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619个种粮大户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实证论文,农户论文,大户论文,意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当前，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特别是2004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主产区粮食增产的政策，农民种粮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当前加快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与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顾此失彼”的矛盾，即一方面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粮食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因此，当前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难题是，一二十年后，当目前这代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由于生理或身体上的原因不能种粮而其下一代又绝大部分都外出就业或从事非农产业时，中国的粮食由谁来种？农户是否愿意其下一代继续种粮？基于此，本文利用江西619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探讨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合理调控农户粮作经营行为及其代际传递意愿提供理论借鉴与决策参考。
关于农户粮作经营行为，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高晓红(2000)在研究二元结构转换与体制转型中的农户粮食种植行为时认为，粮食产量仅是农户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诸多决策变量中的一个，服从和服务于家庭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安排。王德文、黄季焜(2001)研究了双轨制下中国农户的粮食供给行为，结果表明，定购数量和定购价格对粮食产出会产生显著影响。史清华、卓建伟(2004)以江浙沪3省(市)26村固定跟踪观察农户为例，对农户粮作经营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农户粮作经营呈现一种萎缩的趋势。张海阳、宋洪远(2005)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个案调查资料，研究了农户种粮行为与政策需求的关系，并发现农民在进行粮食生产决策时，劳动投入、资金投入、利润回报等是最先考虑的因素，传统观念、耕作习惯、处理信息成本等因素也对农户粮食生产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龙方(2005)以湖南省为例，对新粮食政策实施后种粮大户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产生问题的根源在于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和农村土地流转的不规范。陈凤波、丁士军(2006)以江汉平原的稻农水稻种植为例，研究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与种植模式变迁的关系，揭示了由非农活动增加引起的劳动力不足是导致双季稻改单季稻的主要原因。赵兴泉(2006)分别从宏观层面(快速工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中观层面(各级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定购要求)和微观层面(农户对粮食生产利润的追求)三个方面来解释农户扩大粮食经营规模的原因。张建杰(2007；2008)对惠农政策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的研究表明，农户满足自家需要以及增加现金收入是其从事粮作经营的主要动机，且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满足自家需要的动机在减弱，而增加现金收入的动机在增强；较小规模粮作经营户有动态缩减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而较大规模粮作经营户则有动态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行为取向；较大规模的粮作经营户更易于获得规模化经营收益，具有相对较高的内在动力从事粮作经营。另外，田国杰等(2009)对农田集中过程中种稻大户与土地流出户即种稻小户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土地产权、农户耐心程度和规模经济效益等都会影响到博弈过程和参与者的最终选择。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主要针对当代农户的粮作经营行为，而较少涉及农户是否让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的意愿及态度。本文的目的则是试图从当代农户的角度分析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探讨其影响因素。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第三部分为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分析；第四部分为计量经济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笔者2007年11月至2008年2月期间对江西省稻作经营大户所做的调查。本次调查把经营水稻面积50亩以上的农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涉及江西省8个县(区)700户种粮大户，共回收调查问卷699份，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剔除缺失与本研究有关的关键数据的问卷80份，剩下有效问卷619份(由于环鄱阳湖地区种稻大户比较多，所以，来自鄱阳县、余干县及南昌县这三个县的问卷就相对多些)，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二)样本基本特征描述
本文问卷调查中关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问题设计是“您是否愿意让您的子女传承您的事业”，要求被调查者在“愿意”、“由子女自己决定”和“不愿意”之间做出选择。由表2可知，在被调查的619户农户中，选择“不愿意”的农户占43.0％，选择“由子女自己决定”的农户占48.8％，而选择“愿意”的农户仅占8.2％。户主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之间，占79.5％；户主文化程度平均比一般农户高，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合计占93.0％；稻作经营年数超过4年的农户占43.1％；稻作经营规模主要分布在100～250亩之间，占72.7％；家庭人口4～6人的农户占85.6％；农业劳动力人数在2人及以下的农户占84.3％；子女人数在2人及以下的农户占55.6％；平原地区农户的比例较高，占83.9％；对种稻收益评价“较高”或“很高”的农户占12.3％；对稻谷销售价格评价“较高”或“很高”的农户占12.6％；对粮食补贴政策评价“满意”或“非常满意”的农户占54.6％；签订订单销售的农户占22.0％；有44.1％的村庄种植双季稻种植面积比重超过80.0％；有26.3％的村庄易洪易涝面积比重超过60.0％。
三、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分析
(一)农户个体特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
表3显示了农户个体特征与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①户主文化程度与其传递意愿之间呈负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低，户主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比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低1个百分点。②户主年龄与其代际传递意愿之间呈正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希望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的意愿越强，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户中广泛存在，所以，户主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希望其子女能在身边从事农业，对自己有所照应和赡养。③农户稻作经营年数与代际传递意愿之间呈负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稻作经营年数越长，农户的代际传递意愿越弱，稻作经营年数为4～9年的农户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要比经营年数小于3年的农户低7.7个百分点。
(二)农户家庭特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
表4显示了农户家庭特征与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结果表明：①种稻收益评价与其代际传递意愿呈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对种稻收益评价越高，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对种稻收益评价“较高”或“很高”的农户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要比评价“较低”或“很低”的农户高10.1个百分点。②家庭人口数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呈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人口数越多，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家庭人口数为5个以上的农户其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0.9％。③农业劳动力人数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呈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希望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的意愿越弱。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在2个以上的农户其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要比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在2个及以下的农户低3.9个百分点。④子女人数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关系不显著，表明子女人数的差异并不导致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存在显著差异。
(三)区域特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
表5显示了区域特征与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①区域类型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之间呈负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处于平原地区的农户更不愿意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其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要比山区农户低1.5个百分点。②村庄易洪易涝面积比重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呈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易洪易涝面积比重高的村庄，农户更不愿意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活动，原因在于易洪易涝面积比重高，说明灌溉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设施落后，从事稻作经营风险大、成本高。③村庄双季稻种植面积比重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呈负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双季稻种植面积比重越高的村庄，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弱。④村庄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呈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村庄人均耕地越多，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其原因在于人均耕地越多，说明村庄资源越丰富，从事稻作经营的条件越优越。
(四)政策支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
表6显示了政策支持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①粮食补贴政策评价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呈正相关，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越满意，希望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的意愿越强，对粮食补贴政策评价为“满意”农户其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比评价为“一般”的农户高出1.1个百分点。②稻谷销售价格评价与代际传递意愿的相关性并不明显，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五)农户经营特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
表7显示了农户经营特征与代际传递意愿的交互关系：①稻作经营规模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关系不明显，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稻作经营规模对农户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②稻谷销售方式与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呈正相关，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采用订单销售方式的农户，其代际传递意愿更强。统计显示，与采用市场销售方式的农户相比，采用订单销售方式的农户其愿意代际传递的比例要高14.8个百分点，其原因可能在于订单销售有利于降低稻作经营风险和提高种稻收入，暗含今后大力发展订单农业有利于提高农户种粮积极性。
四、计量经济分析
上述交互分析只是检验了单个影响因子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以及影响方向。由于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因此，有必要运用经济计量模型把这些因素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程度及其显著性水平做出进一步的估计。
(一)实证模型构建
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可以设定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数学表达式为：
D(Y)=P｛(E-C)＞Y｝ (1)
(1)式中，E为农户的预期收益，C为预期成本，Y为农户当前收益，D(Y)为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函数。该模型表明，只有当预期收益扣除预期成本后的净收益大于当前收益时，农户才会做出稻作经营代际传递的决策，否则就不会做出代际传递的决策。根据前面的统计分析，结合中国农村的特殊环境，笔者认为，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决策主要受以下五类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①个体特征变量(PE)，包括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农户稻作经营年数；②家庭特征变量(HO)，包括种稻收益、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人数及子女人数；③区域特征变量(RE)，包括所处地区类型、灌溉条件、种植模式、村庄人均耕地面积；④政策支持变量(PO)，包括粮食补贴政策评价、稻谷销售价格评价；⑤经营特征(MA)，包括稻作经营规模、稻谷销售方式。模型如下：
y=f(PE，HO，RE，PO，MA)+ν (2)
(2)式中，ν为随机扰动项，反映无法观察到的其它影响因素。y为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农户可在“愿意”、“由子女自己决定”和“不愿意”三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为非连续有序变量，y的取值方法为：当农户回答“不愿意”时取值0，回答“由子女自己决定”时取值1，回答“愿意”时取值2。
(二)计量方法选择
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是非连续有序变量，故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进行分析，其模型形式表示如下：
模型中各影响因素选取的具体变量、主要统计量及效应预期由表8给出。
(三)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对研究区619个样本进行了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处理，选用的回归方法是逐步向后回归方法。在处理过程中，首先将所有可能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自变量都引入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见模型一)，然后根据检验结果，在一个或多个不显著的变量中，将z检验值最小的那个变量剔除再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并进行各种检验，直到所保留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止(结果见模型二)。具体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9，模型一和模型二的LR统计值分别为184.609和180.592，均高度显著，表明模型的模拟效果良好，应拒绝回归系数均为0的假设。
1.个体特征变量对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在个体特征解释变量中，户主文化程度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低，可能的原因是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获取社会资源和信息的能力越强，能为子女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就业提供更多帮助。农户稻作经营年数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户主稻作经营年数越长的农户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低，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农户认为长期在家种粮是没出息的表现，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户主稻作经营年数越长的农户越不希望子女像自己一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户主年龄及其平方两个变量的显著性较低，表明年龄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与交互分析的结果不符，也与预期判断不符，这一点超出了笔者的预料。
2.家庭特征变量对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在家庭特征解释变量中，种稻收益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种稻收益提高了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与前面交互分析的结果和预期判断一致。家庭人口数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家庭人口数越多，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其原因可能是人口数越多的家庭，其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可能越丰富，子女在水稻规模种植中获得资金、技术及相关生产、销售信息相对容易，且家庭成员之间能相互帮助，抵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从而使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更强。农业劳动力人数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弱，原因在于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越多，说明其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可能越高，且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农户更愿意其子女外出就业或从事非农产业以增加家庭非农收入。另外，在村民的观念中，家庭劳动力都务农是没出息的表现，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农户也不希望其子女继续从事农业。子女人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兄弟姐妹人数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3.区域特征变量对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在区域特征解释变量中，地区类型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与山区农户相比，平原地区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要弱，原因在于平原地区交通便利，非农就业机会多，而山区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外出就业成本较高，加上山区农户观念落后，形成了世代务农的思想，所以，山区农户希望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的意愿更强。种植模式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其系数符号为负，表明双季稻种植面积比重越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弱，其原因在于村庄种植双季稻面积比重较高可能是由农业劳动力过多造成的，而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剩余又导致农户更希望其子女能外出就业或从事非农产业。灌溉条件和村庄人均耕地面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个变量不是影响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主要因素。
4.政策支持变量对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在政策支持解释变量中，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越满意，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强，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粮食补贴政策越满意，越认为从事稻作经营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风险小、收益好，从而其种粮积极性也越高，也更愿意其子女从事稻作经营。稻谷销售价格评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户对稻谷销售价格的评价并不能改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与本研究的预期判断不符。
5.经营特征变量对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在经营特征解释变量中，稻作经营规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稻作经营规模扩大并不能有效提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其原因可能是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还不够完善，土地流转契约关系还不稳定，长期的规模化稻作经营还未形成，导致稻作经营规模对农户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暗含政府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形成合法稳固的土地流转关系。销售方式在两个模型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订单销售能有效降低稻作经营风险，提高收入，促进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增强，与前面交互分析的结果和预期判断相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江西619个种粮大户为例，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政策支持与经营特征五类因素对其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农户稻作经营年数越长、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越多及村庄种植双季稻的比重越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则越弱；而种稻收益、家庭人口数、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及订单销售方式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积极影响；户主年龄、子女人数、灌溉条件、村庄人均耕地面积、稻谷销售价格评价及稻作经营规模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另外，与山区农户相比，平原地区农户的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要弱。
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可得出如下政策含义：第一，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稳固土地流转关系。当前农户之间土地流转的层次较低，流转关系不稳定，稻作规模化经营还不能稳定持续地进行，制约了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政策，加强农户之间土地流转的法律规范，增强土地流转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第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使种粮大户从政策中真正得到实惠，提高农户稻作经营积极性，并增强其代际传递意愿。第三，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缓解稻作经营“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规避由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提高农户稻作经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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