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围绕着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下面简略地谈谈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能否有普遍适用和无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象任何其它可以称得上科学的领域一样，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①]这是樊纲先生在一篇题为《经济科学现代化与中国化的再思考》的论文中提出的观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阶级性，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结束自己的存在了。然而，世界上果真有没有阶级性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吗？樊纲先生用来证明其论断的6个“基本理论”，其实都是改头换面或原封不动地从西方经济学那里搬来的。对于这些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内部还没有统一认识，岂能算是什么普遍适用的科学真理。对此，崔之元先生和吴易风先生已有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看法，关心这场争论的同志可以查看有关文章[②]。我这里只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利益对立的社会里，各个阶级无不从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其对各种经济关系的肯定或否定。虽然樊纲先生要求“经济学家本身（特别是理论经济学家）应该更多地超脱利益的纷争，更多地追求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更好地执行‘利益纠纷仲裁人’的职能”（《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第55页），但要求生活在阶级利益尖锐对立的社会里的经济学家，找到一种能够调和阶级利益的皆大欢喜的理论观点恐怕是办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价值理论应该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了吧，那么，有没有如樊纲先生所主张的具有普遍的、一般科学意义，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价值理论呢？在经济学说史上，这样的价值理论是没有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看来是最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樊纲先生不予认可。而樊纲先生在他的《苏联范式批判》一文中极力推崇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他自己也不得不认为它根本不是价值理论而只是一种价格理论。按照樊纲先生的解释，均衡价格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即价值与使用价值共同决定交换价值即价格的理论。”[③]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随心所欲的解释，究竟能有几人同意呢？
我这里不是要对经济学说史上出现过的和现有的种种价值理论一一评价，我只是以价值理论为例，说明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劳动价值论和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形形色色的非劳动价值理论都是客观存在，是不可调和的，是不可能统一到一种无“阶级性”的价值理论上去的。
对于实际上有阶级性的经济学理论，我主张不要讳言其阶级性。当然，我坚决反对在不同理论观点的学术讨论中随便给人戴帽子、贴标签。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这种口头上讲百家争鸣，实际上只准自己一家独鸣的简单粗暴的大批判式的“学术讨论”扼杀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倡没有阶级性，很可能是对过去那种“左”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动。但是，我认为，阶级斗争为纲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也不对。科学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需要大家来探讨。经济学理论有没有阶级性，涉及到这个学科发展大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一个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寻求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目标会把人引入迷津。
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开始有了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鉴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政治经济学不仅应研究生产关系，而且也应研究生产力。另一种意见认为，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运行问题日见重要，应该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的甚至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经济运行，包括微观运行和宏观运行。研究对象上不同的认识，必然导致理论研究上的不同努力方向。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
（1）关于生产力。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无可争论，但是，这并不因此而使它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来以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在研究生产关系的时候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一方面联系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来考察生产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篇中关于手工作坊、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分析，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考察的。很明显，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和发展是说不清楚的。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工业中生产力如此迅速的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表明当经济关系上某种巨大的变化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的时候，应该把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背景交待清楚，这样才能使经济关系的变化得到透彻的说明。但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列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生产力的问题确实重要，它可以单独成为一门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近年来在我国出现的生产力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门理论经济学。
（2）经济运行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误解，认为西方经济学是非常重视经济运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很重视经济运行问题的。重视与不重视，看你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如果说，重视与否以是否把经济运行作为学科对象来定，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现代西方经济学直接以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不同的。如果说，重视与否以是否把考察经济运行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定，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研究丝毫也不比西方经济学逊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把生产关系当作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现象来研究，而是从它的运动中，从它同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来研究它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是无时无地不在研究经济运行的。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论》，不仅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所研究的直接就是资本的微观运行和宏观运行，就以第1卷和第3卷而论，这两卷中提出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和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其所反映的经济关系都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深刻分析揭示出来的。一部《资本论》所阐发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怎么能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研究经济运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都研究经济运行，但两者不仅研究的目的不同，它们研究的层次也是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的深层次的规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偏于表面现象的东西。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价格的变动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从价值规律的深度揭示价格的本质及其波动的规律性。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研究价值，只研究价格。然而，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离开了价值去研究价格，那就只能从供需关系的变化影响价格涨跌这样的表面层次上开展探讨。又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研究工资、利润、利息、地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从剩余价值规律的深度来开展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本不承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不承认劳动价值学说，而离开了这些本质的东西，就只能从生产要素供需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的变化，只是表面经济现象的描述。
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重视经济运行的研究纯属误会。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来看，不论是单个资本的微观运行还是社会总资本的宏观运行，其深层次的运行规律都是马克思极其重视的。至于为什么马克思只揭示资本主义经济深层次的运行规律而不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现象形态的东西，那是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写《资本论》，是为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生、发展、灭亡规律的揭示，为无产阶级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增强革命胜利的信心。
（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否应该与资本主义部分有所不同呢？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的主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增进经济效益，从宏观的角度看，整个国民经济如何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人民根本利益所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适当调整，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经济运行问题上来。
对于这一新问题，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过去受传统的计划经济实践的束缚，把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问题，只是在论述有计划发展规律，国民经济计划化，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关系，企业经济核算制，社会主义商业、信贷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部分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问题，确实是很片面和很不充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对经济运行的阐述起了很大的变化。在传统体制中被排斥的市场调节得到了肯定，计划调节的作用形式和作用范围被重新加以界定。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和市场机制、货币和资金运动等等，已都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中来重新研究。这些变化是没有争论的，但对于经济运行应该从什么角度和放到什么位置上来阐述，则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种观点认为，在肯定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运行问题应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是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导论部分简单地加以肯定，全书的主体部分都是阐述微观运行和宏观运行的。这样的体系结构安排，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的研究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笔勾销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它在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不断完善？根据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地从总结实践经验中探索其规律性。可以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不完结（而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就不可能充分显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以极少的篇幅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作出稳定不变的论断呢？这样的论断究竟能有多少是符合实际的呢？
体系结构的这种处理方法同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很接近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已发展到不讲经济关系，只讲经济运行的地步。他们这样做一是可以回避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即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的分析；二是假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这两条，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资本主义部分是如此，社会主义部分也是如此。不研究生产关系，还有什么政治经济学？这是一。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发展和消亡的，不可能有永恒不变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是一种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能同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但它也不可能永恒不变，只能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产生，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逐步完善，并最终向更加成熟的更高级的公有制经济关系即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演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研究和阐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发展的规律性。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很简单，只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两条，而且永远不变，这不符合实际。以这种不切实际的假定作为前提条件展开的分析，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也可以有局部改变。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则应把生产关系和经济运行并列为研究对象。因为，现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已成了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劳动人民的命运不仅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建立、改革和发展紧密相联，而且也同增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活动的效益和保证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息息相关。把经济运行同经济关系并列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才有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
这种主张似乎是讲得通的，把这种主张付诸实践的也已有多本著作问世。但是，从现在已经出版的几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看，缺陷的存在是很明显的。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论述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截然分开，而且从篇幅对比上讲，分析经济运行的部分大大超过经济关系部分，并没有体现“并列”，而实际上是以经济运行为主。这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浑然一体，显然大不相同。第二，按上述观点编写出来的教材，将它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合在一起看，两部分的体系结构截然不同。资本主义部分是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体系结构，是按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样的程序展开的，而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结构，是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微观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这样的程序展开的，很难想象这是同一部书的上下册。
我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部分都应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以保持一门学科在研究对象上的统一性。与此相适应，体系结构的安排，不论是资本主义部分或社会主义部分都应按照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这样的程序展开。应当学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方法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即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过程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它的逐步成熟，以及它向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经济关系的分析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应是浑然一体的，在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分析应仅限于阐述运行规律和运行的基本机制，即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所必要的范围内来阐述经济运行问题。对经济运行的更细微更具体的分析，应由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来承担。
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可以由三部分来组成。一个部分是生产力经济学，以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二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三部分是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以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生产力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微观宏观经济学都是理论经济学，是一切经济学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面临着挑战与机遇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时期发展到垄断时期，在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包括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及同一部门和不同部门的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仍然是十分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将被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必然性也已得到历史的证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的科学性是无可争辩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应怎样评价？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框架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现有水平是否已能构成这样的框架？这是一个需要论证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的论述。马恩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必然日益尖锐，当两者的矛盾发展到不能相容，也就是说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的时候，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要被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而这种转变，按照马恩的逻辑只能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里发生。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被推翻以后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马恩只能根据合理假说的条件来作科学推论。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城乡都已经资本主义化，象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剥夺剥夺者”，就可以实行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公有的社会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条件将排斥商品货币关系，从而，社会劳动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也将不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而只受节约劳动和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规律的支配。在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全社会所有的条件下，能归个人所有的只是消费品，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只以劳动贡献为尺度，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就是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历史的发展既证实了马恩关于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取代的科学设想，而社会主义产生的具体途径及其具体形式又与马恩的设想不同。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象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既然基本的条件有了变化，由基本条件派生出来的其它方面必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经济发展总过程等方面一系列的问题，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使它在理论上得到正确的反映，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发展。如果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得不到正确的理论指导，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找到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就会使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得而复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将由于失去其指导实践的作用而威信扫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客观存在着的。
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始见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新经济政策实行不到4年，列宁便逝世了，新经济政策的创造性的历史探索也随着列宁的逝世而被匆匆地划上了句号。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后，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一系列理论原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可以区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从苏联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如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农业集体化理论，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论等等，正是这些正确的理论使苏联在短时期内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建立了在二次大战中击败法西斯德国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理论是构成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主体部分的理论，包括（1）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论，公有制的两种形式以及把集体农业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的设想；（2）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而只存在商品形式的理论；（3）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八级工资制和集体农业内部劳动日制度的理论；（4）高度集权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理论；（5）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包括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的理论；（6）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两个世界市场的理论。这些理论多半是严重脱离苏联实际和世界实际的。从整体上说，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理论，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生搬硬套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的表现。正是这种脱离实际的“左”的教条主义，把苏联经济引入了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日益降低、农业和轻工业严重落后、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改善、社会主义经济优越性越来越难以体现的窘困状况。我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失败。
新中国的前30年是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起步的，前8年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之后，在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比苏联更加醉心于一大二公，对国有企业的统收统支比苏联更加片面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在分配问题上出现比苏联更严重的平均主义，对农村集市贸易、农民家庭副业的取缔比苏联更彻底，经济运行的计划体制比苏联更加高度集中。总之，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毛病在于：在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过渡来的、经济文化比俄罗斯更落后的国家里，实行了比斯大林模式更“左”也就是更超越现实的政策。正是这种“左”的错误路线在“四人帮”粉碎的前夕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粉碎了“四人帮”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按其实质，如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样，也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
第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斯大林在苏联初步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就宣称“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④]尔后不久，赫鲁晓夫又毫无根据地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要开始搞共产主义建设了。我国在基本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不久，也曾经设想可以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践证明，这种远离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的论断必然导致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左”的主观主义的决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十分有害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的经验教训，作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去作各种必要的补课：补生产力水平落后的课，补商品经济不发达的课，补私有制经济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利用的课，等等。
第二，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苏联和中国都曾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作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斯大林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在苏联搞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曾提出“阶级斗争为纲”，30年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在对私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要不断地搞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唐·吉诃德斗风车式的阶级斗争搞乱了自己的阵营，分散了搞经济建设的精力，不仅没有巩固反而削弱了社会主义阵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⑤]，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首要的本质因素，进而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经济建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
第三，在经济制度的建设问题上，苏联和我国都曾把建设高纯度的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方向。斯大林提出要用产品交换取代商品经济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为全民所有制。我国也曾企图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扩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规模，提高集体经济的公有化程度，并把全民所有制因素注入到集体经济中去，还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与所有制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相呼应，在分配关系上力图贯彻一种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报酬标准、平均主义严重的工资制度，农村集体经济中也同样平均主义严重，按劳分配原则在城乡都打了很大折扣。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上这些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各部门生产力水平极不平衡，个体所有制和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于发展生产力还有一定潜力可挖，我们在所有制结构上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的方针；相应地，在分配制度上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方针。这样，就从经济关系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四，在经济运行体制问题上，尽管苏联和中国都不具备马恩所设想的那种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但在苏联的整个存在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却都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不承认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仍有调节作用，企图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实现社会劳动的分配和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尽管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集中有限的资源来保证重点部门和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显示出一定的优越性，但由于它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和窒息了基层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难免由于高层主观决策的失误而导致经济的折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此，从总体和长远看，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既不利于社会需要的满足，又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小平同志在这一方面的杰出贡献，就在于打破了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传统观念，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并最终确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可以在微观经济运行领域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可以在宏观经济运行领域更好地发挥计划调节的作用，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模式。
从以上简略阐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解决了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继续胜利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关键问题。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发展，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任重而道远
现在还不具备充分揭示社会主义运动规律的客观条件。现在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只能探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对于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要以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来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推向前进。
第一，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论断，进一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论证。例如，为着提高社会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种客观必要性已被大家接受。但是，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或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有企业能否同市场经济融合？这个问题就有不同意见。西方经济学家以及接受西方经济学观点的人认为不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同私有制相适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认为能，但同样都认为能，各人的论证方法又不尽一致，甚至互相矛盾。这个问题，从开始讨论全民所有制能否同商品经济相融合起已经持续了十几年，发表文章何止千百篇，但我认为，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还没有讲透。类似的问题不少：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按劳分配为主能否实现和以什么样的具体形式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样论证其必然性？国民经济计划发展规律还是否是一个客观规律？如果是，它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允许私营企业存在并得到发展的条件下，私营企业主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说不会，根据何在？如说会，它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又有什么区别？等等。
第二，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而经济规律总是要通过经济范畴来表现的。从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出来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开始，到我国现在数量不少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的专著和教材，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典著作《资本论》相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提出的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本来就少得可怜。现在，在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原来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东西，如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和计划经济、计划调节、计划机制等，现在看来，它们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规律和共有的范畴。而原来认为仅仅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些范畴，如资本、劳动力市场等等，现在在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也都用上了。该怎样重新认识这些范畴？怎样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和范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当无产阶级还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研究资本家如何具体管理企业和资产阶级国家如何具体管理国民经济是完全顺理成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以后，企业、市场、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增进效率的途径与机制，同劳动人民的利益紧密相关，现实生活迫切要求摆正国家、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要求弄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微观运行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作用机制和增进效率的途径。而这一切，对于长期生活在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是生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的目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与之结合的经济制度来讲是不同的，但两者既然都是市场经济，必然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可资借鉴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年来，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包括它的微观市场经济理论、宏观市场经济理论、市场营销理论以及企业管理学、货币银行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等等纷纷被介绍进来，被人们如饥似渴地加以吸收。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指导市场经济的具体操作是没有用的。我认为，这种情况的产生并不奇怪，但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努力，用事实来纠正这种偏见。我认为，既然同是市场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出现几百年，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因此，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但既然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结着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联结着的，所以，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肯定也是不合适的。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依据，创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我认为，以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以经济运行为对象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
以上讲的三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包含着许多具体内容，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艰苦的理论探索。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要根据新情况、新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推向前进，真正是任重而道远呀！
注释：
[①]原载《中国书评》1995年第5期，转引自《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
[②]参看《中国书评》1995年第9期崔之元的文章和《北京青年报》1996年4月15日吴易风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经济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有摘要转载。另外，樊纲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的文章《“苏联范式”批判》和吴易风在《现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2期上的文章“两种范式危机”论也可参读。
[③]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第77页。
[④]《关于苏联宪法草案》，《斯大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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