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即与政治有着最深的关系，因为这是与中国民族的存亡问题不可分的，所以很自然地，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便处于一种战略性的主导地位（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如果此论可以站得住脚，那么，本文选取邓小平并将他放在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是成立的。当今中国学术界对邓小平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探讨和挖掘仍处于一种政策注解的水平，流于表面化、口号化和意识形态化。我认为，邓小平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性及其面临的难题和挑战还远远没有揭示出来。此文在这方面仅是一个尝试，权作抛砖引玉。
一、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生、动力和目标
现代化作为一个学术界通用的概念，主要用来描述和分析文艺复兴以来首先诞生于西欧的社会、政治观念和制度急剧转型的事件和动态过程，以及其后对其他文明、地域和国别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的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过程。政治现代化，就是建立以商品经济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各种权力相互制衡的、实现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的民主政治体制。因此，学术界通常将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即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型现代化。前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本身经过长期之内部演化或创新而自主地形成，如英、美、法等；后一种现代化是一个社会与前者发生接触后，被动地借取前者之经验而发展起来的，如德、苏、日等。在此，应给予特别关注的乃是第二种类型的现代化。从很大程度上说，此种类型的现代化是受外力作用的强迫和刺激被动地从事诸如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变革的，在这种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其中之问题和矛盾更为复杂多变。尤其是，如何对待和解决自身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国家之进行观念、合理化制度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冲突，几乎是每一个处于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都必然要面临的困境和选择。任何一种过于保守（民族主义）或过于激进（“西化”论者）的反应都可能遭到来自对方的阻挠和反对而流于失败。但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在其目标和初衷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如何使本民族在国际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是其根本的目标和出发点；所不同者，乃是各自采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同罢了。在这一点上，它们与内生型的现代化大异其趣。也就是说，内生型的现代化所首先关注者乃是个人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民族的富强和国家的构建都要以此为根据和目的；而外生型的现代化所首要关注的乃是民族国家的富强，为此个人权利的要求是次要的，应首先服从民族国家的富强这一首要目标。或者说，内生型现代化是个体主义的（同上书，第225页）， 以保护个人权利及其权利增长为首要目标；而外生型现代化则是整体主义的，以民族的富强及其权力扩张为首要目标。
在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无疑是个后来者，属于外生型现代化之典型一例。可以这样说，中国之所以走上现代化的路子完全是被迫的，不得不为之。其关键性起因乃是上个世纪中叶以降中华民族遭到已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西方列强的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即李鸿章等人所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研究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世界秩序观，在其现代化初期都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一个社会面对外来挑战所作出的反应，包括反应的方式、范围、程度和速度，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这种世界秩序观所决定的”（胡福明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4页）。如果此言不谬，那么回顾一下梁启超所描述的中国突然遭逢西方列强的挑战和威胁之时所抱有的世界秩序观是很有必要的。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写道：
“我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中国数千年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属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四万万同胞，自数千年，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
千百年来，中国历代王朝无不以这种“天朝大国”自居，而视周边诸国为蛮夷之邦。在此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之中，皇朝的统治者和官僚士大夫们也一直把向蛮夷之邦输出华夏文化和道德人伦为道义上的责任。然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这种天朝大国的优越感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民族的身分认同发生了空前的危机。金耀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有史以来所受之最大屈辱，过去一百年，即是中国的‘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是一雪耻图强的运动”（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正是在此“保国”、“保民”、“保种”的空前严峻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开始被迫启动。这一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领导的洋务运动，即器物层次的现代化。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即制度层面的现代化。③孙中山领导之辛亥革命，建立共和民国。④陈独秀、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所谓的“全盘西化”的倾向。⑤以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建设。
以上五个阶段虽说侧重点不同、手段不同，甚至所采用的意识形态也各不相同，但最根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雪耻图强的民族主义动机和目标。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从一开始即预定了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宿命般的紧密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动员的手段和目标，这给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历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时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公开对民族主义发出礼赞，称民族主义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84页）。 而孙中山这位中国政治现代化之父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之后得出如下“一盘散沙”的著名结论，成为此后中国政治现代化之共同的问题背景，他认为中国过去“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状。”又说：“我们中国的人口比那一国都要多，至今被人轻视的缘故，就是一则有民族主义，一则无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9页）。 也就是说，如何将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中国社会组织并整合于一个现代型的民族国家之中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应该首先解决的任务。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治国方略给予民族主义以优先地位，并成为当时聚合革命力量的主要旗帜，就很能说明问题。在西欧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国家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支撑其民族国家构建的主要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增长以及自下而上的自觉欣求，而非民族的救亡问题。而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主权危在旦夕、社会内部缺乏整合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里，民族主义则取代西欧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支点即个体权利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支配性动机和首要目标。构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虽说是两种类型的现代化共同的政治任务，但是其各自背后所遭遇的问题大不相同，这决定了其采用的手段和途径也差异极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地最终解决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即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主，是因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抓住了民族主义这一中国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采用了与这一根本目标相称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
二、毛泽东的政治现代化遗产
一曲根据陕北民歌改写成的《东方红》，从延安时代唱到土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在这首曲子中，毛泽东被称为“红太阳”、“大救星”。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之于普通中国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阶级压迫和剥削之中拯救了出来，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一种民族自尊心的补偿；否则，就无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原来在旧社会中处于社会上层的知识分子、资本家等对毛泽东领导创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样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认同。鸦片战争以来，以民族主义为根本动力和目标的各种现代化方案和尝试纷纷失败，而毛泽东却最终获得了成功，这是颇值深思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这些家喻户晓的口号式的宣传有着深刻得多的政治文化背景。
平心而论，中国共产党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乃是货真价实的来自西方的舶来品，而且与胡适等人提倡的自由主义思想相比更加激进，革命色彩更浓。这样一种激进得多的西方舶来品表面上看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两者之间有着鸿沟和差异，但如仔细深究，在一个根本问题上是相当契合的，即填补了中国人民族自尊（信）心空前失落后形成的巨大虚空和渴求，并提供了一种颇有吸引力的自我拯救的道路和方案，即通过阶级斗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集中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满足了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阶层包括一批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欣求，并为之提供了恢复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的强有力的行动方案和辩护。《共产党宣言》中所流露的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文明的鄙视和道义上的优越感，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对西方列强所怀有的憎恨、愤怒和恐惧的复杂心态；宣言中所勾画的人类社会经过从低到高的五个阶段最终必然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使得中国人相信：中华民族超越西方列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因为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科学结论；阶级斗争理论则提供了一个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宣传的手段和途径，其动员和宣传的对象和目标在重心上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即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从资产阶级转向了无产阶级，从改良转向了革命，这也就是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区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完成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但却没能完成的民族主义的任务和目标，即结束中国所一直存在的“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而将之统一和整合进一个高度统一的民族国家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为民族主义欣求进行道义辩护并有着一整套与其相适合的实施方案和手段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资源，即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根基乃是民族主义，如果抽空了这一合法性根基，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来。有研究者认为，“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手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神魔般的社会动员作用”（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7页）。
事实上，1949年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邓小平时代之前，也就是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得以强化，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源。正如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所说：“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须经过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最为先进发达的阶段。或者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最终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为丰富这一基础之上。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下，迅速建立了一套表面上看十分先进、具有无限优越性的经济关系，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相对应，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一整套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特征的全能主义的政党政治体制。一切都上“纲”上“线”，政治挂帅，迷信思想改造和精神至上的神秘效果，陷入了极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政治游戏之中。与对自己的制度的无比优越感相关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烈憎恨。这种憎恨表面上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资源，但骨子里表达和强化的是民族主义这一贯穿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民族耻辱情绪和心态。而且这两种情绪互相强化。逐渐地，社会主义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苏联的斗争成了善恶的斗争，而历史将是正义的社会主义战胜邪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过程。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有特色的口号是“反帝反修”、“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等。那个时代的普通中国人，无不认为美国人民、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苦海里挣扎”，无不认为“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无不认为我们有义务去把他们拯救出来。在这种貌似国际主义的宣传和口号声中，发泄的实际上是极端狭隘和可笑的民族主义情绪，表露的是对中国曾经拥有但在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而丧失殆尽的“天朝大国”的回忆和向往。当毛泽东的专列开进“大跃进”的典型河北徐水县境内时，当地百姓每人怀揣《大同书》的场景就是对毛时代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的有力注脚。据认为，康有为这位“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作者”（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7 页）的大同思想影响了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向现代化冲击的政治精英。毛泽东建国以后所发起的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极左”的政治运动无不是在民族主义这一根本主导思想下产生的。
综上所述，毛泽东为其后继者邓小平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遗产：民族国家的自主和独立无疑是在毛泽东那里最终实现的，这为邓小平的新一轮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其代价是相当大的，以个人崇拜为特征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对社会、经济乃至私人生活空间的渗透几乎是无孔不入。正如邹谠所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和全能主义政治的共同渊源是20世纪初期面临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一种对策，并且从事社会革命就必须用全能主义政治为手段……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它的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各个领域的组织与制度，才能解决问题，克服全面危机”（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与西方政治学》，原载《思想家·跨世纪的探险》，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问题是，全能主义政治只是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伴随着民族主义这一曾经使全能主义政治产生、壮大的历史因素的逐渐淡化，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就需要寻找新的基础。而这就是邓小平所要面对的政治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所在。
三、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现代化
1976年，随着中国政治现代化历史上最后一位魅力型领袖毛泽东的谢世，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被民族主义这一根本欣求和目标所左右，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倾向发展得更加极端和触目惊心。其结果是形成了一套以全能主义政治为特征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以及经济上的效率低下和极度贫困；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欣求，使得它成为化解或转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有效手段，最终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陷于停滞甚至崩溃的境地。曾经是支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源泉的民族主义在毛泽东时代显示出了其所蕴涵的必然逻辑结果。邓小平的复出及其后20年在政治、经济诸领域中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现代化揭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毫无疑问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告别了由民族主义滋养的“不断革命”的革命时代，转向以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的真正面目。詹姆斯·汤森等对此种转变的评论是：“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的胜利标志着三个主要理论问题上重点的转移：物质目标和刺激，特别是全国经济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和用物质奖励来鼓励生产者的合理性，代替了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目标和刺激力的强调；社会和谐的形象，即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而不再需要群众斗争和运动的社会形象，取代了毛泽东主义关于在中国坚持尖锐的阶级斗争，需要‘继续革命’的观点；社会主义法律和民主的机构程序代替了由领导的个人指示和权威来使政策和学说合法化的做法”（《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然而此种现代化战略上的转移需解决以下尖锐问题：
其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在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支配下，中国人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可“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长期的、艰苦的积累过程，而不是仅靠一时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会有共产主义的奇迹出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的关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共识极大地抑制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曾有过极大破坏作用的民族主义的狂热，使得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在中国获得了实施的可能性和相对宽裕的空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毛泽东时代为了迎合和满足民族主义的狂热情绪曾被扭曲为历史唯心主义，企图凭借领袖和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意志一夜之间就实现共产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地位，以雪百年之耻辱，而忽视了上层建筑的改变决定于经济基础的改变。邓小平提倡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得国人一度膨胀变态的民族自尊和自大一下子清醒和冷静下来，从一种近乎乌托邦的臆想中走上一条实实在在的漫长的现代化之路。
其二，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如下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得中国从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统帅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模式中摆脱出来，经济领域不再受“极左”思想和路线的干扰，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采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制度，而不再视市场制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洪水猛兽，和平演变的温床。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受民族主义情绪的支配，一切与市场经济相连的生产和交换行为都被视之为“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而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和压制，一味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成为实现社会主义、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道路，经济领域里则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效率低下、物质产品极为匮乏，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的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由于受东西方冷战的影响，此种国内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被转到对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仇恨和敌对上，从而日益强化了国内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导致在各个方面更加闭关锁国，人为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更加迷信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能产生出魔术般的功效，一举改善目前的困境，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当东西方冷战逐步缓和乃至结束，各个国家都将注意力投向本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时，民族主义这一支撑毛泽东时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大一统体制的根本动力突然消失，此种体制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清楚地暴露出来。正是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才有可能重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
其三，右和“左”的关系。正像近期曾产生过巨大反响的一本书《交锋》的作者所言：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作者认为，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第424—425页）。应该说， 作者的此种归纳和概括可谓简练、准确。
其实，所谓“左”和右的争论和冲突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存在，两者乃是1949年以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不同的思路。有趣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右的思潮和路线始终是贯穿一致的受打压的对象，并且常常把它与“复辟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甚至“卖国”相提并论。虽然其言辞精心地包装以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实际上是由民族主义这一根本动机所支配的；在邓小平时代，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防“左”与反“左”成为20年来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正像邓小平所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要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页）
2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在这种右和“左”的缝隙中艰难曲折地走过来的。其中最大阻力和干扰始终是来自“左”的习惯和残余势力，他们企图再次把向外开放的国门关闭起来，以空虚变态的民族主义来实现精神上的自慰。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左”和反“左”的论述如今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共识，这为今后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路线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
四、邓小平的政治现代化遗产及其展望
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历史上，邓小平无疑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如果说，在他之前的所有政治精英和领导人还必须为首先构造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劳心费神；那么，他可以几乎不用考虑这些事情。然而，毛泽东遗留给邓小平的政治遗产无疑也是极为沉重的。
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将处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孙中山以后历代政治精英的共同政治现代化难题。然而采用什么手段和途径却大有讲究。孙中山及后来的蒋介石显然没有找到与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欣求相称的变革之道，其施政方针和政治体制中仍带有浓厚的西欧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宪政因素，而这显然与当时甚为迫切的民族统一和社会政治整合的需要相抵触。尤为重要的是，此种带有资产阶级改良色彩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很容易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情的政治精英的民族情感，使其觉得这是对西欧资本主义列强的妥协，甚至有卖国求荣、丧权辱国之嫌。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才真正满足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需要。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都带有强烈的改造旧社会的激进的革命色彩。但光有这一点还远不足以在中国扎下根来，还得满足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们的民族主义感情及其社会的政治动员需要。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可谓与中国的此种国情一拍即合。因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分别于19世纪和20世纪在德国和俄国的兴起恰好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背景，两者都是作为后起外生型现代化民族国家对19世纪以前兴起的西欧内生型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如英法等国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反应。也就是说，只有像马列主义这种滋生于民族主义土壤中的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才能满足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民族统一的需求，西欧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不仅对中国当时所处的“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于事无补，而且还会加剧这种局面，甚至滑向更为糟糕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更为重要的是，此种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模式始终与曾使我华夏民族遭受奇耻大辱的西欧列强有着一处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而脱不了卖国求荣的攻击和指责。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匆匆的3年改造， 中国像躲避瘟疫一样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清一切界线，一下子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真正原因。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受强烈的民族主义驱使和支配，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和理论精髓在毛泽东时代突然消失，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即阶级斗争、思想改造成为决定一切甚至决定生产力的支配性因素，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即是其鲜明的例证。由此，在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套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相左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极端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了极为发达的上层建筑。究其原因，此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乃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发生蜕化变质的。其结果是，留给邓小平的是这样一个摊子：高度政治化、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体制。
邓小平对毛泽东政治遗产既有继承又有改造，并把它表述为“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这是共产党立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而在经济上他剥离掉民族主义的因素，提出对外开放的政策，引进外资、外企，决定采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然而，其中的困境是，如何协调和平衡政治与经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及其以后的领导人必须面临的难题。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乃源于几十年前的民族主义，而今民族国家早已建立，冷战也不复存在，其合法性基础有被抽空的危险。正是基于此种原因，才有邓小平在经济领域的一系列大胆而稳健的改革举措，其潜在的政治含义乃是寻求共产党领导的新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此举相当成功。然而，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领域的改革必将或迟或早引起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系列变革。而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这恐怕是21世纪中国政治现代化面临的真正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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