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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结构是以熟人的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其信任也是熟人中的人际信任。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是走出了熟人的范围，其信任建立在抽象的系统之上。而它所依赖的最大的两个系统是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前者的最终逻辑是市场社会，后者则以学历社会为其背景。二者开辟了熟人之外的广阔天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除了鲜明的差异外，自然也有很大的继承关系，构成了市场社会之最大要素的货币和学历社会的核心制度考试，都是萌生于传统社会之中的。可见传统社会并非没有为陌生人间的交往提供制度系统，而现代社会也不能完全离开熟人间的特殊关系与信任。
本文旨在讨论货币系统及其与信任的关系。
一.货币是一种信任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有四大功能：支付，价值贮藏，价格计算，投资。
这些认识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准确地说，它讲的是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它没有从社会关系中认识货币，而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的。为什么货币可以承担上述四种功能？则只有从货币对人们的心理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中才能得到解释。而在上述四功能之下，在社会与心理的层面上，货币的功能是什么？是信任。货币是一种媒介，信任是这一媒介中的关键。一旦失去信任，上述四种功能都将失效。
但最初的和传统的货币理论并不这样看待，“金属论”是其典型。理论金属论认为，货币在逻辑上必须由某种商品构成或由某种商品“予以担保”，因而货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的逻辑根源就是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或购买力，而不必考虑其货币作用。虽然原则上货币可以由任何一种商品充当，但自近代以来大多只选择黄金和白银作货币，故称“金属论”。金属论这样认识货币的属性，并鼓吹这样的货币政策原则：货币单位应该牢牢地与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联系在一起，并能与之自由兑换。（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 第一卷，433页。在这部巨著中，熊彼特概述了货币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熊彼特说：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理论金属论是站不住脚的。理论金属论的错误在于，它把货币的历史起源同货币的性质混淆在一起，就货币的历史起源来说，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但在许许多多情况下，人们确实可以看到，一些商品由于特别好卖而被当作交换的媒介，但货币的性质或逻辑却与其材料的商品性质毫无关系。（注：同上书，第一卷，435页注1。）
斯密在探讨货币起源时也说到：
为了这种不便，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注：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8，21页。）
“不会被拒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还是“不会被拒绝”。这不是同语重复吗？不是。真实的原因就是如此，因为这物品可以在一次次重复使用中“不被拒绝”，所以就有了成为货币的资格。光有商品价值不行，人们可能因为不便利而拒绝接受。相反，当人们都不拒绝时，没有商品价值，照样可能成为货币，以后的货币历史一再证实着这一点。而这“不会被拒绝”在本质上是什么？就是信任。信任要有一点根据吧？对，但这根据不是一定要与某种商品结合，它更多的是同某种声誉结合，声誉说到底，还是信任。
古典学者中不乏洞悉到货币本质的人。 十八世纪的学者奥特斯（G.Ortes）把货币定义为财富的符号，明确地将之从构成财富的项目中排除了出去。伯克利（G.Berkeley）则首先提出货币是“入场券”。（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40页注1，444页。）
说到底，对货币在其历史中一以贯之的性质的把握，要从货币的历史过程而不仅是起源中寻求。纸币很早就产生了。但在很长时间内它是同黄金相联系，可以兑换黄金的。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本世纪三十年代，几乎所有国家都废除了黄金兑换制。兑换制的最后堡垒美国也在1971年取消该制度。贵金属的有限数量及缺席、闲置，使它无力在经济不断增长中保持其对货币角色的垄断。纸币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如果说黄金还带有天然属性的话，纸币则是彻头彻尾的人造物。历史学家说：纸币是惊天动地的发现，纸币的制造比炼金术士干得更漂亮。（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92，第一卷，565 页。这位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在这部著作的第七章中专门讨论了货币的历史。）严肃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则说：
当通货全部都是纸币时它就处于最完全的状态。（注：《经济分析史》，第二卷，485页。）
一旦拨开笼罩在货币之上的黄金的神秘光环，直面货币的“最完全的状态”，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看到货币的一以贯之的性质。布罗代尔说：
金属货币、补充货币和信贷工具在性质上是否真有绝对的差别？一开始就区分这三种货币，这是正常的；但是在这以后难道不应该使它们彼此接近，甚而相互混淆吗？如果可以说一切都是货币，反过来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信贷，都是许诺或按期付款。甚至我手里的这个金路易也是作为一项许诺，是交给我的一张支票；是我确实能得到的全部财富和劳务的一张票据。（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5－566页。）熊彼特说：
一旦我们认识到那些用于支付和贷放的各种“纸信用”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一旦我们认识到由“信用”支持的需求对价格的影响与由法币支持的需求对价格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就在走向一种有用的信用结构理论。从实际和分析上讲，一种信用货币理论可能优于货币信用理论。（注：《经济分析史》，第二卷，512，510页。）
货币归根到底是一种信贷工具，是人们借以获得最终支付手段——即消费资料——的一种凭证。这个理论自然可以有许多表述形式，并且有待在多方面加以完善，但是可以说，今天它正在取得领先地位。（注转引自《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6页。）
信用是货币的创造者。（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80页。）
熊彼特显然抓到了货币历史中更为抽象的，一以贯之的意义。他的“信用”几乎就是社会学中的“信任”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我们不能希冀他讲述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事实上在熊彼特去世时（1950年），社会学家对信任的研究还几乎没有开始。当然最终将货币视为一种信任系统，更准确地说一种系统信任（与人格信任相对应）的是当代社会学家，是德国人卢曼。他说：
交流是可以依赖的吗？简化复杂可信吗？我们用货币、真理与合法的政治权力来澄清这些问题。靠着货币作手段，全部经济系统的一个横截面将其复杂性交给了个人。这里必须有一个假设，为了这一机制的运转，货币本身需享有信任。个人必须能在这一基础上工作，即当他手里持有货币象征时，他真的占有了它所许诺的可能性，这样他可以满怀信心地延迟最终使用的决定，可以享受或最好地使用这一抽象形式所代表的复杂的可能性。这一系统信任是在使用货币的不断确认中自动建立的。它需要不断地反馈而不是特殊和固定的保证，因此它要比在任何时间中在新的不同的人中获得信任容易得多。靠着将人格信任变成系统信任，个人的学习过程变得容易了。（注：Niklas Luhmann 1997:Trustand Power.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New York.50-51.）
二.普遍主义信任结构的源头活水
在发明货币之前，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入场证或交往媒介均由某种天然的属性去扮演，比如血统、嫡庶、长幼、亲疏、地域、通婚，等等。货币是人类第一次找到的可以充当入场证、交往媒介，乃至标准的人造物。前货币时代人类之所以完全依赖自然属性，是企图凭据某些自然属性的鲜明的唯一性或区别性，去消除和减少对稀缺位置或资源的争夺。货币之所以能够发挥同种功能，是靠着货币占有的多寡去消弥谋求某物品的平等的资格，从而消除平等的资格所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冲突和争夺。这两种标准、媒介和入场证是如此不同。我们称前者为特殊原则，后者为普遍原则。前货币时代的社会生活完全由特殊原则支配，货币第一次在特殊原则的世界中打进了一支楔子。在以后漫长的历史中，特殊原则仍占支配地位，但货币慢慢地生长着，并渐渐地获得了优势，终于蔓延到整个世界。货币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东西？货币的扩张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
卢曼说，人类需要不止一种简化机制，几乎所有媒介都具有简化的功能。货币的简化功能几乎是所有媒介中最出色的。货币的使用是如此简单、易懂、易于接受。没有一个弱智儿不能识别其父母兄弟，也几乎没有一个弱智者不能识别和使用货币。正是因为有着同血统、长幼、亲疏同样鲜明易懂的特征，货币才能打进以自然属性为基础的特殊原则的世界中，同血统等原则分庭抗礼。
货币通过数量差别取代质量差异，抹去了任何事物的特殊性，以自己的量度为一切事物完成了换算。凭据着这种“变质为量”的本领，货币获得了一种任何其它事物都不具备的渗透力，它渗透到一切事物中。这一特征，其后自然蕴藏着危险，却首先使它获得成功。
货币不仅抹杀了被它换算的客体的特征，也漠视相互交换的主体的特征，它是“匿名”的。这种认钱不认人的“匿名”性既是简化功能的特征，也是普遍原则的彻头彻尾的体现。
货币为人们带来了自由。这自由首先固然是货币占有者消费机会与可能性上的自由。但同货币所具有的渗透力一样，货币所带来的自由也在向社会结构的深层渗透。如齐美尔说：
庄园领主过去可以向农奴征收一定数量的啤酒、家禽、蜂蜜，从而将后者的行为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但是，从他征收货币租税的那一刻起，农民就自由了，农民尽可以决定，是养蜂，或养牛，还是干别的什么活计。 （注：Georg Simmel 1990:The Philosophy of Money.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286.这是近代学者中最早以经济学之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货币的著作。其诸多闪光的思想还有待后人吸收和发展。）
一个再好的人造物，如果不具备自我繁衍的能力，就只是机械水准上的工具。货币不是这样，它的伟力正在于它具有“自生长”的能力。它的可信任性不是靠着外力建立的，“这一系统信任是在使用货币的不断确认中自动建立的。”它不需要广告和推销，可以自我扩张。
货币的逻辑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的种子，但货币的流行不等于资本主义。在古代的世界上货币已广泛地流行于各地，那里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布罗代尔指出，在古代世界，尽管货币已颇为流行，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货币之外。（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568页。）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事实。 但即使当时人人使用货币的城市也不是资本主义。货币中资本主义的种子的发育还依赖于外部的条件。韦伯对此作了全面的阐述，从复式簿记法到清教伦理，到企业的理性精神，等等。而如果不以总括无遗为宏旨，只从货币的视角出发，则问题异常清晰简单。资本主义就是充分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如果没有其它制度的约束，货币逻辑的充分展开一定是商品化、市场化、资本主义。而前资本主义制度对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施加禁令。突破这些限制，将意味着货币的两大胜利。第一，一切物品都可买卖，一切物品的买卖都受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更是不待言的前提。第二，劳动力不再束缚在领主的管辖下，一方面他们有了自由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货币成了劳动力价格的尺度，于是劳动力成了一种自己去出卖自己的特殊的商品。当旧制度的约束被冲破，一切物与一切人都遵从货币的逻辑去自由合法地交换时，货币就走到了自己逻辑的颠峰——资本主义。
齐美尔早就提出货币对理性思维的促进。熊彼特说：“经济格局是逻辑性之源。”（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154页。）我们理解， 熊彼特不是在探讨逻辑与理性的起源，而是在以修辞学的方式表述现代经济生活对理性的影响。理性和逻辑的过程在极大程度上借助一般性概念。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的普遍原则，使其当然地与逻辑和理性接轨。
我们在前文中说，货币是一种信任结构；在这里我们说货币是人类第一种普遍原则；合二而一，可以说，货币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
三.借贷与信任
借贷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有些人资源短缺，有迫切需求；另一些人资源过剩，乃至闲置，借贷出去可以回收一些利息；遂产生了借贷。在货币产生之前就有了物质资源的借贷，货币一旦出现，借贷就当然地采取了货币形式。最具活力的货币不仅消极地充当借贷物，为摆脱闲置还会促进借贷与流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们的消费在时间分布上是不同的，借贷通过时间差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利益，大家各得其所。没有借贷，个人的很多消费愿望将推迟，甚至无法实现；没有借贷，社会的大型经济活动根本不可能开展。
因为有了时间差的问题，借贷便天然地与风险，与惩罚和减少风险，与围绕高利贷的争论，与信任紧密相关。
惩罚曾经是借贷活动中挽回损失，抑制风险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借贷活动中自然不乏惩罚过剧，乃至侵犯人权的不义之举。文学作品反映或制造了围绕这一问题的某种社会舆论。在前现代的西方有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在近现代中国则有戏剧《白毛女》。这两个戏剧异曲同工。侵犯人权，高利贷，某一特定的社会角色，三位一体地成为两戏剧的讨伐对象。在《威尼斯商人》中这一特定角色是犹太商人，在《白毛女》中则是一个中国地主。欧洲那个时代的反犹思潮和本世纪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语境为这组三位一体的讨伐披上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外衣。在消退了狂热后，我们发现三位一体的讨伐太过粗糙，一个最正义的目标恰恰掩盖了对讨伐对象的细致的思考：侵犯人权与高利贷哪一桩是更大的罪恶？两者是否必然联系在一起？没有侵犯人权的高利贷仍有罪过吗？贷款要不要付息？高利息的利弊如何？（注：关于高利贷的讨论，参阅拙作“有息借贷之是非曲直”，《忘却的纪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人身占有可以以高利贷作手段，却并非以高利贷为基础，其基础是视人身占有为合法的古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杀戮同类和人身占有是人类文明早已完成的两个大限，其罪恶远远超过高利贷。探讨高利贷时，不应将之先同最大的罪过捆绑在一起。
贷款需要付息，这是各民族在古代就已完成的常识。在中国春秋时代的管仲已有透彻的论述。什么是利息？有经济学家说，利息是货币的价格。我们不认为货币是商品，因而更赞成其它的理论：利息是货币所代表的物质资源的租金，与地租类同；利息产生于用现在的消费品交换将来的消费品时，前者因实惠而升水。（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493页，第三卷，264-265页。）只要允许有息借贷，只要金融市场自由畅通，利息会自动调节，什么是高利贷呢？压低某地贷款利息，会将其投资驱赶到外地；抬高某地贷款利息，外地投资会进入。理论上说，高利贷是限制的产物。当然现实更复杂一些，那将是专业经济学家的课题。
我们的结论是有息借贷是当然的，高息并不可怕。当一种理想主义乌托邦从批判高利贷入手，进而批判利息，其结果必然是该社会中借贷萎缩。其直接的效果是公民不能借贷消费，不能借贷搞小本经营，经营统统归属国家。其深远的效果是，借贷是互惠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信任与借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当一个社会从政治上消灭了借贷后，它的成员将丧失一种重要的社会能力，信任的萎缩必是如影随形。
高利息有时还作为抵消投资风险的策略。而这并非明智的策略。风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过高的贷款利息很可能驱赶走了诚实的企业家。
借贷的风险不可以靠损害人权的暴力来消除。坏账和呆账永远是信贷甩不掉的影子，文明社会不允许暴力催账，相反还不了账该勾销的也只好勾销。甚至最出色的金融家借贷不以百分之一百的回收率为荣，他们以适度鼓励新生的技术产业为荣，而新技术产业显然比成熟的技术风险更大，大金融家愿冒这个险，这对社会也有好处。如上所述，高利息也不是抵消坏账的明智的手段。那么，正常的抑制借贷风险，具体而言就是抑制坏账的手段是什么呢？不外法律，社会舆论，取消该人参与未来信贷市场的权利，以及抵押。
先谈抵押。其实在逻辑上抵押贷款与信任问题无关。抵押消除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完全不需要再借助信任了。但是在激进主义的革命和其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笼罩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反文明的新观念——利息与有息借贷者都是可恶的，于是借款者的权利“坐大”。西方人说，住房抵押贷款的制度是堪与蒸气机的发明相媲美的伟大发明。没有这一制度，消费者住不上房，开发商卖不出房赚不到钱，分期付款使消费者可以支付，以所住房屋为抵押使普通人也有了抵押物，使商人没有收不到购房款的担忧。但是在无产者、借贷者权利“坐大”的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中没有银行愿意搞住房抵押贷款。他们担心收不回房款，他们不认为可以理所当然地将不能分期付款的人的住房没收。一个本来属于确定性的范畴也变成不确定，一个本来不需借助信任的范畴也变成了不信任。
接下来谈社会舆论和取消无力还账者参与未来信贷市场的权利。
传统社会中对贷款风险的抑制也依赖这两种手段。社会舆论在传统社会中就是习俗，而取消无力还账者参与未来合作的权利，依赖的还是习俗。山西的商人执清代钱庄生意之牛耳。他们在借贷关系中有极强的信任。据说，一个同乡破产了，还不上账，只需对债权人磕三个头，便彼此了结。而这一仪式化行为在习俗高度内化的山西商人心中具有非常的含义，欠债者自觉无力还账乃奇耻大辱，今生再不会作生意；债权人也放弃追究了。强悍的习俗、道德和信任造就了一代晋商。问题是这种合作与信任能否走出以熟人为生存单元的社会结构中。
日本人将传统信任结构同现代经济结合在一起，解决信贷问题。它通过“市场间企业集团”解决信贷及其风险问题。企业集团以一个大银行为中心，围绕银行是一家综合贸易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重工业制造公司，以及大型电子、化工、石油、日用品、船运公司各一家。“这些公司的来往关系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这些企业统统从本集团的银行贷款。集团成员间有长远的关系和高度的信任。银行掌握企业的第一手材料，使资金分配更有效率，容许小型的高风险项目，能够以巨额资金扶持濒危的成员企业， 所有贷款的利息统统低于市场。
（注：Francis Fukuyama: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Creation
of Prosperity.第17章。）日本的金融结构随着自身的经济危机，成为议论的中心。这种与西方殊为不同的结构能否保驾工业后社会的经济活动，是耐人寻味的。熟人与扩大化的熟人圈子的优势说到底在于识别性好，信息充分，长期共存共荣。它的劣势尚不能一眼望穿，也可能无大碍，也可能是致命的障碍。
与日本不同，西方的信贷系统即使不是面向所有人， 也是面向更多人的借贷。由于中国人彻底摧毁了晋商为代表的传统，我们很难走上日本的模式。西方的信贷模式无疑更符合货币自身的逻辑。但其抵御风险的难度也是最大的。法律、以取消未来信贷参与权利来制裁，都要以社会对经济人的行为的缜密的、无所不在的记录和档案系统为基础的。货币的良好运行从来都是依赖外部环境的。货币离开了资本与劳动力法权上的自由，走不进资本主义；货币离开了对经济人行为的监测和档案系统，也将走不进现代信贷系统。
四.货币信任中的风险
货币是人类建立的第一个抽象的“系统信任”，它接替和取代了若干具体的“人际信任”的功能。而货币中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这风险有三个来源：货币自身，折射在货币身上的社会病症，资本流动中的马太效应。
货币自身隐含的风险，要在操作中抑制也可能并不轻松，但解释起来是简单的。现代货币即纸币是人造物。天然物要则无法复制乱真，比如皇太子；要则受自然的制约，不会数量激增，比如黄金。人造物则完全不同。既是人造，人们就有能力再造。既然它代表了财富，人们就有动力去再造。
从事复制和再造货币的不外二者。伪造货币者和政府。后者的正当复制这里不予讨论，而后者的不正当的大量印制钞票，则同前者一样，是对公民财产的掠夺。政府滥印钞票一方面会导致经济生活的混乱。另一方面，公民为减少损失，会争先将财产转移到地产、公司股票或实物上，并弃纸币不用，寻找物物交易的方式。自然，放弃了货币的交易是极其低效的。（注：杨小凯：《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06，608页。）在一般情况下，政府不会采取这样的自杀手段。它可以凭借政府远远高于公司的信誉发放长期的债券，以补充公共财政的入不敷出。即使是任意性更大的政府，滥印纸币，也往往有形势的压力。表现在货币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问题的折射。不过在滥印问题上有纸币的先天弱点。
经济问题，以及导致经济问题的一些社会问题，都可能反映到货币上。比如泡沫经济，信息匮乏，法规不健全，官僚裙带式的资本主义，对亏损企业无力扭转对赢利企业却一味盘剥的腐败政府，等等。在与这些经济社会问题的关系中，货币不过是晴雨表。对这些问题此处不作赘述。
资本中也隐含着风险。资本的天性是流动。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古蒂安（M.Guitian）说：
一般而言，资本流动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当私人资本得以自由地跨境流动以寻求最佳投资机会时，它们可能被导向依据国际标准量最具生产率的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通常供应不足，他们特别想从资本帐户的开放中收益。但资本流动也将这些国家暴露于外部的动荡之中，而且会产生不稳定影响。人们已充分认识了突发性资本流出的危险，而资本流入也具有风险。在那些金融部门不健全、宏观经济政策失当的国家，这点尤为突出。（注：Manuel Guitian：管理全球性资本流动的挑战，金融与发展，1998，6月号，14页。）
风险正在于资本流入与流出的突然性上。为什么会是这样？资本的第二个性质是它要对投资的形势作出预期。而现代经济过于复杂，关于经济形势的信息是不完备和不确切的，几乎一切国家的经济形势都具有这种扑朔迷离性，而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这样，当一个微弱的信号出现时，市场就会作出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信息不足时资本的“马太效应”。经济形势呈现乐观的信息时，资本纷至沓来。危机的信息一旦出现，资本就准备逃离“沉船”。这种情绪极富传染性，当为数较多的资本撤离时，即使是因信息失真所致，现实的经济形势也已逆转，很少有资本仍愿坚守阵地。在信任危机发生时，政府的应对策略极其微妙，稍有不当，就会向市场传递出消极信息，便加快了资本的流出。
预防和医治货币与资本的风险和危机，是当前的热门课题，非本文之主题，也不是著者之专长。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货币是一种系统信任，金融危机是一种信任危机，对经济与社会的信任的危机。与传统的人际信任不同的是，系统太庞大了，个人无从理解，只好盲目从众。如卢曼所说：
人们信任它，却不能了解它，虽然它允许了解。（注：Trust and Power.）
这正是现代社会的风险与脆弱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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