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官方满、蒙文文献编纂事业的初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事业论文,官方论文,文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623(2007)02-0134-05
一、清政权的建立与入关前民族文字文献的编译编纂活动
天聪十年四月，后金政权改称为清，年号改为崇德，同时把“女真”这个民族名称改为“满洲”。因此，天聪十年(1636年)有两个年号——天聪和崇德。随着清政权的建立，满语被定为“国语”，满文也被定为“国文”，民族文字文献的编译、编纂活动也有了初步的发展。天聪后期和崇德年间，汉文文献译编的对象和数量逐渐增多，除了文臣倡导的原因以外，也与当时的满族最高统治者对以往王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学习、借鉴的目的有关，特别是满族先人女真人及其政权——金朝的统治经验及灭国教训，对于当时的满族最高统治者来说极其重要。清太祖、太宗对大臣及八旗贝勒等的多次训示及上谕充分反映了这一点①。
天聪九年(1635年)五月，清太宗召集文馆诸臣谕曰：“朕观汉文史书，殊多饰辞，全览无益也。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兴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做观览。至汉文正史之外，野史所载，皆系妄诞。此等书籍，传之国中，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当停其翻译。”[1] 47在清太宗的倡导下，文臣对金朝史——《金史》进行了译编。其他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以及他们的统治经验教训也同样得到了重视，因此，同时对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史——《辽史》和蒙古族建立的全国统一政权——元朝史，即《元史》都进行了译编工作。从上述情形中可了解到，此时所选择译编的文献均为“正史”。清太宗“恐无知之人信以为真”，而命停止一些“野史”的翻译[1] 47。可见当时清太祖等最高统治者对所翻译的文献具有比较严格的选择性和针对性。
辽、金、元三史的满译工作自崇德年间开始，到顺治初年才告一段落。本次译编工作中，天聪年间经考试而被选取任官的鄂谟克图、杜当② 等满族、蒙古族青年被录用，并且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工作③。其余参与三史译编工作的人员还有：学士查布海、塔赤哈笔帖式能图、叶成格三人担任汉译满工作；学士胡球改编；王文奎、员外郎刘弘遇等担任修改汉文本的工作；尚书希福任总校等等。
在完成由汉译成满文的工作后，鉴于当时的八旗蒙古人中大部分人也不能够阅读汉文原书或满文本，因此，为了让蒙古八旗子弟了解其祖先的历史，又对三史进行了由满文译成蒙文的工作。
这一工作从崇德四年三月开始，五年十二月完成，举人杜当、乌力吉图、员外郎色棱、苏诺木四人担任蒙译，员外郎毕力格图进行修改，举人希泰、员外郎搜撒等6人承担缮写工作，尚书希福进行总校。顺治元年三月，蒙译本全部完成，其中《元史》蒙译本全名是《大元国史》。蒙译《元史》本里，蒙古人名全部以满文标写。这种以满文转写蒙古人名或地名、部名的现象在清代蒙文文献中比较普遍，反映了满蒙文化的相互影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该三史仅选译了其中本纪部分，但给译本仍然起了与原书同样的名字，即分别命名为《辽史》、《金史》及《元史》，因此，很容易使人以为该译本就是三史的全部译文，实际上仅仅是其中本纪部分。
除翻译汉文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清朝官方文献编纂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变化，开始使用满族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文献编纂，而且不仅以满文，同时还以蒙文编纂。这个过程应该说是自清太宗天聪年间开始酝酿并完成的。天聪二年，统治者颁布了第一个满、蒙、汉三文历书，即历书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编纂并颁行。这是因为随着后金势力的强大，当时后金政权统治下的百姓，已经包括了广大的满族、蒙族、汉族等人口，并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和满、汉、蒙族广大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所需，产生了满、蒙、汉三文历书，说明当时文献编纂活动适应了实际社会需要。
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文献编纂活动还有皇帝实录的编纂。按照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惯例，在一些汉族官员的奏请下，大约从天聪中期开始酝酿和编纂皇帝实录，即太祖努尔哈赤实录。该实录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部皇帝实录，也是第一部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编纂的皇帝实录。其编纂人员有：大学士希福、刚林，学士詹霸、胡球，汉文学士罗绣锦，副笔帖式苏开扎苏喀等人。根据上述编纂人员的构成看，他们是由满、蒙、汉族官员构成的。
崇德元年十一月《太祖实录》④ 编纂告成，关于具体编纂过程，文献记载很少，但是文献记载里却反映出其告成仪式和进呈过程异常隆重。首先，国史院大学士希福等给太宗献告成表文。《满文老档》记载：“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祖、太后实录》告成，进呈。尽陈圣汗四宝、仪仗毕，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及文武各官，左右序立。礼部官入奏圣汗。圣汗御崇政殿时奏乐。圣汗升座毕，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表文，希福捧蒙字表文，罗绣锦捧汉字表文，率共同修纂之满、蒙、汉笔帖式进呈。‘……钦奉宽温仁圣汗谕旨，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真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以满、蒙、汉三体字编译成书，以为万世之史。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读毕，赞礼官赞跪赞叩，行三跪九叩头礼，赞退，乃退。”[2] 1698-1699接着进行了《实录》进呈仪式和满、蒙、汉各官进表恭贺仪式。最后又设宴并赏赐了参加《实录》编纂、编译工作的官员，大学士希福、刚林，学士詹霸，副笔帖式扎苏喀、宜成格，汉文学士王文奎等均得到了赏赐。
清朝历史上第一部皇帝《实录》就这样经过上述隆重的仪式以满、蒙、汉三种文本登上了中国文献史舞台。与以往任何封建王朝的皇帝《实录》相比，清朝皇帝实录的编纂方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即采用满、蒙、汉三体文字编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它说明后金时期和清政权建立初期，满、蒙、汉文化的相互联系以及蒙古文化、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力。
实录之外，崇德年间，还编纂了一部重要文献，即蒙古文的《蒙古律书》。随着清政权的建立，制定和颁行针对蒙古各部的专门法律法规成为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崇德八年，产生了一部法律文献，也是第一部清官方对蒙古地区及蒙古各部制定并编纂的《蒙古律书》，用蒙古文编纂而成。这部律书成为以后制定和编纂对蒙古法律的基础和开端。
从1599年满文的创制到天聪年间，经过三十多年的应用实践，首先产生了根据汉文文献译编的满文、蒙文文献，然后又开始使用满文、蒙文直接编纂有关文献，这种现象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它却是清朝民族文字文献编纂历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和飞跃，不仅奠定了清朝官修民族文字文献产生的基础，也开创了民族文字文献产生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即编译、编纂。
二、入关初期的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字文献的编译编纂活动
(一)入关初期的文化教育活动和文化政策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推翻了明朝，清政权代之成为全国性政权。随着清军的入关，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口也一并入关，并在北京及附近地区居住，完成了全民族大迁移，八旗蒙古也一同进入了统治中心，这种局面非常有利于八旗子弟的文化教育。顺治初年，统治者即采取措施，加强满洲子弟的文化教育。顺治元年十月规定：“文官三品以上，荫一子入监读书。”[3] 卷9，95顺治二年五月从国子监祭酒薛所蕴请：“命满洲子弟就学，分为四处，每处用伴读十人，勤加教习。十日赴监考课。遇春秋演射，五日一次，就本处习练。俾文武兼资，以储实用。”[3] 卷16，145顺治二年八月，“礼部会同内院以内外职官送子入监事具题。得旨：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俱着送一子入监读书”，[3] 卷20，175。顺治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议准满洲、蒙古、汉军各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依其中式甲第，除授官职。顺治九年三月，殿试取中满洲、蒙古贡士麻勒吉等五十人，赐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并在顺治十年设立了宗学，使满族子弟有学就读，接受文化教育。
这种措施无疑可培养出更多的具有一定满汉文字水平及文化知识的人才。这些人才对于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清军入关定鼎北京，使其政权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面临着如何成功统治有着上千年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以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庞大王国的严峻问题。顺治帝在成熟并亲政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了解汉文化和掌握驾驭庞大中华帝国的统治思想和策略的重要性以及紧迫性，不仅自己努力学习汉文化，尤其随着清统治在全国的逐渐确立，顺治帝还大力提倡“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应该说，以顺治帝为首的满族统治者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也是符合当时历史进程的。
(二)民族文字文献的编纂活动
1.有关典制文献的编纂。如果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前，满语满文只是使用于东北地区，以及用于和周围民族及明朝的来往。清入关后，满语的地位迅速提高，应用范围也大大扩展，可以说从此时开始，满语、满文才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具有“国语”、“国文”的意义和权威。一切官员的设置和公文的起草、使用等皆成了“满汉”或“满蒙汉”并用局面，在文献编纂上也体现了这种多民族语言文字并用的局面。
清朝定鼎北京初，由于还未制定新律，在有关词讼案件的处理上出现了旧有的《明律》和“国朝旧制”已经不适应具体需要的问题。因此，为了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关官员上疏请敕令制定新律。顺治元年八月丙辰，刑科给事中孙襄条陈“刑法四事”，其中第一条便是：“定刑书。刑之有律，犹物之有规矩准绳也，今法司所遵及故明律令，科条繁简，情法轻重，当稽往宪，合时宜，斟酌损益，刊定成书，布告中外，俾知划一遵守。”[3] 卷7，74因此，摄政王多尔衮采纳该建议，“谕令法司官会同廷臣详释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启内各款，悉如议，通行严饬”[3] 卷7，75。修订律例显然很需要具有法律专门知识的人才，九月，“刑部右侍郎提桥启言：‘修明律令需人甚急，请令内院酌议，遴选各衙门官为总裁，为分校，核期刊定，颁示天下。’摄政和硕睿亲王谕：‘各衙门中有才识通明，熟谙律令者，着堂官开送，内院酌派具启’”[3] 卷8，84。但实际修订工作似乎并没有及时展开，因此，仍有官员不断上奏建议尽快修订律令。
在清廷内外官员的纷纷奏请之下，统治者终于诏令修律，命“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考明律，参以国制，勒为成书，颁布中外”[4]。新律的制定主要是“参汉酌金”，在《明律》的基础上结合太祖、太宗朝旧制进行修订，于顺治三年五月修成，并于顺治四年三月颁行。这可以说是清朝“定鼎北京”后第一部全国性法律——《大清律》。不久，又“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5] 卷142。
《大清律集解附例》是清朝第一部法律全书，由刚林等编纂，于顺治三年木刻并颁行。它以满汉文字编纂而成，也可以说它是清朝第一部满文法律全书。此后，清各朝多有续修或修订，直到光绪朝进行最后一次续修，都是在律文不变的基础上，增加或修订其“例”部分。可以说，该文献的产生对清朝此后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影响。顺治年间还开始纂修一些有关《则例》或《条例》。
2.汉文文献的译编。顺治朝前期，统治者下令对几部重要汉文文献进行了译编。主要有《三国志》⑤、《洪武宝训》等。在《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上以宝训一书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御制序文载于编首，仍刊刻满汉字颁行中外。”[3] 卷25，209
史书而外，清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儒家经典的满译和颁行。顺治亲政后下令满译了以下文献：《大学衍义》、《诗经》、《内则衍义》等。顺治十年，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但据现存文献情况，顺治时期并未能完成《五经》、《四书》的译编工作，还有《大学衍义》也是后来康熙十二年才最终完成的。
上述汉文典籍的译编工作，不管最终是否在顺治时期完成，都清楚地表明清统治者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以及对中国传统统治思想的重视。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也是对满文文献的进一步丰富和译编经验的积累。
3.实录的修纂。顺治六年，清统治者沿袭惯例，下令编纂前朝皇帝清太宗《实录》。该年正月初八日，“皇父摄政王著纂修《太宗实录》。敕内三院大学士，择于初八日开馆，照例择内三院满、汉大学士七人，学士六人，主事五人，编检官八人，博士、笔帖式、典籍官共四十三人，书办十人，共七十九人，交礼部。”⑥ 为修《太宗实录》，又给大学士范文程、巴克什刚林、巴克什齐充格等赐了敕书[3] 卷2，并选定了总裁官和副总裁官⑦。至顺治亲政后，由于对《太宗实录》中的有些内容不满，于是应希福等大臣所请，于八年下令重修《太宗实录》，并惩罚了对《太祖实录》、《太宗实录》内容进行删改的大臣⑧。此次重修，顺治帝特别设置实录馆，任命大学士希福主持其事⑨，以满、蒙、汉三种文字进行编纂。在纂修《太宗实录》的同时，顺治朝还先后两次对《太祖实录》进行了修改，产生了四卷本《太祖武皇帝实录》，该本目前有满汉二体本⑩。
4.《玉牒》的修纂。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定纂修《玉牒》之制。由此开记载清朝皇族谱系文献编纂之先例。当年十月二十五日，礼部、宗人府、内院等共同议定，敕内院翰林院同宗人府、礼部纂修，照《会典》所载论世次、各族所出子孙依次书于各族之下，以帝系为统，其余各照次序胪列。并拟定修成后分缮四函，一呈皇帝，另三函分存宗人府、内院、礼部。凡宗室、觉罗等，其出生年月日于每年正月初十日送宗人府、礼部记档，以便会纂。
宗人府是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同时掌管编纂《玉牒》有关事宜。纂修《玉牒》时，由宗人府另成立玉牒馆进行纂修。此外，宗人府下属机构中的皇档房主要是“掌登记‘黄册’、‘红册’并译成汉文，交由汉主事载入汉文档案”[6]。汉文《玉牒》编纂所用材料是经皇档房翻译满文档册而成的汉文材料，也就是其原始材料是满文“黄册”和“红册”。因此，对《玉牒》进行研究，不能仅依据汉文本《玉牒》，而必须在对汉文本和满文本比较、核对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研究，唯此其准确性、可靠性才更强一些。
三、小结
从努尔哈赤完成女真族的内部统一及建立女真族地方政权(后金)，到皇太极建立清政权以至入关定鼎北京，建立满族的全国性统治，大概用了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女真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满文，并逐渐对其进行改进加以完善，同时在本族之内进行了初步的满文普及教育。由于当时，满族与蒙古族各部之间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上的联系和往来，蒙古文和蒙古语在满族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中继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受到满族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从而培养了一批具有满文、蒙古文兼通的人才，对于当时满文、蒙古文文献编纂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
在满族及其政权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出于当时政治、军事需要以及了解周围民族较为先进文化的实际需要，统治者下令编译了有关统治经验教训和军事方面的汉文、蒙古文文献。由此而产生了最早一批满文文献，进而又以本民族语言文字，甚至以满文、蒙古文、汉文等多种文字编纂出了本朝文献。其中不乏开创性的举措，如以满、蒙、汉三种文字编纂皇帝实录，以及首次以边疆民族文字编纂全国法律文献等，由此，清代满文、蒙古文等民族文字文献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史阶段。
这个时期，应该说是满文以及蒙古文等民族文字文献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些文献都由清朝官方组织人才进行编纂，它为其后的官修民族文字文献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注释：
①《满文老档》第377-378页上记载：“天命七年四月十七日，致书阿尔布尼习游击曰：‘……以大为小，以小为大，乃自古以来循环自例矣。……大辽天祚帝强令我金太祖帝舞，因未从而欲杀之。太祖帝愤而兴兵征之，遂得大辽帝之业。宋徽宗因纳金帝所征大辽叛臣张觉，索之不与，用是兴师，获宋徽宗、钦宗父子二帝，即发遣白山东之五国城内。蒙古成吉思汗来朝时，金末代帝视其相貌不凡而欲杀之。成吉思汗兴师征讨，而得金帝之业。……’”
②《清史稿》卷3，太宗本纪二，第73页记载：“(天聪)六年秋七月戊寅，赐中试举人满洲鄂谟克图、蒙古杜当、汉人崔广前等朝衣各一袭。”
③虽然早在天聪七年宁完我的奏折中已经提到《金史》的翻译一事，但据国家图书馆藏蒙文本(写本——笔者注)序里明确记载辽、金、元三史的满译工作奉清太宗之命，开始于崇德元年，崇德四年译竣，顺治元年呈进，并顺治三年木刻。
④据《满文老档》记载，此时的《实录》并不仅仅是太祖一个人的《实录》，而是《太祖、太后实录》。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松村润在其《〈清太祖实录〉研究》一文中认为“起这个书名的理由是在表彰太祖之外，还把太宗袭位正当化作为目的。……因此，编纂了和中国历代实录体例有区别的《太祖太后实录》。”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敖拉从日文译汉，《蒙古学信息》，2002年第1期。
⑤该《三国志》，据笔者查对国家图书馆藏满蒙文《三国志》，并非是陈寿所撰《三国志》，而是《三国演义》。但是在一些文献目录上出现了著录失误，把该文献著录为陈寿所撰《三国志》。
⑥《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第3页，该文中所提“开馆”即指专门为修《实录》而开的馆，但此时《实录馆》还不是一个例开的修书机构。
⑦《清世祖实录》卷42，第336页，记载：“命大学士范文程、刚林、洪承畴、冯铨、宁完我、宋权充总裁官。学士王铎、查布海、苏纳海、王文奎、蒋赫德、刘清泰、胡统虞、刘肇国充副总裁官。”
⑧《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第176—177页载，刚林、齐充格获死罪，查布海、常鼐革职。宁完我、王文奎无罪免议，留原职；渥赫、阿喇善无罪免议。范文程拟革职，本身折赎，仍留翰林院。齐充格之子因此被革职解任。
⑨《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第250页，记载大学士希福等奏言：“现纂修实录大典，尤不可缓，谨请皇上敕行，期于速竣，则太宗功德，彰于永久，而皇上承先之志弥光矣。伏讫特颁敕谕，行臣衙门纂修，应用官员人役，另疏具奏，其公费钱粮，乞敕下该部，查例奏请。为此谨奏，请旨。”
⑩据说天聪朝《太祖实录》未得流传，顺治本《太祖实录》原本也已不见，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满文本《太祖武皇帝实录》，据一些学者研究是顺治重修本的抄本。据载台湾藏有四卷本《太祖武皇帝实录》汉文抄本，并“据信是崇德本”。但其满文和蒙文本的留存情况并不明朗。太宗时期《太祖实录》的所有文本的留存情况也很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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