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处对强权：世界百年的辩证馈赠——20世纪国际关系的战略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权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辉煌而血腥”的20世纪，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百年，其中有创世纪的政治革命、改变一切的经济革命，以及前所未有的科技革命等。革命是“创造性毁灭”的发动机，它能动地改变了历史面容，也深刻地改写着20世纪国际关系中两条主线的战略方位，而和平共处对强权政治的实质性突破，则是前者对后者的辩证否定，从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开掘了战略通道，这是20世纪对21世纪的“代数学”馈赠。
一、和平共处：20世纪对未来世界的永恒馈赠
近代国际关系的总则是强权政治。强权政治是引发一战的关键。物极必反。在一战战火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奉行的外交原则是和平共处，它是20世纪初期对近代世界以来强权政治的根本性否定，并为现代国际关系奠定了总原则，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毛泽东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7页。）和平共处的外交准则与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伴而生、相伴而行。1917年11月8日， 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在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平法令》在国家关系中首次提出了反对侵略战争，为实现和平、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等准则，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点。正如列宁在《给美国工人的信》中所表明的“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的旗帜。”（注：《列宁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89页。）
和平共处原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特定时期的产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国际政治最终形成，国际准则日趋走向民主化、普遍化和法规化。人们所说的国际法，即“国际公法”，就是调整国家间关系、规定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的原则总称。国际准则中的最主要之点是“主权”原则，“主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利”，主权的行为不受另一个权力的限制。只有国家才享有主权，也只有国家才构成为国际法主体。主权被视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原则。由此人们可以发现，苏维埃俄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对国际法及其国际准则的确认，也是对国际法、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创造性贡献。诸如列宁在《和平法令》中对“兼并”一词所给定的经典性定义，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殖民侵略的全部论据，成为整个20世纪殖民地半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权的一件行之有效的武器，而且“这是国际法、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上的一大进步、一次革命，直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注：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在战争与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又面对着国际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干涉。这个“红色孤岛”在白色恐怖中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1918年3月3日所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使苏维埃俄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德法领土总和的土地，近5000万人口， 损失全俄工业设备的1／3、铁路的33%、铁矿的73%、煤的90 %， 还有60亿马克的赔款。这是德国帝国主义强加给苏维埃俄国的“空前屈辱”的和约。1918年11月，德国沦为战败国并爆发了革命。11月1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布列斯特和约》完全失效。列宁执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既使英、美、法、意、日等国“把俄国置于德国帝国主义脚下”的阴谋破产，又使苏维埃俄国获得了“聚积力量的手段”，这是苏维埃俄国在失败与险恶条件下执行和平共处对外政策的特殊例证。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共处的原则受惠于双方。法国资本在十月革命前占有俄国全部矿产量的55%、煤产量的74.3%、石油产量的18.5%。面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法国既不可能旧梦重圆，又不能自我孤立。与法国相比，英国基于经济利益和通过贸易来“复兴和挽救”沙俄的政治图谋，早在1921年3月16日， 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这个协定推动了苏维埃俄国原料大宗出口和英国机器设备大量进口，并带来了重大政治影响。英苏贸易协定是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大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它表明英国在事实上承认了苏维埃国家。美国则诬蔑英苏贸易协定是“一块充满炸药的金砖”。
一次战后，德国的地位比较险恶。《凡尔赛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市场、殖民地和大国的地位，还强迫索取巨额赔款。所有这些压力使德国与苏接近以迫使协约国让步。战前俄国进口机器设备的2／3来自德国，俄国出口物资有30%输往德国。鉴于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尖锐矛盾，苏维埃俄国为了减少干涉威胁和突破反苏战线， 在热那亚会议期间， 于1922年4月6日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协定》。在现代国际关系史册上，《拉巴洛协定》被认定为和平共处政策的卓越范例。伴随经济关系而来的是外交关系的改善。尽管在1923年一度出现反苏逆流，但大势所趋，这股逆流被迅速扭转。至1924—1925年，“与苏建交”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趋势，开辟了苏维埃国家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阶段。（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9页。）继德国、波兰、芬兰、阿富汗、土耳其等9国之后，1924年， 英国与苏联建交。接踵而来的是挪威、奥地利、希腊、瑞典、法国、丹麦、墨西哥，至1925年初，已有23个国家承认了苏联。
继列宁奉行和平共处政策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的条件下，于1954年首倡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是世界百年对未来国际关系的永恒馈赠。
在当代世界，人们在论及国际关系问题时，至少要直接地涉及到三个学科，即“国际政治学”，它关注的是权力与利益；“国际关系学”，它注目于态势与对接；“国际战略学”，它问鼎于科学与艺术。前者是核心，次之是整体，后者是总揽；三者联为一体，即为“总揽”“整体”而达到“核心”之效。以上述三个学科审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精深之处堪称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名典。
策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国际法与国际准则的简捷而切中核心的总汇，在新时代起点上，界定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性准则。
策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军事战绝对哲学，即对“固守绝对的目的，实施绝对的手段，图谋夺得绝对胜利”的根本否定，是构建国际新格局的原则起点。
策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资本“自由人”的历史性否定，是对国际社会人格的最高鉴赏。在一切为了人，一切决定于人的时代，现代化之人成为国际社会的真正的主人。
策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西方“均势”（ The Balance of Power）体制，即对那种强权政治及其分而治之和互相利用等“霸术”的完全否定，并在东西方文明底蕴上凝聚了世界文明的中枢线，进而为和平共处体制的展开开掘了宽广的战略通道。
策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纵向继承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希腊、罗马文化基础上升华的欧洲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精华；在当代条件下，向横向突破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国际方略。它来自大千世界的母体，必然为当代国际社会所接受；它来自最久远的过去，必然走向最遥远的未来。
策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最通达的文字概括了最复杂的问题，以中介性的内涵抑制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以中庸之策制导了过去与未来时区的可控度；从而以中含全、以静策动，即在和平共处中竞争。
策变：面对当代世界一大问题是“共处失衡”，出现了诸如“共而不处”、“和而不平”的状况。为此要强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在张力与调控力度，以变策变。以平等取代“互相利用”，以和平共处取代“分而治之”，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注：王家福：《世界六强国盛衰战略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3页。）
“策时”、“策论”为了人；“策体”、“策应”升华人；“策术”、“策变”精明人——为了人、升华人、精明人就是“策人”，它的全程就是抽象美与具体美合一的美学展开，让世人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感觉与美的追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邃思想的实质在于它的简单性，它的科学的实质在于它的艺术性，它体现了世界全部学科的本质特征，并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总原则的主体。
二、强权政治：近代信条在20世纪的恶性膨胀
在20世纪国际关系中，与和平共处相对立的是强权政治。强权政治基因渊源于远古，其内核初成源于古罗马。当国际关系面世之时，近代英国使强权政治大行其道，又由于欧洲大国参与其中，强权政治成为近代世界的信条，并在20世纪世界恶性膨胀。
按照国际多领域专家长期研究成果， 人们在英文文献中所见到的The Balance of Power，在外交术语中称为“均衡政策”，在当代世界一般称为“强权政治”。外交术语中“均衡政策”是指“分而治之”。“分而治之”是英国一种传统的殖民统治术和外交原则。正如英国一殖民者所提出的：“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的种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注：[英]A·拉其普特：《穆斯林联盟：昨天和今天》，伦敦 1973年版，第13、14页。）马克思引述英国历史上“第一个首相”R ·沃波尔的儿子霍德修用来说明他的时代特征的一句话：“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注：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页。）时至19世纪，英国政治家则以更完备的语言重申此意，就是当代人们很熟悉的话，即“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久不变的。”20世纪，The Balance of Power一词，其全部涵义可以界定为：“为了利益，互相利用，分而治之，在所谓‘力量均衡’中攫取霸权。”
The Balance of Power进入20世纪更加恶性膨胀。以国家而论，英国注重传统，她更多的推行“分而治之”，诸如对印度、巴基斯坦及其克什米尔分治问题；一次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所采取的政策等。与英国相比，美国更注目于现实与未来，她更多的是在“均势”掩映下攫取霸权。当代人们所论及的强权政治在美国显得特别醒目。
美国主要是在20世纪崛起的。一次战后，美国登上世界舞台。“凡尔赛体系”不仅是强权政治的现代翻版，而且为二战爆发播下火种。“华盛顿体系”，特别是英、美、日、法、意五国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成为美国对英国海军绝对优势的挑战，使其同海上霸主英国平起平坐。“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次战后帝国主义国际关系的新体系，它表明了战胜国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的重新瓜分和对列强关系重新调整的基本完成。
每个体系都是精神思维的产物。英国国际关系事务专家菲利浦·阿伦·雷若兹认为，用抽象的方法构想或建立起来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即称为体系。由此论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是强权政治的“精神思维的产物”，其列强关系重新调整和重新瓜分世界只能是暂时的“为了利益，互相利用，分而治之”；它在客观上更强烈地刺激和诱导极权者去攫取世界霸权。30年代国际关系“大三角”运行及其屡屡失误、失策、失控，特别是二次大战的爆发，在实质上便宣告了强权政治的破产。
然而，权益是行动的驱动器。二次大战中成为世界主角的美国，主要凭借“雅尔塔体系”构造战时国际关系框架，由几个主要大国决定他国与世界的主要问题，其中中国受害不浅。中国是首先展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并主要承担了世界东方的战争重担。与其并行的，中国战场起则成为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战略支点，继之在客观上又是美国得以推行“先欧后亚”的战略基地，但其结局却使中国权益受到战略性重创；其直接根源来自“雅尔塔体系”的中、美、苏关系的战略变位。“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构造者，也是在奉行“为了利益，互相利用，分而治之”，在“均衡”中谋求强权政治。
作为“雅尔塔体系”之核的放大，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所设计的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即目前仍在运行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结构的优势是根本的优势。二次战后以来，继热战之后，美国主要控制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并运作经济与军事实力，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相继推出冷战——缓和——均势战略，从而为其一霸回归置设了相应的社会空间。美国从二战期间的“三巨头”，中经战后的“两霸”，直至当前的世界唯一之霸，正是强权政治恶性膨胀的结果，并成为20世纪国际关系的暗箱。
“均势”为剑是美式暗箱的利刃，强权政治则是暗箱的精灵。美国暗箱曝光于世界《大棋局》：“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进程中的最后一步。”为固守一霸回归之势，该书认为其关键是在欧亚大陆“对地缘政治利益作战略上的掌管”。（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美国居然要永远地“掌管”全世界，它起则是信息社会中最惊人的信息，继之是军事战绝对哲学的未来抄作，最后也是其科技、经济、军事与文化合力至上的喧嚣。三者合一也警示人们注目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些新因素，进而强化和平共处的全方位战略效能。
三、经济机制：谋求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的战略平衡线
20世纪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某些新的因素，其中经济、科技、文化与环保等因素显得尤为突出。经济实力是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高科技强力支点上的知识经济，它从有形的工业经济窜升为无形的经济，将从根本上刷新世界面容，并在深层次上改变国际关系结构。周光召院士认为，“知识经济时代”悄然到来：在21世纪，知识将改变权力与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力量。（注：参见《服务导报》1997年12月9日。 ）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战，将引发冷和对冷战、信息对工业、精神对物质的三大战略变位，心理与精神将成为国际战略的新方向，它将是国际关系的新的强力支撑点。
全新的知识经济呼唤立体化的思维。以立体化的思维审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程，无论是特定国家，还是国际社会，其基点必然是寻求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的同一，为此要界定两者之间的战略平衡线。仅就特定国家来说，就要优化国策哲理、强化国策力度、规范调控序列和注重心理要素；进而优化经济机制与注重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安全终究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经济发展为杠杆；在国际关系上，经济实力与经济安全成正比；经济安全是经济发展的保险扛，它也是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首要尺度。
发展经济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在20世纪的世界，以发展经济为目标，进而优化经济机制，以经济张力拓展国家对外政策的力度方面有两大典型例证：一是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экоиомическая иолитика），一是罗斯福在美国推行的“新政”（New Deal）。两者从不同属性上，以不同的基点，丰实国家经济厚度，进而强化国际关系的张力，这是20世纪国际关系中不同色彩的亮点。
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绝对集中控制之后，列宁在苏维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实行“合作制”和“粮食税”制度，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农民可以出租土地和雇工。除固定的粮食税外，其它农副产品均可在自由市场出售。多种形式的合作社为家庭生产和生活服务。在工业方面，对国家企业进行大规模地调整，大批量的组建经济联合体；实施“租赁制”和“租让制”，分别把部分企业租给国内私人或外国资本家来经营。在全国建立商品货币关系，开通全境市场，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文化革命”，提高全民文化知识水平。
“新经济政策”，成为苏联史上“黄金时代”。20年代的欧洲把它视为“金砖”、“肥肉”，纷纷与其建立经贸关系，并“竞赛”似的与其建立外交关系。与国家经济利益相关联的是西欧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因为不承认苏联难以获得公众的选票。“新经济政策”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首次建立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全部创造活力的经济机制。它的活力来自开始发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初级形式）的特殊效能，它的突出贡献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机制遭到沉重打击，并在经济危机中引发了政治危机。鉴于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严重恶果，罗斯福总统推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举措，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美国在经济崩溃边缘上急刹车，并取得了重大经济社会效能。“新政”的国策哲理完善了经济机制，它所构建的“民主军火库”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援助，并为斯大林和丘吉尔所确认。罗斯福“新政”是项应急国策，它在经济、社会心理、军事与政治上激活了美国。由于“新政”的全方位效能，才使美国有实力投入二战，并在战争中对战后格局进行了世界性设计与初步实施。美国“新政”是优化经济机制，并赢得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战略平衡线的少有个案。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特定的个人因素日渐突出。特别是杰出领袖的魄力、远见与战略意志对国际关系具有定向性影响。列宁、罗斯福都是在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推出转危为安、转安为进的经济机制，进而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释放出国家的巨大内在力量，以不同的阶级色彩影响着国际关系的方向与进程。
国家经济实力是界定其国际关系网络方位的战略支撑。优化经济机制因此成为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的必由之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走向世界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并在2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从根本方向上为展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威力开拓了世界性空间。世界对中国充满希望，中国将对大千世界做出独家性奉献。
四、危机丛生：知识经济效应下的深层次新型化的战略调整
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册上，“世纪末现象”在20世纪尤其显得尖锐而惨烈：金融风暴骤起、经济衰颓趋频、军事危机丛生、政治动荡加速与公众心理失衡加剧。所有这一切，从主体性状分析，它主要是“工业经济末期现象”，更是“知识经济先兆现象”；后者对前者的战略变位，派生出诸多“危机现象”，正是“创造性毁灭”的当然进程。它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将严重地冲击国际关系，诱发出国际关系中的新热点。
近一、二十年里的世界性危机现象，在本源上是西方国家结构性危机的派生物。“‘第三条道路运动’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兴起证明，发达资本主义自身也需要做调整或改革的手术。”（注：谌取荣：《和平与发展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光明日报》1998年12月21日。）危机终究是强制性调整与创造性新生的辩证复合物。从这一命题审视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起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说到底，都是西方经济旧结构遭到重创及其转稼危机的牺牲品。究其根本，就是西方主要国家为了自身的经济安全，而牺牲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贪婪地榨取”；在本质上是知识经济“财富骑士”在发展中国家卷起的“圈地运动”；在重创他国中为本国经济调整提供资本支撑。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相应而起的是海湾风雷。海湾危机是当代西方国家长期深埋的地雷，海湾冲突更多的是由西方垄断资本的权益、利润和需要所决定的。西方主要国家拨弄着海湾危机的定盘星也是因势利导地利用了中东地区的战争暗道——民族、部族、族群、边界、宗教、资源与现实某种利益变异扩张的烈性循环问号，它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世界富国与穷国关系的尖锐性。
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风雷，主要是美国一国独霸世界的惊雷所引发的。一次战后，美国迅速地控制了世界重要的海道与海峡，实践了美国阿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地缘政治学海权理论，即谁能有效地控制海洋，谁就会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在世界握取制海权的前提下，特别地注目于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主要是在实践20世纪初英国哈尔福特·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陆权理论。麦金德认为，整个欧亚大陆与非洲可视为一个“世界岛”，其中从东欧到西伯利亚构成了所谓“心脏地区”，它被德国、土耳其、印度和中国所构成的“内新月形地带”所包围，而整个世界岛又为英国、南非和日本所形成的“外新月形地带”所围拢。以后又经美国学者的完善，基本形成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命运”的理论。
美国按照所谓“世界岛”思路，众所周知，其“外新月形地带”为美国慑服，并在世界东西部位由日本和德国支撑其国际战略结构。在美国看来，美国欲控制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势能，其关键是推进“中间突破”与“胁迫两翼”之策，它的起点就是中东与“大中东”地区。
沿用历史提法，中东地区为18个国家，它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的战略结合部，地缘战略方位十分险要。这里石油、天然气资源为世界之最，它又是世界最大军火买方市场。注目于中亚石油，伊朗是连接中东与中亚、里海与波斯湾的最佳“陆上走廊”；而伊拉克则是“肥沃新月地带”的龙头。事实上，伊拉克的生物武器库主要是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构建的。伊拉克这条世界暗道是西方主要国家长期“为了利益，分而治之”的可悲结果。
美国在“大中东”的推进，图谋在战略上形成以“北约东进”与“西亚西遏”的对俄罗斯东西夹击、遏制中国与分化欧盟之势。20世纪末国际关系一个新的征兆是，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成为不经联合国授权而在其防区之外进行军事干预行动，甚至图谋其独家“掌管”未来世界，可谓美国强权政治的恶性膨胀。
尽管美国多有图谋，但这仅仅是国家关系新型化、国际关系全球化与多极化初始阶段的扭曲现象。1998年12月17日，美、英对伊拉克巴格达连续3天的空袭，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被迫草草收场。 美国企图建立单极霸权主义体制，受到中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抵制。90年代多极化新发展的进程开始闪现出世界共创未来新型关系网络的诸多光点，这是未来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多极化的新发展是21世纪世界的时代特征，也是未来国际关系的主流，而和平共处则是唯一的世界通道，这是20世纪百年对21世纪世界的最佳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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