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现状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现状及论文,趋势论文,民族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国内曾有学者提出建立民族社会学这门学科，但因当时各方面条件不够成熟，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后来，随着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应运而生，促进了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及其发展。
一、“九五”期间民族社会学的进展、成果及主要问题
（一）民族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进展、成果
1.学科对象和任务
一般认为，“民族社会学”最早是法国人类学家C·勒图尔诺(C·Letourneau)在《民族志社会学》一书和德国民族学家W·米尔曼(W·Muhlmann)在《人类学史》一书中创用的，直译为“民族志的社会学”，主要是指1860～1900年期间关于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诸多理论研究。进入20世纪以后，先是北欧的芬兰开始广泛使用“民族社会学”的概念，其次是德国，然后是美国，也相继使用这个名称。
我国在社会学传入后，亦早在30年代即已开展了民族社会学方面的研究。1926年，蔡元培在《说民族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民族学”一词。1930年，蔡元培在《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讲中说：“社会学与民族学是有密切关系的两门学科，这两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他在1928～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曾派许多专业工作者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40年代，由吴文藻先生主编的《社会学丛刊》在甲集征稿范围中首次提出了“民族社会学”的概念，并先后出版了费孝通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1936年）、林耀华的《凉山彝家》（1947年）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年）等以社会调查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社会学著作。在建国前，唯一对民族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对象和任务进行系统阐述的我国学者当属社会学老前辈孙本文教授。他认为：“民族社会学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支学。文化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文化的一般状况，而民族社会学是研究一种特殊的民俗与文化。在研究的原则和方法方面和普通社会学没什么差别，只是研究对象有所不同。”（注：孙本文.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对旧中国的影响[J].新建设，1956,(11).）建国后至1980年，全国共整理和内部出版了各民族的社会调查资料二百余种，一千五百多万字。（注：李绍明.论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2,(4).）
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虽然在民族社会学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从“九五”以来，民族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对学科对象和任务、学科性质和特点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新的成果。
在民族社会学研究对象方面，主要有“单元论”、“多元论”、“多元综合论”三类观点。早在1981年2月，费孝通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所作的《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的发言中提出：“民族学在中国主要是搞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所以，在中国，社会学和民族学从学术分科上说可以合而为一的。因此我们也不妨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注：参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2):3.）台湾的芮逸夫认为：“‘民族社会学’是指参考原始社会及俗民社会所作之社会关系的研究”，“是以社会学为基础来研究民族本质的科学”。（注：芮逸夫.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M].第10册“民族社会学”条目。）后来，有的学者把社会问题作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认为“凡属民族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在民族社会学研究之列。”（注：唐奇甜.对民族社会学的一点想法[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4).）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学“既是民族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既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又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因而，它是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中间学科或边缘学科。”“民族社会学的任务是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注：李绍明.论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1982,(4).）在90年代前后出版的社会学工具书中，各著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李剑华等主编的《社会学简明辞典》认为：“民族社会学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原始部落、近代国家移民社群、社会阶层及其与其他民族的结合；特别是研究某一民族的民俗和文化，为文化社会学提供研究材料。如专门研究爱斯基摩的民俗和文化的，就是爱斯基摩民族社会学；专门研究凉山彝族民俗和文化的，就是凉山彝族民族社会学。”（注：翁其银.重庆社会科学.1987,(5～6):170.）
王康主编的《社会学辞典》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种民族的社会结构、社会类型和社会生活。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将民族学研究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既有别于民族学，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独立学科。（注：王康.社会学词典[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129.）
金哲等主编的《世界新学科总览》认为，民族社会学是在民族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以现代民族的社会和社会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注：翁其银.重庆社会科学.1987,(5～6):170.）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认为：“民族社会学是以民族的特殊社会文化为基础，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结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注：王晓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195.）虽然这是90年代前后我国对民族社会学最具权威性的界定，但它并没有终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九五”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观点及成果。马戎先生在《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学》一文中主张，把民族社会学看作是“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更为适合。针对马戎先生的主张，郑凡、刘薇林、向跃平在他们合著的《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强调把民族社会学的近义名称看作民族问题的社会学”。因为“在当代条件下把握民族特征，就要同时顾及民族群体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群体相互间的关系、民族群体的个体成员与其社会群体的关系……研究这些关系所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就能理所当然地吸收来自社会学的分析范畴，诸如角色、互动、社会组织与非正式群体、社会冲突、社会整合、国民意识等等。”与上述观点不同，贾春增和蔡清生在他们的《民族社会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综合论的观点，认为“民族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民族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学的一般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特别是民族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
关于民族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种种不同观点的产生，一是因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和学术阅历的不同造成的，二是与对社会的观察视角各异有关，三是学科发展中的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自然现象。正如马戎先生所说的那样：“各学科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等方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传统和研究风格，但随着社会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世界上各类事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相互构成一个系统或网络，既不可能人为地对客观事物划分出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也不能限定某一种研究方法为一个学科所垄断。交叉学科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在人类知识的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各部分隔离、支离破碎的知识正在相互交织成为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注：马戎.民族与社会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35.）所以，在我国民族社会学发展历史过程中，这种百花齐放、众说纷纭的现象其实是一件好事，它并不妨碍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而且，随着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这一问题上的趋同性肯定将逐渐增多。
2.学科性质和特点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和正在形成的学科。从学科的外文及中文名称上看民族社会学在国际范围的发展史，它在历史上依附于人类学、民族学，现在主要以社会学为基础。但概念用语及学科规范的歧离，使这门学科在国际上缺乏交流，迄今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社会学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受前苏联IO·B·阿鲁秋尼扬等著的《民族社会学》的影响，令人有权宜和“拼盘”之感。有的学者赞同1995年公布的《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研究会章程》的表述，即民族社会学是现代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是介于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对此，有的学者虽同意民族社会学是介于社会学与民族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的说法，却对学科性质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民族社会学，就其一般而言，可以看作是民族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位于二者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但就其学科的基本属性来讲，它是广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和民族语言学、民族人口学、民族地理学等学科一样，是民族学中一系列特殊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之一。”（注：贾春增.民族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24.）对于民族社会学的这种“综合性”特点，大家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基本倾向于从民族社会学兼有多种学科特点、涉及范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也就是说，它不同于民族经济学、民族政治学、民族语言学等单科性的民族学科，而是全面广泛地涉及表现在民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社会互动关系，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联系。
3.研究方法
民族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充分汲取了中外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九五”期间专门研究方法的论著并不多见，主要有马戎的《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贾春增的《民族社会学概论》和郑凡等的《传统民族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社会学论纲》等三部专著，对民族社会学的方法论、方法论原则和范式以及方法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和阐述。
马戎先生在比较了民族社会学与其他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人文学科的区别之后，概括出了民族社会学在对象与方法上的十个特点：(1)“强调现实而非历史”；(2)强调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多个民族集团自身；(3)注意结合个人与集团两个层次；(4)比较注重多种因素的综合研究；(5)在尽可能综合和忠实地描述的基础上，力图解释民族间种种关系的形成与发展；(6)注意吸收、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如大量引进社会统计学和计算机的应用，包括多种分析方法，努力在研究中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7)注重实证研究——从对现实的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入手，从对个案的调查和解剖入手，搜集尽可能准确的数据资料，以类型归纳和比较研究为手段，在分析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8)“结合政策研究”；(9)“结合区域发展研究”；(10)关注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在其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注：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8.）
郑凡等在论述民族社会学的方法时，提出了“新旧范式转换”的概念和有关学科方法的两项原则。两项原则是：第一，民族社会学基本要领的历史依据和逻辑抽象，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大体保持一致；第二，民族社会学的概念又要体现本学科的特点，例如着眼于社会学传统上所侧重的现代社会问题，对历史学、民族学等相邻学科的种种民族概念不妨加以简化处理。
贾春增先生不仅在方法论层次上提出了“整体观、主位与客位、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论、民族学方法论”的四项原则，而且概括提出了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八种具体方法，即观察和参与观察法、定点追踪调查法、谱系与亲属称谓调查、历史文化残余法、深度访谈法、语言调查、文献搜集和问卷法。
目前，在民族社会学方法的研究方面虽然成果较少，但水平和深度在不断提高：一是研究内容有所深入，开始超出具体方法和技术等微观领域，到更加宏观的、整体的问题上来；二是既介绍了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又突出了中国的社会调查传统。
（二）民族关系研究
1.“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说，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1997年，费先生在另一篇文章《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中，把这一理论的主要论点进一步概括为：(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这个论点我引伸为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所以高层次的民族可以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多变不息的内部条件，而获得这个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注：马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J].西北民族研究，1999,(2).）费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有一种开创性的、全新的视角，在对中国各民族交融发展的实际进程的分析中提出了一些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思路，是民族关系研究方面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2.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关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关系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问题。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马戎的《拉萨市区的居住格局与汉藏民族关系》、《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周星的《中国民族关系的现实与未来》，李建新的《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研究》，孙雁明的《浅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关系》，尹金山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崔成南等的《民族关系发展中的深层问题及解决途径》，刘彦侠的《加强民族法制建设，以法调整民族关系》等论文，王宗礼、贾应生的《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现代化的困惑与出路》，金安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族关系》，尹筑光、薛永福的《新疆民族关系研究》，张桥贵的《道教与中国少数民族关系研究》，杨德华的《云南民族关系简史》，黄海坤的《同舟论》，黄光学的《新中国的民族关系》等著作。
这些文章和著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传统的民族关系在冲突中融合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过程对民族关系的消解和重组，新时期我国民族关系的性质、主流、核心、动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发展民族关系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联系，调适民族关系的途径、对策和主要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3.改革开放后我国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我国在建国以来逐渐形成了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但刘彦侠等学者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我国民族关系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概括起来主要是：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促使中央政府与民族地区、政府组织与民族企事业群体之间的直接关系逐渐减少；二是经济体制改革促使社会的经济交往增多，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化，民族与民族之间，各地区、各行业以及民族成员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更加突出；三是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促使法律调整民族关系的作用加强，各民族之间以及民族成员之间法制关系将逐渐强化；四是民族关系中的阶级意识、阶级关系淡化，社会各阶层关系更加突出；五是民族关系中的宗族、家族关系弱化，人际、族际交往中的平等性、功利性加重；六是由各种因素引发的影响民族关系的事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注：刘彦侠.加强民族法制建设，以法调整民族关系[J].北方民族，2000,(1).）这些变化和趋势对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来说，其主流是应该肯定的，但不能忽视其中所夹杂的庸俗的民族关系趋向及其消极影响。
（三）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迫切需要加速改革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民族宗教问题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又必须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因而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就成为民族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赵晓芳、邓艾等学者在研究中把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纳入资源配置理论的框架进行图解，从而得出以下结论：(1)民族地区现阶段面临的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2)短期内，由于民族地区可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方面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有限，因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矛盾冲突。但发展和稳定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可以同时兼顾，其具体抉择取决于人们对发展和稳定的偏好取向，而民族地区过高的改革风险成本则是影响这种偏好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3)长远看，由于经济发展是增加社会资源的主要源泉，因而发展会带来更大的发展、更高的稳定。持续贫困和发展迟缓则会导致社会混乱，换言之，没有发展就没有长期稳定。(4)保持社会政治秩序最起码的稳定，是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条件。（注：赵小芳，邓艾.关于甘肃民族地区发展与稳定关系的思考[J].甘肃民族研究，1999,(1).）
有的学者针对一些地方的实际，提出民族地区在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时，应避免两种不合理的倾向：一是不顾当地实际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急于求成，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和过快的改革速度；二是过分夸大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将发展与稳定对立起来，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换取表面上暂时的安定团结。这两种倾向，从根本上讲，既无助于发展，又无助于稳定。
王宗礼、谈振好、刘建兰在《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一书中，对民族地区不稳定的表现、原因、趋势及维护稳定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概括。他们认为目前民族地区不稳定的表现主要有：(1)民族分裂主义有所抬头，是民族地区保持稳定的最大威胁；(2)某些地方非法宗教活动猖獗，宗教狂热升温；(3)边界纠纷，草场、草山纠纷增多；(4)一些基层政权软弱无力，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下降；(5)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增加，两极分化扩大；(6)民族意识淡化等。造成不稳定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失衡与失调、体制转轨造成的冲突和混乱、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引发的群体利益差异及冲突、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失范。他们还认为，尽管21世纪民族地区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但保持稳定的有利条件依然十分充分。首先，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逐渐西移，将会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从而给少数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这将为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将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协作和民族团结；再次，随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各族人民参与管理的渠道将拓宽，这将为民族地区的稳定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进，这是保持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心理条件，加之强大的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国家政权体系的有效功能，为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未雨绸缪，从容应对，保持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四）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
民族地区现代化研究是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研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现代化与民族交往心理等方面。
1.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少数民族分布地域辽阔，其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四左右，因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使民族地区逐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具有“后发外生型”和“赶超型”的特征，更能体现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民族特性的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主张，我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地理分布、宗教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与汉族交流与融合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居住的各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和发展条件也迥然有别，我们的目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根据各民族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有些学者还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少数民族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如何适应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一是如何适应国家整体现代化的挑战。少数民族在这样的挑战与适应中，经历着文化的重构、心理的失落、人格的冲突、生存的追求和价值的转变。面对这样的双重挑战，少数民族要对国内外及民族内外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作出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是选择的过程，如语言工具、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选择等。
2.现代化与民族文化
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而存在，原因之一是它具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价值观念、民族历史等构成的民族文化。但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外来现代文化的进入和经济社会的变迁，民族文化也必然会发生转变。倪国良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文化范式”转型，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文化范式，并认为：“这种结论似乎有一种经济决定论的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其确切性，历史上的文化中心和当今的以发达地区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格局的形成，无不证明着经济实力对文化的决定性影响。”（注：倪国良.中国西北地区现代化中的经济与文化关系[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6.）
有的学者认为，儒家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主流，它与现代化的冲突，不是其内在本质与现代化的冲突，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其外在的现象与现代化的冲突。民族文化不是现代化文明的助产士，但其主流的儒学是现代文明的医师。有的学者认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关系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模式，即：(1)一体三元的多维文化观；(2)立足现实、依托传统的古今融合论；(3)以我为主、兼取众长的文化互补说；(4)创造转化、充满活力的文化发展观。
3.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变迁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等提出了“民族生活方式转型”的命题，认为它包括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从民族稳定型向民族开放型的转化、从社区单一型向社区多样型的转化。“在现代化潮流中生活方式的变迁，即便是被动的、外发的现代化或者生活方式变迁，也一定要借助原有传统文化资本，将其政治化、经济化，重新为它们划界并加以重构。于是，继承、发展、变化是现代化的主题。”（注：高丙中主编.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43.）另有一些学者对藏族的生活方式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他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居住环境、生产和经营方式及生活习俗等也明显地开始变化，并推动着藏族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杨勇等学者认为，藏族农牧民在服装制作方式方面，逐渐脱离自给自足形式，开始依赖现代工业产品；在居住环境方面，逐渐告别移动帐篷，开始修建房屋和建设牧民定居点；饮食结构逐渐由以糌巴和牛羊肉为主向粮、肉、菜、果等营养型食品转变；娱乐方式由单一的传统型、民族型向现代的多样型转变。（注：杨勇.藏族生活结构的变化与藏区社会发展[J].甘肃民族研究，1999,(3).）
4.现代化与民族交往心理
研究民族交往态度，对于了解各民族心理特征和民族关系，深化对民族分化、民族同化、民族融合和民族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李秋洪先生在《广西民族交往心理》一著中，以广西七县市的调查事实为依据，在分析广西各民族的交往态度以及制约他们民族意识和交往态度的有关因素后指出：(1)广西各民族仍然存在明显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并不表现为狭隘的排他意识或戒备心理。(2)广西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信任感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愿望，相互之间持较高的宽容和理解态度。汉族和壮族的宽容与理解程度尤为明显，他们在若干心理特征上有明显的趋同倾向。(3)汉族在广西各民族人民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4)共同利益和共同地缘感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超越民族情感，成为支配人们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和动力。（注：李秋洪.广西民族交往心理[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207.）
（五）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研究
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婚姻、家庭的社会学研究开始最早。这些研究也涉及了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问题。“九五”期间，这一研究继续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徐平的《西藏农村的婚姻家庭》，王金洪的《当代西藏妇女的婚姻状况与家庭地位》，王俊敏的《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李晓霞的《试析维吾尔族离婚现象形成的原因》，潘乃谷的《土族婚姻家庭的变迁》，马戎的《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刘援朝的《云南丽江县普米族的亲属制度与婚姻》，石奕龙的《福建畲族的婚姻状况和收养关系》，傅慧明的《壮族妇女的婚俗与生育》等。其研究特点，一是涉及的族种不断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深度不断加强；二是由综合性、多族种加大规模的调查研究，逐渐向专题性、单族种、微观性的调查研究转变。
（六）其他问题研究
除上述问题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涉足了民族地区人口流动和城镇化、宗族组织与制度、乡镇政权建设以及宗教问题、妇女问题、旅游环境问题、特有民族文化问题、边疆城市、吸毒问题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但由于成果较少，不再列专题详述。
（七）民族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
“九五”期间，虽然已经出版了数部冠以“概论”和“论纲”的民族社会学著作，在构建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概论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大多数人认为，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分析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特别是系统理论的不足，研究对象的歧见，使这门应用性极强而又被现实所特别需要的学科，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因而，民族社会学的繁荣，有待在学科性质、对象、地位、基础理论等学科建设基本问题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2.研究领域方面存在局限性
多年来，我国的民族社会学研究受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比较注重对某一少数民族的单体研究，注重研究其历史、历史人物、风俗习惯、语言、宗教、家庭结构等，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又特别选择该民族“高纯度”的居住区，忽视多民族混住区，同时对所研究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比较研究重视相对不够，在研究领域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研究方法相对比较陈旧和保守
由于我国的民族社会学是在民族学、社会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建国前后数量巨大的研究成果，严格讲只能是民族社会学必不可少的酝酿和积累。而且，建国以来我们与国际学术界隔绝了几十年，除50年代翻译引进过前苏联的民族社会学论著外，与欧美各国学术界很少交流，所以对现代世界各国民族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手段等不甚了解。我们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偏重于传统的民族志和现象描述等方法，对现代的调查技术、分析方法等吸收不够。
二、“十五”期间民族社会学的发展趋势、重要研究领域
（一）发展趋势
1.学术建设将走向规范化
同社会学、民族学相比，以往民族社会学在学术建设上的非规范化倾向比较严重。但自“九五”以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教授、中央民族学院贾春增教授、云南大学郑凡教授等学者以及全国民族社会学会、湖北省民族社会学研究会和云南省社会学会的共同努力下，出版了民族社会学专著，开设了民族社会学专业，办起了《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北大）和《民族社会学研究》（云南）等刊物，使民族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建设不断走向规范化。同时，广大研究工作者在提高学术质量的前提下，普遍关注学术意识和学术规范问题，在选题、调研和著述中比较遵从民族社会学的学术定位、学科视角和概念语言工具，具体操作过程也愈向民族社会学的学术规范靠近。这是民族社会学不断成熟的标志，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2.学科建设将走向本土化
严格来讲，中国的民族社会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本土特色，无论是建国前后费孝通教授等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民族社会调查，还是社会学恢复以来的民族社会学研究，都立足中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但我国少数民族多达55个，各方面的差异明显，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因此，关注民族社会学研究中的“差异性”、“地方性”和“多样性”，结合各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吸收、运用西方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培育出本土化的中国民族社会学学派，既是民族社会学工作者的共同责任，又是民族社会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
3.学科发展将走向综合化
综合性是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特性，民族社会学亦是如此。从国际来看，社会科学各学科间的融合渗透已大大模糊了单一学科的边界，以研究问题为主导的不同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化趋势正在出现。在我国，由于民族发展和国家安全需要的压力和拉力日趋增大，民族社会学研究急需从其他学科吸取思想和理论资源，与其他学科队伍互补共济，以弥补研究和需要之间的差距，因而，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在所难免。
（二）重要研究领域
1.民族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
应侧重于民族社会学学科体系研究。翻译、介绍一定数量的西方民族社会学论著，在吸收、消化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社会学理论框架、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
2.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研究
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应关注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对其社会发展的途径、具体方式进行研究和探索。
3.民族关系研究应特别关注民族关系发展目标
影响因素、民族集团的结构性差异、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关系演变、民族关系与国际关系的联系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问题。
4.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研究
如宗教政策和管理、贫困和开发、宗族组织与制度、毒品、社会安全、环境生态等问题。
三、民族社会学“十五”研究重点课题
1.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与“返贫”研究；
2.跨境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与对外交流等方面的特点研究；
3.民族教育问题与双语教学研究；
4.西部民族关系与国家安全研究；
5.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
6.民族通婚的变迁及其对民族融合的作用；
7.西部民族地区开发与生态环境再造研究；
8.民族社会学理论体系研究。
在研究课题方面，马戎先生根据多年的研究实践提出了多层次、多类型的研究领域，我们应特别予以关注：
第一层次（宏观）：在学科建设层面，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或称组成部分。
第二层次（中观）：在研究对象与方法层面，提出了十个特点。
第三层次（微观）：在专题研究层面，一是民族关系研究的六个专题：(1)语言使用；(2)人口迁移；(3)居住格局；(4)族际通婚；(5)民族意识；(6)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分析。二是边区开发中的民族研究课题：(1)两个理论问题：①“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关系问题；②“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少数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2)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①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内容、方式、程度、特点和作用；②民族自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作用；③民族自治地区经济的特点；④民族自治地区民族关系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测度；⑤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⑥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相互认同程度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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