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矛盾_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矛盾_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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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02)01-0008-05

民族地区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共性的矛盾和问题,同时由于受到民族地区历史、自然、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又存在着一些特有的矛盾和问题,并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社会发育程度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矛盾

社会发育程度代表着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又决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的发育程度。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四种社会经济形态的都有。而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还可分为处于母系家庭、父系家庭、比邻公社、家长奴隶制数种形态;也有属于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过渡形态的。处于奴隶社会的,可分为处于初级奴隶社会和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两种;处于封建社会的,尚可分为处于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地主制两种。”(注:杨堃.民族学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48.)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决定了其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氏族、部落间的偶然的物物交换到劳动力成为商品,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找到其典型形态,从而形成了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但从总体上看,大部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很多民族还没有完成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更没有经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使在出现分工的民族中,分工也很不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各族人民携手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的落后状况,尤其是未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否认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也不允许自发市场力量的存在,一切生产和交换活动统统纳入国家计划,而且全国一盘棋、一刀切。这就使得大部分民族地区在没有经历第二、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或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跨越了一个或几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一种跨时空的跳跃,因而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规律;从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角度看,是从商品市场关系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社会进入了没有商品、市场的产品经济社会。因此对于这些民族地区来说,在其发展进程中,就缺少了商品经济产生、发展和不断壮大这一历史过程,市场力量也始终没能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国家逐渐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允许和鼓励自发市场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具有一定市场经济发展基础和传统的沿海地区,很快适应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并执中国经济发展之牛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民众,不能适应新体制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按市场规律组织经济活动,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也就是说,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很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达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东部地区已经积累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即社会发育程度已满足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自然资源和一定的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载体。尤其是在工业化初期,自然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情况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因此人们称自然资源是工业社会的基础。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对资源的需求也迅速增加。而大部分资源是有限的,同时它们又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资源开发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对环境的压力就越大。正是由于工业化以来对资源的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今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使人类逐渐认识到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西北地区,由特殊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大部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而且由于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如土地沙化、草原退化、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等。不利的自然环境制约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但从大部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仍相当尖锐。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仍以一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为基础。首先,从人口结构看,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大部分生活在农牧区,农牧业是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而农牧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次,从经济发展的序列和产业结构演进的历史规律看,民族地区基本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化是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必然选择。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为西部民族地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同时根据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日益恶化的形势,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环境政策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有些是逆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主体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很少考虑环境效益。同时西部大部分地区群众的生活还处于温饱阶段,有些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西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的淘金、采挖中草药等行为就说明这种微观主体利益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矛盾。

三、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公平与效率是经济学中一对永恒的矛盾,在两者何为先的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尤其是在微观经济活动领域,效率原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宏观环境,因此也必然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在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在不破坏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应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低于汉族,还有生活习惯和语言的差异,有些少数民族世代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毫无经商的经验,甚至以经商为耻。在西部开发中,如何使少数民族参与进来,并从中获得利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还举例说,在西部兴建的工程项目或兴办的企业中如何吸纳一些少数民族居民就业,而且有更多人能够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与开发项目和企业建设和运营;对少数民族居民兴办的企业能否给予与外商同等的待遇,享受各种优惠政策。他还指出,虽然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但从处理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利益关系出发,还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则办,必须顾及历史上形成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经商能力、管理能力、语言等方面实际存在的差异,给少数民族居民以某些便利与照顾。(注:董辅礽.西部大开发中的利益关系[N].西部金融报,2000.4.7.(3).)

在资源开发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资源所在地各民族的利益。在过去40多年的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采取的国家主导型的资源开发模式,主要考虑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很少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他们只能享受资源开发带来的外在利益,而不能参与其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今后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过程中,在劳动就业、利益分配等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四、“发展极”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发展极”理论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尔鲁克斯等人提出的。他们主张以非总量的方法安排计划,把国民经济按地理幅员分解为部门、行业和工程项目,并认为,增长不是在每个地区以同样速度增加的,相反,在不同时期,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这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一般聚集在某些地区,又由于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聚集的地区常常是大城市中心,这些中心就成为“发展极”。“发展极”对它所影响的周边地区发挥着扩散效应。“发展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重点开发,再利用这些经济中心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我国在工业化的初期,也是把投资重点放在一些重工业领域,在西部民族地区则重点放在重要的原材料产地,或省会城市。“三线”建设时期,投资相对分散,但“三线”建设的投资领域主要是军工生产,与原材料企业相比,其“外嵌入”的特点更突出。这些军工企业的生产活动完全独立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墙内马达轰鸣,卫星上天,墙外刀耕火种”。这些经济中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为了适应国家宏观经济和国防发展的需要,在物质和能量转换方面是一种纵向的流动关系,与周边地区缺少必然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了“二元经济”的发展格局。

在民族地区,“发展极”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还要正确区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两者即有一致的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民族地区是以特定的一个或几个民族为主体的地理概念,而民族经济突出的是民族共同体,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自然会促进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但由于受到人口分布、就业结构、利益分配机制、经济发展目标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严重的“二元经济”发展格局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发展往往是不同步的。此外,由于民族地区地域广阔,民族间发展差异很大,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也同样有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不可能同步富裕,因此要正确看待和解决民族间及地区间出现的发展差距。但是一些人口较少,解放前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民族,与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快这些民族现代化的进程。

五、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前,民族地区经济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而且是在极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勉强维持着,自然经济铺天盖地,不用说现代工业经济,就是近代技术条件下的工业也是微乎其微。经过50年的发展,民族地区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国外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任重而道远。农业和农村经济仍是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口分布的情况看,我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人口生活在农村牧区,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的一些城市,其人口结构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明显低于汉族。对大部分少数民族来说,农业不仅是其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因此,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民族问题的解决。

民族地区农业的发展还基本停留在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过渡的时期,也有部分地区是由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同时还存在着少量的现代农业。因此,自然经济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农产品的商品率也低,农业对工业发展的贡献率自然也低,必将影响民族地区工业化的进程。根据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没有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增长难以为继。而凡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地区,工业化进程就相对顺利,而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的地区,工业化过程就困难重重。为此,发展经济学家得出结论:工业化的实现必须建立在重视农业积累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是互相促进、同步协调发展的。那种企图跳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直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体系的尝试,是难以成功的。

六、小生产与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将逐步形成大市场、大流通的竞争和发展格局。这对民族地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大部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滞后,尤其是广大农牧区具有明显的自然经济的特点,还处于小生产的发展阶段。因而就出现了小生产和大市场、大流通的矛盾。依靠这些小生产自身的力量与大市场衔接,难度相当大。因为小生产的特点是技术落后,生产规模不大,自我服务性强,交易成本高,在这种条件下参与大市场的竞争,自然会弱化其竞争优势。而民族地区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中介组织不发达,进一步加大了这种矛盾和困难。同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还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绝大部分商品供不应求,尤其是日用消费品和家电类商品,当时是只要有商品就有市场。由于商品供不应求,为企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使东部地区的一些企业靠生产低水平的商品积累了发展资金,而且资金利润率比现在要高得多。消费类商品的特点是投资相对少,资金回收快,生产周期短。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已经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尤其是家电生产领域居于有利地位,他们具有明显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西部地区企业进入这些领域与其竞争,并取得部分市场份额,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和差距。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经济告别了短缺,形成了买方市场,绝大部分商品供大于求,企业找不到新的市场亮点,一些商品投入市场就很快过剩。在这种市场格局下,进一步加大了民族地区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七、教育、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的矛盾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教育结构及其培养的人才结构也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否则教育与经济发展相脱节,最终将制约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为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与国内外相比,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首先,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地方及居民平均的收入水平低,影响了对教育的投入,直接影响到教育的普及和居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其次,民族地区教育结构尤其是高等教育结构,除近几年有所调整外,基本延续着建国初期的结构,当时为了满足行政管理和教育发展的需要,釉及为民族地区培养行政干部的需要,民族地区的教育结构以文史类和师范类专业为主,而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理工类专业和管理类专业少。

教育结构直接决定了人才分布的状况,据青海省的统计,少数民族在校大中专学生中,分布在民族院校和各级师范系统的占77.4%,这些学生毕业后只适合于行政管理和文科教学工作;分布在医学、畜牧兽医学系统的占11,7%,分布在农科系统的占8.2%,而分布在工科系统的只占2.7%;少数民族学生中,由于受到语言及师资等因素的影响,理科知识普遍较差,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专业选择。(注:邹东涛.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02.)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即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相对集中于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而在各级经济领域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则为数过少。这种人才结构和分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与西部大开发中对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人才的需求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还有民族地区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民族地区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的同时,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从内地选派大批优秀科技和管理人才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尤其是随着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急剧扩大,成为人才大规模、长时间流动的主要动因。这些流失的人才除了各行各业的优秀专业人才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熟练的技术工人,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不仅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只要人们预期的收益大于在当地的收益,就存在着流动的可能性,除了直接的经济收益之外,他们还要考虑生活环境,子女的未来等一些非经济因素。此外,从民族地区到发达地区读书的大学生也成为人才流失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将影响到民族地区长远的发展。

八、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

由于各民族在生活环境、历史发展、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生产生活,而且还体现在其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等方面,是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结晶。对民族传统文化,我们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首先,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和发展,说明它具有积极的、合理的方面,是连接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纽带;其次,民族传统文化是在各民族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带有明显的历史的痕迹,但随着历史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它们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作用,甚至成为阻碍民族发展的消极因素。民族文化的这种双重特性,需要我们对其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传统文化更好地为民族现代化服务。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发育程度和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在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是其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同时他们中又存在着许多不利于甚至阻碍民族发展的部分,因而就提出了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尤其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克服民族传统文化中基于自然经济的观念和行为模式。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在各民族的传统社会形态中,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生产规模小,市场发育不健全。与此相适应,大部分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以非商品生产或前市场经济,乃至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核心。

九、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必须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共性的问题和矛盾,如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社会收入分配问题等。但在民族地区,潜在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是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尤其是在当今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宗教问题,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稳定和民族团结。

从世界范围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加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新热点,并引发了多次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同时还成为西方一些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有利借口。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族分裂势力开始抬头。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相互交往、相互联系,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矛盾,尤其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的民族问题也是相当复杂的,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如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达赖集团对西藏稳定的影响,国际范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我国新疆等地的影响。还有由于民族间在经济发展等方面差距,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利益冲突,都有可能引发一些固有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者从事分裂活动的借口。

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有些民族还是全民信仰宗教,因此,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尤其在受宗教影响较深的民族中,宗教因素更是民族肌体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有时难以明确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在当今的许多民族冲突中,常常夹带着宗教因素,如在科索沃地区,阿族和塞族的矛盾分歧不仅表现在民族的不同上,也反映在宗教的相异上。此外,从我国的情况看,宗教问题不仅使民族问题复杂化,宗教中还存在一些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如宗教消费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影响,宗教对人们精神的束缚,宗教与科学精神的矛盾等。

收稿日期:200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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