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代表大会到全国政策论坛——英国工党决策机制的变迁及其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国代表大会论文,工党论文,英国论文,机制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其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方式转变为全国政策论坛程序。改革的目的是让更多的普通党员参与到党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建立一个包容的、民主的新工党，最终密切政府与普通党员的联系，为工党再次赢得大选奠定选民基础。新的决策机制与传统的方式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使广大的普通党员真正地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相反，它进一步强化了领袖的权力，使普通党员与党的领导层尤其是政府中的党更加疏离。
一、工党内部决策过程的演变
1997年以前，工党的政策主要由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决定。一般是由工会和各选区工党以及全国执行委员会首先提出政策动议，这些动议经过汇总后，送交代表大会讨论并投票表决通过。在两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执行委员会负责决策。1997年《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出台结束了这种决策方式。根据这一纲领性文件，政策的制定过程由下述3个机构负责：联合政策委员会，全国政策论坛和8个政策委员会。由8个委员会负责起草医疗、经济和犯罪等领域的政策意向，接着把这些意向下发到地方各级政策论坛进行讨论，然后由政策委员会对讨论情况进行汇总，最后经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认可后拿到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表决，确认为党的政策。
1983年以前党内的决策方式。1983年以前，年度代表大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工党的决策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工党的政策由代表大会最终决定。根据党章第四条，“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关于立法、财政或行政改革的特殊提议自始至终都将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1]为了避免党的政策仅得到简单多数票，党章还规定：“党的纲领中所包含的任何政策主张都必须得到不少于2/3的票数。”[2]年度代表大会期间讨论的政策主张分为两类。一类是各个附属党组织和选区党提交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修订建议。每个附属党组织每年都可以提交一个政策建议和一个政策修订建议。但是，政策建议必须在代表大会召开前12周提交，修订建议必须在大会召开前6周提交，否则就失去提交资格。选区工党也可以向年会提交政策建议和政策修订建议。在实践中，无论是附属党组织还是选区党的提交数量都是十分有限的。通常，无论是党的全国机构还是地区机构都不会采取任何措施鼓励其下属组织提交政策建议或修订建议。全国执行委员会或议会党的领袖也不会直接发出动员。只有独立于党的官方机构的一些团体会鼓动或动员附属组织和选区工党组织向年会提交建议。一般这些团体采取公开向选区党或附属组织发出倡议书的形式进行动员。但是，这些动员的影响力很小，因此，这些组织向年会提交建议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从而也是相对不可预测的。
第二类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交的建议。自1918年起，工党在基本问题上的中短期政策和在内部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政策都由全国执行委员会来决定。根据工党党章第七条第2款，全国执行委员会有权向代表大会提交“影响党的纲领、原则和政策的决议和声明，而且在党看来，这是政治环境所必需的”[3]（P45）。虽然，与附属组织提交的建议和修订建议相比，全国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政策建议数量也并不多，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整个代表大会的讨论和争论都是围绕全国执行委员会提交的政策建议和修订建议进行的。而且，代表大会一般都会采纳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建议，甚至很少对这些建议进行修正。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建议构成了工党政策的核心，也奠定了工党竞选纲领的基础。
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形成过程由下属委员会负责，其中最重要的是内部政策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负责监督工党全国总部中两个重要政策部门——调研部和国际部的运作。这两个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是各个下属委员会的主席。
全国执行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交的政策建议形成于下属的研究小组或委员会。这些机构的成员通常由全国执行委员会根据其成员的兴趣任命。不过，全国委员会在任命成员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委员会的政治派别平衡。一般情况下，非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很少有机会进入这些机构。只有在自己的政策领域享有声誉的议员可以进入研究小组或委员会，或者学术领域的专家以及在地方政府机构中声名显赫的人。通常，政策建议的初稿由调研部以备忘录或信息文件的形式提出。初稿一经起草后，就会送交研究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讨论，然后经由内部政策委员会送交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如果全国委员会拒绝接受最终稿，就会建立一个由党的官员组成的重新起草委员会。
这种决策方式最突出特点是不咨询广大的普通党员。它没有提供任何渠道供工党党员参与政策的讨论和最终形成。普通党员被完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研究小组或委员会，除非有那个党员碰巧是某一政策领域的专家。此外，尽管媒体会透漏一些与决策过程有关的情况，但是直到送交年度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官方不会发布任何关于决策过程的情况。
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参与文件的起草或重新起草，以及文件的修订和成文过程。可议会工党领袖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了，他既不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也不能参与所有的研究小组或委员会，更不能对研究小组或委员会的决定行使一揽子否决。如果代表大会的决定与工党领袖的意志相悖，领袖可以选择忽视大会的决定，自行其事。例如，休·盖茨克尔在评价1960年代表大会反对单方面解除核武器的决定时说：“你们（指议会外工党组织）认为我们（议会内工党）是什么人？你们认为我们会简单地接受类似这样的决定吗？”[4]但是，工党领袖一般都不会置代表大会的决定于不顾，一意孤行的，因为整个会议过程都会在媒体曝光，如果领袖的意见总是与大会的决定背道而驰，这不仅会危害党的选举成绩，也会有损于领袖的个人形象。
最后，附属组织、选区党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和修订建议都会拿到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然后再进行投票表决，最后变成工党的政策。这样一来，工党代表大会上经常出现激烈的争吵场面。而且每年的代表大会都会备受媒体的关注，这就给选民造成了工党内部总是在发生争执的印象。
尼尔·金诺克时期的决策程序。1983年工党大选受挫后，尼尔·金诺克接替迈克尔·富特成为党的领袖。在金诺克看来，工党落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党的政策没有反映选民的意愿。因此，在金诺克上台之初就开始着手改革党的决策机制。由于当时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已成为金诺克变革党的政策纲领的障碍，金诺克首先采取措施削弱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决策过程所扮演的角色。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成员和研究小组被联合政策委员会所取代。这些联合政策委员会由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工党“影子内阁”的成员组成，外加一些工会成员和顾问。同时，建立了一个政策协调委员会，协调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影子内阁”的活动。这个委员会也由“影子内阁”成员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由联合政策委员会产生的报告需呈交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影子内阁”修订和批准。如果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影子内阁”之间发生分歧，则由政策协调委员会出面调节。
这些改革使工党议会议员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改变了过去全国执行委员会起决定作用的做法。表面上，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和议会议员处于平等的地位，由工党这两部分组织合作共同决定工党政策。但是，金诺克还采取一些措施保证了由工党“影子内阁”成员来主导联合政策委员会。首先，削减了全国执行委员会调研部成员的数量。资深成员也不再担任研究小组的主席。他们在制定政策过程中要与工党议会议员和领袖办公室的研究人员合作。其次，到1986年，政策创新基本上由领袖和“影子内阁”成员负责，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内部政策委员会和国际委员会的聚会次数越来越少，全国执行委员会日渐衰落。最后，议会议员开始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而且通常由对领袖忠诚的人担任其下属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些机构实际上成了橡皮图章，只不过是批准在其他机构做出的决定。”[5]这就使工党议员开始在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全国委员会“不再能充当反对角色，变成了议会领袖的助手”[6]。改革使工党的议会议员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决策中享有了合法的角色。
此外，自1986年初期，工党开始起用一些战略家和传播专家参与党的政策选择，这使得党的政策主张更加贴近选民。
1987年大选再次受挫后，工党启动了政策回顾程序，目的是“使形成的政策不再重犯70年代的错误，而且要比80年代的政策更受欢迎”[7]。政策回顾程序由政策回顾小组组成。每个小组由一些研究人员构成，他们进行量化和质化调研。根据这个程序，政策形成于专门建立起来的政策小组，而这些政策小组独立于全国执行委员会。显然，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策权威被进一步削弱。
在政策回顾刚刚开始时，各个政策回顾小组在形成政策时享有很大的自主权，领袖的决策控制权很弱。自1989年起，金诺克采取一些措施增强了领袖的决策权。首先，大多数回顾小组被解散。剩余的小组负责起草政策回顾报告。这些小组中，工党议员和领袖助手的影响很大。第二，任命领袖办公室监督政策回顾报告的起草。这个办公室由金诺克的顾问、高级战略家帕特里克·赫威特负责。第三，改组“影子内阁”部长职位，保证敏感领域的决策权控制在“可靠”的工党议员手中。而“可靠”的标准是对领袖忠诚与否。最后，政策顾问和政治顾问在决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顾问由“影子内阁”和领袖挑选并付薪水，他们能否保住自己的职位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也都仰仗“影子内阁”和领袖，自然也就要对后者负责了。
总之，在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期间，一方面，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决策权逐步被削弱，另一方面，领袖的决策权威被树立起来。1990年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全国政策论坛，其目的是进一步增强领袖的决策权。不过，全国政策论坛直到托尼·布莱尔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才开始发挥其在决策领域的影响。
托尼·布莱尔时期的决策程序。托尼·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后，进一步改革了政策形成机制。1996年，党的总书记汤姆·索耶建立了4个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务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使党和未来的工党政府密切合作”[2]。这4个任务小组最终形成一篇题名为“执政的工党：伙伴关系的框架”的报告，1997年1月公布于众，并发送到各级工党组织进行咨询。经过6个月的咨询后，最后文件《执政中的伙伴关系》送交1997年年度代表大会通过。
《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核心就是新的决策程序，它“重大地改变了过去八十年盛行的结构安排”[9]。根据《执政中的伙伴关系》，党的政策由联合政策委员会负责，这个联合政策委员会由数量相同的议会议员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组成，由党的领袖担任主席。联合政策委员会负责“政策形成的战略监督”[10]。它为全国政策论坛确定议事日程，并规定后者的权限范围。全国政策论坛由175人组成，这些人来自工党的各个附属组织，包括选区党、地区工党、工会、工党议会党团、工党欧洲议会党团、政府、社会主义团体、合作党、黑人社会主义团体、地方政府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全国政策论坛负责“监督全面政策纲领的形成，这一政策纲领将成为下一届大选的竞选纲领”[10]。
新程序由一个为期两年的决策滚动项目组成，由地力和选区层面的各级政策论坛以及全国政策论坛负责这一项目。第一年，由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任命一定数量的政策委员会，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政策委员会的权限。这些政策委员会由政府代表、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以及他们推选的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会向选区党和附属党组织发出政策建议，选区党和附属党组织政策论坛讨论这些建议，然后向政策委员会呈交报告。政策委员会汇总这些报告并作出自己的评论和建议，然后提交给联合政策委员会和全国政策论坛审阅，全国政策论坛会形成一个年度报告供全国代表大会审阅。第一年产生的报告会确定第二年的议事日程，还包括整个一年提出的问题，以及委员会和论坛的工作情况。
第二年，政策委员会根据代表大会的讨论情况向全国政策论坛提交一份政策文件草案，一旦获全国政策委员会批准，就会广泛地散发到选区和地方论坛进行正式的咨询。在这个过程中，工党会利用各种方式，如信件、党员杂志、音像制品和网站向党员提供关于文件内容的信息。各级讨论提出的建议和修改建议汇总起来上交给政策委员会。政策委员会根据这些信息起草一个最后报告，连同咨询总结一起呈交给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然后由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撰写最后的政策建议书送交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内阁成员会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些政策建议作出评论。不过为期5天的代表大会只有两天用于政策讨论。
改革的意图是“赋予党员更多的机会参与政策的形成和讨论过程，但同时不剥夺代表大会至高无上的权力”[8]。《执政中的伙伴关系》承诺年度代表大会仍然具有最后的发言权，它重申“年度代表大会仍然是工党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声明都必须经过代表大会的批准才能变成党的政策”。[10]但是，《执政中的伙伴关系》同时指出，代表大会只给“极少数的党员机会参与政策讨论”[10]，因此，新的决策程序必须给普通党员一个机会“经常地、冷静地讨论政策，并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和代表大会上压制争论的气氛的影响”[10]。这样一来，代表大会的决策角色就被贬低，它成了“首相和其他政府成员亮相的地方以及陈列进步和成就的橱窗”[6]，而不是最高决策机构。
总之，改革的目标是“给所有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新权利和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并帮助建立一个健康的党”，“这个党要代表我们服务的社区，这个党与新的工党政府要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10]所谓健康的党的含义就是使工党具备一个受欢迎的、包容的和民主的氛围。实际上是通过把党员纳入到决策过程中去，来激发他们参与党的事务的热情，尤其是在选举中为工党积极活动拉选票，并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工党。
二、对新机制的评价
工党用全国政策论坛取代年度代表大会至今已有5年的时间了，其间经历了两次议会大选，工党连续两届成为议会的多数党，并负责组阁。那么新机制到底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它是否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即给越来越多的党员更多的参与机会，使他们能在决策中有真正的发言权，从而密切工党政府与议会外工党各级组织的关系？
第一，应该肯定的是，政策论坛是优于代表大会制度的决策方式
采纳新的决策程序后，所有的争论都在各级政策论坛上展开，只将讨论结果拿到工党的年度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因此代表大会也就变得“平淡、乏味、越来越琐碎”[11]。工党左派托尼·班在2000年代表大会后发表评论说：“过去我们会进行经常性的、适当的争议……现在我们只是放气球，唱流行歌曲，与娱乐明星打招呼。只有在我们走运的时候，才会有偶尔的争论。”[12]（P6）工党中仍然有一些人认为代表大会是很好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从两到三个关于重大问题的动议中选择，然后进行争论。”[13]“分歧和冲突有时是有价值的，因为它们会有助于澄清政策，并使这些政策切实可行。”[14]
但是，更多的工党党员支持新的决策程序。代表大会上的争论给媒体和选民留下了工党四分五裂的印象，这已经使工党长达18年之久与政权无缘。试想一下，一个连自身都管理不好的政党，又怎么能够担负执掌国家政权的重任呢？保守党在欧洲问题上引发的内部争论也使党产生了分裂，导致了1997年和2001年保守党两次落选。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997年有37％的党员支持全国和地方政策论坛作为制度化的决策过程，只有18％的党员赞同仍然把代表大会作为政策的源泉。在新决策程序实施两年后，即1999年赞同代表大会的人数上升到25％，可是仍然少于赞成新程序的人数，后者为39％。
全国政策论坛更加民主，赋予普通党员机会自下而上地参与到政策讨论中去。工党的一个选区党主席评论说：“我们可以通过地方论坛无拘无束地讨论政策，这不同于传统的方式，过去的方法过于正式，令人感到窒息。妇女和老党员尤其感觉新形式让人更舒服些。”[15]此外，党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把他们的想法反映到政策委员会。可是，在旧程序下，地方党虽然有机会在代表大会上为他们的观点辩护，但是充其量只有3分钟的时间，一个工会总书记坦率地指出：“如果有人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争论批准更新公共服务部门的一整套政策计划，并成功地管理经济确立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那这个人简直是异想天开。因为整个会议只持续5天的时间。”[16]（P1）因此，代表大会的确无助于在党内形成包容性的、和谐的氛围。
第二，政策论坛的整个过程被有效控制，实质上进一步加强了工党领导层的控制权
尽管新的决策程序与代表大会决策方式相比是一个进步，但是党内外也不乏对新程序的批评。这个政策过程被描述为像“一条被控制闸门的人控制的运河。领袖就是闸门的控制者，由他调节流程”[17]。《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确为领袖控制决策程序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全国和地方论坛的政策讨论是在“协调者”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这些“协调者”都是党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一般都会与工党领袖的路线保持一致。由政策论坛反馈给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的讨论综述也由这些“协调者”撰写，所以他们拥有相当大的解释权。
其次，政策委员会负责提供政策建议，各级政策论坛要在这些建议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虽然这些政策委员会由同等数量的议员和议会外党员组成，但是，这两部分成员拥有的资源，特别是专业知识、时间和信息都不对等。选区党代表享有很少的资源，他们根本无法与议员和政府官员处在一个平台上争论政策问题。因此，这些委员会实际上由政府主导。建议以及最终形成的报告也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大量篇幅被用来颂扬现行政策，而不是讨论未来的政策。
最后，政策文件在政策委员会、全国政策论坛和联合政策委员会之间多次往返，这就使工党领袖有足够的时间对自己不喜欢的政策建议作出反应或回避这些建议。
这样一来，新的决策程序实际上进一步加强了议会内工党的领导层对议会外党组织的控制。托尼·本明确指出，工党的结构性变革导致了“党的所有实权落入了以领导层为中心的精英手中”[18]（P3）。曾是工党欧洲议会议员的肯·考茨和休·科尔也表示：“新工党在1997年大选后推行的新制度和结构阻止党员和选区党对新工党的政策施加任何影响，更不用说控制决策了。”他们甚至把新工党描述成是“新的独裁政府”[19]。
第三，新程序在缓解分歧、促进一致的同时也窒息了党内争论
《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意图是建立一个有助于达成共识的决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目标达到了。新程序的确阻止了“给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留下创伤的‘普通党员与大臣们’之间的争斗”[20]。过去，政策讨论并通过都要经过很漫长的讨价还价过程。例如，批准1979年竞选纲领的会议持续了8个小时，会上充斥着分歧和激烈的争论，经过反复修改和投票，最终还是使用首相否决权确保首相卡拉汉赞同的文件被大会接受。相反，批准2001年竞选纲领的会议只开了2个小时，没有出现1979年大会的争斗，没有进行反复投票，所有代表都投了赞成票。这使大会更像是一个仪式，只不过是走走过场。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文件在拿到代表大会表决之前已经在各级论坛会议上讨论过了，所有的分歧已经经过会前的反复讨论得以化解。
但是，强调纪律和团结也充当了窒息或拒绝争论的借口。《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确实承诺“选区党和附属党组织仍然有机会直接向代表大会提交全国政策论坛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没有涉及到的政策动议”[10]。而实际操作又严格限制了地方论坛产生这样的政策动议。它要求25％的论坛成员或组成论坛的7个组织（选区党、工会、地方党、议会党团、欧洲议会党团、社会主义团体、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3个组织支持新的政策动议。例如，175个成员中只有90个成员出席了达莱姆论坛，这就要求得到40％的成员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少数派很难跨越。何况，“即使这样的动议可以产生，到它们被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时候，它们的作者也会面对呼吁党的团结的阻碍。”[9]
这就导致了送交党员讨论的文件不仅相当乏味，而且党员也没有权利进行修改。一个很杰出的地方政府领导人评价2000年7月召开的全国政策论坛会议时说：“要求在论坛上达成一致的压力是强烈的，我相信，这会使我们遭遇着产生出混乱的、无效的政策的危险。”[20]（P14）
最后，很多党员仍然认为他们并没有影响党的决策，工党仍被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已不再属于他们了。
在一定意义上，全国政策论坛是成功的，它的确给予党员机会参与党的决策过程。据统计，自1997年起，4万多工党党员参加过地方政策论坛，远远多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数。2002年提交建议的数量是1998年的4倍。[21]（P20）
但是，参与并不意味着党员对党的决策有真正的发言权。很多选区党把全国政策论坛讥讽为是一场闹剧。[22]根据对参加过政策论坛的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参加者普遍认为论坛是有趣的、友好的、组织有效的、团结的和容易理解的。但是，只有33％的参与者认为论坛对决策有影响。参加全国政策论坛的党员有时感到他们的经历就像“问圣诞老人要一辆自行车，可得到的却是一套化学用品”[16]（P4）。实际上，不仅是开始就反对变革的党员对新程序不满，那些曾经支持变化的人也认为全国政策论坛运作并不很好。他们认为全国政策论坛没有对他们开放。很多人不知道政策论坛是怎么被组织的或被选出的。普通党员没有渠道了解他们在地方会议上讨论的政策是如何进入全国代表大会并写进竞选纲领，最后被工党政府采纳的。更为糟糕的是，当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争论政策，并与领导人意见不一致时，党员的意见被置之不理。这就使党员感到党并不重视他们，并不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们争论的热情，甚至为党工作的热情也就日趋消退。一个党员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在党内。似乎没有人会听取我的看法。”另一个党员说：“一切都是自上而下的，普通党员被置之不理。党的总部决定路线，我们被要求遵循。这不是我入党的目的。”[21]（P20）
工党的一些官员也认为虽然新程序总体上是不错的，但是并没有给普通党员真正的发言权。工党的前主席玛格丽特·麦克唐纳承认说：“相当数量的地方党组织没有参与，从中央到地方政策论坛的反馈渠道不够畅通。”[12]（P16）威尔士党主席彼得·海恩也告诉《财经时代》：“我是全国政策论坛决策程序的狂热支持者，但是我认为地方党的活动分子并没有感到他们能够对政策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23]
由于广大党员并没有感到他们对决策有发言权，新程序实际上进一步疏离了党员与领导层的关系。汤姆·索耶一针见血地指出：“仍然只有少数活动分子参与了全国政策论坛，没有参加的人感到与这个过程很疏远。”[24]事实上，目前党员中的不满情绪是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以来最高涨的时候，而且这种不满已经从一直怀疑新工党政策方针的人弥漫到强烈支持党现代化的党员中去了。党员人数在急剧下降。2000年工党失去了5万名党员。2001年党员人数由1997年的40万下降到31万，这是布莱尔担任党的领袖以来的最低点。不仅如此，2001年大选很多工党党员投票给自由民主党或其他党派，以此来向工党政府表示抗议。
《执政中的伙伴关系》的颁布改变了工党的决策方式。新的决策程序以全国政策论坛为中心，取代了年度代表大会方式。《执政中的伙伴关系》声称，新程序的目标是“建立有活力的、能被广泛理解的、使所有党员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的决策程序”[10]。不可否认，大多数党员认为新的决策机制优于传统的政策制定方式。总体上，工党党员普遍赞同通过全国政策论坛进行政策讨论，他们不想再回到争论不休的代表大会方式，它给民众造成了工党内部四分五裂的印象，而这使工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长期与政权无缘。同时，起初支持决策程序改革的工党党员又对新的决策程序感到失望，他们并没有感到自己可以真正地对工党的决策发挥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工党党员们感到新的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工党领导层的权力，即使参加过政策论坛的党员也感到他们并没有对政策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决策程序并没有实现密切工党领导层与普通党员关系的目标，工党仍然面临着与党员失去联系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