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家书》辨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书论文,张之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1 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参考上海中央书店《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本出版《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其中包含伪造的《张之洞家书》。笔者特此辨伪，考订如下。
一 内容荒谬的家书
《张之洞家书》有不同版本，但内容相同，均为40封致、复双亲书和4封致、复儿子书。前贤曾指出其伪托，但没有具体分析其内容， 笔者拟分类剖析其内容，以证其荒谬。
（一）虚构人物
首先是已经过世的双亲。据张之洞殿试对策中所开列的三代脚色，有“父锳，仕，故。”张之洞从舅父朱琦所撰《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署贵州分巡贵东兵备道赐卹追赠太仆寺卿又甫张公墓志铭》与《张文襄公年谱》卷1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34 《张锳传》及民国《南皮县志》卷8《文献志二》等书记载，张之洞的父亲张锳， 字又甫，号春潭，嘉庆十八年（1813年）以举人大挑知县起家，历任知县、同知、知府，官至署贵州贵东兵备道，咸丰六年（1856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于贵州军中。张之洞生母朱夫人，是四川和州知州、广西临桂朱绍恩之女，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时张之洞年仅4岁。朱夫人卒后， 张锳不再娶妻，由侧室魏氏抚养张之洞成人。张之洞家书没有纪年，仅有月、日。第一封致双亲书报告应试，第二封致双亲书誊寄试卷，第三封致双亲书报告中式。张之洞先后于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元年（1862年）、同治二年（1863年）三次入京赴考，两次名落孙山，同治二年中一甲第三名。按情理推断张氏致双亲书的年代当为同治二年，但此时距其父张锳在贵州去世已近8年， 距其生母朱夫人去世已有23年。这些前后日期相接、内容互相呼应的致、复双亲书，正是欺世骗人的伪造。
其次是子虚乌有的母舅、舅母。《张之洞家书》中从三月二十二日致双亲书报告应试，到两年后正月二十四日复双亲书痛悼丧舅，先后十余次说到他的三个母舅及舅母。据张之洞次兄张之清（仲穆）所撰《又甫府君行状》和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卷1可知， 张锳元配夫人刘氏，为布政司理问、沧州刘廷栻之女；继娶夫人蒋氏，为嘉定知府、卢龙蒋策之女；继娶夫人即张之洞生母朱氏。刘、蒋、朱三夫人，均比张锳早卒。三夫人都是随张锳仕宦四方，而不是与张锳长期厮守于故里南皮，她们的兄弟也自然不会在南皮与张锳夫妇生活在一起。再加上张锳夫妇早已不在人世，因此，这些多次出现的母舅、舅母均是子虚乌有之人。正是因为如此，《张之洞家书》中涉及与母舅、舅母有关的人物，前后关系混乱。如三月二十六日致双亲书报告回省中说：“文渊伯闻患瘫症，殊为可忧。犹幸培元弟已能自立”。四月二十七日复双亲书感谢拒婚时又说：“二舅母丧未三日，乃嗣子培元表兄又以不幸告。”一个培元，先称为弟，后称为表兄，前后矛盾，显系仓促伪造。
其三是凭空捏造的内兄。七月五日复双亲书称：内兄“子祥人尚忠厚，且为大人门生”，七月十七日、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九日复双亲书又涉及子祥内兄，似乎这位内兄与张之洞父母同在故里南皮。张之洞有三位夫人，石夫人为直隶滦州人，其兄石均，为贵州都匀知府，咸丰七年（1857年）战死；唐夫人为贵州遵义人，其兄唐炯，同治年间官至道员，光绪年间曾任云南巡抚、督办云南矿务等职；王夫人为山东福山人，其兄王懿荣，光绪年间官至国子监祭酒。石、唐、王三位夫人之兄，无一人是张锳的门生，从他们的经历看，根本不可能与张之洞父母同在故里南皮生活。因此，所谓子祥内兄也是个凭空捏造的人物。
此外，二月二十三日致双亲书问候父母，其中提到“同年杨友诚兄”。所谓同年，即同科中式者。张之洞于咸丰二年（1852年）乡试中式，为解元，据光绪《畿辅通志》卷45《选举十三》载，咸丰二年壬子科131名举人中无杨友诚其人。 张之洞于同治二年癸亥恩科殿试以一甲第三名成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及该书的《明清历科进士题名录》同治二年癸亥恩科200名进士中，亦无杨友诚其人。由此可知， “同年杨友诚”也是虚构人物。
（二）不合制度
首先是称谓不符。三月二十二日致双亲书报告应试称：“得中进士第四名，现已届殿试期矣。”据《清史稿》卷108 《选举三》载：“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其他殿试中式者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清会典》卷33《礼部》载：“凡乡试中式曰举人，副于正榜曰副贡生。省各定其额。会试中式曰贡士。殿试赐出身曰进士。”《日知录集解》卷16《进士》条引赵氏说称：“今会试中式者，礼部放榜但云会试中式举人，必俟殿试后赐进士及第、出身、同进士出身，始谓之进士。或有事故不及赴殿试者，尚是中式举人，不得称进士。盖犹沿唐宋遗制。”上述所说虽有异同，但由此可知清代科举制度是会试中式者称贡士或会试中式举人，殿试中式者方得称为进士。《张文襄公年谱》卷1载：同治二年三月会试， 四月初九日榜发中式第一百四十一名贡士。上引致双亲书报告应试中所谓“中进士第四名”，不仅称谓不符合科举制度、名次相差悬殊，而且写信日期是三月二十二日，距四月初九日发榜尚有半个多月，如何能知其名次？
其二是并无督学考试。六月十九日致双亲书称：“十三日吏部举行督学考试，翰林院中人投考者，计举全体八分之五。”督学的全称应该是提督学政，简称学政。《清史稿》卷116《职官三》载：提督学政， 每省一人，“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简用，各带原衔品级。”《世载堂杂忆·清代之科举》载：“清室定例，各省由钦命简放学政，三年一任；大省恒放四品以上大员，较小省份则放翰林院编修。”由上述可知，提督学政在侍郎、京堂等官员的进士出身人员内简择选用，并不举行什么“督学考试”。实际上，清朝自嘉庆年间之后，在每次乡、会试前举行考差，如《清史稿》卷108 《选举三》载：乡、会试考官，“嘉庆以后，更试侍郎、阁学及三品京堂等官，曰大考差。”《世载堂杂忆·清代之科举》亦载：“乡试每省例放正副主考各一人，官翰林院编修、检讨者，皆先期考差，候简放。内阁中书、各部主事，亦得与考。”由此可知，在乡、会试前举行考差，参加考差的人员，有翰林院编修、检讨，有内阁中书、各部主事等，考差成绩好者往往会被选任为乡试正副主考等，有时各省学政也于考差记名或担任乡试正副主考官内简放，如张之洞于同治六年（1867年）四月、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两次参加考差后，奉旨充任浙江、四川乡试副主考官，乡试结束后，先后被简派为湖北、四川学政。但考差，并不是“督学考试”。《张之洞家书》的伪造者，不清楚什么是“考差”，把考差说成根本不存在的“督学考试”，当然与清朝制度大相径庭了。
其三是虚构的秋闱。三月二十六日致双亲书称：培元弟“去年秋闱获中后，更有希望。”如果仍以张之洞同治二年癸亥恩科中探花为准推算，这里的“去年”仍是同治二年。据《清史稿》卷108 《选举三》载：“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世载堂杂忆·清代之科举》载：“清初乡试以子、午、卯、酉年，会试以辰、戌、丑、未年；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殿试以三月。后定乡试以大比之年，八月初八日入头场，八月十一日入二场，八月十四日入三场。会试定三月，殿试以四月，至废科举为止。”因为乡试在八月举行，所以称为秋闱；会试在二三月举行，所以称为春闱。这里的子、午、卯、酉和辰、戌、丑、未年都是指乡、会试的正科而言。由于各种特殊情况，也会有所变更，譬如恩科、特科等。实际上，据光绪《畿辅通志》卷45《选举十三》载，举人有同治元年壬戌恩科、同治三年甲子科，而无同治二年癸亥科。由此可知，三月二十六日致双亲书所说的“去年秋闱获中”的情况，既不符合清代科举制度，也无此种特殊情况，完全是虚构的秋闱。
其四是想像的试卷篇幅。四月初七日致双亲书誊寄试卷，内称：儿于本月初三日应试，“因考近日习知所深思者，发挥无遗，计之二万二千言之多。”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三章《进士及关于进士系内之各种考试》第三节《殿试》载：清代殿试文章，策文不限字数，最短以千字为率，不及千字以不入式论，一般近两千字。书写时间占大半日。张之洞殿试文章具在，除去开头所写的三代脚色等，字数正在两千字左右。此信把字数扩大十倍，可谓想像丰富，但既不符合殿试制度，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何况在大半日时间内，如何能用毛笔写馆阁体小楷到两万两千多字呢！
（三）时间混乱
首先是发榜时间。四月十八日致双亲书报告中式说：“今日已发榜，儿邀幸中第三名探花。”据《清穆宗实录》卷65载：同治二年“四月丁酉策试天下贡士黄体芳等二百人于保和殿。”“庚子，上御养心殿召读卷官入，亲阅定进呈十卷甲第。”“辛丑，赐一甲翁曾源、龚承钧、张之洞三人进士及第。”同治二年四月丁丑朔，丁酉为四月二十一日，庚子为二十五日，辛丑为二十六日。四月十八日，尚未进行殿试，“今日已发榜”，“邀幸中第三名探花”云云，纯系伪造。
其二是夫人来家时间。六月二十五日致双亲书报告丧偶称：“竟失足将媳妇踢倒，急行扶起，已人事不知，忽鼻中血流如注，迨延医诊治，已属无及，于晨丑时殒命”，并称“媳妇来家五载。”关于踢死媳妇与媳妇来家五载之说，在这些家书中多次出现。张之洞的妻妾中称为夫人者有石、唐、王三位。石夫人是都匀知府石煦之女，咸丰四年（1854年），在贵州兴义府与张之洞结婚，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卒于北京，在张家达十余年之久。唐夫人是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之女，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结婚，十一年（1872年）十二月卒于北京，前后仅三年。王夫人是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之妹，光绪二年（1876 年）结婚， 五年（1879年）二月卒于北京，也仅有三年。三夫人中无一人与家书所说情况吻合。如以同治二年为基准向前推五年，应当是咸丰九年（1859年），较为接近的是石夫人，当时已来张家有五年多了。至于唐、王两夫人都不够来家五年之数，卒年相差就更远了。
其三是互相矛盾的年代与年龄。五月十九日致儿子书训诫用功，内称：“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也。”《清史稿》卷107 《选举二》载：“遂诏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丙午年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该信应当是写于此后若干年，就算是写于废科举的当年，此信却称：“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这时距张之洞出生的道光十七年（1837年），已有68年之久，能算是“五旬外之人”吗？这正是伪造形成的矛盾。
（四）编造履历
《张之洞家书》的致、复双亲书，有20余封都是以督学河南为背景来写的。张之洞的生平履历，记载甚多，不仅有《清史稿》、《清史列传》等官方史书的记述，有《大清畿辅先哲传》、民国《南皮县志》等地方史志的记载，而且有其朋僚陈宝琛撰写的《墓志铭》、陈衍书写的《张广雅相国传》等个人著述的确切记录，李慈铭、翁同龢、张佩纶等人日记有记载，许同莘编、胡钧重编的《张文襄公年谱》有详细记录，张之洞本人的回忆录《抱冰堂弟子记》也有记述，诸如此类的传记资料达数十种，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有张之洞督学河南的记载。张之洞确实任过学政，并且卓有建树，但是在湖北、四川，与河南毫无瓜葛。因此，督学河南，是编造的张之洞履历，与此有关的人物、事件全属虚构。
（五）用语错乱
每个时代都有反映其时代特色的语言，一些语言也就成为时代的标志。《张之洞家书》中则有一些后世才可能出现和使用的语言。七月十一日致儿子书力戒妄交，内称：“不过汝父任两湖总督，有力以供汝求学耳。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张之洞多次任湖广（两湖）总督，自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至三十三年（1907年）止，均是在光绪皇帝载湉在位期间。载湉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月去世，宣统元年（ 1909年）正月，才上庙号德宗。当时，张之洞正在北京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显然不可能在湖广总督任上写信给儿子称光绪帝为“德宗”。此类语言的出现，说明《张之洞家书》的编造者不自觉地使用了他所在时代的语言，从而留下了伪造的证据。
（六）被忽略的兄弟
南皮张氏，是清末民初的名门大族，张之万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状元，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癸亥恩科探花，后来均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家人丁兴旺、亲戚众多，亲戚中固然有平民百姓，但也有刘仙石、石均那样的府县长官亲民之吏，还有鹿传麟、唐炯那样的军机大臣、封疆大吏。但十二月十九日致双亲书称：“儿则既无兄弟，又丧妻室，仅一呱呱在抱之麟儿，又烦大人挈领。”据张之洞次兄张之清（仲穆）撰写的《又甫府君行状》和从舅父朱琦撰写的《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署贵州分巡贵东兵备道赐卹追赠太仆寺卿又甫张公墓志铭》及《张文襄公年谱》卷1的记载，张之洞绝非是“既无兄弟”，而是有兄弟6人、姐妹8 个。长兄之
，字远澜；次兄之清，字仲穆；次兄之渊，字蓉江；张之洞排行为四；五弟之澄，字小潭；六弟之涌，字闰涛。兄弟六人，除夭折者外，均入仕为官。实际上，张之洞与石夫人先生一女，后又生长子张权，其后又有五子两女，也不是“仅一呱呱在抱之麟儿。”
（七）违背常规的行程
七月十七日复双亲书记送柩回里情形，称：“定于二十二日出京，沿旱道至豫。”七月二十三日复双亲书报告赴豫情形，除记出京赴豫沿旱道而行外，还说：“闻子山姻丈在潼关，儿过时或可一谒长者。”八月十九日致双亲书报告到任情形，称：“路过潼关晋谒子山姻丈”。沿旱道至河南，清代沿途有驿站，据光绪《畿辅通志》卷122 《兵制四》载：从北京“皇华驿至河南省城一千四百九十五里……驿站二十程，在畿疆一千八十五里。”民国《河北通志稿·经政志·交通》载：自北京皇华驿起，经良乡、涿县、定兴、安肃、清苑、满城、望都、定县、新乐、正定、栾城、元氏、赵县、柏乡、内丘、邢台、永年、邯郸，到磁县滏阳驿入河南，凡驿程20，计1120里。雍正《河南通志》卷27《邮传》载：“北直隶磁州四十里入彰德府安阳县境”，从安阳县邺城驿，经汤阴、淇县、汲县、延津至省城祥符县大梁驿，凡驿程7，计380里，与在直隶里程1120里相加，为1500里，与光绪《畿辅通志》1495里，仅差5里。这条驿路，其走向与今京广线铁路基本平行。 《张之洞家书》称“路过潼关”，潼关为秦、晋、豫三省要冲，清代属陕西省同州府潼关厅。据雍正《河南通志》卷27《邮传》载，从陕西华阴县即潼关附近到河南省城祥符县大梁驿，凡驿站16，计900里，其驿路， 基本上与今陇海线铁路平行。家书中所谓急需到任的督学，沿旱路走到开封，又向西走900里去看望子山姻丈，然后再折返回来，显然不合情理。 有人说可能是从山西经潼关到开封，那也是绕了一个大圈子。放着直捷的驿路不走，去绕大圈子，显然违背常规。可见伪造家书者不了解清代驿路。
除上述七方面外，《张之洞家书》中前后矛盾之处尚多，恕不一一列举。
二 家书传播的源流
《张之洞家书》出于后人伪造可以确定无疑。
首先传播《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但笔者没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笔者看到的有中央书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丛书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也有时作“清代名人”。编次者为虞山襟霞阁主人，出版者为平如衡。
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载：“平襟亚（1892—1980），江苏常熟人。原名平衡（执律师业悬牌用），字襟亚（与名并行），别号襟亚阁主人，室名襟亚阁。”“曾执行律师业，办中央书店，创刊《万象》及《万象十日刊》。”虞山，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77《苏州府一·山川》载，在今江苏常熟县西，相传虞仲治此，故名。《张之洞家书》版权页上的虞山，实际上代指江苏常熟；襟霞与襟亚谐音，由此可知，虞山襟霞阁主人，即常熟襟亚阁主人，也就是平衡。平衡为编辑整理者。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小32开本，74页，每页13行，每行31字，铅字排印。前有著者小史，与家书内容相吻合，把留学日本、回到武昌后堕马而死的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说成张之洞的儿子，把《劝学篇》写成《劝学录》等，又提到张有孙二人：厚谷，任奉天督导秘书；厚璟，任浙江财政厅厅长。收录内容即为致、复双亲书40封和致、复儿子书4封，没有年代而有月、日。在每封致、 复双亲书后的括号内，有报告赴豫、感谢结讼、报告赴怀等。其实，“报告”是张之洞生前所深恶痛绝的新名词。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奠定了伪造的《张之洞家书》流传的基础，后经多次再版，流布甚广。
其次的传播者是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4 月出版由周惟书（维立）编校的《清代四名人家书》，32开本，192页，每页18 行，每行43字，前有南汇朱太忙序，收录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四人家书350封，其中96页至137页为张之洞家书，从内容到标题，与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完全相同，偶尔多了几个错字，如七月十一日致儿子书把“两湖总督”印成“两广总督”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时，收录上海广益书局本的《清代四名人家书》，编为第63辑第624册，由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 上海广益书局本因而广为流行。
第三个传播者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 月该社出版基本参考上海中央书店《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而编校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该书《前言》指出《清朝十大名人家书》“里面不乏赝品，或鱼目混珠、真假参半”，并以林则徐、郑板桥家书为例。整理者虽然基本上依据民国年间上海中央书店的版本，但有善本可据的，则择善而从，已经考证出来的伪造者，如《林则徐家书》，则摒弃不录，而补以翁同龢家书。整理出版者立意很好，有些考订做得也不错，但对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则没有一句批评，而是基本上照搬上海中央书店本，依然是那44封家书。编排顺序也依然如故，只是删去致、复双亲等书后括号内的寄回俸银等提要性文字，把竖排繁体字本变成横排简体字本，把断句变成标点符号，但有些字不合规范，如把“惟”改为“唯”等。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脱漏衍误，如“世丈”误为“世长”、“无穷”误为“无躬”等，格式上也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尚属小毛病，或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出版又使伪造的《张之洞家书》继续流传。
此外，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出版的《清代名人家书》影印本和湖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校点本中，均有与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张之洞家书》。
三 伪造张之洞家书的真相
伪造张之洞家书，并非近年才发现。
1929年，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的案语中指出：“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文襄尊人春潭先生在贵州办贼，咸丰六年七月卒于军，时文襄年方二十岁。文襄同治二年癸亥成进士，入词林，距春潭先生之殁已八年矣，不知何以是年中式后有致双亲诸书。且文襄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而致双亲第一书中言中进士第四名，名次不符若此，其为伪托无疑。但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今谨删去二卷，只留一卷，然亦无甚关重也。”
1937年，甘鹏云在《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中指出：“原有《家书》一卷，或云非公手笔也，去之。”他在《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后记》中又指出：“原有《家书》一卷，公子燕卿、范卿均云沪上赝作，议不印，置不校，非阙也。”当时，正是《张之洞家书》传播兴盛之时，1936年4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清代四名人家书》， 其中有《张之洞家书》；同年5月，上海中央书店印行《张之洞家书》第7版。甘鹏云删去《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说明是“沪上赝作”，使人们清楚了《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是伪托的赝品，但可惜并没有说明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也是伪作，也没有指出具体的伪造者。
20世纪60年代，陈恭禄教授在讲中国近代史料学时指出：“张之洞后裔否认家书的真实性，编者未说明家书的来源、得自何人，何时得到，所得是否底稿抄本，抑为真迹。我们对这些问题，若没有满意的答案，家书的真实性便有问题，很大可能是文人所伪造，徒为取得稿费。发行的书贾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他又指出：“书坊印行的林则徐、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家书都不能作为史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196—197页。）
揭开伪造张之洞家书真相的是张之洞族孙张达骧。1984年11月，张达骧与李石孙在《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上发表《张之洞事迹述闻》，指出：张之洞去世后，其长子“张权托王树柟（字晋卿）编定遗集。有之洞族孙张厚谷（字修甫）往见树柟。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初刻印行后为张权发觉撤除，故印本无家书。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文字浅陋，谬误百出，实非之洞手笔。此事达骧亦知之，质问厚谷，但已无法收回了。”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案语中说：张之洞“家书亦泰半散佚。今从其文孙修甫处续得数通，谨附于后，不复计其年月之先后也。”这个“修甫”，即是张厚谷的表字。联系到前面所引用的王树柟所说：“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这个“族中某人”当也是张厚谷。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在著者小史中也提到：“孙二人：一厚谷，现任奉天督导秘书。”其实，张之洞的孙子非仅二人，张厚谷也是族孙而非嫡孙。由上所述可知，《张之洞家书》的伪造者是张厚谷当可确定。张厚谷所伪造的那本家书，前两卷似乎就成为上海中央书店本的《张之洞家书》，后一卷被王树柟编入《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中。 但并不像张达骧所说“印本无家书”，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即有家书，被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仁乐）、张范卿（仁蠡）发现，到1937年甘鹏云校印楚学精庐本《张文襄公全集》时，才删去了《家书》。
至此，伪造张之洞家书者为张厚谷，当可无疑，但此事至今仍有疑点。一是张厚谷作为张之洞族孙，对张之洞生平履历应当是清楚的，为什么伪造得那么离奇古怪，毫无根据？二是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如何能到开办上海中央书店的江苏常熟人平襟亚手中，仍不清楚。是否存在平襟亚另起炉灶重新伪造的可能，即张之洞之子所说的“沪上赝作”？三是张达骧所说的“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也似乎不可靠。因为，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先送到王树柟家里，王树柟已看出破绽，删去两卷，仅用一卷，似乎不可能把三卷全都交给刻板书坊，刻板书坊怎么能“抄有‘家书’副本”？再则，刻印《张文襄公全集》的是北平文华斋，用的是雕版印刷的方式，而印行《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用的是铅字排版机器印刷方式，两家南北相距千余里之遥，其中的情节如何，我们似乎已经无从考订了。
标签：张之洞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论文; 家书论文; 光绪论文; 历史论文; 清史稿论文; 张文论文; 同治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八国联军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