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路径与对策研究
王凤领，朱玉琴
（贺州学院，广西 贺州）
摘 要: 教育扶贫既要“扶教育之贫”，也要“依靠教育扶贫”。“互联网+”精准扶贫，是扶贫模式的一种创新，借助互联网，把教育资源优势转化为脱贫发展的优势，使之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阐述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介绍了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存在问题，从教育精准扶贫入手，以信息技术扶贫群体为重点，探讨了以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可行途径，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
关键词: 互联网+；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对策
一 引言
2015年国家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教育在民生扶贫中的关键作用，大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贫困地区教育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施教育扶贫行动计划。要实现贫困地区扶贫与繁荣的发展愿景，必须从一线教育工作者入手，解决贫困地区教育观念发展中的贫困问题。通过扶贫，促进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实现贫困地区教育的增量和可持续发展。加强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脱贫致富、迈向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它也是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推动力。
二 相关概念
（一）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指科学合理地准确识别、准确帮助、准确评价和准确管理扶贫目标，动态跟踪扶贫目标的发展，及时调整扶贫措施，使扶贫精准化。
（二） 教育精准扶贫
精准教育扶贫，是指采用科学有效方法，来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扶贫对象准确的识别、援助、评价和管理。
（三） “互联网+”背景下精准扶贫
“互联网+”背景下精准扶贫，指是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可持续健康的扶贫模式，促进扶贫工作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最终实现精准扶贫。
五是做好流域水功能区纳污红线考核支撑。从2014年开始，国家对重要水功能区进行考核。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负责组织流域水功能区考核的技术工作，组织制定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技术细则，每年与地方协调制定年度水功能区考核名录和监测方案，并对各省区监测的水功能区评价结果进行复核，形成复核报告上报水利部。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也按照国务院考核组的统一部署，参与部分省区的考核，并提供长江流域的水功能区考核基础信息，有力的支撑了流域水功能区纳污红线考核工作[7]。
三 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存在问题
（一） 多元化动态分析不足，追踪管理程度不高
按照国家收入标准制定的贫困县划分贫困户，无疑会存在选择困难、选择失误、选择错误等问题。首先是每个村庄的实际收入很难经计，可能存在虚假的报告，很难确定数据的真实性；其次，整个村庄的村民大部分经济水平差异不大，导致绝对贫困人口的减少。再次，在实践中，通常是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来选择。向农村和重点贫困村下达部分贫困指标[1]。
构建“互联网+服务平台”，分享教育培训的成效。构建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优化资源共享、教学支持等“平台+教育”服务模式，提升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供给能力。加强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推动多方参与开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加快教育信息化基础环境建设，推进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学校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基本满足教学改革需要[4]。
（二） 贫困户思想观念保守，自主造血能力不足
贫困人群都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积累资源。贫困人口缺乏自给自足的能力，很难摆脱贫困，代际传递造成的贫困太深。同时，由于贫困群体大多处于偏远地区，发展信息受阻，可获得的教育资源和信息资源极少，使得贫困群体的文化教育资源、劳动质量滞后，逐步形成恶性循环[2]。
（三） 扶贫主体间协调不畅，信息资源难以共享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扶贫主体之间的信息不畅，资源共享困难的问题。扶贫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同和可持续性，许多贫困地区人群由于观念保守、文化水平低，积极帮助脱贫，政府领导下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协调和支持还需要加强。
（四） 贫困群体人口素质普遍不高
将难经计的农户收入指标变为各项可计量指标。从上到下，根据每家庭调查的得分，对所有贫困和非贫困农村家庭和新申请家庭的每家庭调查得分进行排序。采用“二取一、三取三、四取五”的识别方法。将贫困户建档立卡信息与公安系经、低保、房产登记等相关信息联系起来，全面了解贫困户的基本情况[6]。
（五） 教育贫困地区存在问题
让民众充当制度笼子设计、编织和掌控的主人，道理是如此的简单和明了:官员的权力既然为民所赋，那么民众自然而然是权力的主人，或座上宾。因而把民众请到上座，把制度——限制权力之制度笼子的设计权、编织权和掌控权交给他们，由他们来主导惩治腐败法律体系的完善、监管体系的构成、公开透明体系的建立。事实上唯有这样，也才是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唯有这样，关在笼子里的权力才能为民所驯，民众权益才能避免为权所制，被权所伤。否则，主权在民，或者说人民当家作主，将永远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四 “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路径
（一） “互联网+”专业服务
“互联网+政府服务”。把互联网+政府服务引入扶贫领域，要把党和政府的扶贫措施、扶贫政策、扶贫目标、扶贫项目、扶贫资金、扶贫效果、扶贫经验等信息作为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互联网平台上向公众开放，既方便查询又方便开放。也要互相学习，更有利于监督[5]。
在2年的随访期中，观察组1年生存率及2年生存率分别为93.33%及76.67%，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则分别为13.33%及6.67%，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3。
（二） “互联网+”教育培训
1.实现教育培训重心转移
当前，我国建立的独董制度相关法律体系仍旧存在巨大的缺陷。即使独董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广大公司的认可，但仍然没有对独董制度的限制与规范提出明确细致的规定。
职业院校外语教学改革势在必行，这就要求将外语教育转变成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平台。首先要建立文化教学的理念，用理念指导教学；其次，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实践机制，用机制保证改革的实施。外语教师要在不断加强自身跨文化能力的基础之上，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相应的跨文化能力培养计划，注重唤醒和提升学生的文化学习意识，加强指导跨文化交流实践。
以对口支持为依托，建立区域间互联的多中心扶贫治理机制；建立一个涉及社会组织的多中心扶贫模式；可持续扶贫开发应最大限度地提高群众对扶贫的参与程度。
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改变“面对面”的培训方式，实现“点对点”的个性化培训模式。这样，主要利用“互联网+农业科技服务云平台”实现点对点专家咨询、家庭指导、技术点播等服务。综合网络远程教育培训，逐步实现手机智能应用终端、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受过教育、技术和管理的新型专业农民，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持。
（三） “互联网+”金融服务
有针对性地利用扶贫资金解决实际问题，实现贫困人口与扶贫部门的及时沟通；发展农业公共融资模式，促进贫困农民还贷，简化工作流程。使现有贫困农民生产资料通过网络平台焕发生机。
（四） “互联网+”法律服务
贫困农民存在着许多法律问题，急需法律援助。通过“互联网+法律服务”，为他们解决问题，实现法律工作者与贫困农民在互联网上的互动。
（五） “互联网+”就业服务
贫困农民根据自身特点和利益，通过互联网发布岗前培训信息、创业、就业和劳动力转移信息服务，及时找到自己的就业方向和转移意愿，实现城乡人才有序流动。
五 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
结合贫困家庭造成贫困的原因，针对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精准扶贫的框架下，提出了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的优化对策。
（一） 全面识别机制，提高扶贫政策实施的针对性
1.优化识别指标体系，完善多维识别机制
贫困地区的人口缺乏技能培训，往往劳动强度大，工资低。村民文化素养不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落后；由于交通、信息传递和传经观念的影响，培训活动难以准确落地；农村贫困地区缺乏高素质的人才[3]。
收集2011年12月至2017年9月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手术及经病理确诊的72例P-NENs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瘤体大小(长宽高三径线相乘)、局部浸润(十二指肠、胆管及脾)以及远处转移情况。
2. 建立精确监测评估体系，实施动态跟踪管理
根据化学结构分类，肠内营养制剂可分为要素型与非要素型，要素型以氨基酸或蛋白水解物（氨基酸、肽类）为氮源，不需消化或少量消化便可吸收。非要素型是以整蛋白为氮源，需经过消化才可以吸收。对于消化和吸收功能基本正常的患者可选用非要素型肠内营养制剂，如营养不良，中度烧伤、创伤，昏迷不醒等患者。而对于消化和吸收功能受到不同损伤的患者更适用要素型肠内营养制剂，如重度烧伤、创伤，肠瘘，胆囊纤维化，急性胰腺炎，短肠综合征等患者。
农村和小学的发展陷入困境，普通高中的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职业教育不发达，成人贫困人口的培训质量亟待提高；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学前教育资源稀缺，教学质量不高；教育投入不足、不平衡，效率不高；农村学校教学设施设备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残疾儿童和其他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
1. 构建协同扶贫治理格局，鼓励各方力量参与
11日下午，于晓明一行来到位于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的人大代表所在企业考察调研。在海尔集团中德产业园、互联工厂和澳柯玛智能工厂，于晓明向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详细了解了产业升级和物联网发展情况。
3.严格审核用户口，构建用户动态信息库
根据贫困原因建立贫困人口动态数据库。通过分类和分层来识别穷人，并消除诸如评估指标和摆脱贫困等非法的人类活动。
（二） 优化管理机制，保障扶贫政策实施的可行度
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监督评价，建立准确的监测评价体系，确保项目质量，资金有保障，使项目实现高效益。
2.改变教育培训方式，实现培训方法的精确性，使培训方式多样化
2.建立GIS扶贫大数据平台，实现信息透明化
针对扶贫情况，设计了“1+N+9”作为扶贫系经大数据平台的思想。“1”是大数据平台。“n”，即扶贫的N个专题。是教育扶贫、援助实效、扶贫措施、管理模块和大数据分析模块。“9”，或9个精准。是准确识别扶贫对象、项目安排、措施到户、资金管理、干部选拔、监督检查、退出机制、考核、实施等关键环节[7]。
（三） 完善扶贫政策实施的评价机制，促进扶贫政策实施的连续性
1.构建资金全面监管体系，制定扶贫责任清单调动和引导各类资源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落实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机制，加大各方面投入，加强现有政策措施，提高自身素质[8]。
2. 落实全面脱贫考核机制，设计脱贫考核指标
重点建立扶贫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保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以“三个一”为载体，坚决推进精准扶贫。一个城镇和一个战斗地图，包括时间表，任务地图，负责人。一户一档案箱，将贫困户申请表、入户调查表、贫困户扶贫项目、贫困户登记表、干部帮扶等信息归档。一套村镇展板包括贫困户公示牌和扶贫规划；建立以扶贫部门为主导、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组织与合作、舆论导向的多维监督体系[9]。
3.创新和优化绩效考核机制，注重精准的扶贫效果
把精准扶贫工作作为党和政府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机关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10]。建立“减贫摘帽”奖惩制度，确保扶贫攻坚工作得到实施、部署和落实。第二，应采用扶贫人口的数量和表现。资金的配置要通过考核成绩、重视扶贫来确定。突出责任主体，明确监理模式，以工程方案的建设和效益为依据[11,12]。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使得各种观念与文化纷纷涌入我国，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向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及价值观渗透，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不断对中职生的价值观进行冲击，挤压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不良思想、观念、价值观的传播，网络的隐蔽性与虚拟性导致中职生沉迷于网络幻想，缺乏现实生活中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导致不诚信和违法行为有所增加。
六 结束语
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随着城乡教育的快速融合，构建以教育信息化为支撑的教育精准扶贫新模式，有利于更好的发展方向。教育信息化有助于突破地理障碍和空间障碍，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教师素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扶贫措施提供便利，完善实施有利于全面准确地缓解贫困，有利于教育扶贫。
参考文献
[1] 张晓丹.西藏达孜区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研究[D].西藏民族大学,2018.
[2] 刘智勇,刘玉.互联网+背景下常德市农村精准扶贫困境及路径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7(32)：33-34.
[3] 陈恩伦,陈亮.教育信息化观照下的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7(3)：58-62.
[4] 吕子燕,吴涛.黑龙江省教育精准扶贫的任务及路径研究[J].教育探索 ,2017(5)：104-108.
[5] 刘康民.精准扶智新常态下高职教育扶贫功能及实现路径[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30(16)：16-18
[6] 李锋,孙霄,唐坤,等.职业教育现状及发挥精准扶贫攻坚的作用[J].时代金融,2017(30)：298-299.
[7] 贾海刚.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探索[J].职教论坛 ,2016(25)：70-74.
[8] 黄进丽.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J].职教论坛 ,2017(23)：85-88.
[9] 金玉清.基于“互联网”的精准扶贫路径研究[J].经济论坛 ,2018(2)：83-86.
[10] 朱德全、吴虑、朱成晨.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逻辑框架——基于农民工城镇化的视角[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4(01)：70-76+190.
[11] 郭广军,邵瑛,邓彬彬.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脱贫对策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7(10)：5-9.
[12] 方慧.以信息化推进职教精准扶贫的机制与路径[J].教育与职业 ,2018(5)：42-48.
本文引用格式: 王凤领,等.“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信息化精准扶贫路径与对策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19,6(45)：1-3.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45.001
基金项目: 贺州市2018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GH2018ZDI03）；2017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7JGB405）；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课题（2017B108）。
作者简介: 王凤领，男，教授，硕士，主要领域为:计算机应用、教育技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