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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
国外学者一般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既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又区别于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立的经济体制。但他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往往各有侧重，不尽相同。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更表现出与以前不同的特征。
美国比较经济学会前主席林德布洛姆基于对生产的两种最终控制形式即消费者偏好或政府偏好，主张以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作为划分的标准，并参照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形式，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以公有企业为基础的消费者主权的市场体制，亦即公有企业的市场导向制度，或者市场取向的社会主义，用以区别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市场制度，以及以公有制企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按照决策机构、信息和调节机制、财产所有权和激励机制四个标准，将经济体制分为三种纯理论体制，即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指出：“市场社会主义——以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井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
西方经济学中的一部分人（以B.沃德、J.沙尔顿为主要代表）则倾向于把市场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合作社会主义以及工人参与管理经济的模式。其特征是：国家的企业由工人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收益由工人支配；企业归国家所有（国家对各企业征税）；工人可以在任何地方自由就业；完全分散的市场经济，指导性经济计划只起间接的控制作用。
美国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87年版）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权威性的说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式（或概念），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对于现有的种种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这一名词往往更广地用于概括这样两种体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这一定义的那种体制（像南斯拉夫在1965年后所形成的体制），以金融调节和种种刺激作为中央计划的手段来替代命令和对生产商品进行实物分配的那种体制（即受调节的市场，像匈牙利1968年改革后的“新经济体制”）。
由此可见，90年代以前国外经济学家所描绘的市场社会主义具有以下共同特征：从所有制性质讲，它主要是一种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所有制；从资源配置形式讲，市场导向型资源配置方式起基础或主导作用；从现实经济体制讲，则有两种市场社会主义体制，即50至8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60、70年代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这两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都已夭折。西方学者承认很难找到成熟的市场社会主义典型。
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和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复兴和新的发展。因此，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表现出新的特征和内涵。
如英国市场社会主义学派着眼于手段（市场机制）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关系，认为“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便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普夫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设法实现平等、民主和团结这些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同时又保持经济效率，即保存市场。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的约翰·罗默则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
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在所有制和资源配置形式方面保留了旧理论的一些特征，但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相比，它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市场作用的范围内却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总的趋势是，日益扩展市场机制作用的效用和范围，日益模糊公有制的内涵。
一般而言，国外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界定的方法论的特点是善于把资源配置形式从社会制度中剥离或抽象出来，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排除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本质规定之外，但往往又因此模糊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犯了折衷主义的趋同论错误。如有的西方学者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中力图把市场机制纳入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举措，说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流，是社会主义趋同于资本主义；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部门实施国有化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从而混淆了资本主义国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其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体制上的某些相似是非本质性的，趋同论的错误在于没有正确把握经济制度的不同层次。
二、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几个阶段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年代）。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传播，社会主义改良主义思潮的勃兴以及巴黎公社的实践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萌芽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谢夫勒、洛桑学派的帕雷托和巴罗内以及奥地利学派的维寒尔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的可行性问题的论述，他们在抽象分析的基础上创造了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理论。帕雷托首先将西方经济学原理具体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他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可以恰好达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完全相同的经济结果。帕雷托的学生、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巴罗内则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老师的思想观点：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源合理配置不一定直接通过市场竞争，但可以通过试验方法和数学模拟论来达到。巴罗内还进一步指出，运用试错法所得出的价格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市场价格具有同样的经济含义；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在组织生产的方式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论述隐含了资源配置效率或形式不取决于社会制度性质的思想。
谢夫勒、帕雷托到巴罗内等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从根本上说并不含有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内，但他们的思想却从理论上肯定并初步论证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隐含了市场社会主义赖以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萌芽，特别是为“兰格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材料。
第二个阶段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形成的时期（20年代至50年代）。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及其经济运行和初步改革的实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与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于是爆发了“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大论战，“兰格模式”的提出，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
20年代和3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瑟斯和哈耶克，分别就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可行性问题向社会主义发难，否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试错法”在实践中的可行性。针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攻击，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对其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的观点和主张后来被冠以“兰格模式”、“竞争解决社会主义”，而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1938年）则被誉为奠定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通力之作。
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兰格创立了分权的中央经济计划模式即兰格模式。其主要特点是：（1）生产资料公有制。 但小型工业和农业保留私有制；（2）不完全市场体系。存在消费品市场、 劳动服务市场，但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3）多重决策体系。 即中央计划决策、企业决策和家庭决策的三层决策体系；（4 ）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通过市场来定价，生产资料价格则由中央计划机关采用试错法模拟完全市场竞争来定价。
兰格模式作为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20至30年代的大论战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是，它毕竟末脱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实际上还是一种折衷主义的计划——市场二元机制论。模式中不存在非劳动生产要素的真实市场，不存在针对生产资源的使用而进行的竞争，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不是在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因此，兰格模式就其运行方式而言不外乎是一种主要运用价格调节手段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当然，称兰格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兰格试图按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解决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并由此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若干重大的突破。例如他关于市场与公有制兼容、计划与市场并存以及效率与平等相一致的思想，不但被以后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所继承，而且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和改革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启示。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兰格模式在实践上未得到有力的印证，并且由于其理论上的缺陷，它在提出后既遭到社会主义反对派的攻击，也受到社会主义正统派的批判。随着主张中央集权的单一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继而在东欧国家逐渐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40、50年代步入低潮。
自60年代开始，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经过短暂的低迷之后，步入其确立和进一步发展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苏东改革向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管理体制的迈进以及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抬头，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学说、经济流派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付诸实践。同时，它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从一些抽象、空泛的理论演绎为初成体系的独立学说，并随着发展而形成各种理论流派。苏东是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主要阵地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展开的争论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化成为可能，不同的国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和不同的模式理论。在南斯拉夫，有以霍尔瓦特为代表的市场学派，在波兰，布鲁斯提出了“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创立了“社会主义的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而在苏联，60年代出现了以利别尔曼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论，80年代以西伯利亚学派为标志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则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此外，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苏东以外的国家也得到了发展，如英国经济学家米德的“自由劳动模式”，美国经济学家范尼克的“工人管理模式”等等。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突破。模式、流派的纷呈并不妨碍其理论上的深化和形成新的共识。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提出了“经济运行机制中性论”，认为市场与计划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标志；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上锡克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理论，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则强调了一种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机制；在所有制问题上，南斯拉夫对社会所有制进行了探索，锡克则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股份所有制模式。
其三，市场社会主义在东欧一些国家付诸实践，但在80年代末同自由主义合流失败。6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苏东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对这种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南斯拉夫之后，东欧各国也纷纷举起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旗。这其中，以匈牙利的改革成效最大。总的来看，南、匈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使市场社会主义在发展中获得了不可多得的实践形式，但由于改革不彻底，也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两国的改革都中途夭折。
苏东社会主义力量的消解使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失去了可能的实践地点，90年代以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即现代市场社会主义阶段。总结9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意在论证：在公有制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市场配置资源可以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探索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但是，它本身的缺陷使其不仅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在实践中也往往步履艰难。从根本上说，它没有摆脱计划—市场的二元模式，在计划与市场如何运用上，往往顾此失彼，如南、匈两国都承认“尚处于计划、市场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两不像’状态”；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如何结合的问题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即在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结合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并没有找到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方案。苏东等国虽在改革的道路上有一些进展，但从来没有摆脱这些问题的困扰。因此，它们在实践中或举步维艰，或出于对中央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的反动，先后投入自由主义的怀抱，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
三、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及评价
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对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扬弃和反思的结果。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所构筑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表现出时代的特点和理论上的新发展，它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扩大了研究的领域与视角，并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近年来它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与计划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对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从社会制度论到中性机制论的发展过程。80年代中后期以来，现代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又取得了突破，这就是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的提出。如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使资本主义完全脱离市场是不可能的，但使市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则是极为可能的”，这种脱离会把市场同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联姻论”是经济运行机制中性论的明确化，它彻底清除了混淆社会主义目的和手段的传统理论障碍，并在逻辑上引出了“市场主导机制论”。他们指出：“在一个希望采取社会主义目标的复杂工业社会中，市场应当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社会主义不仅要利用市场，并且要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论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如约翰·罗默认为，“运用市场手段来执行中央计划，比用中央指令和行政分配的方法更为有效”。而施韦卡特指出：“自由市场是激发高效率生产的最佳机制”，并认为它的刺激是改变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低下的有效手段。
2.社会主义与所有制
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的问题是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着墨较多的中心话题之一。它们针对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在所有制上的弊端并总结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具体来说，现代市场社会主义关于所有制的构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 ）社会所有制。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施韦卡特提出。企业的财产归全社会所有；工人并不拥有他们的企业，而必须为他们使用了社会的一部分财产而缴纳使用税；国家也不拥有企业财产，从这些财产中获得的税收应专门用于新的投资。（2）证券所有制。 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罗默提出。具体做法是：将全国所有国有企业的资产以证券形式平等地分配给所有成年居民；这种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相互交换；劳动者凭证券可以获得本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红利。（3）合作经济。 这是由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戴维·米勒提出。把国有企业或私人企业变为一些竞争性的控股公司，由它们出资建立合作社，而且生产一旦开始，合作社就完全实行自治，工人民主地控制企业而不拥有企业。（4 ）混合所有制。这是由法共理论家博卡提出的。在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所有制结构是社会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资本效益标准和社会效益标准相结合的管理制度，以保证效率与公平两者兼顾。
此外，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关于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构建。在国外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中，他们创造的新模式几乎都不相同，主要有约翰·罗默、帕拉比·巴德汉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扬克的“实用社会主义模式”、戴维·米勒的“合作制社会主义模式”、安德列阿尼的“企业自治模式”、施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布洛克的“剥夺金融资本权力模式”和科恩、罗杰斯的“联合民主模式”等等。
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实际上以苏东剧变为分界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的实际内容——对公有制、中央计划与市场作用范围的强调有着实质性差异。可以说，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试图证明市场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平等上的双重吸引力，井以此为社会主义辩护。
关于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国内外学者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是不能实现的；有的认为它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有的则认为在现阶段只有市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可行的社会主义，等等。
为什么对一种思潮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评价呢？其分歧的实质在于对市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不同理解。目前，这一思潮仍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对其作出全面的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是，通过对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系统考察，我们对其性质的界定也可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至少有两点是可以确定的。
其一，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改良思潮，在西方社会改良理论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改良理论，一种是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思潮，其目的在于通过改良去维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去代替它；另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潮，它主张通过“从量变引起质变”的改良来改变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就属于后一种。
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思潮呢？这从它的产生背景和理论内容可以看出。它的产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愈来愈艰难的贫困问题和经济不平等问题”的不满，以及对苏东剧变后经济状况恶化的反思和重构。西方左翼理论家在关于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上，迫切需要大胆的、创造性的新思维，而“新的取代方案是否可以严格地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方案，这并不重要”。这一点就连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默也承认，他就说过：“市场社会主义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的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
其二，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构。它虽为未来社会主义设计了种种美妙的蓝图，但始终没有对从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作出可行性的论述。关于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有的模式提出了逐步削弱资本权力的措施；有的模式提出改革资本主义银行制度，使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同生产的指挥权相分离，从而解开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纽结；有的模式则提出平等地分配国有企业的资产，但是，这些方案都是不现实的。如约翰·罗默的“证券社会主义模式”意欲把国有财产在所有公民中平均分配，这使它只能表现为一种理论模型而非现实操作；而科恩和罗杰斯的“联合民主模式”欲通过被赋予政治权力的联合会对私人企业的干预来实现社会的变革也只能是空想；同样，施韦卡特、米勒等为未来“社会主义”所构筑的“社会所有制”、“合作制”等所有制基础都是不能兑现的空中楼阁。难怪约翰·罗默在其新著《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坦然承认：对科恩和罗杰斯模式的指责“可以针对其他所有方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对变革的过程给予特别的关注”。
现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西方社会群众对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感到过于遥远，而在思考中期计划时，作为对不公正不平等无效率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替代形式，是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之前，纠正资本主义一些弊端的过渡性阶段。此外，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后在考虑原企业的去向时，为避免生产资料私有化而最终陷入两极分化，如果采取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应该强调的是，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性质的理论的虚构特征决定了它在现实中的无所作为，它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只能是对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而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他们所构建的社会主义蓝图虽有一定的诱惑性，但却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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