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应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从诸葛亮“后继无人”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继无人论文,人才培养论文,领导论文,工作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功业彪炳的千古名臣，为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唐代诗圣杜甫在诗《蜀相》中称诸葛亮“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济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的臣子风范，数伐曹魏，自隆中出山到秋风五丈原，功勋卓越，是一个理想的全智全能的几乎完美无缺的英雄形象。然而，为什么蜀汉最先灭亡？细读《三国演义》、《三国志》不难发现，作为政军统帅的诸葛亮并不善于培养选拔人才，以致后继无人。
蜀汉初期，诸葛亮所领导的集团还勉强是一支实力比较雄厚的队伍，有五虎上将张飞、关羽、赵云等人，又有魏延、王平等大将，但这些人都各有其缺憾：关羽骄矜自大，张飞脾气暴燥，魏延难以驾驭，马谡性情轻狂，他们的失误都给蜀汉一次次致命的打击。诸葛亮说：“此病不在兵寡，在主将尔！”可惜蜀汉除了诸葛亮一人外，再无其他主帅可用。所以诸葛亮只得让关羽守华容、荆州，让马谡守街亭，让刘封、孟达守上庸。而这些人连连违背诸葛亮联吴抗曹等政策，甚至包括刘备在内。最后诸葛亮指定降将姜维为帅，只因军中再无能人而不得已为之，正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蜀汉人才状况诸葛亮非常清楚，但并没有引起他对选拔培养人才的高度重视。
那么领导为什么必须培养带头人才呢？首先培养人才是领导的重要职责，因为无论自己将来是否晋升或退位，总是需要人接替，且培养人才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次，聪明的领导，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除依靠自己的才智之外，更重要是借助别人的力量。遇到困难，领导不懂时，知道如何获得别人的援助，即使自己懂，也要避免事必躬亲，过分劳累，领导者应当只做那些别人不会做的事。所以领导除自己不断充实知识外，更应随时培养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才，努力将其塑造成能干的人才；第三，培养人才，对于被培养人而言是一种激励，这使被培养人更愿意努力工作，报答领导提携之恩；第四，培养人才有利于加强下属的参与管理，增强下属的主人翁意识，有利于组织推行新政策，改变下属陈旧不良的工作习惯，让下属觉得受到领导重视；第五，培养人才，有利于将繁琐的工作交予下属完成，领导可抽出更多时间从事组织的战略及策略研究。
从诸葛亮对培养人才的失策，提醒我们培养人才时应当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必须唯才是举，大胆提拔超过自己能力的人才
诸葛亮也重视提拔人才，他从下属中提拔了蒋琬、费仡、董允、杨洪等人物，但这些人比诸葛亮更谨小慎微，更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说白了多是些歌功颂德、保守有余的庸吏。蒋琬执政，“为尚书令”，与群僚相处，“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一切如旧，毫无作为，却连年晋升，直到“加为大司马”，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督军来敏亦说蒋琬“作事愦愦，诚非及前人”，后来来敏“坐事系狱”，也不加罪，真是一个不讲法制的“好好先生”，又哪能算一个称职的重臣？费仡为魏之降卒所杀，杨洪只是个人怀有对诸葛亮提拔的感激，也不见在太守任上有所作为。诸葛亮所收的姜维，在诸葛亮死后，虽与费仡“共录尚书事”，但矛盾突出，费仡每每“裁制”姜维的“兴军大举”，姜维“本羁旅一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朝廷昏暗，宦官黄皓弄权，竟阴谋废掉姜维，致使姜维在“自危”中不敢再还成都，继续诸葛亮不切实际的北伐政策，终战死于钟会之乱，无有作为。陈寿在此三人的列传后评曰：蒋琬、费仡“咸陈诸葛亮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姜维“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许多史实证明，诸葛亮全凭自己的好恶使用和提拔人才，并且所提拔的人才基本上是庸才。
二、领导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才能
嫉妒别人才能，特别是比自己高明的人，是人的一种劣根性。但是身为领导却不能嫉妒下属或同事的才能，即使有这种心思，也应将其变成忧患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特别是领导能力，因为领导不需要亲自冲锋陷阵，只要能驾驭下属即可。在这方面诸葛亮与汉高祖刘邦相差实在太远，刘邦深知自己用兵不如韩信，决策不如张良，理政不如箫何，然而他成功地驾驭这些人才，终成霸业。但诸葛亮却不能善待有才能特别是有可能一方面或多方面超过自己的人才，像李严、廖立、魏延等等有才有功之人，都遭受到了排斥打击甚至杀戮的结局。与周瑜关系更是表现淋漓尽致，周瑜因嫉妒诸葛亮才能，自信不足，故每次用计时，总是派鲁肃去了解诸葛亮想法，诸葛亮棋逢对手，爱表现，故差点被周瑜杀害，伤及孙刘联盟。诸葛亮本应大智若愚，至少应装出大智若愚，谦让周瑜，维护孙刘联盟大局，何必再向周瑜炫耀自己的才华？在三国，曹操嫉妒杨修也是一证。所以，领导培养人才，妒贤嫉能是大忌，因为这种肚量，放在吸引、提拔或培养人才过程中其消极作用显而易见。
三、允许人才改过自新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李严负责督运粮草。李严在刘备入蜀时屡建奇功，官至尚书令，“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刘禅，“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李严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旨，“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李严闻亮退军，故作惊状，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刘禅，言“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诸葛亮出示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章证，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北伐由于劳师远征，得汉中并未得民心，粮草皆得从险难的蜀道运往。运输困难，导致“粮尽退军”。即使使用了新发明的木牛流马，也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加上天雨，运粮不济，虽罪不可恕，但情有可原。可诸葛亮厉斥李严“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并以众将要求，撤销李严一切职务，“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士”，假旨严惩，将李严废为平民，“徙梓潼郡”。第一次北伐，失街亭而斩马谡，据《三国志·蜀书·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蒋琬为此事后来也说“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实为可惜。习凿齿亦言“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显然是不智之举。诸葛亮“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节任，随器付业；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然李严、马谡对于蜀汉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李、马之错诸葛亮本人也应负领导责任，况且蜀汉人才不多，不给这些人改过自新戴罪立功的机会，在领导用人上也是不智之举。
四、加强人才锻炼提高
诸葛亮个人聪明才智无与伦比，但疏忽对下属的培养锻炼，仅以诸葛亮第一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让常人琢磨不定，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则“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则是绝对遵守“只要输，不要赢”的将令，刘备原来的师爷孙乾则是“安排功劳簿”，这种战术完全漠视民主决策及将帅锻炼精神，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专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葛亮个人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难以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
正如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唐太宗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曾国藩也认为：“成大事者，以多得助手为第一要义”“人存而后政举”“将欲维持成法，所须引用正人”。所以作为一个领导，诸葛亮的教训不得不引以为戒，领导只有提拔人才，善待人才，锻炼人才，任用人才，军队才能强大，国家才能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