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断裂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以其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90年代以后因为虚拟经济的超速发展而产生大量的泡沫。可以说，这20年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超高速的投资，这种“投入投入再投入”的经济扩张方式技术水平低，而长期无效供给累积的“泡沫”实质上已向我们发出预警信号，兆示着我国经济发展潜藏着深重隐患。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欧美学者拉鲁什和EIR曾发出过警告。拉鲁什的主要理论体系是实物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为自己的存在创造物质条件、进行物质生产的过程，以及在一个经济体活动的实际产出中，物质及其相关的变化和科学技术、人口结构以及劳工的变化对经济过程的影响。拉鲁什的分析方法从经济过程的双重性开始，他认为，经济过程包含两个方面：一、金融和货币过程；二、实物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包括技术进步。在拉鲁什和EIR看来，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是一种金字塔结构，形式上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底层是实物产品，其上是商品和真实的服务、商业与贸易，再其上是复杂的和名义上的债务、股票、通货、商品期货等等，在金字塔最上层则是衍生期货与其它纯粹的虚拟资本。拉鲁什认为，在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都必须平衡，否则将产生危机。拉鲁什与EIR的实物资产论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潜在的金融危机隐患
中国的金融货币状况近几年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话题。笔者曾于“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金融危机”（《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一文中谈到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风险隐患，并且有可能是南韩、墨西哥与泰国金融危机的混合。为便于进一步阐述，这里再简述一下其基本含义：
所谓“南韩式危机”，指的是南韩大企业集团与银行之间的不良信贷关系。这一点与我国国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巨额债务链极其类似，有数据为证：按照新的会计“两则”计算，我国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高达83%以上，债务来源单一，基本上借自国有银行，不少债务偿还的可能性很少（注：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1996年7月31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全国试点城市兼并与破产会议”上的讲话，《粤港信息日报》（1996年8月4日）。上引数据还是前年的，到1998年，国有企业亏损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这种高比例的不良贷款，大大削弱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支付能力，孕育着发生支付危机和挤兑风潮的危险。今年6月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存在为高比例的不良贷款所致（注：《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23日），《经济日报》（1998年7月7日）。）。人民银行的统计表明，到1996年末仅四大专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就达到1万亿元，整个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约为30%，相当于国有银行自有总资本金的4倍多，而国有企业的亏损额还在不断上升之中，1997年亏损总额达到1300～1400亿元，银企关系不断恶化。通过央行货币的超量发行和国有银行扩人负债来维持金融系统的清偿能力总有限度，金融系统对企业债权的“软资产”与对居民储蓄的“硬负债”极不对称的趋势使我国金融系统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可能突然断裂。这种状况和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不能排除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突然崩溃导弹社会动荡和经济严重衰退的可能性。关于银行不良资产是导致中国金融危机的第一位因素的看法，从去年开始已达成共识，但至今银行还未找到也难以找到消除不良资产的有效办法。正是由于与国有企业间的不良信贷关系，我国国有银行自有资产率不断下降，至1996年底已下降到3%左右，比《巴塞尔协议》中规定的警戒线8%低5个百分点。最危险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搞恶意借贷，根本没打算还钱，1998年6月广州中级法院首次公布的“赖帐大亨”中有不少就是有还贷能力而不还债者（注：《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6月16日））。
所谓“泰国式危机”，指的是两点：一是投资导向有误，在房地产业上积压资金过多。泰国这方面的问题国际上早已确认，而中国其实早在1993年整顿开发区时就已暴露出此问题的严重性，但由于该行业的回扣率高达工程总额的10%～15%以上，因此除了一部分已在1992年、1993年上马的房地产在1995年左右陆续竣工之外，确定也有不少房地产项目是由于企业负责人个人利益驱动而投入建设，这就使商品房在存量还未消化之际，又不断产生大的增量。
尤其严重的是这些商品房空置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空置总量的57.37%集中在广东、上海、浙江、江苏、辽宁五省市，这5省市商品房空置面积分别占全国商品房累计空置面积的19.82%、13.59%、9.11%、8.89%、5.97%。这些商品房空置的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商品房售价高于世界发达国家，与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高居于世界各国之首，在供给与需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断裂带：
作为中国居民主体的中低收入者，根本无力购买价格高昂的商品房，市场因之无法形成有效需求。这一断裂带的存在，使得以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点的举措根本不能奏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竟然出现房价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奇怪现象，而国家也竟然未能从出让土地中获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级政府中的众多贪官污吏将房地产开发变成了他们积累财富的盛大宴会。
与泰国式危机相类似的第二点是在金融体制调控机制不健全时过分依赖外资，埋下金融风险隐患。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的机率大大增长；1991～1996年8月止，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达1610.7亿美元；1979～1995年，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外资共2291亿美元。近4年来，中国已成为第三世界的头号引资大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引资大国。
下面这组数字值得关注：
虽然中国总是强调中国国情特殊，不能仅以国际通行标准来判定中国外汇储备是否过多，但上述指标严重偏离常态至少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应该放缓。因为过量外汇储备首先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使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各种努力的效果降低。同时在中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下，只要有外汇流入，央行就得拿出人民币资金收购——根据近两年深圳等地银行透露出来的信息，已发现有国际短期资金大规模流入“恶意”套取利息。对于国际间的这种短期投机，国际金融投机专家索罗斯曾“谆谆告诫”各国政府：“市场中留有投机空间是政府的错误”，因为只要政府在市场里留下了市场投机机会，就会有人来投机——为了抵消外汇占款的增加，信贷规模不得不相应收缩，从而使得没有外汇收入（流入）的部门很难得到贷款，被迫限产甚至停产。而过多外汇储备又使得本可以利用的大量外汇资产闲置不用，在客观上限制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国际上通常用将储备转化为生产性投资所能增加的产出来表示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考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尽管企业经营效率、投资配置效率甚至整个经济体制都很不理想，但这种低效率还不应该低到投入产出比例比外汇存款和购买国外债券的收益还要低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持有过多的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相当高昂。
所谓“墨西哥危机”，指的是资本大量外逃的问题。这方面已有王军“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和结构分析”（注：《改革》1996年第5期。）一文做过详尽的系统分析。该文指出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达到了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在进入90年代以后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债额，成为世界下仅资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大量向国外举债的同时，却有超过一半的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失，也许是永久性地“消失”在国外。英国伦敦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沃尔在一份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从1989年至1995年间，中国长期资本外流的总量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的，“不是所有长期资本外流都经过政府批准。大部分长期资本是通过非法转移的形式流到国外的。这从国际收支资本帐户中出现的大量‘误差和遗漏’中反映出来。这种资本的数额从1989年的3.3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78亿美元（包括直线投资和证券投资）。”沃尔还指出，到1994年为止，中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万家企业，遍布全世界各地，但投资主要集中在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事实证明，中国非法的资本外流是香港等地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估计，到1995年为止，中国企业和个人在香港投入了300亿～400亿美元的资本（注：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2月27日）：“中国成为世界资本的重要要源”，转摘自《参考消息》（1997年1月8日）。）。今年据美国华人反馈回来的信息，在温哥华、洛杉矶等地，大陆华人在该处置产（如购买房产、商店等）数量猛增。这种信息毫无疑问可看作资本外逃加速的一个信号。
资料来源：（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大量资本外逃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国家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借贷外资，这边却不断有巨额资金流出并消失在国外。可以肯定这种资本外逃是构成金融危机的源头之一。笔者不赞成个别研究者所说的，由于中国有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资本外逃没有造成资本形成率的下降和经济增长萎缩的观点。事实是，任何国家的大量资本外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诱发潜在的金融危机。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本外逃严重时，可成为导致国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表现为：官方外汇储备耗尽，国外信用被冻结，并对外汇实行限制；国外贷款无从获得；利率不能再上升——利率上升的作用是可以遏制资本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但无助于增加资本帐户的收入，因为它在国内会造成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在国外会招致其他国家担心“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而采取报复行动。这一系列因素最终会造成国内政治骚乱增加，并引发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更重大的代价是在未来数十年中，国家的信用等级在国际社会中将大大下降，这方面有墨西哥的前车之鉴为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其导因在于墨西哥本土的资金外流，而不是最初所推测的那样，是外国投资者的因墨西哥政局不稳而争相抛售比索所致。资料显示，1976～1994年这18年间，墨西哥资本外逃占外债增加额的比重为64.8%，居世纪第二位。墨西哥金融危机引致的后果相当严重，所以我国绝对不能对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掉以轻心，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中国的资本外逃比较特殊，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更要采取手段遏制资本外逃现象，并将这一点作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之一。
上述三点表明，我国确实存在金融风险隐患。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中国农业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等数家“准银行”因违规操作而倒闭更加深了金融风险隐患（注：《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中国信托业能否走出误区？”）。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果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其对外支付链条断裂，那么我们则在于对内支付的链条随时都有断裂的可能。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危机，比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更难应付。
实物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带
自从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近几年通过各种手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如房地产、小汽车等启动内需几乎都成无效之举，究其原因，除了上述的金融状况恶化之外，还在于我国的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了大量无效供给；其次则是社会分配不公，广大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到1998年，中国经济的疲软态势较以往更甚，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都已暴露无遗。
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表现之一，在20年经济改革当中，我国走的基本上是这样一条路子：高投资，高通用，高就业，高增长。超高速的投资一方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突破了能源、交通等“瓶颈”，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到1997年底，全国累计库存大约3万亿元，其中1.3万亿元属于非正常库存。在家电、机械加工行业，设备闲置率达50%（注：《中华工商时报》（1998年8月31日）：“中国信托业能否走出误区？”）。各种迹象表明，这种过剩完全是行政权力继续干预资源配置所造成的恶果。据业内人士分析，这种过剩主要表现是：一、落后失衡的产品结构。这一点在钢铁、化工、机构等行业内最为突出，产量大，一般产品过剩，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缺乏，特殊钢材、精密机床、数控机床、高效复合肥料仍需大量进口；二、各产业部门自成体系，互相封锁，重复建设。各产业部门都有自己的机械工业，工业、商业部门都有自己的食品工业。力量分散，结构水平低，企业不能融合，形不成具有活力的整体；三、小而分散的组织结构。全国钢铁企业1700余家，超出世界钢铁企业总数（除我国外）一倍。但发达国家钢铁企业经济规模年产钢1000万吨，我国只有5.4万吨；四、趋同的地区经济结构。趋同不仅限于原来的传统工业，在正在兴起的摩托车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内情况同样严重。“九五”期间，将汽车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市有22个，将电子工业作为支柱产业的省有24个。这种结构必然形成低水平、小而散、高成本的局面。同时还会在国内各行业中形成杀伤性的竞争，如集装相行业、空调行业、VCD厂家、农用三轮车等行业的竞争今年到了白热化程度，不少产品的价格已下调至成本价格，少数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价格出售（注：《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有的竞争甚至超出了经济范围，动用了流氓手段。
造成上述局面的原因主要是行政权力继续对资源进行配置。我国虽然经过20年的经济改革，但至今为止，还处于“模拟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种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一点：国家资源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配置，而是由行政权力在代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功能。而各级官员之所以对配置资源保持如此大的兴趣，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为了积累政绩，二是个人经济利益驱动。只要存在这两大利益驱动机制，只要制度允许或鼓励行政权力继续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我国的经济结构就无法达到合理状态。虽然我国已通过渐进改革，开始实行同一定的企业自主权相结合的新生型企业制度，程度不等地促进了企业的自我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合理的企业制度功效的真正发挥还必须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条件，而我国市场制度的特点是产品市场较发达，资本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则很不规范，建立近10年之久的股票市场与期货市场完全是种“政策市”，成了投机活动过度滋生的场所，根本不能对多种经济信号进行有效反应，从而也就不能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样一来，企业只能根据片面的、扭曲的市场信号作出生产经营决策，资金难以投向经济发展急需和投资收益率较好的项目，其结果一方面使生产者的投资决策所产生的结果违背其本来意图，另一方面造成企业投资的负外部性大大超过投资的正收益。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之二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大滞后，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出口导向模式成为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努力追逐的方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与华南地区也努力挤进这一行列。但当美国经济完成冷战以后的大调整，从复苏走向繁荣，日本经济则进入大萧条，出口导向模式已成昨日黄花，风光不再。已有研究者指出，东南亚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口推动模式过度膨胀的结果。中国由于汇率没有放开，躲过了这场灾难，但出口也深受影响。多年来，我国外贸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从早年的“鸡毛蒜皮”到近年的“两纱两布”，虽然工业制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已提高到8.5成左右，但其中劳动密集型、低档粗加工产品仍占7成以上，技术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仅为5%。从去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精加工产品出口受阻，今年第二季度的出口增速明显放慢，只有7.6%，比一季度的13.2%减慢了近6个百分点。出口拉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由去年的38%降为现在的25%（注：《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8月25日）；《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8月5日。）
当投资和出口都备受考验时，国内市场的发展就显得特别重要。
回顾从80年代至今的国内消费热点变化，就会发现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已经突破5万亿大关，但由于这部分金融资产的40%以上集中在10%的最高收入者手中，中等收入者的人均消费能力并不强。中等收入者在80年代与90年代成功地跃过了百元级消费与千元级消费门坎之后（家用电器），目前还缺乏万元级消费能力（购买住房），在他们最需要的商品住房一顶上，大多数人不具备购买能力。所以在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还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断裂带，这种断裂的存在，是近几年用尽力法启动内需都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新“瓶颈”。更重要的是，我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国度，而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不足全国市场的一半，据统计，1997年1～7月，在15108.8亿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城镇消费品零售总额为9278.4亿元，所占比例61.4%，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14.5%。而农村费零售额仅为5830.4亿元，所占比例为38.6%，增长幅度比城镇低1.8个百分点（注：《中国市场经济报》（1998年3月18日））。中国农村这一庞大的市场难以拓开的原因在于：商品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民实际购买力不强、基础设施落后、流通组织不健全等等，而这些问题又不是短时期内能解决的。
这一断裂带还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加大：大量质量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满足国内消费者对新产品质量的要求，从生产线上出来之后只能进入库存积压状态。有人对农村市场进行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大多数产品销售难的情况下，有些高档、高品质产品却十分紧俏。这种情况说明，将农村作为低档与劣质滞销产品的销售市场的观念尚须纠正。
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这种巨大的断裂，对我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在社会分配不公、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下、消费层次不高，尚存7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的过剩，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收入型的相对过剩存着本质的不同。
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巨大断裂
我国实物资产的关系可以论证拉鲁什对中国经济所作的分析。拉鲁什认为，在一种经济体系中，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必须平衡。其理由如下：一、金融体系的可信度和稳定性归根到底是以相信货币资产最后能变成实物为基础的，一旦此信誉动摇则整个结构崩溃；二、一般说，虚拟财富在倒置的金融金字塔上究竟能维持在什么特定水平上，有赖于它有多大能力从金字塔的下一层资产中抽取收入。也就是说，金融财富如同其它各种投机泡沫一样，必须不断增长才能避免崩溃。拉鲁什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美国、德国、日本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于政府并不迷信资本万能，而坚持实物资产必须束约金融体系，一旦迷信和放纵对金融资产增值的追求，日本就迅速地跌落到长期的经济低靡不振中去。在《中国的复兴——未来一百年的紧急计划》（注：《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1期P58。）中，拉鲁什在比较中国和一个世纪前的德国在实物资产指标上的差距后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特征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构建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的第一产业奠基于商工业化时代那种落后基础之上，第二产业的尖端部分也只是“组装”型——拉鲁什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天真的人们以为漂亮的办公楼和宾馆构成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是浪费，把可用于生产基础设施实现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耗费了，而这一切与中国境内外房地产市场及其它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的增长密切相关。这种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增长了平衡在短期内可能为经济表面上的繁荣所掩盖，但是当金融部门的‘纸上利润’超出实物产出的增长时，则金融危机就以‘短利奇迹’或‘墨西哥奇迹’的骤然终结方式表现出来。”
金融资产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社会已逐步进入一个从追求经济增长（通过劳动使财富增加）而转向追求财富分配（或无偿占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需要较高的社会生产率，需要社会的收入水平确实足以进行重新分配或投机分配。而我国显然还不具备上述条件。总的来说，我国金融危机与金融投机的过分发达是分不开的——这种“发达”不能以发达国家作参照系，如认为发达国家的泡沫经济占整个经济多少百分比，而我们还未达到那样的百分比等等，如果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程度来判断，可以得出我国已出现金融早熟的状况。所谓“金融早熟”，指的是金融衍生品活动——金融交易过分早熟。近些年来，我国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往往利润很低（如股票、期货、债券等），而从事金融衍生品（如股票、期货等）的交易活动却能获得高额报酬，这种财富分配格局是不能以分工与专业化的效应来解释。因为从社会总量来看，物质财富需要真正的劳动才能创造，而不是靠金融交易的几何倍数式（甚至爆炸式）的增长来创造。与物质财富增长不相适应的金融交易过度增长实际上就是用纸币重新分配社会的物质财富。我国近些年来金融衍生品的爆炸式增长在本质上并不是金融体系的“现代化”，而是一种投机活动。这种投机活动使我国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出现了巨大的不平衡，导致金融金字塔的断裂，并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还没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经济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物质与技术财富积累时，过早出现第一、二产业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使得整个经济的发展缺乏坚实基础。
在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二者之间出现断裂的时候，不从根本上着手解决问题，启动内需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反思
上述种种危机征兆显示，我们确实已处于巨大的经济危机边缘。如果在别的国度，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全面经济危机早已爆发。但在我们中国，危机之所以处于潜伏状态，是因为存在如下诸种因素：第一、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率几乎达100%；第二、“中国老百姓老实，对政府的信任度相当高”；第三、金融行业没有对外开放，国内外资金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动。
第一和第三两个条件将在中国“入关”之后逐步消失，而第二个条件正被某些人当作防范金融危机的坚实“防波堤”。应当承认，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确实是中国出现目前这种“稳定局面”的基本因素，但如果竟然将“老百姓老实，不会闹事”设定为社会安定的主要基础和政策制定的出发点，那就实在太过荒谬。因为再老实的老百姓也无法长期接受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权力、特权和财产的分配全然不顾道义的标准，并且已将社会生活质量降低到难以容忍的程度。
观诸世界各国，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所谓“美洲狮”、“亚洲虎”的神话，以及“亚洲价值观”的呓语，再一次论证了现代化道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忽视制度创新的社会变迁，最终惩罚的是那些拒不进行深层制度改革的国家与社会。一般而言，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治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的失衡。避而不谈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的经济改革，说穿了只是一种跛足的改革，或叫做“夹生饭改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代价。中国的经济改革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其实只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为市场经济立宪的重大问题亟待解决。而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治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道远。
中国自洋务运动起即已进行现代化努力，但历时一百多年后所建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却还只是“包装在薄薄一层比较现代化的科学和工业‘外壳’之内，而浮在前工业化落后的巨大基盘之上”，这的确需要痛加检讨。尤其严重的是行将进入世纪末，而在世纪初就已折磨着中国的几大问题，如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农业内卷化（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社会不公正、政府的贪污腐败等，却无一不以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形式凸现在我们面前，更加深了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难度。
市场化的改革使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发生了由政府到企业的转移，而制度环境的优劣以及全民素质的高低，最后都会反映在企业竞争力上。企业完善自身的功夫再好，也没有办法去和社会的制度环境对抗，而只是顺应它以求生存与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制度环境”，已经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力量，左右着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以及目前的改革走势。被这种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企业，以及同样被结构性力量所左右的中国金融行业，它们又能够怎么办？虽然明知结局不妙，但在这种结构性力量作用下，还是不由自主地朝着大家主观上不希望出现的结局狂奔。
这一切意味着我们已经不能再沿着传统改革思路走下去。一百多年前，我们现代化思路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标设定为“富国强兵”等，而始于20年前的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体用”思想做改革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格局只重视国家的生存权与经济发展权，而放弃在意识形态域创新与政治制度变革上作根本性质的努力。放弃这种努力或努力的方向不对，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虽然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地走了一百多年，还只能是个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而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原创性的贡献，就只有被人家拽着跑的份，这一点毫无办法，求助于民族主义这种新型宗教，盲目自大地说几声“不”也无济于事。
要真正填平经济上的断裂带，恐怕还是得摒弃以往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性整治方法，全面反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略，建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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