的关系，是因为我国经济运行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划几乎覆盖了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消费行为，其决策都是高度集中化的。在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下，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行依靠的是行政权力，只要权力传导机制未受到阻碍，宏观经济政策就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制定的消费政策可以完全不考虑居民的心理这一因素。然而，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道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经济决策开始由高度集中化向高度分散化转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一转变过程速度加快，而且不可逆转。城乡居民的生活消费完全可以依据个人、家庭的实际需要和可能独自进行安排，再也不必受政府的计划限制。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制定的任何引导消费的政策基础就从行政权力转向居民心理，只有政府制定的政策符合居民心理，居民的消费行为才会按着政策预期的方向发展。当前广大城乡居民对国家数次降息无动于衷，就是由于国家政策与居民心理有着较大差距，因而政策效果也不明显。
那么，当前政府引导消费的政策遇到了居民的哪些心理障碍呢？首先是预期价格进一步下降的心理。自1997年10月以来，我国市场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很多人预期未来的商品价格还会进一步下降。既然商品还会降价，对消费者来说，早买当然不如晚买。于是他们只肯花掉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开支，而把节省的钱存入银行，等待未来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后再购买。其次是预期未来支出扩大的心理。住房改革、公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使公众对自己及家庭未来的支出预计大为增加。无论舆论上如何宣传改革对国民经济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意义多么重大，但很多人看到的是原来极为低廉的房租被巨额房价所取代；免费的医疗被昂贵的医疗、医药费取代；公费上大学被自费上大学取代等等。总而言之，未来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开支要比改革前的支出高出几十倍、几百倍。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迫使居民紧缩即期消费就成为必然。最后是预期未来收入不稳定的心理。改革前，国家的正式职工都是“铁饭碗”，对未来的收入没有丝毫的担心，当“铁饭碗”被打碎，大批的下岗职工汇集成上千万人的求职队伍时，人们开始对自己“饭碗”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任何人都清楚失去工作意味着什么，于是人们开始未雨绸缪，在失去工作前尽可能多存些钱，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上述心理作用下，公众的储蓄倾向极为强烈。这种心理障碍一日不除，政府引导大众消费的政策就一日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因此，政府下一步的政策必须着眼于如何排除公众的心理障碍。对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实施以下方略。
第一，利用财政手段扩大支出，以财政赤字为代价，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以此降低公众对商品价格进一步降低的预期。当然，通货膨胀率不能太高，太高我们又要反过来治理通胀，那样会得不偿失。根据国内经验及国外学者的主张，将通货膨胀控制在3%以下较为适宜。 当出现通货膨胀时（即使是轻微的），公众预期价格下降的心理自然化解。
第二，在进行住房改革的同时，抑制豪华商品房的建设，鼓励建设大批经济适用住房，以满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在职工养老保险、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之前暂缓这些方面的改革步伐，待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完善、规范、标准化后，再出台大力度的改革政策。届时，人们对养老、保险、医疗等后顾之忧解除了，对这方面改革的承受力也就增强了，相对说，不支持改革的心理障碍也就随之消除。至于教育方面的改革步伐不宜停止，但要大力推行教育信贷，鼓励广大中低收入的家庭利用贷款来保障子女教育。
第三，适当调整下岗、失业政策。任何一项改革措施如果搞得人人自危，这种措施必然是失当的，至少是过于偏激的，不但不能达到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的目的，还会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实，在以上几个心理障碍中，对未来收入不稳、担心下岗失业的心理障碍是最大的。即使未来商品价格还会下滑，住房、养老等方面开支增大，但只要工作不丢，收入稳定，人们还是会舍得花钱消费的。因此，我们在调整结构、减人增效的过程中，应有重点地保护一部分人，从而达到稳定一大片的目的。如军属、夫妻双方已有一方下岗的、对国家和社会有特殊贡献的人员等，宜适用特殊政策。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降低失业率也是各届政策追求的必不可少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每当政府与国外的跨国公司、贸易集团发生利益冲突时，首先考虑的是这种冲突给其国内的就业率带来何种影响，是提供了就业机会，还是减少了就来机会，这是他们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然而我国政府在这方面尚有一定差距。比如我们今后审批三资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创立时，是否也应将提供多少就业机会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又如考核一个地区领导人的政绩时，是否应将失业率列为重要的考核目标。这样在每个地区进行结构调整、体制改革时，地方政府就会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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