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的比较观——兼谈文学作品评奖的若干浅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见论文,流派论文,文学作品论文,艺术风格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八十年代初期，对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曾进行过比较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论。当前谈论风格与流派的气氛淡薄了，甚至小说、散文、诗歌评奖，都只直布奖项和获奖人名单，而对获奖作品的艺术风格有柯独特之处，则很少评述；至于它们与文学流派的形成有无关系，就更未触及了。寻常听到的报道只是以省市简称命名的什么“军”，如“晋军”、“湘军”、“浙军”等的崛起，它们是否等同于文学流派，则未论及。关于评奖作品的风格与流派的形成有无关系，评委默尔不提，传媒亦难于报道，似乎参与文学评奖的作品在取会标准上，排除了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的讲评，甚至只用通信技票的多少来决定了。这就有停于文学评奖的终极目的。如此评奖，落选者或未参与评选者以及广大作者，都不知要向获奖作者及其作品学习些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历次文学评奖的缺憾。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文学作品的评奖当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获奖作品的思想倾向如何？艺术风格如何？超前性和启后性的影响如何？形成文学流派的可能性如何？事关重大，不能回避。为此，特就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的关系，谈一些想法，以就教于广大读者和方家。
风格创自个人，流派成于集体
众所周知，风格创自个人，流派成于集体。艺术风格是个别作家的艺术实践达到成熟的标志；文学流派是作家群体的创作成就趋向繁荣的标志。艺术风格促使文学流派的形成，文学流派推动艺术风格的发展。如果作家个人不努力创新，就不会获得独创的艺术风格j如果没有一批具有独创性的相近相似的艺术风格的作家，就不会形成文学流派。风格是因，流派是果。没有相近相似的艺术风格的出现，也就没有文学流派的产生。所谓风格的相近相似，并非要求艺术风格的雷同，而是从众多作家风格的比较着眼，取其相近相似，与雷同有本质的差别。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实证明：风格要有人继承，流派要有人发展。不出现众多独创的艺术风格，固然不能产生文学流派；出现了独创的艺术风格而无人响应，无人继承，也产生不了文学流派。产生了文学流派而无人发展，流派也不可能持久产生深远的影响。文学史上，由于作家辈出，风格也便多式多样，但能形成文学流派的毕竟是少数。历史上的文学流派为数不多，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更为稀少。有些只有文学流派之名，而无文学流派之实，只如昙花一现而已。原因当然还是由于那些文学流派，既没有左右文坛的代表作家，也没有震撼一时的代表作品，追随者寥寥无几，影响难于扩大，从而湮没不彰了。
艺术风格虽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决定因素，但从“创自个人”的艺术风格到”成于集体”的文学流派，并非一瞅而就，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例如中唐的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继承和发展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一扫六朝散文绮靡纤弱之习，形成了独创的散文风格。但是，创自个人的艺术风格，并没有立即形成文学流派。直到北宋，由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苏氏父子——苏洵、苏城与苏辙的继承与发展，始蔚然成风。到明代后期，才被宣布为彪炳寰宇的散文流派——“唐宋八大家”。
又如唐五代的词，从婉约、豪放两种艺术风格发展为文学流派，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婉约的词风，唐五代即已形成，被称为词的当行本色。但是，直到北来，才因词人辈出、继承者多，从而发展为婉约派。至于词的豪放的风格，北来晚期才出现。从形式到内容，对婉约的词风来了一次大突破。这就是由苏东坡震撼一时的《念奴桥·赤壁怀古》等词开其端，经过南宋辛弃疾、陆游等大家的继承与发展，始蔚然成为词史上与婉约派相对峙的豪放派。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虽只有短短的八十多年，但也证明，从艺术风格到文学流派也是要经历一个发展过程的。有的文学流派是从文学社团转化而来，如人生派文学，就是从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转化而来。有的文学流派是从艺术风格发展而来，如象征诗派就是由于二十年代中期，李金发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写诗用象征手法，以暗示、比喻表现含蕴的意象或意境，开创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比当时流行的明白如话较少意蕴的自由诗，显得深沉，为人所欣赏、追随，几年之内报成了象征诗派，但也终因语言晦涩，意境朦胧，为广大读者所不懂，到三十年代抗战前夕，便开始没落了。 中国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初曾出现一些令人读不懂的自由诗。据说，是一些青年作者因受台港现代派诗风的影响，运用意识流、跳跃性等手法写诗，有如异军突起，为少数人吹捧为“崛起的诗群”。实际上并非从无到有，而是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象征诗派的阴魂不散；构思肤浅、语言零乱，为读者所不懂者多是一些未成品，没有独特的风格。有些人称之为“朦胧诗”，未能取得共认，难于形成集体性的诗歌流派，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流派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果真有崭新的风格与流派崛起，是应群起欢呼，而不应群起攻之的。况且，所谓“朦胧”，向来是个贬义词。鲁迅写的《醉眼朦胧》是回答论教对他的攻击的。杜甫的“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也是形容老年视力衰退，人们从中得出“雾里看花”的成语，也是贬义，并不光采。就是一些写着不懂的诗的青年，也从未公开声明他们是“朦胧诗派”。他们只是要求读者提高欣赏水平。因此，关于所谓朦胧诗的讨论，为时甚短，终于不了了之。但在当代诗史上，这一时期的讨论，却应载入史册。因为从关于朦胧诗派能否成立的论争中，也曾要求新诗不要过分直露，要写得含蕴一些。这是当时讨论的收获之一，可以概括为“别了朦胧诗，挽留朦胧美”的定评。
风格宜细，流派宜粗
如果打一个比方，艺术风格的探索宜细不宜粗；文学流派的划分宜粗不宜细。前者是微观，后者是宏观。这是因为任何时代趋向成熟的作家，都会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况且，每个作家所写的作品不止一种体裁、形式，更会呈现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但每个作家又必然在众多风格中，显示一种主导风格。加之，文艺评论家研究作家作品，侧重点往往不同：或者侧重内容，或者侧重形式。被发现的艺术风格会更多、更细致。当然，也有一些评论文章，对艺术风格的探求粗枝大叶，显得笼统，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特别是关于评奖作品，多未能指出：作者们在艺术风格上已经达到的成就和尚未达到的差距。我们认为，为了正确划分文学流派，应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个性或艺术风格的评论，借以提高文艺评论的质量；从原则性的一般褒贬，上升到艺术风格高低的具体比较。文艺评论工作者要在艺术风格的探索上多下工夫，把有无艺术风格的认真探索，作为文艺评论是否具有较高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只有提高评论水平，才能产生公正的文学评奖！
我国古代文论有一个优良传统，即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深入细致的探索。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无不重视艺术风格的探讨，启发我们认识风格的探索，宜细不宜租。陆机的《文赋》就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妻平彻以闲雅，说妹晔而诱证。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那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尽管陆机所说的文体和今天的文学样式大不相同，但他那么认真细致深入地探索各种不同文体的艺术风格，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细致地分析各种文体的艺术风格，却坚持“禁邪而制放”，就是反对把艺术风格搞得稀奇古怪，放荡不羁，而是要辞达理举，不搞烦琐哲学。还有唐代司空图的《诗品》，把诗的风格分成二十四种，郭沫若虽说他搞得太琐碎。重复、混乱；却也显示艺术风格的探索宜细不宜粗，要从微观上作深入细致的探讨。
至于文学流派，其所以要宜粗不宜细，是因为一个流派是一个作家集体，既要找出属于同一集体的作家，在艺术风格上有各自的独创性；又要找出他们的风格，异中有同的相似性或相近性，求同存异，达到多样的统一。正因为这样，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风格尽管众多，而有影响的文学流派却是不多的。如果不遵守流派宜租不宜细的原则，过细地划分流派，便会导致艺术风格的大同小异，发生交叉混乱现象，文学流派就不能反映各自的特色，失去了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的积极意义。有的同志把“五四”时期的新诗划为十个流派，把当前中青年诗歌划为七个流派，显然过分粗疏，不能真实地反映诗歌发展的实质。至于今天一些省市偶尔出现一两部引人瞩目的中长篇小说，便以各该省市的简称命名，说什么湘军、浙军崛起，这也太粗了一些，虽是宏观，却未加以控制，不能说是文学流派。况且，我国的文联作协，都是人民团体，并非部队组织，偶尔称“军”，也不过表示“异军突起”之意，并非一支以艺术风格相近相似的作家结合的军旅组织。我国长达三千年的文学史，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也不过几个一，何能把短短几年、几十年的现代文学，仅在诗歌方面就划分几个，甚至几十个流派？而在小说、散文方面却只有几个省市几个“军”在时起时落，岂不令人怀疑？这该是参与文学作品评奖的主持人和众多评委所应思考的课题。
我们认为最懂得划分文学流派宜粗不宜细的理论与实践的，是朱自清先生。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把我国新文学运动头十年的新诗，只划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这就具有高度的概括力，确切地反映了新诗从芹1917年的文学革命，经过“五四”到大革命时期的发展趋势。新诗的三大流派，自由诗派在前，而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的出现，是为了要纠正自由诗写得越来越松散、肤浅、诗意不多等毛病，自由诗派也受到启示，散漫之病有所收敛，健康地向前发展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朱先生的划分过于笼统，不合逻辑，理由是：自由诗的范围太大，凡是没有格律的诗，都可以说是自由待。格律待的范围也太大，凡是带有格律的诗，都可以说是格律诗。这不是太笼统了吗？况且，所谓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是以形式为划分的根据的；而象征诗派则是以表现手法为划分的根据的。三大流派，竟有两种划分方法，很不一致，岂非不合逻辑吗？其实，这样的驳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朱先生不是在为我们讲逻辑学，而是在总结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新诗成绩，他正是因为发现了当时的新诗在形式上和表现手法上有这样三种最显著的风格，才这么实事求是地命名的。我们讨论问题必须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决不可摆脱具体的时代背景，抽象地发议论。尽管任何时代都可以出现自由诗与格律诗，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知道它们名同实异，是有显著的差异的。例如自由诗和格律诗，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不仅现代有，古代也有。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既有自由诗，如五七言古风；也有格律诗，如五七言律绝。但是，谁也不会把它们和.“五四”前后出现的自由诗与格律诗混为一谈。朱先生之所以把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划分为三派，是因为当时的新诗确实存在以体裁或表现手法为特征的三种艺术风格。说朱先生犯逻辑错误，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
朱先生自己也是诗人，新文学头十年的新诗运动，他是提倡者，他是过来人，他对当时诗歌流派的划分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如果轻率地否定他的意见，另搞一套，无异是推翻历史，否定真相，制造假相。
总之，艺术风格的探讨，从微观着眼，宜细不宜粗；文学流派的划分，从宏观着眼，宜粗不宜细。但是，所谓“细”，不是搞烦琐哲学；所谓“粗”，不是搞粗枝大叶。要“粗”“细”适当，正确反映历史真实。
风格是评价的标准，流派是归纳的范围
既然风格创自个人，流派成于集体，那么，艺术风格是评价作家作品的标准，文学流派则只是作家归纳的范围。我们说一个作家具有自己的风格，是对他的评价，对他的肯定。我们说一个作家属于什么流派，是按照他的艺术风格归入有关的流派，不是对他作出艺术的评价。因此，艺术风格是评价作品的标准，文学流派则只是论述作家的归属。司空图的《诗品》是风格论，他以二十四种风格评论诗歌，也就是以二十四种标准评价诗歌。朱自清以三大流派概括新文学头十年的新诗，只是把当时的诗人诗作归纳为三个集体，便于读者识别，与诗人及其作品的艺术成就高下，并无关系。
风格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没有风格的作品是不成熟的作品。但是，不属于任何流派的作家作品，却不一定是不成熟的作家作品。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不属于任何流派的，大有人在。李白与杜甫都不属于任何流派；西方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中国现代的巴金、老舍、曹禹，乃至比他们较早的鲁迅、郭沫若和茅盾，都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他们虽然组织过文学社团，但他们的主要文学业绩，都不表现在组织文学社团的时候。文学社团对他们的成就，也无直接的影响。可见，作家是否参加文学社团或文学流派，并不影响其成长与成就。因此，文学流派与文学社团一样，只是作家作品归属的范围，不是评价作家作品的艺术标准。我们说作家作品没有独特的风格，当然是对作家作品的贬抑。可是，说某一作家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就未必是对他的贬抑，反而可能是表明他鹤立鸡群，与众不同。
但是，当前却有把作家是否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当作评价标准看待的迹象。本来不是文学流派的文学社团或文学期刊，如果不把它们等同于文学流派或看成文学流派，似乎就贬低了它们；本来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的一些著名作家，如果不把它们纳入某一文学流派，并以之为那一流派的代表，也似乎把他们评价得低了。似乎只有把所有的文学社团都当作文学流派，所有的著名作家都纳入文学流派，并成为代表人物，才算文坛兴旺。我们以为这种迹象的露头，主要原因是模糊了艺术风格可作评价的标准，而文学流派只是作家归属的范围的界限。
跋语
我们认为探索风格与划分流派，都要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文学史上出现什么风格和流派，就加以肯定，但不要人为地制造风格，拼凑流派。探讨风格与划分流派是对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耍方法，是探索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规律的根本途径。要提高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乃至美学研究的水平，都必须重视风格与流派的探讨和研究。我们期待文学史家和文艺批评家能写出一部或几部以风格和流派的研究为核心与线索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介绍某个历史阶段的作家生平或作品概要，而忽视探索作家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创作性的成就和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对文学发展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至于谈到文学作品的评奖，实际是为撰写当代文学史积累资料。如果忽视对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的探索与评价以及可能出现的文学流派的苗头，不加以关注，仅仅邀请一些评委轮流讲评一番，投票块定获奖作品，发放奖金，由传媒宣布，就算完事，似不能算是本质意义上的文学评奖。我们希望关于文学作品评奖的方式方法有所改进。
本文旨在阐述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对于文学作品的评奖，只是顺便提及，并未实指何种评奖，请勿对号入座，以免产生无谓的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