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性质、公司治理与财务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性质论文,公司治理论文,理论论文,财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有的财务理论跟企业理论及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一样，恰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路易斯·洛温斯坦教授在《公司财务的理性与非理性》中所说的，“像一个20年未涮牙的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污浊程度可想而知。当我们着手对现行财务理论进行清理时，发现其污浊程度比我们事先想象得要严重。目前财务理论存在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方法和具体模型，还有更严重的本源性缺陷。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基于公司财务理论基础的公司治理实质性缺陷问题研究，对现代财务理论创新发展发表一些探索性意见。 作为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基础的公司治理理论，其理论源头，目前毫无争议地聚焦于1932年阿道夫·A.伯利和加德纳·C.米恩斯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一书。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和理论贡献几乎已众所周知。我在本文中所要发表的洞见是，伯利和米恩斯理论的前提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法律、经济学视角看，都是有其相对确定含义范畴的。尽管不同学科背景对“私有财产”范畴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但都大体上认同“私有财产”是与“公有财产”相对应的范畴。我们的看法很直接，在没有资本(证券)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财产的公有或私有的概念具有一定理论分析价值，因为私有确实比公有在典型的企业实践中表现出了经济绩效上的更大优势。但是，一旦拥有了资本市场这一崭新环境，企业股权就具有了充分自由交易的特性，从而在企业产权制度与人性关系上形成了双重可选的全新格局，彻底改变了最原始私有企业那种财产私有者长久不变特征(因为这一基本的原始制度安排，所有者才可能从自身切身利益上有充分积极性去关心企业，并且不会在主观上产生侵害企业利益即影响企业继续经营的任何愿望，这也可以说是传统企业股东利益至上理论及相应法律制度存在的伦理道德基础)。股权的自由交易彻底解除了传统财产所有者与企业之间亘古不变的关系：每个股东只期望在企业最短时间内谋取最大的利益。如此，现代企业就成了所有股东实现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平台，企业的长寿基因遭到了严重摧残。由此可见，企业财产私有制的那种固有特征，原始制度背景下对企业基业长青确实产生了有效的保障作用，但在股权自由流动的新制度背景下，会滋长企业当前利益相关方掏空企业的各种冲动，从而使企业陷入利益相关各方包括大股东漠视企业法人利益的困境。如此，假如我们一再无视资本市场对企业与利益相关方关系所发生的本质性冲击所产生的现实影响，还是奉行财产私有理论的传统思维，以如何满足并动态适应私有财产产权现实(今天，并不一定是明天)主体尤其是私有产权主要主体(大股东)的需要，即尊重、维护目前股东权益为核心目标，那么在实践中绝对会陷现代企业于日益堕落的沼泽中难以自拔。我们的困惑其实已存在许久：在现代资本市场的背景下，人类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能综合反映经营绩效的“公司盈利”指标，在现实中却把企业导向了急功近利；传统的企业财产私有制中相对成熟的对企业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以及法人企业发展都有益的管理和组织激励制度，已变成了企业在位的所有者与经营者蓄意谋取自身利益，从而实现各自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因此被无情掏空继而无法继续经营的自我毁灭模式。 马克思生前曾对资本家及资本积累过程作过入木三分的描述，原始意义上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对利润的贪婪可谓是无以复加。但是，原始意义上的资本家最起码不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企业产生掏空的任何念头，他想掏空的应该是工人即劳动力，因为市场上后备工人多的是。不过，现代资本家已摇身变为可以自由进出企业的股东，股权自由流动严重地淡化了股东与企业的固定利益关系，甚至无情地割裂了长久或根本利益上企业与股东的内在关联，从而根本上动摇了股东从基本道德层面对企业所拥有的责任感。于是，在资本市场环境下，企业就成了股东们谋取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平台和途径。因此，现代典型意义上的资本家，不仅剥削员工的技术“炉火纯青”，而且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掏空企业以求资本飞速增长(美其名曰“爆发性增长”)的冲动。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醒人们要充分警惕并认识到现代西方各种为企业所有者作辩护，并认为企业应以所有者利益为基础的理论，已完全脱离了当代现实。而且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工人本性的分析范式，已不足以支持对现代股东乐意掏空公司严峻现实的透彻解释。当代学者必须要作出努力的是，如何在借鉴西方既有各种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剥削和阶级对立”分析思维的基础上，立足近百年国际范围企业发展的历史现实，形成一种适应并反映当代企业发展内在特性并满足其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企业理论。 二、社会建制赋予企业性质 企业为什么存在？人们对此的认识至今仍莫衷一是。为便于统一认识，我们首先笼统地把企业看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即企业是人类自身创造的组织制度，这种制度创造当然满足了人类社会的特定需要。这种特定的社会需要，赋予了企业基本特质，成为我们研究企业本质问题的理论前提。不过，企业发展至今，关于企业本质的问题始终罩着一层厚厚的迷雾。若从企业对人类物质财富丰富和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看，我们真的由衷地感谢企业，再崇高的词汇送给企业都毫不为过。但是，如果从企业给人类生态环境等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害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强烈谴责企业，把人类最无耻和可恶的词汇送给企业也难解我们心头之恨。前者，我们有很多的文献支持；后者，我们也有充分的文献资料可读。 在经济学世界，关于企业的性质，即企业为什么存在，至今仍深深影响人类的说法主要有两种。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协作就产生了企业；罗纳德·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高于管理组织成本时就产生了企业。这些经典理论，虽然从不同层面回答了决定企业存在的理由，但没有真正从人类之所以需要企业这一最基本层面，回答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理论上企业存在的理由可以有很多，斯密与科斯可能找到了其中相对让人们可以接受的那种理由。但是，企业存在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只能有一个，而且这样的理由应该是企业始终不能抛弃的灵魂，成为悬在高高的道德天空而对千姿百态存在于现实中各类、各种、各个企业产生全天候威慑作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仅此而言，斯密和科斯有关企业性质的解说，要么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也有可能都没有真正地回答“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一人类长期以来冥思苦想企求答案的问题。 我们循着人类思维的惯性，去领悟企业这样神圣的组织(法人)是怎样来到人间的。在国际学术界，关于自然人怎样来到自然界，有一个宗教性解说，这种说法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不符，但能解决人们的一些疑惑，所以姑且借用之。乔治·萨顿在《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中说到，“伊甸园中长着结了善与恶果实的智慧之树，上帝不让亚当吃它，但是魔鬼诱惑了夏娃，夏娃又诱惑了她的丈夫，他们终于还是偷吃了禁果。他们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失去了自己的单纯，而一场对真理无休止的追求也就无可挽回地开始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样的分析范式，对我们今天深化企业市场与企业本质的认识或许是有用的。因为人类祖先偷吃下智慧果来到人世间，后代就自然有了善与恶两种基因，人类发展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看作是善恶关系失调的结果。以此观点来分析企业本质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企业的存在归结于偷吃禁果，从而失去了单纯性质，拥有了善恶相间的双重本性；也不能把企业的存在看作上帝的特别恩赐。但是，把企业存在归结为人类社会的某种恩典应该是恰当的。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绝不是自然界的天然衍生物，而是人类基于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人造制度”。既然是人类自身的制度创造，那么，人类在创造或建立企业这种制度时必然有其原始初衷，这种原始初衷可以说是企业原型，反映了人类创造企业这种制度的基本需要。那么，这种原始初衷是什么呢？至今的企业理论似乎没有认真面对并作出正面回答，这是现有企业各种理论所共有的一种明显而严重的先天不足，也是我们在“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进而形成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理论成果的根本原因。 人类为什么需要企业？为了提供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各种产品和服务？好像是，好像又不是。因为这些目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建立企业这样的组织才能实现。 伯利与米恩斯1932年拉开的那幕针对“企业存在为何产生诸多问题”的大戏，以极其戏剧的笔调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导致了握有公司实际控制权的企业高管，可以在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追求自身的利益，而公司高管自身利益与股东利益往往不尽一致甚至是冲突的，于是导致了企业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界无不循着这样的框架思考企业各种问题，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如此，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亦如此。甚至在金融会计财务界，迈克尔·詹森与威廉姆·麦克林(1976)把这种两权不协调理论，利用学科的技术优势，通过数据与模型细化为“委托代理理论”；这种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的铸炼，融入了产业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甚至整个微观与制度经济学，从而经营者与所有者冲突甚至难以协调的理论语境，就成了美国主导国际学术界后的国际主流思潮。这方面理论经过“博弈论”注入“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乔装打扮分外妖娆，俨然成为西方学术界公认颇具科学元素的研究领域，而吸引了众多的学术精英耗费了蔚为壮观的学术资源。而上世纪末尘嚣甚上的公司治理理论，又被安上了“股东至上主义”复活的标签，从而也搭上了“企业两权不协调理论”这艘“核动力巨无霸”，使伯利与米恩斯框架成了进入当今学术殿堂的“权威正装”。相应地，现代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虽然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其根本原因学界可以几十年一贯地解释为“委托而产生了各种代理”。委托代理理论，既为解释现代企业出现的各种困境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又使现代企业理论陷于“死胡同”。可以认为，西方近几十年的企业问题研究难以为企业摆脱制度性困境提供有益指导，与学术界满足于用委托代理框架研究问题有相当关系。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学术格局，中国学者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该自甘落后，必须以东方民族(中华民族)特有清醒和智慧，发出我们的声音。 其实，撇开东方的睿智，就西方本身的理论发展历史看，伯利与米恩斯的理论，与国际学界另一个更权威和影响深远的理论是明显相悖的。马克斯·韦伯1904-1905年间在其划时代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吸引全世界众多学者踊跃探讨的话题：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存在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就在于西方首先具备了体现并自觉遵循资本主义精神的“两权分离”企业。这表明，企业“两权分离”可以有很丰富的内涵和实践方式，甚至我们可以认为，尽管两权分离在具体企业过程中有诸多矛盾和冲突，但两权分离后两权双方在体现并认同资本主义精神方面却是而且必须是高度一致的。国际学术界对韦伯的后续研究中发现，马克斯·韦伯在他的一生著作中，特别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混为一谈的，现在看来，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还不如说成“市场经济精神”更为确切。那么，企业体现着的“市场经济精神”是什么？韦伯提供的答案是“积累与节俭”，即对企业而言是“拼命地盈利”，而对整个社会的每个个人而言则是“很吝啬地用钱”。若如此，作为自然人意义上的“股东”与“经理”，在企业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与企业与生俱来的那种基本精神绝对冲突。显而易见，经理在企业平台上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准则是不可取的，而股东在企业平台上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同样不值得支持。道理很简单，韦伯分析的两权分离企业，确实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韦伯没有说清楚的是，这样的“利润最大化”是不是意味着“股东与经理利益最大化”？就现在的语境去追溯韦伯的意思，我相信恰当的答案是“这两者并不是等价的”。对韦伯这样表述真实意思的研究不是本文关心的话题，但韦伯的表述有一点意思是非常明确的：企业源头，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企业的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是必须的，但两者对即将融入的市场经济的那种本质精神，是高度认同并认识一致的，这当然也是企业能存在于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此而言，在人类设想的市场经济“理想国”里，作为主体存在的企业，在其基本制度层面，股东与经理由于对市场经济精神的高度一致认同，而在实际过程中不会存在任何实质性冲突的可能性。 进而言之，韦伯的“市场经济精神”答案显得太具体直观而不能满足本质性概念的要求。“积累与节俭”之所以能成为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通俗表述，完全在于市场经济产生的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相对于人类的现实消费和需求，“资源稀缺性”是人类发展进程面临的首要难题，也是人类内部产生各种矛盾甚至战争的根源。面对这样的现实，理性人类只能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不断增加数量、提高质量，并作出最合理的配置，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企业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不外乎是资源创造与配置的基本组织形式，不论是股东还是经理，都毫无例外地服从缓解“人类资源稀缺性”矛盾这一基本目标，具体到实践中，就是企业要“有效地增进整个社会的财富和福利”。这样的标准，应该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不难发现，对企业性质的这般认识，与目前通行的企业是营利组织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显然，营利性功能很强的企业不一定带来社会财富和福利的增加。现在满足于充分释放营利性功能的企业理论，其指导的企业实践已经偏离了其来到人间时向社会所作的“基本承诺”。主流西方企业理论指导的企业实践，不是偏向了所有者利益，就是偏向了经营者利益，甚至偏向了企业利益相关方利益，恰恰忽视了把所有相关方利益有力引导并统一到“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这一基本方向上。这才是企业最根本的使命，成为理论研究所要首先予以重点关注并探求解决之道的重大课题。 三、企业存在的价值何在 企业本质的上述新概括，必然要求我们对企业目标作出再认识。通常我们把企业目标表述为“企业价值”这一含义极其广泛而较模糊之概念。那么，什么叫企业价值呢？会计与财务领域有很多企业价值的计量模型，“MM定理”可能算是有关企业价值模型中最权威的一个。但是，基于传统观念产生于财务会计基础之上的企业价值，并没有真正地体现企业存在对整个人类所作贡献的有无及多少。因此，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财务会计及金融知识，与流行的企业及其经营管理理论一样，不管多经典，均没有在企业层面产生社会需要的那般效用。相应地，在这种大背景下所作的各种所谓主流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是为现行理论与实务作了背书和脚注，而根本没有发挥理论引导的正向作用。 立足企业本质新认识，企业价值的精准定义，应该是“企业一定时期对社会财富和福利所作的贡献”。企业拥有的所有条件，包括环境、实体资产、社会资本以及无形与智力资源，从根本上看都是而且只能是社会资源。其实早在1946年，后来被世人称为“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的彼得·德鲁克在其以通用汽车为原型的极具创造性意义的《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对企业尤其大企业性质与目标的认识，已有这种端倪。他指出：“现代大型公司是美国社会的代表机构。它首先是一个机构，是一个人的组织，而不是一堆死气沉沉的机器；它建立在一套有序的制度之上，而不是耍耍把戏而已；作为消费者、工人、储蓄者和公民，它的繁荣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企业应当对其活动产生的社会影响负责。”“不管看上去多么合乎逻辑和纯洁无瑕，那种把大企业视为私人性质的教条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该对其进行认真的思考并加以改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出版)德鲁克的见解已经比较接近本文作者的观点，遗憾的是，对具有社会性质的企业，如何在组织与管理诸方面加以体现，他没有深化研究并发表系统的见解。因此，德鲁克仅仅提出了一个企业发展的理念而已，而没有从市场与企业制度方面对此作出重构。 当我们探求现代公司本质问题时，我们不能回避对作为现代企业生存发展基本空间的市场的关注。前已述及，在韦伯的学说里，市场经济视作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而其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而言，似乎以市场经济来代替韦伯的有关资本主义论述更确切些。由此而论，探究企业本质应该联系市场对企业的一些基本要求。自从邓小平明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说法，澄清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的传统模糊认识后，中国开始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然而，我国市场经济的以往实践，仅仅满足于笼统地以中国特色为基调作了相应研究，而没有把中国具体实践上升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做深入研究，从而在世界角度深化对市场基本原理的理解方面未能作出与中国发展相适应的特有贡献。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改革发展对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价值，也不能让世界学术界更好地认识并理解(更谈不上认同)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对中国改革发展赢得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能产生应有的反哺作用。 我们从西方经典作家的论述中，略知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义。不过，西方理论有着明显的不足，似乎市场是万能的，一切问题的解决只要通过市场机制的自觉作用就能得到有效解决。不过，这样的理论只是说说而已，即使自认为是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也没有真正这么做。面对这次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对三大汽车公司施以援助之手，对整个经济采用紧急救助，美联储“量化宽松”等，恰恰是对市场的人为干预。这表明，市场并非完美，更不会自动表达人类的基本善意！那么，市场有无实质性缺陷？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回到2002年，听—下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议论安然等大公司为什么如此毫无节操地大肆做假账时，说出的那句让人沮丧的话：“现在的人并没有比过去的人更贪婪，只是现在条条大道通往贪婪之途。”(查尔斯·科恩，《好公司为什么会失败》，中信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已足以说明市场并非人类天堂。对此，我们可以看作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一种控诉，也可看作对痴迷市场经济人们的当头棒喝！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市场理论与其企业理论一样，存在着先天性缺陷，最致命的表现集中在对人类道德沦陷的无动于衷和任其泛滥。中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就饱受了这种片面市场理论的危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在获得物质财富巨大丰富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畸形难改的产业结构、急功近利的投资心理，已经强烈感受到了现代市场与企业对其良知复归的急切呼唤。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和仁义至上的传统文化，也为现代市场和企业找回良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在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是以看不见的手作用于经济的，然而这只无形之手在为人类创造高度发达经济的过程中，也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生态环境带来难以忍受的苦涩变化。人类理性要求我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市场和企业在西方近五百年走过的痛苦历程，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唤醒市场经济与企业的良知，认真兑现市场与企业对人类社会所作的原始承诺，充分遵从人类社会建立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的基本意图。人类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实践，已为我们考察市场经济对人类社会的原始承诺，提供了足够依据。世界各国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青睐市场体制，完全由于市场体制更多地满足了人类的本性。自由与竞争，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天性，市场经济与企业制度，可谓是为最充分、全面地释放人类天性提供了途径。毫无疑问，人类天性的释放，与人类利益的更多保障应该是同步的。由此推论，人类社会建立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的基本意图，必须而且只能是让人类天性得到最大释放的同时使人类利益得到最大保护。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在让人类天性释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忽视了人类天性释放与人类利益保障是一对矛盾这一现实，未能很好地平衡这一市场与企业制度运作中的基本关系，从而产生一次次经济危机。就制度系统而言，人类天性释放与利益保障都应嵌入到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运行的全过程，不能只包括前者而把后者外部化，从而使市场经济和企业组织制度失去自我协调平衡和持续完善的功能。就市场与企业而言，缓解资源稀缺性矛盾是其根本，一方面应通过物质与精神产品及劳务的提供与消费，极大释放人类的天性；另一方面，提供物质与精神产品及劳务过程中，应对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精神文明即人类的根本利益产生正向作用，从而带来社会财富与福利的日益丰富。但是，在现实的提供产品与劳务过程中，一方面人类天性得到越来越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人类根本利益却受到日益严重的损害。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制度的完善，必须以有效协调并平衡这种基本关系为核心准则。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以两权分离为主线构筑的现代企业理论，其最大甚至是致命的不足，就在于未能使人类天性释放和根本利益保障成为企业制度内生性因素。若一个因素为制度内生，则制度的运行就不可能对内生因素带来损害。如何把人类天性释放与根本利益保障内生于现代企业制度，既是企业制度发展到21世纪自我完善必须解决的问题，又是中国融入国际进一步发展而能为整个世界作出中华民族独有贡献的理论与实务亮点，更是21世纪世界对中国众多殷殷期盼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如何在科学总结西方各国和我国以往企业制度经验教训基础上，立足企业层次，正确定义社会财富和福利，并赋予计量、报告和控制评估标准，这是中国在未来市场经济与企业改革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公司治理理论创新与企业财务原理重构 法国伟大的科学家亨利·庞加勒，针对19世纪末异军突起后来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石的欧文·费雪“理想经济市场”理论认为的“人们都急切寻找获利的每个机会。积极智慧的投机一直没有中断过，只要不涉及欺诈和赌博，这些投机为社会发挥着预见性的作用。预见性是一般规律，对于价格下降和上升都一视同仁。”在给计量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信中说：“认为人们是无限自私的假设基本可以接受，但是，人具有无限远见的假设，则要有所保留。”(贾斯汀·福克斯，《理性市场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庞加勒的质疑极具智慧，人类在现实中“无限自私”可以做到，但“无限远见”几无可能。显然，每个人临终前都明白名利对一个具体个人而言是过眼云烟，只有身体和生命才是最关键的。但是，现实中几乎所有人，都陷于甚至倾心竭力于谋利求名而不能自拔。人类的这种致命缺陷，正是人类可持续发展所要正视，并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自我认知最终实现自我管理的。我相信，从人性的角度看，管理的必要性最深层的原因，可能就在于由于人类“无限远见”的先天缺失而使“无限自私”恶性膨胀。传统管理从理论至实践均忽略了这样的最本质问题，企业制度乃至整个市场经济也未能在面对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奠基并构筑理论大厦。因此，人类“无限自私”因企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而得到比现在已有其他任何制度更充分的单方面释放从而产生恶性膨胀。这种严重的制度性残缺，成了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难以摆脱而且无药可解的梦魇！对此，早在1927年，挑起人类对无解的现行市场与企业制度难题求解欲望的小阿道夫·伯利教授，在《理性市场悖论》中向人们作出了这样的提醒：“实际上，公司管理层的权力正变得至高无上，而控制这个权力的社会力量仍然还在孕育之中”。今天再读伯利这句提醒，直接的感觉是，近90年过去，企业面临的这种困境依然如故。从另一层面看，公司管理层的权力本来就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因而是正当的，为什么要“控制”，而且要求社会力量去“控制”？唯一的解释，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任其作为不仅严重损害了股东利益，更严重损害了社会利益，并没有给社会财富与福利的增加带来应有的积极意义。如此深究，这样的问题已不是简单地控制公司管理层权力所能解决的，事实上控制公司管理层权力往往带来企业的无效率经营；更不能采取利用社会力量去控制公司管理层权力的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公司失去法人制度应有的活力，从而使资源配置与运用在全社会陷于低效率状态。伯利与米恩斯理论的最大不足，就在于没有把现代市场与企业存在的经理、股东利益冲突问题，从市场与企业制度本身的缺陷方面去思考，从而彻底误导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其后多如牛毛的研究固然为学术界带来了一阵阵非凡的热闹，但迟迟得不到正确答案的现实表明，这样的热闹对于真理性学术研究而言可能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或学术泡沫！由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而形成的“市场拜物教”，最终以“市场有效理论”集大成，被西方学术界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此新近的看法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学界和金融界有许多人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他们认为，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总是能够自我修正的。事实上，‘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错误的。”(维托·坦茨，《政府与市场》，商务印书馆2014年出版)不过，从2013年经济学奖还是颁给以对“市场有效性理论作奠基性贡献”著称的尤金·法码来看，“市场原教旨主义”在西方至今还占据主流地位，起码在学术界是如此。由此看来，如果我们不能冲破“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篱笆，从市场与企业制度自身完善角度去思考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对策，则在诸如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冲突之类本质性问题上，可能永远找不到良方。 基于现代公司管理面临的诸多严峻问题，尤其是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冲突或经营者滥用职权、股东利益缺乏保障问题，理论界创造了“公司治理”这个崭新的学术名词，以满足企业研究解决“两权分离困境”难题的现实需要。但实话，公司治理尽管已公认为是近20年国际学术界讨论最热烈、成果最丰富的领域之一，但没有人敢说这方面的研究富有成效。我们随意抽取西方学界稍权威的说法，便可知公司治理领域研究效率之低下：“无论是从理论角度还是从经验角度看，公司治理的作用与效果都不甚明了。”(泽维尔·维夫斯，《公司治理：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面临的困境，是市场经济与企业实践因经典理论存在根本性缺陷而导致的众多问题的缩影。 本文试图为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组织在基本制度层面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市场与企业均包括组织结构与伦理道德两个方面，具体制度必须充分体现其伦理道德要求，或者说必须确保其伦理道德要求的充分实现。无论是市场还是企业，必须具有丰富而且极具张力和生命力的内在灵魂，这一灵魂就是而且只能是“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维护“内在灵魂”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为此，必须把这一基本目标嵌入到企业组织机体中。公司治理产生的基础，就在于在企业组织的各层次(战略、经营管理、业务活动)有效建立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福利”为起点和最终目标的具体制度。如此语境下，企业及其财务管理的目标也必然是“社会财富与福利最大化”。 上世纪中叶，美国芝加哥学派在竭力推销其“市场万能和完美”理论活动中，曾在《纽约时报》(1970年)杂志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当时以“通用汽车运动崛起”为议题，针对社会普遍赞誉通用汽车董事会中设置三名成员代表“公共利益”的做法，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游戏规则范围内，追求并实现最大利润”，若要企业追求更高目标，不仅欺骗了公司股东，而且“削弱了自由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弗里德曼的说法极有问题。不讲远的，本世纪初发生的安然等大公司严重的会计舞弊案就足以说明问题。安然等大公司正是在既定游戏规则框架下大谋其利，但结果是肥了公司高管和大股东及利益相关方，但却给社会公众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更为严重的是，安然事件从根本上摧毁了人类对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信心。由此可见，利润最大化或相关方利益最大化的现行市场原则和企业制度安排，往往把企业导向了不可持续发展的泥坑。企业对其神圣使命——“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的无动于衷，使企业变成了恶性挣钱的机器，更成为企业利益相关各方谋取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工具，最终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遑论“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就我们目前认识看，世纪之交“社会责任”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科斯对企业性质发表独到见解后“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的提出，事实上已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企业冷血盈利现状的强烈不满，也反映了理论界对传统市场经济与企业理论不足的自我反省。但是，外在于“市场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运动”，由于未能嵌入企业内部，无力唤起现代公司对“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的本能关切，其结果注定会更多地流于形式、止于口号，而无实效。我们从市场与企业过往的实践中已充分且深刻地认识到：“市场与企业”行尸走肉式状况必须彻底改变，“魂不附体”的日子对市场与企业很不公平、绝非正常。现在是到了让市场与企业招回其本属它的灵魂的时候了。公司治理正是为灵魂回归的企业走向市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把“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作为灵魂，着力重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财务管理在这样一个全新的企业舞台上，拥有了全新的市场环境，从而决定了财务在公司治理中必然产生核心作用而必然肩负了特别重大而关键的使命。作为重塑财务理论的起点和整体规划，应该把“社会财富与福利的正确定义、计量、报告和控制”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作为财务管理的基础，改革现行会计制度与系统更是当务之急。要摆脱目前以“利润”为核心计量模式的羁绊，从“社会财富与福利”角度来重新定义会计要素并理顺会计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进而实现会计原理与方法的革命性发展，使新型会计计量、报告、控制制度与系统完全建立在揭示“企业经济对社会财富与福利的影响及程度”基础上，从而把企业纳入“自觉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轨道。如此背景下的财务管理，其资源配置也就必然建立在“对社会财富和福利增进影响及程度”基点与标准上，毫无疑问，财务理论与实务也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探索性阶段。正因如此，创造性思维和勇敢开拓的胆识，对于现代财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而言尤为重要。 当然，国际学术界似乎已感到现有企业理论的先天不足。但已有的这些认知与本文作者的观点尚有相当距离。按我个人目前的认识，对社会尽职、为社会财富与福利作贡献，对于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存在的必要而且是唯一的前提，是先验于企业存在的，更是企业来到人间的灵魂归宿。按西方一些学说，企业对社会的责任与承诺，充其量只是一个后天的东西，从而产生了诸如“社会责任”、“企业伦理”、“企业价值观”、“企业道德”等诸多研究领域，试图拯救现实企业于难以自拔的泥潭之中。但综观现实，这些冠冕堂皇的名词只是充当了企业更贪婪地向社会索取各种利益尤其是利润的遮羞布，现实中的企业经常走在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对立的道路上。我们在现有的西方文献中，看到了理论界的这种困惑。例如，英国利兹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安德鲁·凯伊，2001年在英国皇家研究会的大力支持下，对现代企业目标问题，通过全面、深入地评述“股东利益至上”与“利益相关者”两种理论，得出了“实体最大化与永续性模式”，从而为公司目标和现代公司治理开辟了一条崭新途径(《公司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西蒙·L.多伦、萨尔瓦多·加西亚的《价值观管理——21世纪企业生存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明确认为公司价值观有伦理—社会价值观、经济—实用价值观、情感—发展价值观三个维度，而且伦理—社会价值观维度在公司价值观中处于优先选择地位。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这样的理论又在“目的与手段”的讨论中严重淡化，更在“公司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中明显边缘化，企业又活生生地以“营利性动物”再现。《价值观管理》的作者引用了西班牙著名哲学家费南多·萨巴特对价值观的看法：“世界上有很多可能的生存方式，但有些方式却会让人类走向灭亡。”不过该书作者同时认为，“伦理观念其实原本隐含在利益一词中，……意思是好好工作，制造或生产好的产品或物品。即使是会计核算的借贷也在传递伦理观念。”作为一名会计学者，笔者很感激国际知名人力资源专家如此看中会计在企业伦理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更为事实上现在会计“借贷”未能真正向从事经济活动的各方明确传达伦理观念而万分羞愧。如果我们把企业的存在看作人类生存方式之一，那么，按目前我们对企业的认识和定位以及已有企业的历史，这样的企业是不是已产生了引导“人类走向灭亡”的巨大风险？对此，1998年被全美67所商学院教授评选为商业和环境学教材第一名的《商业生态学》的作者保罗·霍肯在该书中也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学，假设任何自然资源——我们的自然资本的开采都可以等同于本期收入。这一妄想忽略了以下事实：每个商人都知道，在公司层面上，将资本资产从资产负债表转移到收入分类账上意味着欺诈，而且必将导致破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出版)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得知，自己是在吃未来的种子；我们就像一个挥霍无度的消费者那样，把无法支付的费用记在了我们的信用卡上。我们为了满足当前的过度消费而窃取了未来的资源。……如果说当下工业的开采的生产方式正在破坏生命的话，我们能不能想出一个结果与此完全相反的体制，一个能够创造、增加、滋养和增强地球上的生命的体制？”霍肯之问实质上是在严厉谴责传统或经典企业理论及制度的同时，发出了彻底变革现行企业制度的强烈呼声。而企业实务的改弦易辙，必须赖以企业理论的正本清源。由此可见，企业理论若不脱胎换骨，现行企业糟糕实务任其发展，极可能会产生(准确地说已经产生)人类无法承受后果的风险。本文的宗旨，就是试图为现代企业摆脱理论与实务困境作出实质性努力。这种努力权当是对会计“借贷”长期以来未能履行传递正确伦理观念这一失职行为的一次“自我救赎”。 遥想当年，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开创了企业与制度经济研究的一个新天地。“交易费用”当初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和简易分析框架，发展至今已成为内容丰富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俨然已是当代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主流。某种意义上，作者试图借鉴科斯当年对企业性质提出颠覆性认识的做法，通过本文为饱受人类指责之苦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制度理论，建立一种彻底摆脱理论困境的思维框架和核心理念，从而为实现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的创新，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革新公司财务贡献“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这一核心概念，使其成为构建现代财务的基本依据，从而为财务理论研究建立全新基点。“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观念的确立，为我们重建市场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创造了全新的视角；也为现代市场经济与企业理论摆脱与生俱来无力避免的困境，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理论支持。相应地，会计与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彻底变革，也就成了不可改变的必然。出于对科斯理论一路走来经验的足够信心，我们相信，只要在“增进社会财富与福利的定义以及数量与质量”这些基本问题上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进而设计出适合我国企业与市场运行需要的具体模式，那么，财务管理的创新发展也就不难成为现实。 可以预期，随着传统市场与企业理论的洗心革面，市场与企业将都毫无例外地建立在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立足点上，开展对“社会财富与福利概念以及计量控制体系”的深入研究，进而构建新型的财务管理理论方法体系及相应的实践模式，财务管理将告别“企业价值或股东价值最大化”时代，而进入“企业可持续发展”康庄大道。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为务实研究这些充满挑战的课题并得出科学结论提供了可能。这应该是当今我国财务学界肩负的一项庄严而神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