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兼论“历史天文学”研究方法及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星论文,天文学论文,古代论文,方法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5－0079－09
一、问题的提出
新星和超新星是某一类恒星演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它们会在短时间内亮度突然增加，有如不速之客般突然出现，因此古人称之为“客星”。在中国古代，客星通常被认为是上天向人间昭示君主政治失误的凶兆，具有重要的星占学价值，因此，古人对此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记录。
以现代天文学的视角与方法对古代客星记录进行整理与研究，这是“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的一个应用。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发表于1955年的《古新星新表》，以及席泽宗、薄树人合作之《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1965)等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射电天文学家王绶琯先生曾对该工作有评价：“为超新星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论文引起了天文学界的轰动，公认为本领域的一项杰作。”[1]
在有关古代客星记录的研究方面，早在19世纪上半叶即有海外汉学家将相关文献译介到西方。不过，对于《古新星新表》之前的客星记录现代研究的历史，除在席泽宗先生的论文以及相关内容的其他文章中有所介绍①，尚无更为细致的历史梳理与分析。
利用古代天象解决现代科学问题，此种研究路径在宋正海先生的“历史自然学”研究框架中被称做“历史天文学”，但并未作出更多的分析[4－5]。而在另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它被称做“应用历史天文学”，例如刘次沅在《古代天象记录与应用历史天文学》一文中认为，“应用历史天文学是一门应用古代天象记录来研究现代天文学问题的学科”，并在文中讨论了古代天象记录的存世情况及特征以及可能用到“应用历史天文学”解决的天文学问题[6]；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牛顿曾撰文讨论利用古代记录所进行的月地关系研究[7]；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究者斯蒂尔(J.M.Steele)曾有“应用历史天文学(Applied Historical Astronomy)：一种历史的视野”一文发表对此种研究路径作过一些讨论，其所分析的个案为托勒密对古代巴比伦的观测资料的利用[8]；等等。但是从个案累积以及对研究方法本身的分析上来说，对“历史天文学”的讨论都还有更多工作可做。
因此，本文首先对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作出学术史与学科史考察，并以此以席泽宗等人有关客星记录的研究作为典型样本，对“历史天文学”(或“应用历史天文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总结。
二、古代客星记录现代研究的
三个时期：学术史与学科史背景考察
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其主要思路是对古籍中的客星记录进行辨识(以在新星及超新星与彗星之间作出区分)，考订其对应天体在天球坐标系中的位置，从而为现代天文学研究提供长时段观测记录的研究依据。席泽宗的《古新星新表》无疑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作，但考察现代天文学诞生后的天文学史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研究思路在天文学史上并非首次。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席氏研究之前的相关工作进行较为深入的历史考察，将其工作放置于合适的历史链条上，从而为讨论其研究方法及流变找到线索和依据。
从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来看，对中国古籍中的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1.汉学家与探险家出于个人兴趣而对中国古籍中的客星记录进行译介。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者并没有待解决的问题，或者并非从问题入手，而只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行为，将中国古代文化引介至西方。
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献是法国汉学家毕奥(Biot,
douard)1843年发表在法国经度局的《天文历书》(Connaissance des Temps)附录部分的《自古代至1203年在中国观测到的奇星(étoiles extraordinaires)表》[9]。毕奥的工作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4为底本，所列“奇星”记录共计61个。尽管毕奥的工作以翻译介绍为主，但其中也包含有研究的成分。例如他对《文献通考》中的客星记录作出初步辨识，将其中可能的彗星(同时还补充了明代的彗星记录)另作专文译介；在互译过程中，他还将古籍中所记载的年代置换为公元纪年；以球面天文学的坐标对古代记录中的对应天体作出标注。与此文同时翻译并发表的还有另两篇：《1230～1640年在中国观测到的彗星》[10]、《中国历史上有关哈雷彗出现的记录》[11]。
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代表作来自德国探险家洪堡(Humboldt,F.W.H.A.von)，他在1850年出版的三卷本《宇宙》(Kosmos: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之第三卷中的关于新星、变星的章节中，对古代记录中的新星进行了考订与整理。洪堡根据《文献通考》以及欧洲天文学家的记录推测了新星可能出现的年份，并对这些新星出现的天区以及持续时间进行了简单的统计。②
2.在天体演化学的研究框架下，有意识地利用古代客星记录(以及西方天文学记录)研究新星与超新星在银河系中发生的主要区域分布等问题。这个阶段的代表文献是瑞典天文学家伦德马克的《古籍记录与近代子午观测中可能的新星表》[13]，该文的问题导向较为明确。例如，该文提出，如果能够推导出这些可能的新星在天上的位置，并与已知新星的分布规律相比较，我们就可以为检验古代记录有效性找到基本的依据。然后，通过对这些记录的检视就能够了解古代新星后来的演化方式，从而为这一类恒星的演化方式找到答案。[13]226
3.射电天文学崛起并被引入到对天体演化学问题的研究之后，在对古代客星记录进行校订整理的基础上，并结合现代天文学成果，将可能的超新星(研究天体演化的载体)从中辨识出来。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文献是席泽宗先生的《古新星新表》。除《古新星新表》之外，席泽宗在这一方向所完成的论文还包括：《从中国历史文献的纪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与薄树人合作)、《远东古代的天文纪录在现代天文学中的应用》等。何丙郁[14]。J.克拉克与斯蒂芬森[15]49－52、李启斌[16]7－17等人根据古代记录研究整理出的星表同样具有代表性，并且也相继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商榷与修正；而在席泽宗完成于1996年的文章《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17]中，这些文章也成为其进一步修正文献考证以及超新星判断标准等的参照。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则对古代记录中的某一超新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例如戴闻达对1054年超新星记录的研究[18－19]、梅耶尔有关蟹状星云的研究[20]、戈德斯坦与何丙郁有关1006年超新星记录的研究[21]等。
以下分别以毕奥、伦德马克、席泽宗的论文作为代表文献，以表格形式对三个时期的研究在文献、问题、方法、结论等方面所呈现的特点作一比较：
由上述比较可以看到，从大的思路上来说，席泽宗先生的研究基本沿袭了毕奥、伦德马克等人的思路与方法；而前人的工作也成为席泽宗有关古代客星记录研究的基础，这包括对前人工作进行复核，去掉其中的错误。但其工作思路也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这一过程中又结合具体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科学背景而有所推进，例如根据当时的最新天文学进展所确立的区分新星与超新星的两条标准正是其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相比于前人的重要突破。另外，表1中还有两个比较项是尤其值得讨论的，即：基于的史料文献和要解决的问题，此二者正是“历史天文学”成为可能的两个要素。下文以席泽宗等人对客星记录的研究为主要样本分别进行讨论。
三、问题导向与史料的应用价值：历史天文学如何成为可能
(一)问题导向：《古新星新表》产生的学科史背景
科学研究是从问题开始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明确提出，科学始于问题而非观察。从具体的科学研究活动来看，人们总是以问题为框架进行有选择的事实材料的收集，以此来为问题的解答寻找线索。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科学问题，其问题导向是明确的。
从表1中的比较可以看到，毕奥的文章并未预设特定的问题，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将中国古代记录介绍至西方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他在文章中所写：“中国典籍提供了有关这些新星(astres nouveaux)的如此详尽的细节，人们可以精确地绘制出它们的视位置。”[9]60这构成了毕奥工作对西方研究者的文献价值。同时，作为最早完整译介的工作，毕奥的文章其意义在于：1.为利用古代客星(及其他天象)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2.为后来的此类工作提供一种参照与积累，除本文已经提到的几位学者的工作之外，约翰·威廉姆斯(Jonh Williams)的《611BC至1640AD的彗星观测》(Observations of Comets,from B.C.611 to A.D.1640)[22]也是从毕奥对古代彗星记录的整理中发现问题并进而展开研究的。
不过，尽管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在19世纪已有实践，但是由于新的天文学前沿问题的出现，使得研究者们在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产生。而作为代表文献的《古新星新表》等文也正是应解决问题之需而产生的。
通过对席泽宗先生的几篇论文的研读，我们可以对《古新星新表》以及一系列相关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大致了解，归纳如下：在射电方法应用于天文学研究中，经过20余年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天文学家发现的射电源逾200个。当时的天文学家研究认为，这些射电源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数目较多，辐射强度大，而且向银河平面集中；第二类的辐射强度很小，也未发现有任何向银河平面集中的趋势。天文学家推测第二类射电源与银河外星云有关，而第一类与星云——大部分是超新星的残迹有关。[23]而在银河系中，超新星爆发是极其罕见的事，因此要验证“第一类与星云——大部分是超新星的残迹有关”这一推测就需要从古代记录中寻找线索。由此，《古新星新表》等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简要概括为：通过古籍中的客星记录来验证超新星爆发与射电源之间关联的推测(假说)。
对于这一问题之形成，席泽宗先生在其文章中有所提及，但由于这种对于历史的追溯并非其论文的主要意图，因此在细节方面有必要作更深入一些的研究，从而为有关问题之形成的讨论提供一个文献资料上的依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都发生在射电天文学的学科框架之下，或者说，射电天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构成了以《古新星新表》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的大背景。而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尚有几条线索直接导致了该问题及其研究。图1显示了这一问题形成的基本路径。以下分而述之：
图1 《古新星新表》所要解决的问题之形成
其一，1054年超新星爆发遗迹与蟹状星云之关联研究，这是一个从理论假说到证认的过程。
关于1054年超新星爆发遗迹与蟹状星云之关联的理论假说开始于天体演化学与宇宙学研究。1928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Hubble,E.P.)在《新星或暂星》(Novae or Temporary Stars)一文中写道：“光谱研究表明，超新星爆发通常伴有星云状物质的抛射。不过，当星体距离如此之近或抛射出的物质如此之多，以至能够看到或拍摄到该星云，这只是偶然情况。1918年天鹰座新星(Nova Aquilae 1918)是其中一个，1901年英仙座新星(Nova Persci)也是。蟹状星云(Crab Nebula,Messier No.1)可能是第三个，因为它正在迅速膨胀，而以这样的速度，它必定需要大约900年达到目前的大小。因为古代天象记录中，蟹状星云所在天区只有一次新星被记录下来。该记录在中国古籍中被发现，其位置近到可以被观察到，这个年份是1054年！”[24]
随后，戴闻达(Duyvendak,J.J.L.)、奥尔特(Oort)、梅耶(Mayall,Nicholas U.)、巴德(Baade,W.)等人围绕蟹状星云与1054年超新星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在戴闻达等人发表于1941年的论文中，蟹状星云被证认出是公元1054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
其二，“超新星”与“新星”的区分，这是一个从定性到定量、从概念提出到理论模型建立的过程。③
按照国际天文学界目前所接受的说法，最早提议使用“超新星”(Super－novae)一词以将其与新星区分开来的是瑞典天文学家伦德马克。④名字的区分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种便利，而在1934年发表的《论超新星》(On Super－novae)一文中，巴德与茨威基对新星与超新星二者进一步作出理论上的区分。[27]
其三，超新星爆发遗迹与射电源之关联的研究。几颗最著名的超新星被证认为强射电源：蟹状星云于1949年被发现是一个很强的射电源，不久发现著名的1572年超新星和1604年超新星遗迹也是射电源，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超新星爆发遗迹是强射电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设想：超新星爆发可能会形成射电源。但银河系内超新星爆发极罕见，要验证这一点必须借助古代长期的观测资料。⑤
(二)应用价值：古代史料与现代科学的重要对接点
首先，利用古代天象记录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一方法的必要性是由现代天文学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种特点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现代天文学是一门对天体进行观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其二，现代天文学的观测与研究对象大都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要更精确地了解天体运行的规律，或者提出一种理论往往要在长时段的观测积累的基础上，而理论之正确与否也有赖于观测资料来加以验证。天文学观测数据与理论之关系正如明末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所说：“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29]与之相比，人类的观测能力是有限的。而对古代天象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意义下的研究，则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
其次，中国古代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天象记录，这构成了应用这一方法的可行性。由于天象的重要星占价值，历代官修史书均有专门的部分(“天文志”、“五行志”、“灾异志”等)来记载象征着天命转移的天象，尤其是特殊天象更是受到历代史官的重视。客星记录也不例外。
再次，欧洲、阿拉伯等文明中世纪乃至之前时期的天文记录的缺失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古代记录具有唯一性。对此，英国天文学家克拉克与斯梯芬森曾专门讨论过。正像中国古代拥有大量丰富的天象记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文化的原因，其他文明天象记录的缺失之原因也大抵如是。克拉克与斯梯芬森引述科学史家萨顿的话对此作出解释，即“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认不出新星，不是因为看到这些星有什么困难，而是因为无根据地相信天穹完美的偏见和宗教惰性。”[15]18
上述必要性、可行性与唯一性使得古代东亚(尤其是中国)的天象记录在现代天文学视野下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也使得古代天象记录作为观测数据而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一部分。
四、文献考证：作为观测资料的古代记录
通过上述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可以知悉，“历史天文学”的主要工作思路就是对古代文献进行考订与研究，从而使其成为解决现代科学问题可以利用的“观测数据”。将其置换为现代天文学研究过程，古代天象(乃至其他科学活动)记录所扮演的角色大体可以对应为一种观察活动的记录，是一种感性认识活动的结果，而对其进行现代天文学/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则可视为一种科学事实的收集与整理。尽管这种“观察”的目的性与现代天文学(科学)意义上的“观察”大相径庭，但就其这一活动的结果来说，则与现代意义上的观察方法并无很大不同。
(一)史料可靠性之辨
如前所述，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天象对应着地上的人事，尤其是灾异事件的发生蕴含着天命的意义，而掌握通天之法是实现皇权统治的一种途径，因此密切关注着天象并对之进行周密的记录无疑是重要的。也正因此，中国历代都会任命专职的天文官员(羲和官、钦天监官员等)从事天象的观察与记录活动，并且这种夜观天象之事是皇家垄断的。这为后世研究天文学留下了大量丰富的天象记录，但对之加以利用的过程中同时要考虑到的是这些天象记录的可靠性问题。
首先，由于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与性质，这些天象记录都是作为星占文献存在的，由于一些天象的星占学意义，古人可能未能以客观心态来记录在今人看来只是自然现象的天象，因此，出于附会或其他原因而伪造天象的现象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例如台湾学者黄一农曾对历史上有关“荧惑守心”的记录进行过研究，结果发现在23次记录中，17次并未发生；而“从公元前第三至公元后第十七世纪之间，共应见荧惑顺行留守心宿的天象21次，逆行留守心宿17次，亦即平均约五十年应出现一次荧惑守心，但绝大多数此类事件却未见文献记载”[30]38。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则在于，“由于‘荧惑守心’涵盖荧惑逆行的天象，且涉及与君主关系密切的心宿，故在星占学上被视为是一可直接影响到统治者命运的极严重凶兆”。[30]27但这种情形还不仅限于象征凶兆的天象记录，象征吉兆的天象“五星会聚”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30]70
其次，由于古人在观测条件上的限制，以及对大气现象等可能影响天象观测的因素并无太多认识，因此误认的情况也会发生。例如在古代有关客星的记录中，由于彗星也有与客星类似的现象，“本来看不见，以后突然出现，不久又消失了，所以，在古代所谓‘客星’的记录中，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彗星的记录”。[31]
由此可见，尽管古代天象记录为解决现代科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但在对之加以利用时也并不仅仅是原封不动地照单全收，而是要进行认真的考证鉴别，以剔除不可靠的记录。具体到席泽宗先生的天文学史研究，对古代记录的考证鉴别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文献考据，尤其是不同史料的相互对照；其二，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与互鉴，尤其是现代天文学方法的引入。以下分而述之。
(二)文献考据
在有关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中，中国史学传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像江晓原先生在访谈中所谈到的，从宏观上来说，国内的老一辈科学史研究者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乾嘉考据的方法，文献考据方法，而且终其一生从未改变，席泽宗先生也不例外。⑥
具体而言，在有关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中，文献考据方法的应用一方面是对古代记录的搜集与解读，另一方面则还要通过不同史料的相互对照来作出进一步的确证。
首先从对古代记录的搜集与解读来看，在席泽宗之前，对东亚古籍中客星记录进行现代研究的大多为西方研究者⑦，由于存在文化上的隔膜，因此，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不可能涵盖尽可能多的古代记载，同时，在对古代记载的文本解读上也会因此而出现偏差。例如戴闻达就注意到毕奥研究中的对《宋史》中有关1054年超新星爆发记载的解读有误：“至和元年五月乙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其中“岁余”二字，毕奥译做“à la fin de l'année”，即岁末，而这里的解释应为“(持续)一年多(之后)”。[18]174
在对具体的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中注意将不同史料的相互对照，这其实也来自彼时史学传统的影响。
傅斯年先生在“史料论略”中的论述有助于对这种史学传统的理解：“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故可以试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故有归纳的结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即不仅只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多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33]从这一段引述可以看到其中体现了一种将自然科学重复实验方法借鉴到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实证的史学研究路径。
具体到对古代天象记录的整理研究中，史料之间的相互比较，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史料之间的相互比较有助于对史料可靠性的判断，这对于古代天象记录的甄别尤其重要(无论这种史料中的误记是由于观测水平还是出于附会需要所造成的)。
例如在《古新星新表》发表之后，何丙郁先生曾撰文在指出“毕奥和伦德马克的新星表最近被席泽宗修订和扩展”的同时，也对其中存在的误认进行了分析。其中对第70号和第72号记录的质疑，其根据正是来自与日本类似记录的比较。[14]127,132席泽宗先生在对何丙郁先生的评论作出回应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史料之间的相互比较与参照，例如对“乾封二年(667年)四月丙辰，有彗星于东北，在五车、毕、昴间，乙亥不见”一条的解读，就是将《新唐书》、《文献通考》、《旧唐书》、《唐会要》以及来自朝鲜的文献《三国史记》和《增补文献备考》中的记载相互比较，同时也运用了现代天文学的知识。
其次，在史料之间进行相互参照与对比，还可避免因编辑、抄写等环节所造成的讹误。例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条流星记录，即“(明洪武二十一年二月)丙寅，夜，有星出东壁，色赤黄，东北行至近浊没”[34]，但由于最后一句在编《明史》时被删去，以致造成包括席泽宗、克拉克与斯蒂芬森、李启斌等多位研究者的误认。[15]52[16]14在1996年撰写《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一文中，席泽宗对此作出了修订。[17]98,109
第三，对于一些具体记录的解读其实也有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而这种修正也来自对不同史料的相互参照。例如席泽宗与薄树人在1965年合作发表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的鉴别新星七条标准里，有关“星孛”的讨论就是一例。这条标准是：
碰到直接用“彗星”这一名词作记录时，严格审查，一般不收；但在用“星孛”这一名词时，只要有具体位置，一般就收。因为《晋书·天文志》中的定义是“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比“彗”是新星的可能性大些。[3]388
但在席泽宗1996年撰写的文章中，“在用‘星孛’这一名词时，只要有具体位置，一般就收”这一些标准经研究后被认为“似应放弃”[17]107。其所依据的理由是：1.1990年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中援引《春秋·文公十四年》、《公羊传·文公十四年》、《楚辞·王褒〈九怀·危俊〉》、《尔雅·释天》、《汉书·文帝纪》等文献，结果认为“古人对‘孛星’或‘星孛’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孛星即彗星”；2.司马迁对《春秋》记录的转写，将《春秋》中的“星孛”转写为“彗星”；3.“魏神瑞元年六月乙巳，有星孛于昴南”之记载在原来的研究中被认为是新星，但经查阅其他文献后认为可能为“魏神瑞二年六月乙巳”之误，而按这个时间推算，该记录应为一颗彗星。[17]106－107
(三)现代天文学在文献考证中的作用
除了对文献本身的考订以及文献之间的相互参照，在有关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中对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与互鉴。
例如将新星从彗星及其他天体中区分出来。中国古代所用术语往往相互混淆，因此新星、彗星很难区分。在西方研究者，例如前面提到的毕奥、伦德马克等人的研究中，也存在将彗星记录混入新星记录中的情况。席先生的研究也注意到这一点，在1954年发表《从中国历史文献的纪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1955年发表《古新星新表》时均特别指出“表中可能有彗星”。而在1965年的《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时尤其对此作了说明，称其《古新星新表》中列出的“有一些实际上是彗星”。因此，“根据近代天文知识”确定了七项鉴别新星的标准，其中与近代天文知识有关的有五项，即：“1.凡是位置有变化或有尾巴的，不论记作客星，还是彗星，肯定都是彗星，一律不收”；“2.只有方位，而无具体位置者，这常常是指日出前见于东方，日落后见于西方，离太阳很近，是彗星的可能性很大，不收”；“3.位置远离银河，而又在黄道附近者不收”；“6.前后半年以内有显著彗星出现者，严格审查”；“7.以上6条标准都符合以后，再将挑出来的可能是新星的资料，和1958年出版的《变星总表》中14500多颗变星比较，看是否可能是其他种类类型的变星，如是，也不列入”。[3]388
又如新星与超新星的区分。即使是现代天文学研究，其有关新星与超新星的区分也是直到1930年代才得到更为明确的区分，给出定量化的研究[27]。而古籍中的客星记录当然也不可能给出定量化的数值，而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例如“汉武帝元光元年六月，客星见于房”；“宣帝地节元年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间，东南指，长可二尺，色白”；“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等。而席泽宗的研究采用了一种古籍与最新的天文学研究进展相互参照的方法，从而确立了区分的两条标准。这也成为席氏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尤其要提到的是，其中第二条标准，即“如果新星爆发的地方有射电源，而射电源又具有非热辐射性质，则这颗新星一定是超新星”来自当时谢里丹等人的最新研究进展。[35]
五、结语
通过前述重点样本分析，这里可对以古代客星记录的现代研究为代表的历史天文学的一些特征作出简要总结：1.历史天文学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2.历史天文学之可能性是由天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而使得古代文献记录与现代天文学研究得以发生关联的因素则是这些古代文献记录的应用价值；3.通过对古代天象记录的收集、考证，古代天文学史料成为现代天文学的一部分，即原始观测数据；4.古代天文学的社会功能并不是历史天文学的研究目标，但在进行文献辨伪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例如由于古代天文学的星占功能而导致的伪造、附会等行为)。(图2)
图2 历史天文学的特征
由此也可以对《古新星新表》以及历史天文学在学科结构中的位置作出一些初步的讨论。席泽宗在《科学史与历史科学》一文中曾写道：“科学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它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方面：(一)研究科学发展本身的逻辑规律；(二)研究科学发展和各种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之间的互动关系。”[36]以此观照，《古新星新表》的工作以及“历史天文学”的其他研究似并不位列其中。而从历史天文学的各个研究环节分析，它更偏向天文学而非天文学史：首先从历史天文学的目标与实现来看，它以解决现代天文学(前沿)问题为目标，而这一目标是通过观测数据处理来实现的；其次，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天文学家，但与其他天文学家不同的是，其所面对的观测资料不是近代天文学观测记录，而是近代天文学诞生以前的古代文献。综上所述似可认为，以《古新星新表》为代表文献的“历史天文学”在本质上是以天文学史的进路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研究。
(致谢：本文提及的毕奥的三篇文章系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郑方磊博士帮助复制，约翰·威廉姆斯的《彗星观测》和李启斌的《历史新星与超新星的最新研究》由耶鲁大学访问学者杨惠玉博士帮助复制，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2011－05－25
注释：
①例如《古新星新表》中提到“关于古代的新星观测资料，伦德马克曾经搜集起来编成一个表。现在全世界的天文学家们应用的古代新星资料，几乎全取自这个表中……”并分析了该表的缺陷；在《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纪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一文中简要提到毕约、洪堡、辛耐尔、伦德马克以及山本一清所编制的新星表，同时也指出这些工作所依据的资料上的缺陷，即“他们所用的资料都不全面。例如在辛耐尔的表中，1054年、1572年和1604年出现的三颗超新星竟全未列入；又如山本一清的表竟没有利用日本本国的观测资料”；在《蟹状星云与中国客星》一文中追溯了与1054年客星记录有关的现代研究简史，尤其提到伦德马克的星表；等等[2－3]。
②例如洪堡推测认为新星可能出现在如下年份：134BC，123，173，369，386，389，393，827，945，1012，1203，1264，1572，1578，1584，1600，1604，1609，1670，1848。他对这几个年份可能出现的新星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说，并对这些新星出现的天区以及持续时间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在上述列举的21个新星中，5个出现在天蝎座(134BC，393，827，1203，1584)，3个出现在仙后座和仙王座(945，1264，1572)，4个出现在蛇夫座(123，1230，1604，1848)[12]。
③例如，柯蒂斯(Heber D.Curitis)1917年提出的概念，新星(novae)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普通”新星，还有一类要亮得多，此类新星至少有一个样本是仙女座S，它于1851年出现在仙女座星系(即梅西耶星表31)附近，目视星等(visual apparent magnitude)达7.5。伦德马克(Knut Lundmark)三年后进一步讨论了这一观点，并将两种类型的新星称为“巨新星”和“矮新星”。[25]57
④例如：时任哈佛大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赫弗蕾(Dorrit Hoffleit)在1939年2月17日举行的一次天体物理学进展的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认为，伦德马克在1932年的论文中最早建议“超新星”(Super－novae)这一提法[26]。而天体物理学家、德国天文学家巴德的传记作者奥斯特布罗克(Donald E.Osterbrock)也认可这一说法。在其传记作品《巴德传》(Walter Baade:a life in astrophysics)中有这样的表述：“巴德与茨威基成了朋友，并且时常讨论新星的两种类型；他们使用“超新星”(supernova)一词——伦德马克刚刚发明的词——来称呼较亮的那一类新星，并且因此使这个词流行起来。”[25]58
⑤对于席泽宗来说，这个研究题目的获得是有一些偶然因素的。他在后来曾回忆说：“那时，我们同美国断绝了关系，只和前苏联有关系，当时前苏联有一个大天文学家叫什克洛夫斯基，是莫斯科大学的射电天文学研究室主任、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他把这个事情(中国古代新星纪录研究)提出来。当时竺可桢副院长在前苏联《自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伟大成就’，正好这时候我从哈尔滨学习俄文回来，竺老就让我做这件事。这事对我也很突然，因为当时学俄文的都想到前苏联留学，我本来是学天体物理的，竺老既然交代这个事，我就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了。”[28]2－3
⑥2010年11月12日笔者对江晓原访谈。
⑦这里要提及的是，朱文鑫先生也做过有关客星记录的现代天文研究，即《汉书天文志客星考》，不过正如标题所示，其研究的样本仅限于《汉书·天文志》中的相关记载[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