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防线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2-0075-06
从心理源头防治腐败，是当前我国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的一个薄弱方面。近年来反腐败大案要案反复和充分地表明，任何腐败分子从有所作为到渐进蜕变最后堕落犯罪，首先是并且贯穿了失衡补偿、双重人格、侥幸支撑的心理过程和继发型形成、自强性内化、合理化选择的心理机制。剖析腐败心理演变过程，把握腐败心理演变规律，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既有针对性又合乎规律从而切实有效地预防和矫治腐败心理演变，不仅是从源头上建设廉政文化体系的重要环节，而且是从源头上建设反腐败体系的重要方面。
腐败演变的心理源头
人是生理、心理、思维的有机统一体。人的前提性生理行为过程和主导性思维行为过程都伴随着基础性心理行为过程。心理行为过程不仅是生理行为过程和思维行为过程的内在个性动力机制，而且是两者双向互联互动中介。所以，人的生理行为过程和思维行为过程首先是并且贯穿了规律性的心理行为过程。对于正在超越物质温饱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人来说是这样，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尤其是这样。腐败分子尽管个体特点和人生经历并不相同，然而腐败心理和演变过程既非常显著、十分突出，更小异大同、惊人一致，始终贯连了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双重人格的自强性内化机制、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三者的生成、运行和融合。
第一，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
个体心理行为的动机，是引起并且推动个体发动、维持、强化行为活动的心理原因和初始动力。所以，动机是个体心理动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动机的形成必须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所要满足的需要或欲望。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导致心理紧张和失衡，驱动心理补偿和平衡。二是满足需要的条件或环境。没有必要的条件，就无法驱动满足需要的外在行为。需要和条件相结合，促成心理动机的形成，牵动外在行为而满足需要。需要得到满足，条件得到扩展，动机就会加强并且引发新的需要。如此循环不已，带动和促进了人的生理行为、思维行为以及外在行为的变化和发展。
现今腐败分子大都深受党和人民长期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初期，知恩图报，做了一些有所作为的好事乃至大事，往往得到组织的关注、提拔和重用。不过，面对现实社会中权力和金钱的刺激和诱惑，他们的功利需要相当强烈，个体谋权和谋钱的功利需要比较突出。由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毕竟仍占上风，同时职位低权力小人言微，个体功利需要处于弱势和受控地位。心理再不平衡，只能克制；再想出手补偿，只能压抑。一旦职位连续快速提升，权力连续快速扩大，原本强烈的个体谋权谋钱需要、一再克制的失衡心理和一再压抑的补偿心理随之连续快速地直接释放出来，不仅占了上风而且倍加激化。思想防线失守，制度防线失陷。个人谋权谋钱的腐败需要和相应权钱交易的腐败条件一结合，既由人又不由人地滋生了腐败心理动机和动力，生成了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腐败心理的恶性循环往复不已并且加大力度而快速运行。
2000年3月，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犯受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折合人民币700多万元，被依法核准执行死刑。他1987年调到北京。从1989年6月起连续快速升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1995年8月到1998年1月，更连续快速升任江西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1999年夏案发。他的连续快速提升过程，正是失衡补偿继发型形成机制生成运行从而导致腐败心理恶性循环的连续演进过程，正是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体而走上不归路的快速跨越过程。他在案发后说起自己腐败的起因：“看到人家下海了，手头有钱花，接触了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老板，看人家生活得很自在，进入高档酒店，坐豪华汽车，喝洋酒，穿名牌，还带着小姐，心理有几分羡慕，可想自己从政，身份不允许，条件也不具备，思想上先忍着。”官做大了，条件变了，谋权谋钱、权钱交易的私欲膨胀了，他就肆无忌惮地受贿并且索贿。刚到江西，他赤裸裸地对别人说：“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字条，打个电话，你们就会几百万、几千万地赚。”
通常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仅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整个过程时有反复。然而，胡长清却不同。升任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室副主任后，不良心理突破了临界点，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始终在扩展和加强，即使有所起伏波动然而总体上没有停滞和收缩过。一方面，源于他内在的从官权本位到权钱本位、到权钱交易为本的心理骤变；另一方面，同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在心理层面上的脆弱乃至缺位不无关系。人之本在于心。没有心理防线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没有也不可能固如金汤。
第二，双重人格的自强性内化机制。
腐败心理的潘朵拉盒子打开以后，非但难以重新封闭，反倒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一，腐败意识不断增强。权钱交易多次得手在心态上是一种成功体验，引发了收益感、满足感、欢乐感乃至成就感。不仅强化自我肯定而且提高自我评价。这就进一步增强和扩大腐败需要，进一步增强和激励腐败动机，进一步增强和扩散腐败意识，进一步增强腐败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二，腐败行为不断周密。权钱交易多次得手在认知上是一种经验积累，引发了行为方式的周密调整和改进。不仅周密调整和改进腐败行为的实现方式，而且周密调整和改进腐败行为的保护方式。一是细分和锁定权钱交易的目标，包括数量、范围特别是对象。二是谋划和锁定权钱交易的对策，包括时间、现场、特别是借口。三是推敲和锁定权钱交易的手段，包括声势、关系特别是攻守同盟、排除怀疑、扰乱举报、反侦查。四是安排和锁定案发脱逃的举措，包括资金、路线、证件特别是应对危急的预案。其三，腐败活动不断发展。权钱交易多次得手在意志上是一种顽强磨炼，开发自主决断、自我调控、自抗障碍的素质和能力在广度上延伸、在深度上拓展。不仅磨炼了顽强毅力、从容不迫，而且磨炼了出手狠毒、不择手段。首先磨炼了犯大案要案的自主决断素质和能力。既敢于冒大风险犯大案要案，更敢于连续地冒大风险犯大案要案。同时磨炼了任何情况下自我调控素质和能力。既自如应对不利情况和变化条件，更自如应对突发危急不利局面。处变不慌，处危不乱，处险不惊。特别是磨炼了自抗障碍的素质和能力。既精于调动常备的缓解和消除障碍的关系网力量，更冷酷调动地下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从打击、陷害到杀害不利于自己的人，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腐败心理恶性循环，必然在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基础上，导致反馈——强化的自强性内化机制迅速生成并且不断加强和加快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腐败分子特别是占据领导权位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组织身份在合法外衣的包裹和伪装下，遮盖、掩饰、保护腐败心理和腐败行为。他们同步强化领导干部组织身份的人格和形象，特别是腐败分子个体身份的人格和灵魂。因此，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心理恶性循环，势在必然地导致双重人格的自强性内化机制迅速生成并且不断加强和加快运行。欺骗性和危害性极大。
2003年11月30日，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因犯受贿、贪污罪折合人民币3500万元，被依法核准执行死刑。他1990年11月调到河北省省政府办公厅，连续快速升任副处级、正处级秘书，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从1995年12月起，更连续快速升任河北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2000年春案发。在五年秘书任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利用秘书在领导身边工作的特殊职位，为自己“开辟拓宽权力”。一是拉大旗作虎皮为自己造势；二是向领导频“吹风”和“烧火”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三是得到领导默许而自己任意延伸；四是假传领导的指示自己以“二领导”自居行事；五是成为领导心腹后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不仅大肆收受贿赂，而且伙同他人贪污500万美元外汇调换增值公款2000万元。调到河北省国税局又晋升局长，他大讲不允许腐败现象存在、加强权力的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同时进一步开辟拓宽权力腐败的“纵向效应”和“横向效应”，变本加厉地权钱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他在案发后说及权钱崇拜的自强性腐败催化机制：“做秘书时的所见所闻，使我错误地认为，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生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我对权力的贪婪。”“多次收钱就形成了习惯，收钱就好像有了动力，大脑里好像形成了一个对收钱应答的自动化、习惯化的反映系统。”双重人格的自强性内化机制，使他从“河北第一秘”转变为“河北第一贪”而无法自拔。
通常腐败心理变化机制主要表现为反馈——强化机制和反馈——衰减机制，并且交织在一起。然而，李真却不同。在秘书任上权钱交易多次得手以后，自强性内化机制始终在扩展和加强，即使有所起伏波动然而总体上没有停滞和衰减。一方面，源于他双重人格，并且把双重人格融入自强性内化机制；另一方面，同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没有坚实的心理前沿阵地不无关系。心理的疏导和堵截、心理的干预和矫正，是教育和制度以外医治腐败心理演变的良方。
第三，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
从内在腐败心理到外在腐败行为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转变过程。没有这个转变过程，就没有事实腐败，至多是未遂腐败。而这个转变过程依托并且取决于外在行为发生的情境心理过程，重中之重是行为根据的合理化。其一，制度根据的合理化选择。腐败分子极为注重法律、政策、规则等制度根据，主要是制度边缘根据、制度空档根据特别是制度交叉而责任不明的模糊根据。其二，利益根据的合理化选择。在腐败分子看来，人与人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权钱利益关系、互利互惠关系、等价交换关系。利益及其分配既是关系网的组合根据，又是保护伞的激励根据，更是涉入人员协同的维系根据。其三，处事根据的合理化选择。腐败分子吸纳了所有非法违法的行为规则作为处事根据，诸如不在现场的避嫌根据、单一联系的暗箱根据、不留文字的无痕根据、多向转移的间接根据乃至杀人灭口的毁证根据。腐败分子明知触犯党纪国法，清楚案发严重后果，却以侥幸期望选择所谓合理化根据，并且认可制度、利益、处事等种种合理化根据是安全可靠的，以为条件成熟、时机已到，投身于外在腐败行为的事实腐败。这不只是利令智昏，而更是腐败心理恶性循环中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和双重人格的自强性内化机制，交织延伸并且叠加拓展为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这种行为发生的情境心理过程把内在腐败心理转变为外在腐败行为。不仅如此，而且造成和推进了内在腐败心理和外在腐败行为之间往复不已的恶性循环。
2005年4月，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一案，由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他在大学二年级以品学兼优入党，1987年分配到四川省计委工作，后提任科长。他觉得改变自己现状，在仕途上有大发展，一要接近领导，二要取得高学历，先后发奋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从1991年起，连续快速升任省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处长。1996年7月到2002年6月，更连续快速升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证监会成都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04年秋案发。八年厅局级仕途，腐败敛财大爆发。初到凉山，由于大学同学的联系，为西昌电力公司融资，收受好处费6万元；为立信投资公司并购西昌电力公司，收受好处费高达122万元。任职证监会成都征管办，为托普集团增发新股，收受好处费80多万元。经检察机关查证，他以赞助研究和出书为名向企业和老板索取数百万元。他在案发后说及腐败行为发生根据的合理化选择：“我感觉社会很现实，还是有钱才能办事。我开始看重金钱和物质，于是利用自己工作中建立的关系销售自己的书籍，并接受所谓好朋友的钱物……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通常腐败行为发生的情景心理转变过程尽管取决于个体腐败意志的积极努力，但是也会意识到侥幸支撑的合理化根据并不真正安全可靠，对严重后果的恐惧心理和以权谋钱的负罪心理油然而生。然而，高勇却不同。在凉山受贿和索贿多次得手以后，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始终在扩展和加强，即使有所起伏波动然而总体上没有停滞和松动。一方面，源于他私欲恶性膨胀一再得手，加强和加快了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生成和运行；另一方面，同反腐败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侧重思维理性机制和规律，遵循心理行为机制和规律相当乏力不无关系。如果说反腐败大案要案大都最终在心理上突破，那么阻击内在腐败心理转变为外在腐败行为，最终取决于阻击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生成和运行。
腐败源头的心理防治
腐败心理演变过程的三大心理机制步步为营，环环扣紧，互联互动，循环不已。这就以其规律必然性的惯性作用特别是不断加速和拓展的递增强化作用，推动和促进腐败心理演变，并且把内在腐败心理转化为外在腐败行为。所以，腐败和毒品一样，沾上就会成瘾而难以放弃，陷入就会强化而难以抑制，堕落就会质变而难以自拔乃至无法自拔。为什么腐败分子特别是大案要案惩处的腐败分子总是走上不归路？心理源头就在这里。有些腐败分子中途回头，主要是受到了外在因素更为强大有力的影响和作用，突破了腐败心理机制的制约。否则，腐败在途，心不由己。因此，只有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首先并且始终合乎规律地预防和矫治腐败心理，才能真正从心理层面突破腐败心理演变的三大心理机制，击溃腐败心理演变的恶性循环，从而为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提供坚实可靠的心理前沿阵地和心理保证防线。
第一，反腐败体系向心理层面前移。
长期以来，查处腐败案件一直视为反腐败斗争的“前沿阵地”，反腐败“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惩治腐败的“主要手段”。近年来党和国家自上而下不断加大了查处腐败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工作力度，依法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其中包括了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岐等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不仅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阻击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态势。查处惩治腐败分子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今后也决不能削弱，并且必须加强。
需要探讨的是，由于固有功能及其作用范围，查处腐败案件尽管颇有事前的震慑性和警示性，但是更见事后的被动性和既成性，没有也不可能主动地充分发挥预防和矫正腐败分子蜕变堕落的功能和作用。相对而言，反腐败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更是反腐败非但不可缺乏而且强大有力的阵地、行动和手段。其实，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出了问题，反腐败的重点才不得不后移为查处腐败案件、惩治腐败分子。反腐败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的根本性、连续性、长效性的功能和作用，是查处腐败案件工作不可也不能取代的。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反腐败的心理前沿和心理防线。腐败分子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走上不归路，首先是并且贯穿了腐败心理行为的不归路。从累积不良心理的突破到内在腐败心理的演变再到外在腐败行为的转化，取决于既相对独立更递增强化的三大心理机制。李真在案发后说到最初的反复。合伙倒腾500万美元公款时，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中途“反思”着曾想停下来。然而“败絮其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从山坡上滚下的战车，想停都停不住。”为什么？不久他就当上了“河北第一秘”，就有人送钱并且越送越多，就有北京的一个高干子弟让他联系一个工程并且弄成之后得了几十万元中介费。腐败心理失衡补偿的继发型形成机制完全制约了他。李真在案发后说到收钱过程中的角色冲突。在国税局受贿索贿100多万元后，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一时处于良好形象与非法利益两难选择的烦恼中。不仅产生愧疚心理，而且怒斥小贪官。然而“欲罢不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一提工程，我好像就产生习惯性的收钱的心理，难以自抑，最后成了一种需要。”为什么？一则腐败机遇太多，特别是权钱交易的得手和再得手已经成为惯性运动并且是全方位和加速度的惯性运动。二则腐败成本太低，特别是权钱、权物、权色交易虽有难度和危险，但仍然是一路绿灯。腐败心理自强性内在机制完全制约了他。李真在案发后说到最后的挣扎。查处风声日紧，担心、害怕、想过自首。然而“执迷不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除了还有侥幸心理外，更重要的是没有那个勇气。就像毒箭一样，刺在了身上，想拔掉都没有勇气。不是不想自首，想过，但最后还是没这个勇气。”为什么？一边能退钱的就退钱，一边向香港转移钱财，竟然还预先索取最后一笔工程贿赂50万元。腐败心理侥幸支撑的合理化选择机制完全制约了他。
显然，在腐败心理演变过程中，特别是腐败心理演进到一定阶段，腐败心理机制从根本上完全制约了腐败分子。正如李真所说：“在弄钱的过程中，心灵变得萎缩，智力变得迟钝，剩下的只是愚蠢、无聊和疯狂。”腐败疯狂和疯狂腐败之时，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也就难以并且不可能发挥固有的功能和作用了。然而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凸现了特殊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要性。由于固有的功能及其作用范围，反腐败的心理防线既具有事前积极主动的疏导和堵截相结合的防范性和矫正性，事中积极主动的干预和冲撞相结合的抵御性和矫更性，以及事后积极主动的调控和抗击相结合的衰减性和矫治性。李真在腐败心理演变过程中最初的反复、角色冲突、最后的挣扎，实质上是反腐廉政心理和腐败犯罪心理之间的抗衡、较量和斗争。但是，反腐败的心理防线缺失和空位，他被腐败心理打倒了而成为“河北第一贪”。同时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失控和失效又何尝不是被打破了而搁置一旁。因此，反腐败的“前沿阵地”必须向心理阵地前移，心理阵地才是反腐败的第一前沿阵地；反腐败“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必须向心理预防和矫治前移，心理防治才是反腐败的第一前沿最有力、最直接的行动；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必须向心理管理前移，心理管理才是反腐败的第一前沿主要手段；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必须向心理防线前移，心理防线才是反腐败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的第一前沿防线和保证。
第二，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框架。
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是一项重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了反腐败的个体心理管理、群体心理管理、领导心理管理和组织心理管理，并且把四大心理管理有机统一起来。其目标和任务是，促使全社会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变要我反腐败为我要反腐败。其实质和核心是，在心理源头推进廉政文化体系建设和反腐败体系建设的统筹整合，也就是统筹整合廉政文化体系、反腐败体系、反腐败心理防线一起抓。当前的重点在于，构筑反腐败心理防线的基本框架。
其一，从个体心理结构出发。以气质、能力、性格为主要环节的个性心理特征，以需要、动机、态度、行为为主要环节的个性心理倾向，以认知、情感、意志为主要环节的个性心理过程，三位一体组合构成为个体心理结构。所以，要从各个主要心理环节和整个个性心理结构出发，抓住并且抓紧作为心理动力系统的个性心理倾向，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培育和完善良好的健康心理和心理机制，不是以间接的心理管理和心理服务为主，而是以良好的健康心理和心理机制为主，直接地预防和矫治不良的心理环节及其心理机制特别是腐败心理及其心理机制。即使思想教育、警示教育、制度教育、规则教育，在这里也要转化为心理的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而不是原来意义纯粹的理性和逻辑的教育。
其二，突出领导权力的心理控制。这是构筑反腐败心理防线及其基本框架的重中之重。如果组织对领导层和领导者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拥有的领导权力失去心理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一是领导者的招聘、选拔、配置、考核，列入心理测定和心理考核的内容。二是除了涉及组织机密以外，依法授予的领导权力及其行使程序完全公开化，重大权力行使事前公开化，不只是政务及其程序的公开。三是对领导层和领导者实行同步化和过程化的业绩、效能、法纪监察，领导者自我监察和组织监察的结果和评估除了涉及组织机密以外完全公开化。四是对领导层和领导者实行适当的职责成就激励、授权扩大激励、发展利益激励，以及相应的强度惩罚。五是对领导层和领导者进行心理培训和教育，特别是反腐倡廉的心理培训和教育。总之，要从心理的内在方面和外在方面及其相互结合中，确保组织对领导权力的心理控制。
其三，以群体心理管理和组织心理管理为两翼。在反腐败心理防线及其基本框架中，群体心理氛围和组织心理氛围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群体心理氛围的最大功能和作用，就是以成文或不成文的群体性反腐败心理规范及其心理压力，既激励又约束群体成员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北宋包公一生廉政勤政。临终前留下遗嘱成为包氏家族的群体规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包公长子早没，逝世时只有幼子包绶。包绶深受朝廷“荫补”，更深受包氏群体规范的激励和约束，一生廉政勤政。病故时年仅47岁，已是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身边遗物除去诰命、书籍、著述、文具外，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仅存46枚铜钱。反腐败群体心理规范的功能和作用如此之强大有力，令人感慨万分。组织心理氛围的最大功能和作用，就是以成文或不成文的组织化反腐败心理规范及其心理压力，既激励又约束组织成员特别是领导层和领导者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通过组织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政文化建设，把反腐败的价值取向、典型人物、相关规范、沟通交流等内容、活动和形式制度化，并且扩散和渗透到组织成员特别是领导者之中。即使思想教育、警示教育、制度教育、规则教育，在这里也要转化为心理的激励因素和制约因素，而不是原来意义纯粹的理性和逻辑的教育。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就是心理。动物只有本能的条件反射，动物的低级心理不仅附属而且从属于本能的条件反射。人之所以超越动物，之所以具有高级心理和思维逻辑，就是因为在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中，以高级心理超越了本能生理，并且以思维逻辑完善了高级心理。因此，相对于自然而言的文化，不仅是心理的产物而且是心理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构筑反腐败的心理防线，在本质上就是建设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另一方面，反腐败心理防线及其基本框架，当然需要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支撑，并且借助廉政文化体系和反腐败体系把四大心理管理有机统一起来。这里说的“借助”也当然是潜移默化的，不是照抄照搬的。
第三，提高反腐败的心理防治能力。
构筑反腐败心理防线的基本框架，关键是提高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干部反腐败的心理防治能力，主要是提高心理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心理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心理和思维衔接的能力。
其一，提高心理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心理是内在的，既看不见又摸不到。只能从语言、表情、举止、行动等外在的行为归因和追溯内在的心理。外在行为总是从内在心理转化而来的。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通常是大体一致的。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并不一致甚至很不一致。沾上腐败的人，其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是很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至于腐败分子特别是双重人格的腐败分子，其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就更不一致了，矛盾也更尖锐和激烈了。这就要求提高心理观察和分析的能力，细致地透过组织成员外在的言行及其变化，多方面并且深入地分析内在的心理及其变化特别是矛盾，解析影响外在言行和内在心理变化和矛盾的条件、原因、态势，从而采取相应的举措。或调适和维护组织成员的心理健康，保持良好的心理态势，消除不良心理态势；或预防和矫治涉嫌组织成员腐败心理滋长，特别是遏制演变机制的发育和生成。对于心理状态恶化、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严重脱节乃至矛盾重重的组织成员，特别是涉嫌组织成员，要加强心理服务和过程追踪，搞清心理急速变化的条件、原因、态势。
其二，提高心理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只有在心理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才能观察和分析组织成员外在行为及其变化，追溯其内在心理及其变化，以及变化的条件、原因、态势，并且采取相应的举措。一是凭靠信息系统、人际关系、相关活动特别是一对一的谈话和谈心等方式方法，以情感人并且透过以情感人推动以理服人、以法明人。不仅要劝导、劝说、劝解，而且要注重安抚、安慰、安心。劝导必须循循善诱，既要切中要害并且暗示启发，又要适当抓紧并且层层展开，更要多提问题并且多敲边鼓。二是必要时施加由弱到强的刺激、激励、震慑等心理压力，以不容置疑的事实、广泛公认的心声、舆论一致的道理，排除心理健康的阻碍，突破心理矛盾的缺口，化解改变心理行为的后顾之忧和前行之患。不仅要坚持实事求是，而且要做好准备工作。既要找准主攻方向，又要找准实施时机，更要找准突破口。三是以心理互动促进心理趋同。不仅要相互接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且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一致。既要相互感化，在心理情感上共振形成同化感受，又要相互理解，在心理认知上共鸣形成同化判断，更要相互探讨，在心理意志上共认形成同化取向。四是对于身心严重失衡失控的组织成员，特别是涉嫌腐败心理滋生演变的组织成员，必须专人负责，过程追踪，适当进行专业化心理技术和心理药物的心理治疗。
其三，提高心理和思维衔接的能力。心理管理方式同其他各种管理方式一样，不是万能的而是以其固有功能在一定适用范围内发挥作用。不仅要从心理入手，而且要从心理推向思维，从而把心理和思维衔接起来。既要从个体心理结构出发，又要以思维主导心理行为，按照心理发展规律把心理管理、行政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和统一起来。二是把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培训、行政规范和业务教育培训，同心理教育培训和反腐败心理教育培训结合和统一起来。三是协调反腐败制度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反腐败心理建设，把反腐败的思想防线、制度防线同心理防线结合和统一起来。目前各地组织了腐败犯罪分子狱中现身说法的反腐败警示教育、领导干部家属争做廉政和反腐败贤内助的培训班，都是提高心理和思维相衔接的有效做法。
心理观察和分析的能力是前提性能力，心理沟通和交流的能力是基础性能力，心理和思维衔接的能力是根本性能力。三者缺一不可，必须整合协同。其实，在腐败分子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案发后，纪检机构、监察机构和检察机构在办案时，都高度重视和比较充分地运用了心理侦查、心理交流、心理讯问、心理攻关的心理策略和心理技术，往往从心理上突破以至做成了铁案。案发查处惩治能够做到从心理出发，预先防治反腐败同样能够做到从心理出发。能做到的而没有切实做到，恰恰说明了提高反腐败的心理防治能力势在必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