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水资源管理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资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资源是生命之源，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人类在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如资源禀赋、时空分布差异、取水能力差异、以及用水负外部性和“公地悲剧”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因此，人类在追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必须更加注重水资源管理问题，以保证所有人类维持基本生存的用水需求以及在此前提下提高生活质量的用水需求、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用水需求、与水资源相关的良性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进，从而使上述制约因素带给人类的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水资源管理思路决定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方法，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方法实施下的水资源管理实践又会水资源本身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地讲，一定时期背景下正确的水资源管理思路决定了有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方法，这使得该条件下的水资源管理实践有利于水资源系统本身的良性循环和人水关系的协调。当前中国水资源危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及实践已不适应新时期水资源管理形势的需要，因而需要改变传统思路，树立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
1 当前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源于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便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与此同时，急剧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也造成了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空前尖锐，产生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危机”和“生态赤字”。在此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水问题日趋突出，水资源的整体态势异常严峻和复杂，突出表现为洪涝灾害、干旱缺水和水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问题。1998年的长江洪水，黄河上世纪90年代的连年断流，淮河水污染以及海河流域“有河皆干、有水皆污”，就是这三大问题的集中体现。中国正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我们面临的非常严峻的水危机，不仅对当代的人类安全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不安全、水环境不安全和水生态不安全还会更加突出，有可能演化为未来几十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1]。
事实上，这些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国水问题不仅仅是表象上的三大水问题，而且还潜伏着足以影响整个社会安定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的水事纠纷就是征兆。近几年来，行政区域之间、管理者与使用者之间、各用水者之间、不同用途之间围绕各种用水活动发生的摩擦不断增加，这突出表现在水量分配、径流的调蓄、各种水事活动之间的协调安排等方面，有的甚至演化为难以调和的矛盾，上下游争水、左右岸争水、支流与干流争水、流域管委会与地方行政区域之间争水、城乡争水以及不同用途(工业、农业、生活、生态)争水事端大量出现。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九五”期间全国共调查处理水事纠纷就有43100件，“十五”期间每年被调查处理的水事纠纷案均有1万多起[2]。闻名全国的漳河水事纠纷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于自然条件差，人多、水少、地少(流域人均占有水资源量400m[3]，沿河村庄人均河滩地2～3分)，又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地区之间竞相开发，河道径流不断减少。为保护和多占河滩地，两岸群众争相修建护村护地坝和挑流工程；用水紧张时，争相引水，矛盾日益突出。地区之间为争夺水源和河滩地，多次发生群众械斗、爆炸、炮击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1976年，因围河造地，河北、河南两个沿河村庄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持枪械斗事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纠纷逐步升级，先后发生了河南红旗渠、河北大跃峰渠与白芟渠被炸，沿河村庄遭炮击及械斗流血事件30余起。1999年春节期间。河南的古城村与河北的黄龙口村发生了爆炸、炮击事件，近百名村民受伤，民房遭破坏，生产、生活设施被毁，直接经济损失达上千万元。
中国三大水问题以及因此潜伏的社会问题表明，中国已出现了较严重的水资源危机，而出现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源于管理制度。黄河流域断流是中国水资源管理失败的一个典型缩影。黄河流域几乎凝聚了中国所有的水事矛盾。1972年到1998年的27年中，黄河下游共有21年发生断流。特别是进入90年代，黄河断流形势愈演愈烈，1997年黄河竟有330天没有入海，已引起中国全社会的极大关注。黄河断流现象的背后是上游来水量的减少，深层次为黄河水资源配置不当，实质是黄河流域管理体制的失效。体制失效具体表现为三点：一是黄河水资源总量控制难以有效落实，分水协议不能履行；二是流域用水效率低下，流域各地区用水效益不平衡问题突出；三是流域水资源分配和管理中的矛盾日趋激烈，包括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流域管理与分级管理之间的矛盾等。胡鞍钢、王亚华指出，导致黄河断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气候干旱、来水量减少是导致黄河断流的重要因素，但不宜夸大，黄河断流直接原因是流域用水量的增加，但根本原因是流域水资源管理不善和配置不当[3]。王亚华进一步指出，人类治水活动需要同时兼顾两个治理：处理人与水关系的自然治理，协调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治理。黄河过去的治理主要是自然治理，表现为工程技术治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相比之下，社会治理还非常薄弱，是造成断流和污染的重要原因[4]。
也有很多权威研究表明，当前水资源管理确实出现了问题。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水资源管理研究所(IWMI)、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研究报告得出了更具一般意义的结论：多年来，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总是求助于工程和技术的手段，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工程和技术的手段固然十分重要，但水资源管理不善也是导致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5～6]。实际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现实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占世界水平的1/4，但中国万元GDP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水资源短缺而用水方式粗放的问题，实则暴露了水资源管理存在的严重问题。既然当前出现的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原因源于管理制度，那么中国要缓解这一危机、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是改善水资源管理。改善水资源管理，首先要弄清楚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水资源管理实践存在的弊端以及面临的挑战。在弄清这些弊端和挑战的基础上，就要指出什么样的水资源管理思路才能解决这些弊端并成功响应挑战。
2 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水资源管理实践存在的弊端以及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中国水资源管理实践一直在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的指导下进行。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可以概括为：以“工程水利”为指导，强调人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管理方式以“供给管理”(Supply Management)、“分割管理”(Delegated Administration)为主，重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路存在很多弊端，已不适应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需要，而且无法应对一些新因素的挑战。
2.1 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水资源管理实践存在的弊端
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使得当前水资源管理实践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效率低下的水资源行政分割管理，忽视水资源需求管理，重水资源开发利用而忽视水资源保护。
2.1.1 水资源行政分割管理，效率低下
根据中国目前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水资源管理由水利部、地质矿产部等共14个不同或相同平级局、部共同负责，水资源管理中权利分散化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之间水管理权限的分配；②水资源不同物理属性之间分散，如地下水、地表水的管理分属不同的管理部门；③不同管理功能之间分散，如水质、水量、供水、防洪等之间的分散；④不同用水部门之间管理权划分，如农业、工业、居民生活用水管理之间的分散；⑤水管理决策权在政府领导人、技术分析人员和专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散[6]。这种分散化管理直接来源于水管理的多部门参与；加之与沿河各省区水行政管理部门的结合，使水资源管理“龙头”已远远超过以上14个管理部、局。这种产权权限范围、水资源管理处置权设置重叠的结果，使多“龙”之间职能交叉、部门关系不顺，最终导致水资源管理和配置的长期低效[7]。
2.1.2 忽视水资源需求管理，水资源短缺形势下用水依然浪费严重
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思路以供给管理为主，忽视需求管理，使得水资源短缺形势下用水依然浪费严重。中国目前人均水资源量仅2200m[3]，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缺水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与水资源短缺的现实相比，中国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存在严重的结构型、生产型和消费型浪费，用水效率不高。2003年我国万元GDP用水量为465m[3]，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4～0.5，发达国家为0.7～0.8；全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为218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水的重复利用率为50％，发达国家已达85％；全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达20％左右，仅城市便器水箱漏水一项每年就损失上亿立方米。我国在污水处理回用，海水、雨水利用等方面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2.1.3 重开发利用，不重视水资源保护
目前，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达到19％，接近世界水平的三倍。水资源利用所带来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目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356km[2]，占国土面积的37％，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亿吨。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土地退化、生态恶化，而且造成河道、湖泊泥沙淤积，加剧了江河下游地区的洪涝灾害。地下水也存在过度开采问题，大量湖泊萎缩，滩涂消失，天然湿地干涸，水源涵养能力和调节能力下降，水生态失衡呈加重趋势。据国土资源部的数据，2003年，由于超采地下水已形成地下水降落漏斗100多个，面积达15km[2]里。全国总计有46个城市因为不合理开采地下水发生地面沉降，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同时，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中国的水质污染都非常严重。每年全国约有1/3的工业废水和90％的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湖。水资源开发引起的水资源环境问题更加严重。
2.2 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无法应对一些新的挑战因素
2.2.1 社会结构转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即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过程。社会学家鲁宾·威廉姆在1951年曾这样描述美国社会：“美国人目前正面临这样一个时期：没有什么制度、信仰或价值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处于张力之中，所有的东西均受到挑战。人和社会的基本转型现在都在进行，许多极其重要的价值选择必须做出。”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目前正面临着威廉姆所描述的状况，即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意味着很多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水资源管理政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甚至是风险。比如，预测需求是我们进行水资源管理的关键步骤，我们需要通过未来的水需求来确定现实的水资源供给设施应该达到什么规模，但是，结构转型前后的社会对于水资源需求的方式及质、量等方面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若简单认为未来的经济总量比现在大而水资源需求也增大的话，我们很可能是高估了未来的水资源需求量，因为，经济总量(当前通常用GDP来衡量)增大的同时，未来的经济结构可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很可能是第一、二产业所占比例相对较小，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很大，高耗水产业比例小，高附加值产业比例大。Colin Green(2005)指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来看，未来30年后中国的经济可能超过当前经济规模的7倍。但是，由于经济不能够简单被7倍因子标度化，未来水资源的需求量显然不能够简单地也扩大7倍。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结构一定根本不同于目前的经济结构。同时，会有约3.4亿人口可能从农村地区迁入到城市，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也有理由推测，到21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在全球也是超量级的。因此，决策总是聚焦在变化上：即这些我们希望达到目标的变化，或者那些将发生的变化，其中发生的变化也使得水资源的管理俞来俞困难。而且，中国所面临的是结构转型的问题。目前，大部分人居住和生活在农村地区，此时所采取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将不同于30年后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所采取的水资源管理政策。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做出既满足现状条件又能为将来提供增长途径的抉择[8]，而这在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是无法正确抉择的。
2.2.2 区域差异
这里的区域差异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水资源禀赋空间分布极不均匀，二是中国的水资源供给与利用也存在极大的区域差异性。
区域水资源与人口、耕地、矿产资源、生产力布局、生态环境需求不匹配。区域人均水资源量差异较大。黄淮海三流域片占全国34.7％的人口，人均水资源量均低于1000m[3]。中国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m[3]。中国北方耕地和灌溉面积占60％以上，但其水资源总量占全国却不到20％。具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山西和宁夏，每百元矿产资源潜在价值拥有水量大致是全国平均值的1/40。中国东、中、西经济地带的GDP比例为4∶2∶1，而水资源的构成为1∶1∶2。全国单位面积产水量平均为29.3万m[3]/km[2]，但15个省级行政区低于平均值，且都在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各地区水资源供给和利用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由于供给和利用方式的差异，导致中国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基本的分布趋势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高，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较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伴随着较高的城镇化率，非农产业比例大，耗水大户农业用水比重小，因而可以在总体上降低万元GDP用水量；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效应和较高的管理技术水平，使得供用水的规模效益较大，单位水资源的经济产出较高。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的投资能力较强，会有更多资源用于供水和治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提高水资源的节约水平。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城镇化率较低，农业比重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用水效率较低；而且欠发达地区生态和环境及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和水资源保护的投入不足，依赖水资源而生存的压力远高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因而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效率低[9]。
水资源区域差异因素的存在一方面源于水资源自然禀赋的差异，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人口密度大，这对水资源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究竟是通过“调水”(如南水北调工程)还是“调人”(移民工程)才能更好地解决缺水地区的水资源危机。世界上有许多水利工程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也导致了许多重大失败(Adams,1992)[10]。许多高造价的工程已经完成，这些工程的建设是为了满足所预测的需求增长，但这些增长迄今尚未发生(USACE,1995)[11]。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一些工程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类活动的严重后果(Acreman et al.,1999)[12]，并且人们越来越质疑一些水利工程建设的必要性(Bowers,1983; Reisner,1993)[13]。水资源区域差异因素存在的另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也给水资源统一管理政策带来挑战，究竟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政策还是实行管理的区域差异策略。究竟水资源统一管理与水资源区域差异管理的内涵和关系该如何界定，才能有利于水资源管理的公平与效率。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下无法解决的问题。
3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3.1 新形势决定了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势在必行
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推进，水资源在支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经济活动也造成了对水资源的严重“伤害”。忽视水资源的经济价值，高强度开发水资源而肆无忌惮地浪费用水、向水体排污，不仅导致水量短缺问题解决难度加大，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水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一些流域存在不同程度的断流，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水旱灾害的治理忽视生态规律，围、堵、截等传统防洪思路进一步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实则反映了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观念因袭陈旧，政策调整缓慢，制度建设滞后，管理能力低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水资源管理环境，既不能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缓解尖锐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也不能协调上下游之间、左右岸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的矛盾。特别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黄河上世纪90年代的连年断流，淮河水污染等水问题的出现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传统的水资源管理思路是一定行不通了，进入了死胡同，新形势迫使水资源管理思路必须革新。同时，在新世纪之初，为了缓解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与环境压力，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提出了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在这些背景下，酝酿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也就势在必行。这也是新时期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中国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内在要求。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寻求复杂水资源问题解决对策的过程中，特别是长江洪水、黄河断流、南水北调实施方案的酝酿等水资源管理实践的推动下，中国有意识地加快了水资源管理思路转变的步伐。以水利部长汪恕诚的一系列讲话为标志，这一转变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他提出要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继续做好防洪抗旱、防灾减灾的同时，要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重要的地位，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4]。这是中国水资源管理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点，标志着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有了基本的轮廓。此后的中国水资源管理实践一直处于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的摸索与前进之中。
3.2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的内涵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可以概括为：以“资源水利”为指导，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人水关系和谐，管理方式以“需求管理”(Demand Management)、“统一管理”(Integrated Management)为主，重在“水资源的节约保护”。这一新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水资源管理理念的转变；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探索；水资源管理手段的创新。
3.2.1 水资源管理理念的转变
在反思传统水资源管理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水资源管理理念：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系统的控制性要素，在水资源管理中要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防止人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同时，还要特别强调对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重视生态与水的密切关系，把生态用水提到重要议程，防止水资源枯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转变为在重视工程建设的同时，还要重视非工程措施，强调科学管理；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按水资源状况确定国民经济的发展布局和规划。
3.2.2 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探索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深刻认识到：水资源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防洪、治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各环节紧密联系，要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必须对各个环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传统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多龙治水”，新型的治水思路提出，要坚持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积极探索城乡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逐步实施流域的统一管理和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
3.2.3 水资源管理手段的创新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认为：水是商品，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拉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还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要完善水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水，重视水利信息化建设，以水利信息化带动和促进水利现代化。
3.3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在探索中前进
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在水资源管理实践中不断完善，并被用于指导新的水资源管理实践，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以下几例是在水资源管理新思路指导下的最新实践，标志着中国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15]
3.3.1 构筑江河防洪体系
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促使防洪思路发生了转变，从无序、无节制的人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的人与洪水和谐。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累计投资数百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江综合防洪体系建设，退田还江还湖就近移民242万人，恢复水面2900km[2]，增加蓄洪容积130亿m[3]。这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地，转变为主动大规模退田还湖，给洪水以出路。2002年，长江流域中游及洞庭湖区发生较大洪水，而江湖“安澜无恙”。
3.3.2 缓解黄河断流
黄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年断流，最严重的1997年断流时间长达226天。从1999年3月开始，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实施了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统一调度，统筹安排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大力加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已连续五年实现黄河在来水偏枯情况下不断流，基本保证了沿黄城乡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下游生态得到初步改善。在黄河来水连续比1997年水平还要偏枯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水量的统一调度作为体制保障，要维系母亲河不断流是难以想象的。
3.3.3 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
南水北调工程是促进中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战略举措。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中国政府对该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科学的论证，形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为了保证工程发挥预期的效益，规划引入了“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的新机制，工程将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公司市场运作、用水户参与管理”的新体制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3.3.4 西部大开发水利建设
西部地区是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水资源是基础，是关键。1999年之后，中国加快了西部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重点加强了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工程的建设。启动了塔里木河流域、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向生态严重恶化的下游进行调水、分水。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的下游363km河道，在干涸20多年后重新过流，挽救了濒临死亡的沙漠植被，绿色走廊重新生机；中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的下游生态得到明显改善。
3.3.5 颁布新水法
从2002年10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新水法吸收了水资源管理的新经验和新理念，将近年来探索提出的水资源管理方针、思路和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水法与原水法相比有以下特点：①按照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改革水资源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②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放在突出位置，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③加强水资源的宏观管理，明确了水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定了一系列加强水资源配置管理的法律制度；④重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重视了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3.3.6 节水型社会试点
1998年以来，在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的探索过程中，中国水利部在甘肃省张掖市、四川省绵阳市和辽宁省大连市进行了节水型社会试点。张掖市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地区黑河流域中游，降水稀少，水资源短缺，而经济结构和用水方式并未改变，用水效率低下。绵阳市位于中国西南的长江上游地区，是西部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选择其作为节水型社会试点，就是要突出节水减污，探索在水资源相对丰富地区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相协调的经验，为南方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特别是西部经济将要崛起的地区，起到示范作用。大连市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沿海城市，处于辽东半岛，水资源非常短缺，系统又相对独立，从外面调水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个试点作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快、发展程度较高，但水资源相对短缺地区的一个典型。通过试点，得出的基本经验是：①建设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和社会意义绝不亚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②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③制定流域规划，明晰初始用水权，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工作基础；④确定水资源的宏观控制指标和微观定额指标，是建立节水型社会工作的第一步；⑤综合采用行政措施、工程措施、经济措施、科技措施，来保证用水控制指标的实现；⑥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是建立节水型社会工作的第二步；⑦要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⑧水资源统一管理是建设节水型社会的体制保证；⑨丰水地区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⑩加强水资源管理，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管理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也是水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16]。
上述理论探索和水资源管理实践表明，中国的水资源管理已经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它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资源管理转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水资源管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革命。这场变革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思路为指导，积极引入水权、水市场等新的水资源管理手段，不断推进流域统一管理和地域统一管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预见，新型水资源管理思路下的中国水资源管理新的实践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