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3)05-0001-07
一 哲学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
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人类自身以及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科学，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探索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在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中，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巨大的能动作用。
(一)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自然科学作为技术之母和首要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科学技术本质上是植根于人类意识的一种满足自身的需要，在这种意义上它又可以说是人文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科学转化为生产力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它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合理性论证，为其发展提供必要的知识和理论及战略选择，为科技与人文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使科技发挥积极的作用，并克服其负面效应，让科技真正成为人类的福祉。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影响是局部性的，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则是全局性的。它与自然科学不同，它是以人类社会实践为对象，以总结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把握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规律为宗旨。它可以为人类社会实践探索提供理论指导、提供社会科学的技术、方法、工具和手段，为新的理论探索提供知识基础、思维方式、方法论指导和价值观念，加之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巨大社会功能，可以说，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两者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
(二)哲学社会科学在揭示和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整体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科学领域，只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探索“三个文明”的自身发展规律及其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规律；在实践领域，只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从规律层面把握“三个文明”，使之保持可持续的协调发展，避免任何一个方面或多方面出现重大的偏差和失误。这在已往的历史中已有沉痛的教训可资借鉴。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再不能犯类似的错误。
(三)哲学社会科学对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巨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造福于人类社会，也可能因人类不能够理智运用它而毁灭人类。自然科学愈演愈烈的学科分化和扩张，使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地日益狭窄，地位进一步下降。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常常体现为科学对人文传统的轻视。20世纪90年代我国关于人的精神文明是否滑坡的大讨论，正是针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引发的。人文精神正是制约科学技术发动机的制衡器，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欲横流和功利化的当今社会，更加需要发展人文科学，提倡以人为本，发扬人文关怀和人际间的和善及和协，以便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这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肩负的崇高使命。
二 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
科学理论具有两大功能，一是解释功能，二是预见功能。所谓解释，就是根据理论揭示现存事物的本质；所谓预见，就是根据理论推导出关于事物未来的状态。而其中更加宝贵的功能则是预见，它是理论思维超越经验层次的显示，能够对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发挥导向、监控的作用，这种理论创新意义十分重大。以马克思理论创新为例，这正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所说：马克思一生中有两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发现的伟大意义在于：后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理论的解释功能；前者则不仅揭示了到那时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且还合乎逻辑地预见到了社会发展的未来。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和对社会未来的预见，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人类社会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时代，争夺科学的制高点对社会发展将产生巨大作用。在科学的制高点中，除了信息科学、生物科学领域外，人文社会科学将是最重要的领域，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高度认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人文社会科学必须站在时代最前列，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不辱使命，才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本质特征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永远追求，是科研工作者的天职。创新，包括一般所说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等，也即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推动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其中理论创新应该是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探索客观世界的真理，并揭示其规律。这种对客观世界真理的探索和规律的揭示，则是理论创新的本质。
理论创新，包括观点创新、材料创新、结论创新、方法创新，也包括新的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在理论研究中对新的问题的提出、新的诠释等。因为只有运用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才能对社会现象，包括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独特的、具有超越性或前瞻性的科学探索。所以，新颖性、独特性、超越性是理论创新的显著特点，而其中超越性更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二)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前提和要素
客观真理性、完备逻辑性、全面系统性、历史继承性、理论突破性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所应具有的要素。其中理论突破性是对客观真理和规律的新的发现和揭示，但这种突破不是无知妄说和缺乏科学根据的标新立异或有害社会进步的异端邪说，而经不住实践检验的理论同样也不属于“创新”理论。理论创新的范畴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1)创立前人不曾创立的理论；
(2)开辟前人不曾涉足的领域或研究方向；
(3)提出前人不曾提出的观点和结论；
(4)运用前人不曾运用过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手段；
(5)利用前人不曾利用过的资料；
(6)补足前人研究成果的不足；
(7)纠正前人研究成果的讹误。
“理论创新”无疑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以及为谁服务的阶级性。另外，哲学社会科学是凝聚民族灵魂的旗帜，它还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任何理论突破都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现和发展，传承文明是创造新文明的历史起点，而站在时代前沿的理论创新又必将成为新时代社会前进的助推器。
(三)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源泉
作为对社会实践认识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惟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在这里有必要论述一下在理论创新的研究中，如何处理文献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关系。无疑，对文献的研究是“理论创新”研究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对理论创新来说，对文献的研究是“流”而不是“源”。因为文献作为历史的总结，其中许多理论或观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对当时的社会实践的理论回答，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发生过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及社会影响，但随着社会的前进和实践的变化，有些陈旧的理论需要摒弃，有些不完善的观点需要补充，有些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需要纠正和批判。如果仅对文献进行案头或案例式的研究，而不和当前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从文献到文献，这种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对文献的整理、整合或综合，难于产生新知识、新理论、新观点。举例来说，比如我们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如仅对已往的文献进行研究，那么前人对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如提倡“仁政”、“合和”、“和为贵”的社会和谐思想，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有教无类”等的博大精深思想；对儒家思想中有负面影响的理论，如“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对一切变革的“不变论”以及“今不如昔”的“倒退论”和轻视、贬低工商等影响社会进步和前进的消极思想，在已往的论著中已皆有论述，在原生文献中亦有案可查，因此这种研究仅能停留在对文献的整合或进一步阐释的层面，难于产生新知、新见。但如果和当今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我们还可发现儒家反对竞争和冒险。在儒家的经典中，很少提倡竞争和优胜劣汰，儒家信奉的是“祖传秘方”、“百年老店”，强调“安土重迁”、“四世同堂”，反对探索和冒险，这种“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及“知足常乐”、“不求甚解”等说教，大大扼杀了中国人探索创新的活力，这也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文献更是汗牛充栋，若仅对文献进行研究，很难再迭出新意。但如果和当今高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研究就会别开生面。由于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加剧了“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导致了物质需要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致使科技与人文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并成为20世纪及本世纪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题。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认为科学将从其以科技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其以科技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中，很大一部分极具后现代性，这就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会重新获得生命力。甚至有人断言，当今世界正处于原子时代向比特时代转变的关头，如果说原子时代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原子论，那么比特时代的先驱则是中国的《易经》。这些预见和结论，无疑都是基于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实践而提出的，是对社会现实认识的创新理论。由此我们还可以引申出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关系的另一条结论，那就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发展还取决于社会矛盾展开的程度，社会变革愈剧烈，矛盾愈突出，就会出现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时的社会实践就会成为理论创新的沃土。例如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诸子百家”，呈现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则是源于当时的“天下大乱”，各国为图生存、求发展、争统一，都在变法图强，有了这种显著的矛盾和冲突及剧烈的社会变动的社会实践，创造各种理论的“诸子百家”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此，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最快、理论创新最繁荣的时期?原因同样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大变革的伟大时代，社会实践提出许多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给以科学的回答，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理论创新，既要对文献进行博览熟读，更要结合社会实践进行精思探索，即既要重“流”，更要重“源”。在对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进行科学思维，理论创新才会有所成就。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举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结合社会实践，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内都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论，并进行过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在新思想、新观点、新的学科体系构建、新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建树。
(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全国解放后开展过一系列学术争鸣与讨论，如50年代的“综合经济基础论”，60年代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论”，70年代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对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术观点进行了错误性的政治批判，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的大解放，使理论界空前活跃，开展了“理论标准”、“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商品经济”、“人道主义”、“继续革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划分等学术争鸣和讨论，大大推进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
(二)哲学
在哲学领域，对关于主体与客体的认识问题、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物质概念及精神在一定条件下能否对物质起决定作用问题、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认识，在思维上进行着理论创新。
(三)人口学
50年代，在检讨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影响的错误的基础上，理论界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适中人口密度论”，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论者提出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的人口理论，但却被当作马尔萨斯主义遭到批判，而被鼓励生育的形而上学的“人手论”所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人口论”的提出(田雪原)，是根据人口规律，即根据人口数量与质量有计划、按比例地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控制人口增长，这对科学地制定切合我国实际的人口政策、完善生育计划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经济学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探索其经济规律方面，诸如价值规律与计划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再发展与综合平衡、生产力问题等，都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新观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都遭到批判，像对李平心的关于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规律的“生产力论”、孙冶芳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关于价值规律、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的论述，当作“利润挂帅”进行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把马克思经济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理论，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进展，包括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理论、市场与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以及收入分配理论的创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理论创新，如“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以提高效率和质量为核心的适度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以创新为支柱的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增长方式理论及对外开放和建设经济特区理论等等。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分配理论的创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石，也是中国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并且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文学
文学领域，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些重要文学现象和文艺理论方面，提出了颇多具有创造思维的新观点，如关于如何贯彻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问题、关于题材问题、“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问题、历史戏剧冲突与历史剧问题，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主流问题、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以及“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其中许多属于学术见解的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猛烈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文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如关于“文学是人学”、“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关于现实主义的批判暴露功能、文学的真实性、创作流派与风格、继承与借鉴等问题，大多得到了科学的理论回答。其中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与学派的歧见，但在“双百”方针的宽松学术研究环境下，无碍于创新理论的繁衍。
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尤其是新时期，其研究几乎涵盖了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文学社会学、荒诞派、意识流、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等所有外国古今文学思潮、流派和文艺理论，其中新意、新说迭出。
(六)历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突破了以王朝体系和中原王朝更替治史的窠臼，以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为主体，广泛研究了历史上人民群众的活动和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史实。在对农民战争史、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如中国疆域、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同化与融合等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本身就带有创新的性质，属于填补空白之论。
新时期，史学研究更趋活跃，如对有关古代史的私有制产生与国家出现、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分期、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萌芽、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一些问题是新提出来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已经讨论过，现在又重新引起学界的兴趣，但却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近代史研究方面，对近代史分期、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及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等问题；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中华民国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许多问题，都有新的史论。如对太平天国的人物，包括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的评价，尤其是对忠王李秀成的评价，对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及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的评价，对洋务运动中的左宗棠的重新评价及对国民党抗战初期地位和作用的肯定等，都不乏创见。
以上我们只是对哲学社会科学比较大的几个学科研究中的理论创新进行了简要回顾，尚挂一漏万。尤其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理论创新更是社会科学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理论创新的典范，因对此已有大量研究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上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有许多经验教训应当吸取。凡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学术无禁区，行为守纪律”，发扬学术民主，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政治上保持宽松的学术环境，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就会蓬勃发展。凡是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压制不同学术思想，就会扼杀理论创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的初、中期，由于提倡“双百”方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但1952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了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论的先例；1954年10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最后将其升级为“反革命集团”，株连了大批文人；1957年，5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对知识分子打击面越来越宽，学术研究的禁区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无疑成为理论创新的巨大障碍。而政治上，大多数知识分子仍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被称之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左”的政策使知识分子情绪受到极大压抑，研究中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及对基本原理和现行政策的诠释之风盛行，难于产生创新之论。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作了《论知识分子》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以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来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不是以世界观作为根据，强调新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是革命的人民的知识分子。“将军本色是诗人”的陈毅元帅在会上为知识分子鞠躬行“脱帽礼”，中央领导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使广大知识分子备受鼓舞，营造了几年较为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但由于党的核心层意见并不统一，尤其是舵手在方向和态度上对摘掉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帽子持不同意见，再一次打击了知识分子理论创新的积极性。尤其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被打入“另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除了宣扬“文化大革命”和胡批乱评的一种时调外，理论界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情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新时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最快、创新成果最多的时期。古语云：“国之兴，必重学”，只要各级领导充分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活跃学术民主的新鲜空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就会更加蓬勃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就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 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理论创新”是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线，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坚持与时俱进。21世纪是人类社会实现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发展的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推动社会发展显示了巨大的社会功能。但无需讳言，从总体上看，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还不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发达国家，其研究能力和成果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作用尚不显著，理论创新的能力、知识更新的速度、研究方法的吸收、国际交流和对话的优势还显不足，哲学社会科学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成果、实现优势互补还处于被动状态，鼓励学术创新的机制还不健全，研究手段尚落后，等等。具体而言，尚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一)思想仍不够解放，四平八稳的一般文章和平庸之作仍充盈于市
伽利略曾言：科学追求需要特殊的勇敢，思考是人类最大的快乐。思想解放需要与时俱进，不但要对旧的问题思想解放，对新的问题，尤其是带有时代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更要以极大的勇气进行科学追求，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不怕犯学术性错误，如人云亦云，科学研究何言出新。
(二)浮躁之风普遍存在，出现了“学术膨化和学术泡沫化”的现象
在变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浮躁情绪，潜心向学、“十年磨一剑”的传世之作罕见，厚积薄发、“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发聋振聩之作较少，急功近利、“短、平、快”的应时、应景、应名之作充盈于市，许多人不是把学问做深、做高、做精，而是往大里做，编书、纂书之风盛行，出现了“学术膨化和学术泡沫化”的现象。
(三)理论联系实际仍显不足
脱离实践的理论难于产生新知，社会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沃土和源泉，理论联系实际是理论创新的基石。脱离实践构筑的理论往往是无“根”的空洞理论，很难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历史的公认，也难于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真正的创新理论都是结合社会实践对现实问题的科学解释和对现实规律的探索及对未来发展的预见，并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其理论也才会具有生命力和社会价值。目前，经院式的科研方式和从书本到书本的案头研究方法还普遍存在。目前的科研体制和研究方法还难于孕育出大量的、联系实际的创新之作。
(四)发扬学术民主尚不充分，政治与学术不分的现象仍有存在
学术研究应该是无禁区的，应当提倡学术自由，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创造理论创新的良好环境，正是基于此，才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理论研究的思想大解放。但政治与学术不分的现象仍有存在，如一些学者最初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论，就是很好的说明。
用政治批判代替学术研究，压制不同学术思想的沉痛教训，已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不严格区分政治行为与学术行为，用行政手段裁判学术是非，就不能充分发扬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尤其是与现实结合较紧、意识形态特别鲜明的政治学、法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只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学术上的理论见解就必须同党、政府的主张及现行政策区别开来，这样，理论创新才能得到繁荣。
(五)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存在只讲好话或好话讲得太多的现象，“双百”方针有待进一步贯彻
先秦时代激烈的学术争鸣造就了诸子百家和林立的学派。而当前的学术争鸣，鲜见尖锐的学术批评和学术争论。在学术成果评价上，还缺乏规范的学术标准和管理制度。这些现象都不利于促进理论的创新和学派的形成及学术大家的出现。
(六)不良学风、学术腐败现象严重，学术道德建设亟待加强
目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和商业上的投机心理侵蚀着学术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和各种不良风气及对利益的取向及衡量标准也助长了学术界的不良学风。
一是一些学者把学术研究当成单纯的谋生手段，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缺乏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使研究走上歧途。
二是热衷于炒作或媚于世俗，不甘坐冷板凳和献身科学事业。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只有通过千淘万漉，才能“吹尽黄沙始到金”。
三是不讲学术道德，以抄袭剽窃甚至雇佣“枪手”换取个人一时的名利。另外，淡化理论，回避现实，也是不良学风的表现。这些不良学风和学术腐败现象，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理论创新”的发展。
(七)科研体制和科研管理体制尚不够完善
科研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难于营造有利于科研和理论创新的良好环境，难于使人才脱颖而出。为此，就必须做到：
(1)建立推动理论创新的组织机制，对各种理论大军进行组织与协调，并从制度上保证理论工作者深入社会，深入实践，在组织上提供基本保障。
(2)形成理论创新的激励机制和成果应用机制，建立和完善成果评价体系及人才培养机制，加强队伍建设。
(3)建立理论创新的信息支撑保障机制，尽快实现科研手段现代化和信息服务现代化。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把“理论创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只有把理论创新作为科研的灵魂，其巨大的社会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不断出新论、出人才、出传世之作、出学派、出学术大师和大家，学术精品、创新的理论才会繁花似锦。
收稿日期：2003-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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