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君子不器”是《论语·为政》中的一章，而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从古至今都有众多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通过整理《无求备斋论语集成》系列丛书，其中所收录的魏晋至明清时期有关论语的不同集解，发现朱熹对这句话的注解对后世影响深远，而明末清初学者逐渐摆脱朱熹注解“一才一艺”的束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专门之学的兴起。
关键词：君子不器 明清思想家 专门之学 职业化
清代之前对于《论语》作注解的著书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主要是认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局限于一种专门的才能，而应具有多种才能。如最早的何宴所注《论语集解》中引包氏之语：“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也。”元治刊皇侃义疏：“此章明君子之人不系守一业也器者。”宋代朱熹更是直言：“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礼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朱熹的集注影响深远，后世许多学者的论语集解几乎都转引了朱熹的这个注释并继续依此角度加以详述。
此类解释占据了主流，也被当今大部分人所认可，人们也常引其作为提倡“通才”教育的理据。西方汉学家韦伯也认为：“‘君子不器’是儒教伦理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反对专业化，反对近代的专业科层和专业训练，尤其反对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与这种崇拜被造物的原则恰恰相反，清教视证明世界和职业生活的特殊客观目的为己任。”
明末清初的论语集解书目中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注疏者逐渐回归经文，不再仅以朱熹注解为标准。此时“器”被解释为具体的物质生活和财富。释智旭所撰《论语点睛补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乾坤太极皆器也。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无非器也。况瑚琏斗筲而非器哉。李卓吾云：下学而上达便是不器。”这里引用了《易·系辞》里“器”的解释，即“形而下者”，是具体之物，而“不器”则是需要从具体知识的学习上升至精神的高度。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者王夫之的《论语训义》：“夫子曰：人之欲为君子者，常审于君子之所务抑，必审于君子之所必尚，而后可以专其志以成其德，则请就君子之所以必，……欲为君子者，其可以自限哉。”此处将“欲为君子者”和“君子”分开讨论，虽然开头王夫之也引注了朱熹的“非一才一艺”之释义，但是其要表达的侧重点却有不同。这里探讨了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所应该做的事，一个阶段是正在努力成为君子，另一个阶段是已经是君子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欲为君子者”则最好多观察君子所崇尚和反对的是什么，并以此为根据来“专志”从而修炼自己的德行，因此精专于可适用、解决一时、一事的叫作“器”；而达到君子这个境界的时候则不属于这个情况了，因为力不专而不能适应各种“器”，但是君子实际上也不需要刻意去适应，因为“自有以器使天下者在也”，因此君子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善用人。太宰纯所撰《论语古训》中也有一样的解释：“器者，喻人才也。君子当知人才而用之，故谓之不器。”而对于那些“以器名者”，王夫之认为他们需要花大量心思专攻术，若数量太多力气就会枯竭，他们的志向也不广大，自矜于一长技，却在“修己治人”方面有所欠缺。但可以看出王夫之认为孔子并不反对专门知识，关键在志德的修行，还在最后说想要成为君子的人，可以“自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曾多次提到他对君子的理解就是相比于普通人和小人来说在知识、道德上有高超成就、有强烈家国责任意识的理想精英分子。
之后康有为所撰《论语注》也是同类的理解：“故学者之始患不成一才以为器，成德之终贵博学多能而不器，送行者自涯而返则此远者。”大概就是说学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担心不能够专有一长技，但其实要成为圣人，道德的修行是比博学多能更为重要的，修行德行的道路很漫长，而很多人都止步于此。清代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里援引郑注、孔注，称：“君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同样认为德行的修炼达成有助于技艺方面的发展。
综上，清代学者对于“君子不器”的释义相对于宋明理学家有所不同。他们不否定专修一技一艺对社会带来的作用，但是也强调道德是君子更高层次的追求。清学家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义理，在“道”“器”关系上的看法上已与朱熹有根本上的不同。朱熹的观点是“道本器末”，宋明理学将“道”“器”分之而论，强调本末，导致越发展到后来形上和形下世界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所谈只剩下虚无缥缈的义理。而清代学者更偏向于认为“器”和“道”都是具体的，且相互依赖。
后代学者为经典的注解，必然或多或少会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掺杂个人的主观思想，同一句话的注解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清代学者偏好回归集解更早先的经文注解，而突破了宋明理学的框架，总体来说结合《论语》中其他篇章来看，清代学者的注疏更为贴近孔子的原意。孔子的原本也并没有反对专门技艺的发展，在《论语·子罕》篇中孔子曾经说到，他年少的时候没有得到重用，于是只有学习很多技艺以谋生，这些都不是圣人所必需的。可见孔子当时并不反对学习一技之长，甚至认为这可能是大部分人所要面临的处境。但是宋明理学发展到后期，将心学的地位抬得太高，反而不断贬低科技知识技艺的地位，认为这些“小技”“小艺”都是有损“道”的。中国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有志于仕，一来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二来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到了清初时期，一批有气节的汉人知识分子抵触皇清满族政府的统治，拒绝为新朝廷为官，加之明清时期受教育群体的显著增加也使得做官的难度增加，于清代很多学者退隐专攻学术，靠著书立说争取生活费用，于是逐渐发现除了入仕为官，也是可以通过研究专门学术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
论文作者:刘诗颖
论文发表刊物:《教育学文摘》2019年3月总第29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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