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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八年,约翰·弥尔顿丧明已有六年了。就在这一年,弥尔顿某夜梦有所感,梦见了两年前死于难产的第二个妻子凯瑟琳。这个梦成为一个契机,令弥尔顿写下了英国诗史中最著名的一首悼亡诗:
我想我看到了我新故的结缡圣人
像阿尔凯斯那样自坟中领回给我,
尤夫之子将她还给她欣喜的夫君,
以强力从死中救出,尽管虚弱苍白。
我那一位,既已洗净了产床的玷污,
确已由旧的律法里的湔祓拯球了,
而这样一来我便能够再一次信期
在天国里无拘无忌地充分瞻视她
衣以纯白走来,纯洁有如她的心灵。
她的脸遮罩;可于我想象里的目中
爱、甜美、和善良全都闪耀在她身上,
这般明晰,没有哪个面庞更多喜色,
可是,哦!正当她想要拥抱我的一刻,
我醒来,她遁去,白日带回我的黑夜。
即使经过翻译,即使不了解阿尔凯斯(Alcestis)等典故,这首商籁体诗的力量依然是显而易见的。诗虽是为悼亡而作,但诗人丧明的处境却极大加强了丧妻的悲情。弥尔顿在此两年前(一六五六年)娶凯瑟琳为妻时,已经双目失明了;所以他始终没有看见过凯瑟琳的模样,于是诗中才有“她的脸遮罩”。但是在梦中,诗人毕竟看见了“她衣以纯白走来”,而后当黑夜与与之俱来的梦境逝去,白昼来临时,对于失明的诗人来说,真正的黑夜又重返了,“白日带回我的黑夜”这样悖论式的句子实在使诗人心中的内明与肉眼的丧明之间的关系戏剧化了。在许多方面,这首诗预期了诗人近十年之后(一六六六年)完成的《失乐园》中的许多段落。
几百年来,说到弥尔顿鲜有不提及他丧明这一不幸的。在病理学上,他丧明的原因是否就是诗人自己提到的黑矇(drop serene)或昏翳(dim suffusion)如今对我们来说已经无关宏旨;更令人感兴趣的,还是失明这一状况对于作为诗人的弥尔顿的关系与影响。要了解这一点,诗人另一首商籁体的诗、传统上题为《论失明》的,应该是一个入手点:
当我想到我天日的一半沦入黑旷
世界之前,我的光明是如何耗度的,
想到那个死才能隐藏的一种禀赋
在我这里闲置无用,虽然我的灵魂
更想用它侍奉我的造者,并呈递上
我真实的账簿,免得他回来要责骂,
“神会勒令日工,难道却不给光明吗?”
我痴騃地问道。但是“忍耐”想要阻止
这喃语,就马上回答道:神并不需要
人工或人自己的才赋。谁能最好地
承受他温和的轭,就侍奉得他最好。
他的国是王的国:千万人受他驱使
疾速跨越着陆地和大洋没有歇息;
仅止站着等待的人们也是在侍奉。
诗的标题《论失明》不是原题,而是诗人的一个朋友加的。现代的论家多以为不妥当。他们认为诗人“闲置无用”的、“那个死才能隐藏的一种禀赋”不是指诗人当时已经丧失的视力,而是他当时尚未充分发挥出的诗才。在我看来,这个解释虽然比视力说来得深刻,却依然不完备。诗的精彩之处其实在于这种“禀赋”(talent)语义上的双关。从生理上讲,弥尔顿所患的黑矇症几乎一点也不影响他眼睛的外观,可以说他的双目仍在,只是在那里“闲置无用”;而在另一方面,这种“闲置无用”的禀赋是诗人自己早有预感要写作一部伟大诗篇的使命和才力,只是十几年来诗人一直忙于写政论文章、为清教革命事业和护国主克伦威尔鼓噪呐喊,仿佛荒废了他诗人的使命和天才。他问神索要的光明,其实含有内外两种光的双关。因为神要是给他外明,那便是像福音书中所载的那样,让瞎子开了眼;要是给了他内明,那就说明他是为神选中了,去发挥那一直在他身上“闲置无用”的禀赋,去成就一个大工。《论失明》写作的时候(一六五二年),弥尔顿刚刚完全丧失了视力,这时距他着手写作史诗《失乐园》还有近十年的时间。《论失明》的后半部分,既是诗人对自己的安慰和鼓励,也透露出对自我的怀疑:对于神来说,可能“仅止站着等待的人们也是在侍奉”吧;但是对于人来说,这种等待的终点在哪里?当然提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已经暴露出我们信心的不足和缺乏“忍耐”力,可是这难道不正是我们这些脆弱的凡夫不免要疑问的吗?所以这种疑问虽然“痴騃”,却不可避免。但是诗人虽然有自我怀疑,在失明这种“温和的轭”下,弥尔顿对神、对自己最终依然怀有十分坚定的信心。在一六五四年发表的一篇公开宣言中(即《为英国人民申辩辞》),弥尔顿是这样表达这种信心的:
使徒是我的先导,存在着一条经由软弱走向最大能力的道路:就让我是最无力的,只要在我的无力中会更有效地生发出不死的和更好的活力;只要在我的黑暗中神颜的光会更明亮地照耀。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会既是最病弱的,也是最强健的,既是瞎的,也同时是最广察明视的。这样,我才能通过病弱得以圆满、得以完善;这样,我才能通过黑暗为光明彻照。
(Columbia版The Works of John Milton,卷八,页72—73)
在同一篇《申辩辞》中,弥尔顿骄傲地提到了历史上遭受同样的不幸的诗人与先知,提到了这样的英雄与伟人。但是作为一位激烈的基督徒,最能雄辩地证明失明于他不是一种恶的,是《新约》中耶稣所医好的瞎子以及《旧约》中失明的长老与先知。况且,弥尔顿指出,他彻底的丧明是一种自愿的牺牲,因为他曾拒绝遵从医生的警告,加倍地为清教革命事业从事文牍工作,从而最终加速或导致了彻底丧明的到来。对于攻击他失明为缺陷的敌人,弥尔顿指出是他们才真正是瞎的,因为他们虽然能看到五彩和事物的表面,却看不到更为坚实的东西,而他自己在心中的沉思里,却得以观照更真实更恒定的东西。
外视与内明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已经甫露端倪了。如果散文体的《申辩辞》是雄辩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讲到外视与内明关系的诗行则超越了散文的雄辩所能达到的极限:
我歌咏了混沌和永恒之夜,
天上的缪萨教我冒险下降
到黑暗的下界,然后再升起,
虽艰难罕有:你,我安然重访,
并感到你至高的命灯,可你
却不再访这双眼,徒然转动
要寻觅你透彻的光,而不得;
如此厚的矇滴熄了那晶球,
或是昏翳罩住了。……
(Ⅲ.18—26)
接下来:
……这样一年一年
四季回归,可不回归给我的
是白日,或晨昏甜美的近临,
或春花的景观,夏天的玫瑰,
或羊群,牛牧,或人类的神颜;
而是阴云,还有持久的黑暗
包围着我,从人们的欢娱中
切断,因为美妙的知识之书,
呈现为造化的统统的空白,
对我来说被删削剔除掉,
而智识的一个入口关闭了。
就这样你这天光却更得以
照耀于内,而心以所有力能
辐射着,此处植眼,一切迷雾
从这里清除驱散了,使我能
看见、述说凡眼看不到的事。
(Ⅲ.40—55)
众所周知,西洋历史上第一个诗人就是个盲人,用中国的古事比照,就是个瞽史。弥尔顿在以上摘引的两段《失乐园》诗行之间提到了这位诗人——“于是在名上我同他们相齐,/丧明的……梅奥尼人(Maeonides),”也就是荷马。虽然作为基督徒的弥尔顿不便特别强调自己同一个异教诗人(不管他有多么伟大)的密切联系,但是在他心中以荷马为始祖的西方先知、诗人和盲人三种身份集于一身的传统是很清晰很活跃的。
将先知、诗人、失明这三个概念合在一起,拼写出来的概念就是英文中所谓的vision。Vision在汉语中找不到一个能对应于其多义的词,因为vision既指视力,也指由视力而得的视像,并且进而引申为内心中、非直接得自肉眼的图像。由于这后一种图像常常来自于梦境甚至神灵。因此它往往带有一种超自然的色彩。中文官话本《圣经》一般把这种梦中或内心中得自神灵的图像译为异像。而其所表现的对象既不是存在现实中的,不是经验的,因而可以说这种异像作为表象是纯粹的表象。同康德所谓纯粹理性多少相对应的,是这种纯粹表象也首先是规范性的,因而也便在实践中具有了一种未来的维度。异像驱使感应了异像的人去在现实中实现它,去依照内心中所得到的像塑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它也便是理想(ideal)。只是同一般的理想相比, 异像作为来自神灵的纯粹表象要更具体、更清晰、更栩栩如生、更强烈。
肉眼的视力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能够接受异像的内明并非是人人皆备的。而且正如弥尔顿在《申辩辞后篇》、《失乐园》等作品中所显示的那样,外视感官的强弱常常不能相应地影响内视的能力与明度。在外视力与内视力之间甚至存在着一种反比的关系:过于强烈的外视力常常会遮蔽甚至褫夺内视力;而像荷马或弥尔顿这样具有强大内视力的诗人却可以是肉眼丧明的。更进一步说,正像前面所引《失乐园》中的诗行所暗示的那样,有时内明是以肉眼的丧明为前提的。后于弥尔顿近一个半世纪的歌德在青年时就曾一度希望自己是盲人,以便能成就自己诗人的使命,其动机也就是看到了丧明与内明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
内明的烈度压倒肉眼感性,应该是拥有弥尔顿式诗性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外明与内明的悖立并不一定是诗的惟一条件或状况。耶鲁的布卢姆(Harold Bloom )在其发表于六十年代初的《异像的侣友》(TheVisionary Company,N.Y.:1961 )中把英国诗史大致依照诗人的宗教归属分为两个彼此消长的主流, 即信仰天主教和英格兰圣公会( theAnglican Church)的为一方,信仰新教(Protestantism)包括其种种派别的为另一方。前者包括了约翰·道恩(John Donne)等玄学派诗人、约翰·德莱登(John Dryden)、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 )、撒母耳·约翰生博士(Dr.Samuel Johnson )、 霍普金士(Gerard Manley Hopkins)、托·史·艾略特(T.S.Eliot)等; 后者则几乎囊括了英国诗史中最璀璨的名字:埃德蒙·斯宾塞、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雪莱、布莱克等。布卢姆所谓“异像的侣友们”指的就是这后一组诗人。从历史角度讲,十八世纪是前一组诗人的世纪,而后一组诗人则多属于浪漫派。但是弥尔顿虽然早出浪漫派近二百年,他身上的一些品质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来的浪漫派诗人所承袭,譬如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等等。诗与革命的关系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但是诗的异像与内明乃至宗教的异像与内明倘若简单地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其结果往往是《启示录》中所描写的那种末世式的。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出于美学、宗教和政治上的原因,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就曾十分贬低弥尔顿,也可以说就是源于外视与内明的关系同弥尔顿有不同的看法。
在哲学和宗教的意义之外,弥尔顿肉眼的丧明与其强烈的内明仿佛还象征性地比照着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诗人事业。而且如果说后者的杰出更显而易见的话,对前者的评估却一直是有争议的。有时对他政治生活的厌恶甚至会影响对他的诗篇的接受。自称圣公会派兼保皇党的艾略特贬低作为诗人的弥尔顿,除了对诗的看法不同外,政见上的巨大差异也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其实除了像当年梁启超等以及后来以苏联为代表的迷恋革命的人或政治机构外(他们对弥尔顿乃至英国史的了解常常是十分肤浅的),如今已经少有人会不加保留地激赏弥尔顿为清教革命鼓噪、为弑君辩护等激进行为。而且从他作为诗人的角度说,倘若不是查理二世复辟(一六六○年)迫使弥尔顿离开政坛,他很可能会沉溺于一本又一本地撰写拉丁文的政论,任他诗的“禀赋”“闲置不用”。所以,从他在公共生活中所表现出的偏执、好战、顽固、过激等方面看,未始不可以说他是盲目的。但是作为诗人的弥尔顿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的内明远远超越了他外视力的局限,使得《失乐园》、《复乐园》等巨著远远超越了党派宣传的狭隘,成为真正雄浑、深刻、复杂、博大的史诗。应该说在弥尔顿这里,外视的缺乏最终为非凡的内明所补偿和赎救了。
一九九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