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萧条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诗歌创作的最大功绩可以用王家新的一句诗来概括：“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即“个人化写作”的真正出现，诗人终于可以在坚持差异中写作。个人化写作的最大功劳是恢复了汉诗职能广泛的本来面目，也有了现代诗的精神，也有利于文体实验并带来文体的进展。它的最大弱点是太无序化，妨碍诗的艺术标准的适度规范即诗的语体、诗体在短时期有效建立。
90年代个人化写作源于“为生存而写作”的口号。具体为：为安慰自己的生活而写作；为了发表获得名利而写作，初写诗者常常为了发表而有意研究某个诗刊迎合编辑择稿口味而写作，有的小有名气的诗人为了引起评论家的注意或者为获奖而写作，90年代仍有人为了当官和挣钱而写诗；为了显示自己在群体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如堂·吉诃德富有使命感，为启蒙大众拯救生活甚至诗歌而写诗……这使90年代的诗歌创作目的比80年代更丰富多采。无论是写诗者还是读诗者，需要的都是那些有利于缓解前所未有的竞争生活导致的紧张情绪，可以安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浮躁心灵，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们的现实生活质量的诗歌。在90年代，诗的多种职能真正并存，特别是诗的自娱功能远远盛于诗的教化功能，诗的抒情性和严肃性都被淡化，抒社会之情变为抒个人之情，即使要抒社会之情，也大多采用“尽精微致广大”的方式，以情感宣泄和以语言游戏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化写作成为主流。诗人无论是情感宣泄式写作或者是语言游戏式写作，都有助于诗人的生活。有的诗只是诗人孤芳自赏，发表后也能引起其他一些人的共鸣。因为人的情感是大同小异的，语言也是社会化群体化的，人们的语言感受也是大同小异的。即使是比较怪异的情感和语言，在多元生存境况的90年代，也常常能够找到知音。当然，个人化得绝对“隐私”化的情感或者完全违背语言的社会性和诗歌文体的相对文体自觉性的诗，也可能没有人读得懂，没有诗人以外的读者。
个人化写作恰恰是当前诗歌萧条论者攻击的主要靶子。理由是它使千人千面，不仅导致了诗的艺术标准的沦丧，最要命的是导致了诗人与读者的对立。他们认为诗人不关心自身以外的他人，没有群体意识和使命意识，不把读者当上帝，就不是真正的诗人。其实，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就谈不上爱人民，不能了解自己的情感的人就很难表达出大众的情感。他们认为个人化写作的诗没有了读者，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诗真的需要作者以外的读者吗？90年代客观存在的为自娱而写的诗就不是诗吗？为自己而写作的诗发表出来真的没有读者吗？个人化写作者真的没有社会责任感，就不会放弃写“小我”而写“大我”吗？至少从我写诗的经历来说这些结论是不准确的。
我过去也迷信一位伟人所说的话：“你个人的痛苦与别人无关。”如现在反个人化写作者所言：这类诗不宜发表。后来因为非常偶然的因素发表了一些，竟比我80年AI写作的“大我”的政治抒情诗更受到读者的欢迎。很多诗人都有和我相同的经历，如林染的《写给波波》的诗比他写西部风情的诗更受欢迎。90年代女诗人的诗比男诗人的更有读者的最大原因是女诗人坚持“我首先是女人，然后才是诗人”，写出来的是很个人化也很“女人味”的诗。如果从读者的“轰动效应”看，90年代文坛是“阴盛阳衰”的，阴盛的一大原因便是她们的写作更“个人化”。如陈染、林白、海男等人的“隐私”性小说。女诗人的诗歌创作更“个人化”，甚至也如小说出现个人化写作的极端化写作——“私人化”写作。“小女人散文”也风行一时。通过对80年代女性诗歌与90年代的比较就能明白90年代为何会出现大规模的“个人化写作”，也能明白其价值如何。
80年代初期的女性诗歌虽然有了较强的女性意识，但是大多不是自觉的女性意识，男性化的花木兰式的匡扶天下的英雄梦并未破灭，“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她们只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关注社会，有与男性诗人完全相同的使命意识，总是不由自主地试图与男性诗人一起启蒙大众，社会化、政治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如舒婷写了《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梅绍静写了《我的心儿在高原》、韩霞写了《情满沙海》……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却是在自发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中创作出的一些有女性味的个体抒情诗，如舒婷的《致橡树》、傅天琳的《背带》、张烨的《大女的心律》等。出于对这一代以及更早一代女性诗人失去女性自我的创作风格的反叛，翟永明、伊蕾等人在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自觉化、白热化的“黑色旋风”，让使命意识让位于生命意识，或者说赋予女诗人使命意识的新概念：完全并极端地皈依女性本体，甚至将女人拔高到女巫及女妖的地步，以“女性”的身份来拯救男性及世界。如翟永明在诗中宣称：“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幸免于难”。唐亚平、匡文留等人也加入了这个宣布“作很女人的女人”的“黑色兵团”，尽情地体验真实的女人、更多的是生物性的女人的生命，石破天惊地“裸露”女性的情感及本能意识。唐亚平最关心的是“活个女性的样子来”，最大的心愿是“想占有女人全部的痛苦和幸福”。（见《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诗选》）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早期的女诗人们不想当女神、女巫及女妖，不想像前两代诗人走极端，她们将使命意识与生命意识有机地结合，淡化女性诗的哲理追寻和社会使命，追求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的人生境界和抒情境界，把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还原成食人间烟火的、并非超凡脱俗的女人的诗歌和呈现真实的女人的生存状态的女人的诗歌，提出先作女人，再作诗人的口号。如邵薇在诗中所言：“我是个平和的女子／能吃开心的食物”（《过日子》）；“那个女人，清淡如云，通晓风情（《猫王和希拉》）；你平凡的人们／没有奇迹／花开花落是几十年的事情”（《女人》）……西篱总结得更清楚：“或许因为我是女性，便固执地认为女性气质是诗美的一部分……女性气质，有这样的内容：对人（人类）的温情，对世界的宽容与理解，对罪过、脆弱的赦免与救助，对美的发现与维护，对灾难与痛楚的承受……她必是自信的、坦荡的、坚韧的、无私的，既洞察一切又调和一切，无论艺术、人生，她必是美与和谐之源。”（《温柔的沉默·后记》）作真实的女人，并不排除女人的正常欲望，只是这种欲望不像上一代女性诗人尽情宣泄的那种自恋狂式的欲望。尽管也有这样的抒情：“亲爱的／在这淡蓝色的夜晚／我静如潮水／狂如潮水／期待你……”（西篱《夜的海》），但是她们的心理是平和的，没有上一代的变态，如汪幼琴在《这感觉一丝儿一丝儿走着》的平凡女人的体验：“……渗进浅浅的舌根／渗进滞滞的空气／凝凝地旋着／不像生物钟／不像雨点……”90年代的女诗人大都想让女性诗人由非女人和超女人回归为真实的女人。她们悟出作一个本真女人的重要性，不屑作女神或圣女，只愿作平凡而不失女性个性的女人“质”诗人而非女人“化”诗人，在纯粹的女性心态中进行诗歌创作，用纯粹的女性诗歌写作行为和诗作建立一个本真的女性生存世界。写诗成为很多90年代女性的一种如同吃零食、化妆一样的生存方式；出自女人之手，以直接的或者象征的语言方式写女人的情绪、情感、愿望和冥想的诗歌更呈现出90年代女人现实的生存境况和理想的生存境界。这正是90年代女性诗歌个人化写作的真正价值。
在此以娜夜1995年2月9日写的《我用口红吻你》为例：“在时间与时间的交接处／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一支烟／三月回头一笑：瞧 她多么／奢侈／／我看见了自己昙花一现时的／容颜／此初恋更美／生命就停在花瓣上／情有多长／一支烟的工夫？／／我用口红吻你／你云遮雾罩的语言 从来击不中我的要害／被痛苦削瘦的腰肢／却让你格外／赏心 悦目／／不不 我得谢绝这支烟了／我不能向这世界过多地／坦白了／我得留点秘密。（《诗刊》1996年7期）。 这首诗在强调诗的严肃性的人眼中，如同对待目前流行的隐私文学一样认为是无聊的，它不仅是个人的， 而且是有色情味的。 这首诗却是诗人最珍爱的一首。 （1998 年我应邀为《满族文学》开专栏评点满族优秀诗人， 请诗人自选10首自己最满意的诗作，此诗便列为娜夜自选诗之首）她还在她的代表诗集《冰唇》（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的封面上醒目地印上：“我用口红吻你，你云遮雾罩的语言从来／击不中我的要害／被痛苦削瘦的腰枝／却让你格外／赏心 悦目”。还印上了女诗人的玉照和另一段用“高度严肃”和“极度浪漫”的20世纪流行神州的诗观衡量也是“个人化”得“无聊”，在诗人自己的眼里和在近年大力宣扬的越是个体的便越是群体的，越是平民化的便越是艺术化的，越是有女人味的越是有女诗人味的”“平民个体化”（恕我在此杜撰术语）诗观的王珂眼中是“真正的女性诗歌”的诗作：“这个春天／我无花可开／笑出两瓣红唇／渲染自己／做一个想入非非的女人／不被人想入非非／当然 沮丧／非非之外／我又能做些什么”。我在多种文化层次的读者中专门作的《我用口红吻你》的阅读效果调查表明：即使是强调诗人的使命意识，反对“个人化写作”的人眼中，也不得不承认这首诗构思于平淡中包含奇特，特别是意象生动形象，如“一支烟”；见解也很高明，如“情有多长／一支烟的工夫”，这正是90年代国人的“活着不是为了受苦”、“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的生存观和“不求终身相伴，但求一时拥有”、“潇洒走一回”的爱情观的具有反讽意味的真实写照。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便意味着想象一种生存方式”，《我用口红吻你》便能让读者轻松地想象出当下国人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存方式。如果承认当代艺术追求的一个境界是“睿智与幽默”，这首个人化得很女人化，女人化得有些色情化的诗正显示出并非学者型的诗人睿智与幽默。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不仅是多次文化圈内的作者以自娱性为主要特征的写作的产物，也与大众隐私阅读热休戚相关。90年代国人的阅读倾向都以“实用”为主。90年代国人的阅读倾向都以“实用”为主。90年代是一个新旧观念大撞碰的时代，特别是爱情家庭婚姻观念甚至国人的性观念的变化都十分巨大。在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多元化的时代，个人化写作和个人化阅读都必然存在。因为社会的生存观念的变化太快了，很多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常常被身不由己地、不明不白地卷入某种时代潮流，如情人潮。他们迫切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生活的，也更想弄清自己现在的生活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自己已有生活的方式及意义（80年代人们更关注生存的意义，思考的是“我为什么活着”，因此才有80年代初的那场全国性的“潘晓”人生意义大讨论，90年代国人更注重生存的具体方式，关心的是“我应该怎样活着”）。因此，如今的隐私阅读热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如许多人所言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窥视欲”，而更多是为了通过了解别人的隐私来为自己的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寻找理由。读情感类隐私作品，既能满足人天生的“窥视欲”，又能给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情感日渐麻木的人的心灵带来微风细雨的情感慰藉，更能从中得到一些生活启示，还能在因为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也越来越少的社会中，通过阅读获得“倾听”别人心声的机会从而获得交流感和信任感（即使是单方面的交流和信任，也能使人得到一些满足）。一箭四雕，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从满足读者的需求看，90年代的诗歌在平民化、个人化、生活化甚至隐私化方面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能够让人更好地生活的“爱情诗”甚至“色情诗”（当然，我也反对教唆人犯罪的色情诗出现）不是多了，而是几乎难以问世（《诗刊》发表《我用口红吻你》时将题目改成了《吻》）。近年我研究“打油诗”和民间歌谣，发现很多能够在民间长久地广为流传的都有一定的“色情意味”。这类诗在历史上不仅才子文人喜欢，举子文人也在“暗中”喜欢。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以我的身为人师的父亲为例，他是50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在10年浩劫时和诗友们竟靠搜集在正人君子看来绝对是个人化得“低级趣味”的“打油诗”来摆脱强大的政治压力。即使是为了自娱而写的纯语言游戏的诗也能找到读者，因为它有纯形式价值。正如马斯洛所言：在有的人身上，确实具有基本的审美需要，如结构的需要。几十年前，朱光潜先生就承认有的诗并无意义，只是语言游戏，却有其存在价值。可是今天很多理论家对此视而不见。如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学概论》认为“天地一笼统，白井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因为没有人生理想和审美情感的渗透，“很难说是一首真正的诗”，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一首好诗。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弄清什么是诗，再来对90年代的个人化诗歌写作进行价值评判。如果承认诗在写什么（内容）上的特质是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怎么写（形式）上的特质有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和实验性、先锋性倾向；如果承认这些诗观：“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以美妙的声音唱歌来安慰自己的寂寞。”（雪莱语）“除了纯粹为写诗的快乐而写的诗外，没有任何诗是伟大、高贵、真正无愧于诗这个名称的。”（波德莱尔语）特别是承认现代诗的精神是“诗不比人性好，也不比人性坏，诗是深刻的，同时又是浅薄的，饱经世故而又天真无邪，呆板而又俏皮，淫荡而又纯洁，时时变幻不同。”（奥登语）如果承认中国旧诗在形式上的限制虽然很严，可是对题材的选择却很宽的传统；如果不只以公开的诗刊诗报发表的诗作为研究对象而深入民间（我一向认为好诗在民间，研究诗时一向不愿意以因为名气、关系和诗歌质量各占1／3才得以公开发表的诗作为主要材料）……反对个人化写作者也许会改变旧论。
如果不像过去那样的期望值太高，过分强调诗人的“入世”的、对群体负责的使命意识和诗的只对群体进行的教化职能，让现代汉诗恢复古代汉诗那种什么都可以写的生存空间，特别是重视诗的“缘情”、“性灵”传统，也与世界现代诗的“诗是纯洁的，也是淫荡的”的多元格局的发展同步，正视90年代国人的特殊的生存状况和实用至上的写作和阅读倾向，（90年代诗人主要是为自己而写作，为安慰自己情感和满足自己的审美需要而写作。90年代的读者也带有强烈的自娱性，绝大多数人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需要和风细雨式的安慰人的情感性、生活性、实用性、小我的诗歌，不太需要黄钟大吕式鼓动人的哲理性、理想性的大我的诗歌，他们为获得情感安慰的实用性阅读大于审美性阅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也使中国产生了有条件享受玩味语言形式的审美阅读的“有闲阶层”，这部分人与那些淡泊名利躲进象牙塔中的文人雅士们形成了诗的贵族阶层，使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诗歌得以生存。）就不难对具有“个人化、平民化、多元化、多级化”四大特征的90年代诗歌作出公正的价值评判。
我常想，如果一位青年因为失恋想自杀，通过写诗而使自己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而放弃了轻生，珍惜起自己的生命，当然，90年代也有因为写诗而自杀者，如海子，汪海波者，但他们正是因为富有个性的个人化写作得不到反个人化写作的主流诗歌，准确地说是官方诗歌刊物和理论家承认的那类非个人化诗歌的理解（这种以社会意识形态及政治力量为雄厚基础以至形成话语霸权的诗歌也使读者对个人化写作产生极大的误解，导致90年代诗人与从众心理仍较重的中国诗歌读者的严重分离）而献身艺术的。他们的死是社会的责任而不是缪斯的罪过。这样的个人化写作就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极端地结论：诗能够拯救一个人，哪怕只是诗人自己，也就够了。可以预言：个人化写作不但是90年代诗歌的最大特色，而且还将不以众多理论家及非诗的意识形态的意志为转移继续存在下去，成为21世纪诗歌主流。但是21世纪的诗歌是在“内容”上更个人化，而在“形式”上更群体化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