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发展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_经济建设论文

民生发展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_经济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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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10)06-0503-D6

历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具有“三块”重要基石,即法治、民主和社会保障或民生发展[1]。2009年和2010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进程中,国家推出全面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放宽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推进农民养老体系建设试点,启动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民生举措。2010年2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把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着力点。最近,国家发改委提出,以前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主要追求国富国强,“十二五”要实现向追求民富民生的转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民生发展开始整体加速推进,国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民生发展时代。本文探讨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向民生发展时代的必要性和中国民生发展时代的内涵以及推进中国民生发展时代的制度框架。

一、为什么要将现代化进程推向民生发展时代

民生发展,即国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发展,它不同于解决民生具体问题的过程,是民生领域的全面发展;民生发展不同于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而是国民生活领域的发展。民生发展时代,即重点和优先推进民生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历史上以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其历史主题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对集中地推进国民物质文化生活领域的全面发展。

1.国家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要求

一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先要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民生发展。只有实现了这些发展,一个国家才可能最终成为成熟的现代化国家。

早发的现代化国家大多经历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民生发展时代。例如英国先是经历了以资产阶级革命为中心的政治发展,建立议会民主制度,然后经历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始出现严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权益缺乏保障、劳动条件恶劣、剥削程度提高、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由于经济发展建立在压抑民生发展的基础上,民生发展滞后,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1788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为了解决这次危机,英国采取了一系列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扩大国内需求;在军事上侵略中国,打开中国市场;在社会领域,就是建立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险、儿童补助等方面的福利制度。1948年,工党政府宣布英国已经构建普遍制度化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福利国家[1]64。

美国也经历了类似的进程。从独立战争到1776年独立,是美国的政治发展时期,此后,美国开始推进以工业革命为核心的经济发展。随即出现民生滞后和社会乱象:一是腐败;二是假冒伪劣盛行;三是劳动者劳动条件恶化[2]。社会乱象推动政府加速民生建设。美国开始进入所谓“进步时代”(1880—1920年)。美国“进步时代”的核心是建立基于公共服务原则的现代预算体系。而这一体系推进政府面向民生。按照这一制度体系,政府收入的获得要强调基于公平的所得税制度,支出则强调预算的透明,进而突出民生和公共服务[2]16。可以说,“进步时代”也就是美国的民生发展时代。

历史上和现实中也有诸多反面的例子,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不注意民生发展,导致社会问题激化和社会撕裂。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所谓“拉美病”,20世纪60~80年代,拉美国家独立后,在政府主导下推进进口替代的重工业化战略,经济快速发展,但同时忽视就业扩张和收入公平,民生发展和社保制度“碎片化”,即不同群体的社会保障程度不同,由此导致拉美国家普遍出现贫富悬殊,社会分裂,导致社会骚乱和政局动荡。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后要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全面推进,集中推进民生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民生发展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是发展的高级形态,推进民生发展标志着一个国家进入发展的成熟阶段。只有经历这个阶段,才能真正建成现代国家。

2.中国民生事业发展的路径延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民生。前30年主要是实施平均主义的低水平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生事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即总体改善、局部脱节阶段和有重点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讲,20世纪80~90年代中期,经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也获得总体改善,但是,开始出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局部脱节。伴随“铁饭碗”、“大锅饭”等平均主义被打破,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传统民生保障体系,如就业、医疗、住房、教育领域的原有保障被破除,而新的民生保障体系尚未建成。这样就形成两个脱节:一是民生领域破旧与立新的脱节;二是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两个脱节带来诸多民生问题,有些问题延续至今。例如,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中国经济季报》的资料,由于经济原因,约有48.9%的中国居民有病不医,29.6%的病患应住院不住院[3]。

世纪之交,中国民生发展进入重点推进阶段。由于上一个阶段出现的两个脱节现象,中国在世纪之交开始暴露诸多社会问题,开始出现上访频发、群体事件燃点下降等现象,以致一些人称之为“世纪危象”、“社会隔离”、“社会墙”。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又明确地作出推进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此后的时间里,党和国家开始有重点地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包括推进积极就业政策,解决就业问题;推进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

但是,总体上看,现有的民生带有重点性和局部性,迄今为止采取的举措主要是解决民生的重点问题,而在就业、教育、社保,收入分配、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方面进展缓慢,总体上看,民生发展尚未全面展开。当代中国需要将民生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解决重点民生问题到全面推进民生发展。

3.解决“发展后问题”的现实要求

1993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发展后问题”。他提出几个重大判断和担忧:一是“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二是“分配问题大得很”,“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三是“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4]应该看到,初步发展后的中国也开始面临诸多“发展后问题”,现实已经开始印证了邓小平的判断和担忧。第一,分配不公加剧。财政部最新调查表明,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1978—1984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稳定在0.16。1984年开始,一路攀升,到2007年达到0.473,这就表明了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5]。第二,民生压力加大,民生安全压力增加。1993年开始,中国进入安全生产事故多发时期,进入环境破坏加速时期。2005年,中国食品安全开始进入事故多发期。由于供水设施老化、原水水质下降、供水片面市场化,导致供水系统性风险累积,饮水安全也开始进入事故多发期。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压力加大:一方面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城市老人中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占14.6%,农村则超过20%,城市老龄空巢家庭占49.7%,农村则占48.9%;另一方面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养老社保体系跟进不够,2008年,全国60岁以上享受养老保险的只占36.4%。机构养老设施不足,全国480万老人需要机构养老,目前只有235万张养老床位[6]。医疗负担快速增长。1978—2007年,中国卫生总费用由110亿元增长到11289亿元,人均由11.45元增加到854.43元,折合315美元,增长74.6倍。尽管如此,人均水平与美国的6 347美元、加拿大的3452美元、巴西的755美元、古巴的333美元仍然有较大差距[7]。第三,民生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民生发展滞后反过来制约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在经济上,由于分配公平度不高、社会保障不足,导致内需扩张乏力,国内消费市场总体规模不大,不得不片面依赖国际市场。在政治上,分配不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消解开始构成“社会墙”,引发社会隔离。

总之,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整体推进民生发展进程,需要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民生发展时代。

二、民生发展时代的民生特征、领域与内涵

1.民生发展五个新的时代特征

民生发展时代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新阶段,是用民生发展统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时代,是提升民生水平、拓展民生内涵、扩大民生空间、提升民生质量的时代,是集中推进民生制度建设、民生体系建设的时代。民生发展时代作为一个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具有特定的阶段性特征。

(1)主导性,即民生发展主导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目标、价值和标准。民生发展高于这五大发展,整合这五大发展。真正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原理,真正全面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发展都不再是目的,而是实现民生发展的手段。

(2)全面性。伴随经济的发展,民生发展不仅提升民众的物质福利,而且全面改进民众的精神文化福利、生态环境福利、社会参与福利,不仅改善当代人福利,而且呵护后代福利。

(3)均衡性。在民生发展时代,民生福利要实现均衡发展和公平享受。民生发展时代将逐渐打破传统的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民生福利差别,实现全国范围内民生福利的均等化和全民范围内的公平化。

(4)制度性。在民生发展时代,不仅要全面推进民生发展,更重要的是要像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一样,形成一套制度作为保障。具体来说,民生发展时代的重要任务是形成中国特色现代民生制度安排。

(5)参与性。民生发展时代民生事业的推进采取政府主导、民众共建共享的模式。如果说此前阶段民众主要是提出利益诉求,接受政府民生安排,依靠政府民生努力,那么,民生发展阶段将是全民参与的过程,即民众享受民生福利的前提是全面参与民生建设,民生发展是一个共建共享的过程。民众全面参与民生发展促成民众对国家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参与,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地位进一步增强,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构成民生发展时代的强大动力。

总之,在民生发展时代,民生发展将具有主导性、全面性、均衡性、制度性和参与性等新的时代特点。

2.民生发展的四大领域

民生发展时代的民生涵盖四大领域,即经济民生、社会民生、文化民生、生态民生。其中经济民生是民生物质基础,经济民生以保障人民群众劳动权益、收入权益和消费权益为基础,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社会民生是民生的基本保障。如果说经济民生主要发生在家庭、市场等私人领域,属于私域民生,那么,社会民生则发生在公共领域,属于公域民生。如果说经济民生主要强调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民生则主要强调福利的基本保障,即安全网功能,强调民生的底线公平。因此,社会民生发展的着眼点是推进公共民生体系的建设,推进民生的社会体系建设,保障民生的基本公平。应该指出的是,社会民生作为在社会公域实现的民生,不限于社会保障。国际劳工局对社会保障的定义是:“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公共措施,以保护其成员免受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造成的停薪或收入大幅度减少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贫困,并对其社会成员提供医疗照顾和对有子女家庭提供津贴”[8]。由此可见,社会保障还只是狭义的社会民生。民生发展时代的社会民生除了社会保障以外,还包括其他公共民生领域。

3.民生发展时代民生的十大内涵

(1)能者能劳,即通过增加就业保障人民群众的劳动权。劳动权、就业权是民生之本。中国当前和今后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2004年以来,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在4.0%以上,加上农民工失业返乡,实际失业率超过10%[9]。在民生发展时代,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重点是大力推进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经济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构建现代就业政策体系,特别是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扶持创业平台,完善大学生创业政策体系,加强劳动者职业技能和创业能力培训和再培训。

(2)体面劳动,即保证劳动者尊严和安全。体面劳动和安全劳动是劳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进入生产场所事故多发时期,劳动者体面劳动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工作场所的身份、性别、体能歧视严重存在。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8年全国认定工伤事故近百万起,80%以上是农民工,工矿企业是重灾区。截至2006年,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例67万例,其中尘肺病14万例,而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总人数超过2亿人[9]。当前,伴随人口红利时期接近尾声,劳动者的短缺逐渐凸显出来,为改善劳动者条件提供契机。在民生发展时代,要全面推进体面劳动进程,体面劳动的保障需要全面完整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形成这些基础,是民生发展时代的重要内容。

(3)劳有所得,即确保劳动者劳有所获、不同劳动者之间收入公平分配。收入权作为劳动者权益的根本内容,包括足额及时获得报酬、公平获得报酬。同时,在当代中国,还需要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进入资本强权时代:一是由于典型的劳动力过剩和二元结构经济,具有压低工资的压力;二是中国处在工业化推进期,资本积累的动力也形成压低国民收入分配劳动者报酬比重的压力。当前,这两个方面都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伴随劳动者从过剩走向短缺,中国可望开始打破资本强权,进入提高劳动者地位和收入的时代。近期,在确保劳有所得方面,已经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趋势:一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公平化程度,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贫富差距;三是加强通胀预期管理,控制CPI增长幅度,稳定物价,保障劳动者收入实际购买力。如果按照这些趋势推进下去,可以期待未来中国将进入劳动者收入提升时代,收入分配公平时代[10]。

(4)投有所报,即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拓展居民投资创业机会,确保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居民投资创业、获得投资和财产性收入,是经济民生的重要支撑。但是,目前中国居民收入来源单一,投资创业空间狭窄,财产性收入来源不足。因此,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增加居民非工资性收入,是推进民生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这方面已经出现的趋势包括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培育抵押担保平台,扶持自主创业;推进地权、林权、水面权改革,拓展农民产权范围;破除民间投资“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拓展民间投资发展空间。

(5)费有所值,即通过改善消费环境,拓展民生消费实惠。经济民生最终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消费实惠上。在民生发展时代,要有安全、便捷的消费环境。民生发展时代应该是消费不断扩张的时代,为此,需要大力发展消费信用和消费市场体系。同时,民生发展时代应该是安全消费时代。但是,客观现实与安全消费具有较大差距。根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耕地农药总用量已经达到131.2万吨,每亩平均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土壤农药残留达50%~60%[11]。进入新世纪以来,相继发生2001年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2005年肯德基苏丹红事件以及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因此,当前中国面临建设安全消费体系的艰巨任务。

(6)社会保障,即构建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五大保障。这是社会民生的基础。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等方面。从1951年算起,已经经历两个大的阶段。即1951年到1984年即改革开放初期的“劳动保险”阶段,1985年到党的十七大之前的“社会保险探索”阶段。2007年十七大提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进入第三阶段,即“统筹城乡、全面覆盖、综合配套、统一管理”阶段。应该看到,党的十七大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开始朝这一方向长足推进。在养老保障方面,近期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启动统筹城乡养老体系建设进程。在失业保险方面,2006年底,全部关闭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到2008年底,实现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并轨。在医疗保险方面,1998年开始启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2007年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2003年开始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近期开始进一步深化改革,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建立基本药物制度、确定看病标准流程等[12]。总体上看,按照民生发展时代的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与体系建设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例如,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还需要加快“新农保”推进进程,真正做到全员人人老有所养;需要适应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不断加大的趋势,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接续与对接;需要提高基金统筹层次,逐步从目前的地市级统筹升级到全国统筹;在医疗保险方面,要进一步将医疗保障拓展到全体农民、在校大学生以及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推进医院切实回归公益性,真正保障全体社会成员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7)居有其屋。居住是仅次于衣食的第三个基本民生需求。居有其屋是居住民生的基本要求。按照居有其屋的居住民生要求,社会应该为居民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民生由单位统一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住房作为投资品的特性日渐增强,住房作为保证基本居住民生需要的消费品特征日渐消解。按照居住民生的要求,关键要恢复住房的基本消费品性质和基本民生性质,逐渐还原住房消费品性质和基本民生权益的公共政策指向。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重视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房屋建设;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房和保障性住房;运用好税收、差别利率以及土地政策等经济杠杆调控,稳定房产价格;抑制投机,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打击捂盘惜售,占地不建、哄抬房价等违规行为等。

(8)教育民生。教育是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基本社会民生:一方面国民需要通过教育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创业发展和职业选择能力,属于私人需求;另一方面教育涉及一个民族历史记忆与文化的传承,涉及价值观的整合和信仰与知识体系的传播,涉及整个民族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民族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命运,教育又是基本的公共民生需求。完整把握教育的这两种性质,整体推进教育民生发展,是民生时代发展教育的基本前提。因此,民生发展时代的教育发展,关键要走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商业性产业化的误区,回归教育民生本质。为此:一是要在提升教育知识与能力培养即人力资本培养水平的同时,着眼于人文精神、创新精神的培育,提升民族竞争力;二是逐步提高国民教育年限,实证研究表明,劳动者职业满意程度、岗位创新程度与薪酬水平与受教育年限长短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之举;三是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进程。

(9)文化民生。中国已经进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快速扩张时代。发展文化民生是民生发展时代民生的拓展领域和新的增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发展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民生发展时代,文化民生的发展要有新的要求。首先,要将文化发展与文化民生区别开来,文化发展是手段,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目的。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文化民生需求。文化产业化与文化建设不可脱离这一基本目标。同样,文化建设要围绕这一目的展开。其次,要强调文化民生的公共性质,文化民生的公共性决定了要高度重视公共文化、公共设施和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不可将文化发展等同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等同于文化产业产值的提升。第三,要强调文化消费的健康性。文化民生的发展本身是以文化人的过程。文化在强调娱乐功能的同时,要强调文化涵养功能。

(10)生态民生。生态福利是近年来凸显的重要民生福利,生态民生不仅是当代人福利的延展,而且关系到后代人的民生。近年来,伴随国外污染产业转移,中国承受的生态负担转嫁与日俱增,伴随低附加值和高污染产品出口量的增加,中国人的生态福利大量流失。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改善和发展生态民生的关键时期。改善和发展生态民生,关键是要制止进一步的生态负担转嫁、防止沦为“污染者天堂”,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沦为生态难民,完善出口结构,防止进一步的生态流失。

三、构建民生发展时代的基础框架

现代化的每一个新阶段都需要相应的基础框架。民生发展时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民生发展时代需要整体的谋划和制度设计,至关重要的是构建民生发展的动力,整合各种力量,形成推进民生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

1.长期执政党建设要着眼于推进民生发展

民生发展时代给执政党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即执政党建设必须着眼于推进民生发展。纵观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历史,可以发现当政者和执政党推进民生发展的能力与绩效从根本上决定执政党执政时间的长短。这是因为,在执政时代,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改善民生的能力,执政的成效主要由民生水平来衡量,执政的基础主要是民生发展。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民生发展时代。长期执政党的建设必须积极主动根据时代主题的新变化、顺应历史要求的新变化完善执政方略,避免因为民生问题发展、激化乃至导致执政危机而陷入消极被动。为此,要把民生发展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重点,把民生发展作为长期执政党建设的基点和价值追求。

2.政府要从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民生服务型政府

在民生发展时代,政府的主要职能不再是直接参与经济发展,而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宏观指导和政策环境的同时,重点提供和完善民生发展方面的公共服务。因此,民生时代政府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第一,政府的主要职能要实现从经济职能向公共服务特别是民生服务职能的转变。经济发展只是实现民生发展的基础和手段,经济职能最终是为民生发展职能服务的。第二,政府的主要目标要逐渐从经济目标向民生目标的转变。在政府目标优先序中,要进一步突出民生发展的优先地位。GDP增长目标、通货膨胀控制目标都是服务民生的辅助性目标,真正的民生目标应该是就业、幸福指数(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发展指数(包括人均收入、收入公平、预期寿命、健康水平)。第三,政府的支出重点要从经济发展转向民生发展。民生发展时代要求不断加大政府民生支出和社会开支的比重。第四,政府民生政策设计要实现从传统决策向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转变。经济发展时代涉及民生政策的设计主要依照政府主导、经济主导、生产者主导、资本主导逻辑,较少考虑公众、民生、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民生发展时代涉及民生的政策的制定要转变上述决策逻辑,要通过听证会、咨询会等方式,在民生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考虑公众、民生、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利益诉求。

3.发展方式转变要以民生发展为基点

传统发展方式建立在民生发展缓慢甚至受损的基础上,是民生发展的最大障碍。传统发展方式具有“四高四低”的基本特征。即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收益、高速度低质量、高出口依赖低内需拉动。这种发展方式压抑民生发展:一是压抑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压抑民众消费的增长;三是导致社会群体收入分配不公;四是导致国民各种福利流失。因此,要推进民生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构建有利于民生发展与经济发展互动的发展方式。

4.构建政府主导、共建共享的模式

民生发展需要公共规划引领,公共投入支撑,公共政策支持,公共组织推动,因此必须强调政府主导。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规划、投入、政策和组织等宏观层面。强调公众参与共建,是因为民生领域的建设具有公共性和广泛性,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参与。民生发展需要社会信任作为基础,社会信任的构建需要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因此,所谓“共建共享”,“共建”是“共享”的前提,“共建”是指政府主导、民众参与民生建设,“共享”是民生发展的结果,“共享”意味着国民公平享有民生发展成果。

收稿日期:201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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