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社会学论文,第六届论文,大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于1995年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北京举行。
亚洲社会学大会是全亚洲地区社会学家不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此前已举办过五届。第一届会议于1973年由日本社会学家发起，在日本举行；第二届会议与世界社会学大会同时在瑞典举行；第三、四届会议在日本举行；第五届会议于1987年在韩国举行。本届大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学家作为东道主，邀请亚洲各国的社会学家前来共同讨论亚洲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未来前景，以及亚洲社会学的使命。通过讨论与交流，进一步加强亚洲各国社会学家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推进亚洲社会学的发展和亚洲社会的全面进步。
参加本届大会的有来自日本、韩国、以色列、埃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伊朗、菲律宾、土耳其、孟加拉国、越南和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社会学家。 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向大会发来贺信。国务委员、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大会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组委会主任汝信教授致开幕词，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袁方教授致欢迎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办公室主任朱良、日本社会学会前会长绵贯让治（Joji
Watanuki ）教授、 以色列的罗丝纳（Menachem Rosner）教授等发表了讲话。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教授作了主题报告（这些讲话、报告，于本期全文另发）。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21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分为6 个专题：（1）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2）亚洲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3）亚洲的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4）21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5）21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和生活品质；（6）21世纪亚洲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
会议主要采用了三种交流方式，即大会主题报告及专题发言；学术评议；专题小组发言及讨论。
从会前到会中，大会陆续不断收到约260余篇论文。 围绕会议主题，先后约有130多位代表在大会及专题小组会上发言。 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上午，举行过简短开幕式后，即转入大会主题报告与主题发言。被邀请作主题报告与主题发言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21世纪的亚洲社会与社会学》； 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北原淳（Atsushi Kitahara）：《泰国一个城市的工业化与社会变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杭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菲律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麦迪娜（Belen Medina）：《21世纪的菲律宾家庭》；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教授饭岛伸子（Nobuko Iijima）：《21 世纪亚洲的环境问题——20世纪日本的经验教训》；埃及卡塔尔大学教授萨迪亚·科娜维（Shadia Ali Kenawy）：《21 世纪的社会保障与社会转型》（这些专题报告、主题发言中文稿全文另发）。现按6 个专题讨论内容，分别综述如下。
第一专题：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参加这一专题交流的约有27位学者，交流内容从宏观层面直至微观层面均有探讨，并有对亚洲地区不同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所作的比较研究。
1.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宏观层面的探讨
讨论形成的共识是：在探讨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应当注意将有关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与社会系统中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等这些政治、经济、社会因素联系起来，不仅要考察其结构和技术方面，而且要考虑到其社会联系，以及增强社会文化的多元性等社会发展问题。
加拿大的利里（Jayant K.Lele）教授以《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对一种范式的探求》为题，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如何导致普通民众的生活及周围环境的重大变化；并就确保社会文化生活稳定，防止其回落提出了几点看法。
在涉及到对亚洲社会特殊性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上，来自伊朗的帕维兹·皮兰（Parviz Piran）博士在题为《社会学范式缺乏普遍性：亚洲社会实况案例》的报告中指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如果不是完全由文化和历史条件所决定，起码也是受其限定和制约的。克服文化局限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真正民主的思想交流，对非西方社会的社会现实和第三世界学者的研究成果予以认真考虑和对待。
日本的二神重成（Shigenari Futagami）在题为《经济自我发展的源泉》论文中指出：经济史似乎表明有两种发展轨迹：一种是集中发展城市的模式；另一种是建立在提高地方（农村）社区生产率基础上的模式。在第一种情况下，城市成为主要由商业活动支持的经济循环的中轴；在第二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主要通过改善农业和相关的小工业来逐渐加强固有的经济力量。现代“民族国家”似乎是产生于第一和第二两种发展模式的某种混合形式，所谓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就是这两种经济发展类型的结果。这一理论在亚洲也适用吗？我认为是适用的，而我担心，如果在实行城市倾斜战略的时候没有农村经济的有效参与，今天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将会更加严重。
马来西亚的S.A.萨马德（Syed Abdus Samad）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论文中则强调经济转型的过程应注意保证维持人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韩国的金永东（Kim Kyong—Dong）针对儒学、 经济增长和民主三者间的“缺环”，提出了将三者联系起来的认识。他在《儒学、经济增长和民主》论文中指出：我们应深入了解儒学传统悠久的这些国家人民内在的思维方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民主制度和进程的社会机制。
土耳其的A.F.伯凯（A.Fugen Berkay）从未来的世界与亚洲国家的发展对社会学的功能需求角度在《未来的世界与亚洲国家的社会工程》一文中提出：社会学需要为古老的亚洲国家、亚洲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亚太地区寻找社会的、经济的与教育的模式。我们必须事先为亚洲国家讨论社会学里的“社会工程”这一概念。什么是“社会工程”？为什么需要它？它一定要介入社会生活与制度领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是新的社会学教育？这是一个问题。
2.对亚洲地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经验及比较研究
来自加拿大的利里（Jayant K.Lele）鉴于亚洲内部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对印度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从现代化与农业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入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特别强调了这一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由此他发表了题为《印度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的论文。
日本早稻田大学柿崎京一（Kyoichi Kakizaki）在《流动的与稳定的社会结构：对日本、中国与韩国的亲缘关系结构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关于东亚三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弃耕离农的流动），特别是日本，它与其他两国不同。中国和韩国劳动力的流动与日本相比数量巨大，从流动的形式中可以看出明显的特征。当日本具有稳定社会的特点的时候，中国和韩国的社会却显示出流动的强烈倾向。他关注三个国家亲缘结构的特点，把它看作是造成流动社会与稳定社会差异的一个因素。通过考察日本、中国和韩国传统的亲缘关系网，例如家庭、ie和dozoku或tsung—tsu，还通过考察建立在这些亲缘关系网基础之上的村落结构， 来说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日本的恩田守雄（Morio Onda）在总结、探讨日本战后50年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因素中特别明确地指出：社会性因素能促进经济发展（《战后50年日本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因素》）。 菲律宾的纳内特（NanetteGarcia—Dungo）通过在菲律宾内格罗斯种植糖料作物的农场，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一项追踪研究，具体考察了农场中生产社会关系的地位更替。他发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国际蔗糖危机引致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汇集在一起，从内部和外部，相当程度地改变了糖料作物种植场主在他自己农场中的地位，其作为资源专有的地位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工人们第一次成了经济资源的合法拥有者，拥有了个体自我决策权，从而摆脱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与种植场主之间的个体依赖关系，并使其家庭维持一种较为体面的生活。就此，他发表了题为《在种植糖料作物的农场中生产社会关系的变化：资助关系的削弱和由此在工人家庭中引发的结果》的论文。
来自印度的贝赫拉（D.K.Behera）在题为《工业工程对部落生活的强大冲击——印度奥尔萨邦茹可拉钢铁厂的案例》论文中提出，在印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工厂、水利、能源以及开矿等工程的建设。异质的发展进程已经剥夺了这个地区居民的自然资源和丰厚的文化传统。
此外，香港岭南学院的李经文在《国家垄断与经济成功：新加坡的个案》论文中，探讨了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及其对工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从文化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分析角度，解释经济活动中国家的作用。以色列的耶赫达·比恩（Yehuda Bien ）在《社会贫困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教育》一文中，对以色列建国以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犹太人社区与阿拉伯人社区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及两个社区社会教育差距进行了描述、分析，并指出与社会变迁一起出现的迅速的经济变化是教育变化与教育改良的推动力量。巴林的巴夸（Baquer S.AI—Nijar）以《海湾地区的社会变迁：对未来的挑战》为题， 讨论了现代化和传统性的两难境地。他指出，现代化过程一方面引起了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许多变迁，另一方面它提示了对变迁的一些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该地区的老一代人，而且也来自促成并享受现代化时代的年轻一代。以色列的马萨维（Andre Elias Mazawi）和约杰夫（Abraham Yogev）在《无国家社会的精英形成：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精英的分层》论文中，将分析视角转向无国家社会里精英形成的特殊模式，他们发现精英的形成具有围绕各种类型的活动和事业的多层面的发展而致的多样化的模式。
3.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对此，有11位中国学者和1位日本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3个领域：
一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及组织结构层面的变化。如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吴忠民强调了中国现代化的渐进型发展模式。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匡夫则总结了“龙山文化故乡”的山东省，在实现农村“乡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中创造的“组织加市场，城乡一体开发”的“龙”型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折晓叶在题为《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论文中指出：“村庄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是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基本范围和组织的两种不同的研究。在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中，村庄经济边界开放的范围，并不囿于基层市场，而是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的、全国的乃至国际的市场。与之相反，农民的实际生活仍然在村庄的小范围内，并没有直接受到大市场的影响。村庄经济边界的开放性建立在村庄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因而并没有摧毁村庄，反而突出了村庄的整体利益，增强了村庄的内向聚合力，强化了村庄作为功能单位的作用。
二是对地区发展和不平衡性问题的探讨。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立平在《解决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路》中指出：过去的传统思路的一个特点，是将城市战略与地区战略分别加以考虑。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思路就不免顾此失彼。因此，应当考虑一种将城市发展战略与地区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考虑的新的综合性的战略思路。这种新的战略思路的基本观点是：大幅度地降低落后和贫困地区的人口密度，提高其人均占有资源的数量；同时，仍然要坚持以东部发达地区为重点的发展政策，但东部发达地区应当承担起吸纳不发达地区迁移人口的义务；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迁移人口的吸纳，应当以城市化为基本手段，这意味着有些西部迁移人口会直接进入东部城市，如某些在这些地方已有多年历史的打工者，同时也意味着加快东部城市吸纳本地农村人口，这样有些西部人口可以进入劳动力日益减少的东部农村地区；这就要求，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特别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一个较为加速的城市化过程，其中包括应当改变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发展战略，促进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提高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秦均平在《区域性反贫困与社会持续发展》一文中则认为，当区域性贫困到达一定限度时，国家应运用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配置资源，克服“市场失灵”，推动贫困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来自日本流通经济大学的根桥正一（Shoichi Nebashi ）专门研究了《上海与中国的现代化》，他指出：上海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这意味着（1）上海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社会直接的接触点。自1843 年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向西方国家开放以来，西方的工业、技术、知识和各种生活方式从这里进入了中国；（2 ）对于接受新知识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上海是他们形成和西方化的舞台。新型知识分子不同于主要是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的特点是：①具有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②是脑力劳动者；③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自己；④毕业于西方式的学校或国外大学，他们是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律师和科学家，等等。（3）以后， 他们又通过向下一代传授学术知识，希望子女也成为知识分子，即使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也是如此。技术型知识分子始终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即使是在解放以前，技术型知识分子就在西方式的教育和商业环境中得以形成。他们的子孙后代继续在国内外受到高等教育。经过新的技术知识的训练，他们业已成为新一代技术型知识分子。上海向中国提供技术型知识分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
三是对农民、青年、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等的有关探讨。如南京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的周晓虹以昆山周庄和北京“浙江村”两地农民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分析指出从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的转型来说，正处在社会转型的中国农民都是标准的“边际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强探讨了进城的“农民工”的家庭模式，在个案调研基础上，归纳为五种类型：①单身子女外出型；②兄弟姐妹外出型；③夫妻分居型；④夫妻子女分居型；⑤全家外出型；并指出，农民工家庭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家庭成员的长期分居，但并未造成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和瓦解，这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传统家庭观在起作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苏颂兴在研究了当代中国青年职业意识的变化后指出，他们的职业意识正在走向成熟，出现了多种选择的分化与多种能力的综合的新变化。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研室的茆永福则探讨了宗教与新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独特关系。
第二专题：亚洲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结构
参加第二专题交流的约有28位学者，交流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1）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2）传统文化（因素）与社会结构；（3）对亚洲一些国家社会结构及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比较。
1.传统文化因素与现代化的关系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叶启政博士从社会大众的日常世界及自然生活行为的角度观察现代化的理性渗透及其与全球化“现代性”人类文明的演进关系，得出了有趣的独到见解。他发表了《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的论文（全文见本期）。
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树德则在具体分析、比较了儒家伦理、价值观对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及社会结构的不同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了不能片面夸大儒家伦理思想价值体系的决定作用。他在题为《中日现代化之比较——如何看待“儒家资本主义”》的学术发言中指出：文化因素也罢，地理环境（实际上是一种生态文化）也罢，如无制度化结构的配合，不仅没有积极效果，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把日本乃至“四小龙”称为“儒家资本主义”，那就会忽略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之间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差异，夸大伦理思想、价值体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否认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
2.传统文化（因素）与社会结构
来自印度的V.安因哈里（Vasavi Aninhalli）从印度现代化经济文化的兴起中注意到将会有一个经济活动对文化结构的“重新嵌入”。这一文化结构将是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与当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混合产物（《全球化与印度经济文化的兴起》）。
韩国的崔协（Hyup Choi ）通过对韩国的发展中儒家学说的作用的经验研究，强调了社会结构中经济变量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他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与儒家学说：关于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指出：有关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三类思想观点。第一类试图证明，文化要素特别是传统文化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障碍。第二类观点可以表述为“文化因素不相关”论。较晚出现的第三类观点则意识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有一批学者对这样的事实有着深刻的印象，即所有获得显著经济成就的东亚国家都分享着儒家文化的遗产。关于儒家学说和经济活动的关系，一种基本假设的论点是：儒家伦理之于亚洲人如同新教伦理之于西方人，是其商业和职业行为中的本质要素。当然儒学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正面结果也有负面结果，这是可以讨论的。尽管儒学可能在整体上促进了经济的成功，但一些儒家传统要素却是有效商业行为的障碍。
广西社会科学院的陈文、梁茂春以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较研究，具体探讨了儒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新加坡是将这二者“嫁接”而致发展，中国则是二者的“排斥”，这是由于两国的历史、制度等深层次的背景差异所致（《儒教文化与现代化——新加坡与中国的比较》）。
3.对亚洲一些国家社会结构及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机制时，明确认为儒家文化构造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又构造了传统社会结构。她在《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结构的构架作用》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结构，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文化。“仁”是一个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关系的单元是二人组（对子），一对对“对子”联成关系网。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讲二人组联成的关系网，而非三人组为单元的群体。“五伦”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准则。遵顺这套准则为“礼”。这套礼规范被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认同，有了一致赞同的标准，也就使个体以及人际“对子”能够超越其自身而发展为社会关系，一种个体与群体乃至社会联系起来的社会网。在这个社会网中，社会成员各有其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安分守己，乐得其点。可以说，儒家文化，构造了人际关系，又构造了传统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中央集权政府、地方政府、宗教组织构成结构层次；宗教是农村地域社会具有实体意义的组织，有政治、经济、文化多种社会功能。沟通地方政府和宗教组织的“桥”，是乡绅。在结构上，地域社会和上层社会、家和国同构。是谓“家族制度社会”。但在地域社会和上层社会、家和国之间，横着一个产业匮乏、产业组织近乎“无”的广大领域。这个中间领域，不是也不可能是由以经济理性及其支配下的经济行为为主导的“经济人”支撑着。
香港大学日本研究系的王向华在认识中国社会结构时则提出了“家族理论”与“气”的概念。他认为家族理论比儒家理论更适合作为一个分析概念来讨论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以及中国社会结构（《家族伦理与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建中则具体比较分析了家族伦理对中、日两国社会结构的不同影响。他在《“孝”的文化与“忠”的文化——中日传统家族伦理之比较》论文中指出：同属于一个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其家族伦理有着极大差别，前者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后者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家族伦理产生的基础是家庭、家族制度。中国家庭、家族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父亲继嗣为世代继承原则，家长考虑继承人只考虑血缘上是否父子关系；家庭财产的继承，为儿子均分制；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自动成为其父所属的家族。日本家庭、家族制度的特点主要是：血缘关系不是家庭、家族赖以建立的唯一或主要的基础，共居关系、经济关系亦是相当重要的因素，有时甚至超过血缘关系；父系继嗣为主要继承原则，但是“当主”考虑继承人首先是其继承能力，而不是血缘关系；家的财产原则上不分，而是与当主身份一起，由当主指定的一个男性继承；由“本家”与“分家”建立的“同族”，其内部存在身份性的等级制。在此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家族伦理为：中国人终生首先关心的是血脉承续、香火绵延，“有子万事足”，至于其继承能力和家财的亏损与增殖，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在处理孝与忠的关系上，也是孝高于忠；从实质上讲，中国人对尊辈的孝和对君主的忠都是属于非对称的片面义务。日本人在处理孝与忠的关系上，是重忠轻孝；忠是建立在对称性相互义务基础上的，带有契约性；从本质上讲，日本人是将家看作一“经营共同体”，视家的延续与发展高于个人自然意义的血脉相承，对血缘亲属交往看得较淡，特别重视对基于共居、经济关系而形成的某一共同体的归属与忠诚。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翟学伟认为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与中国，其家庭结构是不同的，主要是因为社会结构中对权威和财产转移不同，并导致中国人社会行为均等性特征具有不同的内涵。他在《从中国家庭继承制看中国人社会行为的特征》论文中指出：根据以往学者所提出的西方、日本和中国在家庭中都存在着权威和财产两大项的转移，日本和西方在这两项上的转移是一致性的，而中国家庭的这两项转移不一致。中国家庭的权威一般由长子继承，财产却诸子平分这一理论观点进而提出：第一，作为儒家文化圈中的日本，其家庭结构并不类似于中国，而是类似于西方；第二，西方家庭不重视权威转移而重视财产转移，和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相通的。这易于构成很多学者都认为的东方社会那种严格的“辈份等级制”和“孝忠”思想；第三，由于中国家庭在这两项资源转移上的不一致性，形成了中国人在社会行为上一方面强调对权威的遵从而具有集体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强调个人在群体中对财产的平均占有和分配而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由此，权威集中和平均分配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既可能把中国人拉向个体对权威的忠诚上，也可能把中国人引向权威对个体平均分配的妥协上。分配上的均等性不是单指经济上获得等量的利益，而是包括在心理学意义上权威者对谁更器重，更亲密或相反，在社会学意义上各成员占有的资源能否持平等。结果中国人在社会行为的特征上具有四个其他社会不完全具备的要素：①家长权威（家长制）；②道德规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③平均分配（包括社会、心理和经济性上的均等性）；④血缘关系（包括扩大的或心理认同上的血缘关系）。而在中国社会，这四个要素包含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动中，尤其是在群体的运作之中，因此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建构中国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基础。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孙进，从社会学、管理学的视角，借助文献资料，对中、日、韩三国封建社会制度结构作了整体比较，得出了“松散型社会结构模式”的认识（《传统制度结构的松散模式》）。
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心恒从经验观察入手，对中国人的乡思情结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乡思情结作为一种观念是由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维系社会结构（《中国人的乡思情结和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则从中国社会群体地位获得的社会地位分配机制的角度，探讨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特征（全文见本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路路以实证研究资料，具体探讨了社会政治资本（体制资本）对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以此透视中国大陆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迁的机制（全文见下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戴建中则系统探讨了《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他在论文中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制度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两者的交织、迭加构成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活动空间。私营企业的业主与雇工主要来自农民，早期开业资金主要来源于农副业生产和个体手工业、商业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出现为生产要素的转移构造了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市场过渡并不规范。成功的私营企业主必须建立以权力精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在市场进入、资金借贷、经营场地购置等方面得到优惠和保护，在与庞大的国有经济供销过程中，后者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造血功能。同时私营企业主对于权力精英给予经济利益上的回报。计划经济缩小的领域并不意味着一定由市场经济去替代，介于二者之间出现了新的权力与资本交换的领域。在私营企业内部，产权是明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结合。虽然在雇工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劳动保障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比较昨日的农村生活标准，总体上仍是一种改进。无论业主还是雇工的组织程度都很低，劳资矛盾仅仅存在于企业的内部，并且烈度不高。业主普遍实行家族制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劳资关系。但是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是一个资金匮乏而剩余劳动力充斥的社会，因此资本对于劳动力占据着压倒优势，国家立法对雇工利益的保护以及行政机构对业主与雇工利益的平衡协调，是有利于私营企业稳定发展的。中国私营经济发展至今，仍属地方型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仍是十分有限的，且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日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但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势头已是明确无疑的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卢汉龙等人则主要探讨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单位制”与住房商品化的关系（全文见本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琢综观研究了改革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几大变化，他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社会结构的几大变化》论文中指出：这些变化表现为①人口自然增长率和绝对增长量已连续7年下降。②城镇化速度加快，城镇化率已达1/3。③就业结构变动迅速，按三次产业划分的从业人员与产值呈倒比。④国内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提前翻番，但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利益差距不断扩大。
日本的松田（SonoRo Matsuda Kumagai）从农业机械化的社会情境角度，探讨了日本农村社会的变迁。他在《1957—1987：日本农村社会的变迁与延续性》论文中指出，日本的农业机械化可以视作一个过程，它是在高度经济增长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出现的。劳动生产率被提高到与农业规模不成比例的程度并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非农业劳动力市场的扩展吸纳了这些剩余劳动力，由此，兼业农业扩大了，农户的生活方式向着分化与个性化的方向改变。
韩国天主教大学的李时载（See－Jae Lee）对韩国与日本的市民社会作了比较研究，所发表的《韩国与日本市民社会比较研究—一种理论框架和经验检验的探索》论文指出：我采用六个因素来比较两个市民社会：三个消极因素，①国家，②市场和③家族；三个积极因素，④社会运动的存在，⑤市民积累和⑥全球主义取向。消极的因素由国家、市场和家族对市民社会之发展的种种限制组成。国家对社会的限制越少，则市民社会就越趋于发展。市场原则渗入社会世界越少，则市民社会就越有可能扩张。家族中心倾向越少侵蚀社会关系，则市民的一致性就越会得到加强。在亚洲的背景里，我认为，家族中心倾向已经成为一种行为原则，这种原则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市民社会原则上是一个开放的、自治的和自由的社会，在这里，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为决定社会的目标而相互竞争。社会运动越是有力量，则市民社会就越有可能发展起来。我认为，社会运动本身是一种维持和发展市民社会的力量。物质的和社会的积累，也是决定市民社会的重要指标。然而在这一点上，应当把为了市民的积累与国家取向的积累区分开来。参与自愿活动以及公共基金和养老金的积累是市民积累的几个重要指标。正像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市民社会发展中的障碍一样，全球主义取向的精神和行为，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却是积极的因素。市民社会越是发展，社会对于社会运动、市民积累和外国就越是开放而不是封闭。
以色列的M.罗斯纳（Menachem Rosner ）对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以色列集体农庄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现象，进行了系统探讨。他在相同题目的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拥有126,000人口的265个集体农庄（Kibbutz）建立在全部生产、消费和教育领域中的共同所有、 平等与合作的基础之上。多数公社拥有500—700名居住者。其成员除了用于个人消费的津贴外不领取工资。大多数需求的满足都是由公共服务提供的。Kibbutz的人口仅占以色列全部人口的2.5%，而其经济生产却占以色列农业总产值的40%和工业总产值的6%。Kibbutz公社一直是总人口中的少数，但他们在以色列国家建设中却发挥了主要作用。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他们的主要作用是新居住区的开拓，发展农业和吸引新的移民。在1948年以后其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①1948—1960：扩大农业生产时期。农业生产的扩大满足了人口快速增长的需求，由于高水平的生产率，到1960年农产品已出现剩余。②1961—1985：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在这一时期以色列农业劳动者的数量减少了几乎50%。为了避免人口大量移出农村，Kibbutz采取了两种工农业整合的形式：A.水平整合——通过在Kibbutz社区内建立工厂实现水平整合。 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雇佣工人的比例从六十年代的80%和20%转变为八十年代的40%和60%。公社所属工厂的规模大多较小或中等，超过100 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占10%。大多数工厂属资本密集型企业并使用先进的技术。生产行业是多样的。B.垂直整合——通过建立水果、蔬菜、肉类等农产品加工的地区性的工业中心实现垂直整合。这些中心不设在Kibbutz 社区内部，因而为周围城镇和村庄提供了就业的机会。③1985—1995：经济危机与恢复的时期。这是经济进一步的多样化时期。从1985年开始，在以色列经济从极度通货膨胀（400 %）到急剧紧缩的一个突然性转变之后，多数的Kibbutz公社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其后果是产生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的债务大量增加。来自农业收入的减少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在九十年代，通过发展旅游业、国内服务商业化、计算机程序和律师事务所等专业化的服务、引进新的管理实践，和从“生产主义”向市场取向转变等创新，Kibbutz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 政府和银行同意注销部分欠款并将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社会变迁：自1948年以来，主要变迁发生在Kibbutz公社的社会构成方面。此前， 大多数公社是由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组成的，公共生活和开拓者的创业精神是他们的理念。在六十年代，多数公社已建立在家庭基础上，但只有一代人。从七十年代开始大多数公社成为数代人、许多是三或四代人在一起生活。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一源自经济多样化的与职业和专业分化同时发生的社会分化过程是从“Gemeinschaft”（公社-community ）向“Gesellschaft”（协会—association）的过渡。 这一转变与产生于现代化过程转变的主要区别是：A.Kibbutz公社并不是传统的公社， 而是理念动机自愿产物。B.在“Gesellschaft”类型的共同体中存在社会分化过程，但却没有社会阶级的划分。这是由于共同所有和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避免了阶级分化。另一方面，社会分化阻碍了社会的整合，后者要求公共结构和决策与自身管理的共同参与和直接民主形式的功能。此外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在减弱。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也可以视作现代化相对于集体性和平等的更大困境的一部分。这一困境与一种更普遍的假设相关联，即马克斯·韦伯和其他理论家所定义的，一种组织的和经济的效能与人文价值的对立。与这一假设相反，Kibbutz 经济在过去的成就似乎与意识形态的整合相互关联。作为经济危机的后果，最近的尝试是通过开放普遍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以及加强等级制组织和对民主的及平均主义做法的限制等而增加效率。这一尝试的经济与社会结果还有待于分析。
另一位来自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Y.达（Yechezkel Dar ）则探讨了市场化过程中的以色列教育系统。他指出：数十年来以色列的教育系统以努力达到教育机会的平等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而著称。这些努力通过旨在弥合种族和社会界线造成的教育差别的学校整合（或消除种族隔离）政策而得以体现。这一政策的实施得益于系统的集中化结构。而在最近的十年中，出现了平等化政策的逆向运动，与之相伴的是教育的离心化趋势。
以色列的艾瑞乐（Dafna N.Izraell）博士则主要探讨了阻碍妇女更多地进入管理部门的社会因素，为此，他提出了四种研究视角。他在《关于管理部门中的妇女的理论探讨：什么阻碍了妇女？》论文中指出：直到1970年代后期，管理者中的妇女实际上仍然很少。对此世界范围的现象提供的具体解释各不相同，它们反映出三种根本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个体层面的差别；第二种观点集中于组织结构；第三种则分析了制度化的差别待遇。三种视角对于我们理解妇女在管理中面临的历史屏障都有重要贡献，而单独的一种都不足以解释或补救存在的问题。为了理解当今世界范围内妇女管理者所面对的组织状况，我们需要增加第四种视角，即考虑高级管理者的较大权力和权威，包括他们影响和限制妇女进入行政位置的较强能力，也包括他们那样做的利益和社会与组织压力的历史。
斯里兰卡佩拉德尼亚（Peradeniya）大学社会学系的K.T.西尔瓦（K.Tuder Siwa）研究了斯里兰卡的非政府组织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他发表了题为《斯里兰卡的非政府组织：社会变迁的催化剂还是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的论文。来自菲律宾大学的C.B.拉默格（Corazon B.Lamug ）博士在《对发展中国家能源计划的社会影响评估的参与方法—以菲律宾为案例》的论文中，以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一种对菲律宾能源项目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的参与方法，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构想：①有着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资源保管者的参与对于评估和决策过程是必要的。②强调有动机的资源保管者参与SIA 过程的特殊方法和技术。③关于在菲律宾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下参与社会影响评估的压力和挑战，以及它们对于其他亚洲国家的意义。
日本社会工作学院的荻原康生（Yasuo Hagiwata）探讨了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城市犯罪”。日本京都·佛教大学的星明（Hoshi Akira）对90 年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及社会意识做了定量研究，并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全文见本期）。另一位来自日本的王淑英（SnkYing Wong）则以《教育精英和大众：社会科学学科教育的兴起、推广意义》为题，专门探讨了现代社会科学学科课程的制度及问题，并认为民族国家是能够围绕那些强调更多参与和更理性化的社会的进步观念，来组织其社会科学学科教育的内容的。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潘允康、关颖在提交的题为《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满意度》论文中，以一项定量调查说明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不是削弱了，而是强化了，增强了人们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袁阳在分析、挖掘中国乡镇企业蕴含的文化模型和文化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发表了对中国文化再生运动价值主体应从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的认识。他在《飘泊的心灵的归宿—从乡镇企业崛起看新世纪中国文化再生运动的价值主体》论文中指出：中国民族文化再生运动有两个误区，其一是目标误区，即从传统精英文化中寻求民族文化与现代化运动的衔接点；其二是方法误区，即哲学式地从某种既定精英价值前提出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出应该如此的主观愿望。我认为，乡镇企业的崛起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乡镇企业所蕴含的文化模型和文化价值意蕴，其基准原型是民族传统大众文化而不是民族传统精英文化。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随着乡镇企业在下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其所蕴含的文化模型和文化价值必然会向全社会辐射，从而使经过创造性转换的民族大众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既成为民族文化再生的价值主体，又成为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整合的功能。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凡以少数民族社会为蓝本，提出了“传统民族”这一概念，以区别于中文原有的“民族”概念，并就“传统民族”的社会整合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论传统民族与社会整合》论文中指出：中文里原有的民族概念，混淆了层次不同、政治或历史范畴也不一样的族体。因此，本文创用一个中文术语“传统民族”（Ethnic Groups），以体现历史的延续性。在现实中， 这些民族仍然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些实体单元。把中国的汉族和少数民族都看作传统民族，能够把它们平等地作为同一类民族历史范畴来对待。另一方面，传统民族在历史进程上先于现代民族（nation）而存在，在现实中是属于现代民族国家之下的一种宏观群体层次。因此，世界各国内部与传统民族有关的社会整合，附属于可持续的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也是社会学结构和文化分析的重要课题。社会整合是同步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一种持续过程。人口统计资料中所列的“＊＊民族人口”，还不能完整地揭示民族结构的宏观异质性。在中观及微观层次，在一定社区之内的互动，决定了传统民族内部交往的基本面貌，这在中国主要表现于各民族的聚居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区的社区，享有各种不同的“区域—政策资源”。另一种传统民族内部的互动，是宏观层次的，是指在散居于全国各地的传统民族成员身上，在都市、企事业单位中，在社会分层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们身上，间接表现出的传统民族的归属性意识和行为。借助于对民族人口的统计或专项的抽样调查，获得间接的把握，所以称之为统计性互动。这里涉及到传统民族的表意象征符号，及其所负载的群体意识，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有利于发展的“文化—心理资源”。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假设命题：①微观（传统民族内群体）的异质性越强，则宏观（传统民族间）的异质性越弱，社会的整合程度也就越高。②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对于（传统民族的）文化多样性包容程度越高，其社会整合的程度也越高。
第三专题：亚洲的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
参加第三专题交流的约有23位学者，交流主要涉及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劳动力的国际迁移；2.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3.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都市化与劳动力及社会发展。
1.劳动力的国际迁移问题
日本的陈立星（音译，Chen Lixing ）集中探讨了跨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发展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了跨国劳动力流动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输出国与流入国之间收入上的差距而引起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在地区发展过程中由于差别而引起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故此做出了“把跨国劳动力流动看作是为了地区发展”的研究定位，并重点介绍了依此所做的研究构架（《对跨国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发展的交流分析》）。
另一位来自日本的田岛（Junko Tajima）则以日中之间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为考察点，探讨日中之间的国际移民问题。他发现，到日本的中国移民首先编织并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网络，以求站稳脚跟和发展，并“正在满世界地扩展”，“以便在这个国家的地方社区确立他们的势力”和“向日本以外的世界发展”。（《国际迁移和日中之间社会网络的形成过程》）。
菲律宾的M.卡比劳（Minda Cabilao ）在题为《在日本的菲律宾艺人》论文中，分析了六十年代以来，从菲律宾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出职业歌手开始，至以后的民间向日本迁移艺人的情况。
2.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集中探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趋势的有5 位中国学者。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宋林飞在题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与趋势》论文中指出，目前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出现两条主要途径：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中国在加速城市化中要防止“过渡”迁移（全文见下期）。对此，河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毋青松、河南省委宣传部《市场经济导报》杂志社的阎文学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和特点》论文中发表了不同于宋林飞的认识：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方式和特点，概括起来大体有五种：①集中型；②分散型；③相对集中型；④“挤压”型；⑤“牵引”型。广义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包括两层意思：①指农村劳动力在产生（纵向）上实行分层转移；②指农村劳动力在地域（横向）上实行“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和“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规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应采取以下六种途径：①通过农业的综合开发，增加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广开就业门路；②通过改造低产田，将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农业基础设施和整治国土的建设中去；③通过农业非农化，将部分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④通过城镇化，将部分农村劳动力吸引到城镇；⑤通过建立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体系，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大城市有序流动；⑥通过多种渠道，开拓国际劳务输出市场。总之，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多元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应当有序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黄平等人在提交的《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论文中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十二亿人口其主体还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人口外流现在仅仅才开始。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现在还不可能完全看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将深刻地改变现存的城乡关系格局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变行之已久的行动规则和资源组合方式。能否通过大量农村人口有目的的外出而产生出替代原有规则和资源组合的新型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持续性协调发展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包括城市人口在内的社会的行动者自己。因此，在操作的层面上，如何面对农村人口外出，并相应地调试有关制度与规范，成为处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区域格局与阶层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一大难题。面对这一难题，与其用传统的行政手段限制农村人口外出的规模，不如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使这样一个影响中国未来的大趋势更加有序、更少代价。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葛延风在《流动就业的农民—生活及群体关系》论文中指出，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和理论分析，流动的农民可大致分为发展型、就业型、生存型及特殊型这四种类型。基本的“边缘群体”状态决定了农民工与城市生活的全面不融合。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宋书伟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新道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模式》论文中指出，中国目前出现的“民工潮”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必然与偶然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扭曲形式，应寻找一种既符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又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新模式。为此，他建议采取发展以新型科技中等城市为中心的城乡网络结构的新战略，它的优点是：走城市化的路子，又非老路；它可以吸引大城市疏散工业设备与技术力量，又可吸收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根本上调整农村（镇）、中等城市与大城市的一、二、三产业与人口结构，比较顺利地奔向二十一世纪国际竞技场；它可以加速实现中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从工业文明转化为科技文明的两大文明转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怀连则在《龙跳农门：长江流域工业革命与农民离土》一文中强调应大力发展农业，发展农村非农经济、乡镇企业，发展中小城镇，让“农”首先现代化。来自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王春光，则在《发展大城市与中国农村城市化》论文中强调中国应将发展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带作为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最佳战略选择。
有3 位中国学者从社会流动角度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行了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李东山在《中国农村社会流动的因素与作用》论文中指出，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城镇人口的流动也高于农村人口。要促进农村人口的流动首先要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使他们具有社会流动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陈婴婴、沈崇麟在《双重二元结构与职业流动—中国国情调查第二批户情调查资料试析》论文中指出，我们发现：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改革前存在于中国城乡社会的相互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同于刘易斯所谓的，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以劳动力供求关系维持的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二元结构的双重二元结构，即既有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二元分化，又有非市场部门和市场部门的二元分化的二元结构——双重二元结构。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的可能发展模式将是一种由传统的自然经济部门向高度成熟的前现代部门，由高度成熟的前现代部门向现代市场经济部门的梯度发展的模式。如果这一模式成立，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可能出现刘易斯所说的那种传统部门向现代市场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使整个中国社会的职业流动率大大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王晓毅以比较研究，探讨了中国亲缘关系与乡村工业发展的关系。他在《亲缘关系与乡村工业发展—广东和温州两地农村的比较研究》中指出：农民在发展乡村工业时，面临着许多与城市工业不同的环境，他们需要依赖非正式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的作用以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通过对广东和温州两个村的企业发展过程中亲缘关系的描述，概括出亲缘关系与乡村工业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集团式的亲缘关系，从属型的亲缘关系和分权型的亲缘关系。企业的不同亲缘关系类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管理行为。乡村工业在亲缘关系类型的选择中，受到两个历史因素的制约，一是原有家族制度的完整性，经过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集体化的影响，家族制度受到程度不同的破坏，这种破坏程度对他们的选择有很大的影响。二是集体的遗产。在我国作为一个村落共同体的集体，与家族制度又有区别，又相互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制度选择。
对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及具体发展模式，还有几位学者从不同角度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如来自日本的吉泽（Shiro Yoshizawa）对中国山东省农村个案的研究；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的李友梅对苏南地区工业化中的人文资源管理的研究；日本带广畜产大学的中村则弘（Norihiro Nakamura ）发表了《乡土中国经济支配阶级的建立过程——人民公社的垮台与企业家的兴起》的研究成果。
3.亚洲其他国家工业化、都市化与劳动力及社会发展
来自韩国的韩湘津（Sang—Jin Hahn）在《八十年代以来工业调整的诱激与汉城大都市区的公司战略》论文中介绍了韩国的有关情况，并认为：尽管汉城都市区的工业调整具有福特主义（Fordist ）的大规模生产体制特征，然而，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 ）的生产体制也正在孕育之中。
以色列的伊特兹赫克（Yitzhak Ben—David）在《以色列边缘地区的综合发展——加利利（Galilee）地区的发展模式》论文中， 介绍了处于都市化的边缘地区的发展模式。他指出：考虑到边缘地区存在着一系列发展和移民的制约因素以及众多的倡导性政策的影响下可以变不利为中立甚至变为有利的因素，从而，那里的发展和移民可以通过倡导型发展政策与自发趋势的相互作用模式予以说明。
伊朗的帕维兹·皮兰（Parviz Piran）博士的论文《伊朗的都市化：都市优先和贫民窟》则重点介绍了伊朗在都市化过程中因为房屋短缺而出现的贫民窟；并指出：在国民发展计划中缺乏综合性的安置计划，会引致有社会和政府性质的群众性侵占土地和社会运动和动乱。
第四专题：21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
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的18位学者就这一专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主要涉及了3个领域：1.全球性、地区性的社会保障研究；2.中国的社会保障研究；3.亚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研究。
1.全球性、地区性的社会保障研究
来自以色列的丹·雅克布森（Dan Jacobson）专题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全球性的工作物保障和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转变》论文中探究了工作无保障的压力相关和角色相关的特点，以及新出现的社会契约带来的个人的、组织的和道德的后果。他指出：到现在对工作无保障的研究排除了对外部环境的考虑，使这个领域中留下许多开放而有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关注的是文化和环境因素和工作无保障感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可能会对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工作无保障的瓜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会对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社会契约的要点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西安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永春在《21世纪亚洲的社会保障》论文中，则对亚洲地区的社会保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探讨（全文见本期）。
2.中国的社会保障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朱庆芳根据多年数据统计研究，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存在4个方面的主要问题：1.社会保障覆盖面太低；2.企业办福利，背上了沉重的包袱；3.社会保障内涵不清、项目不全、管理分散；4.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慢、水平低（《中国社会保障的现状和改革方向》）。
对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功能的研究，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关信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主要特征是福利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分化（《论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王开玉、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辛朝惠提出社会保障在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社会稳定、经济调节、保护公平竞争、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功能（《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基石——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保障功能研究》。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彭希哲则从上海的个案研究综合结论，强调了都市化过程中社会保障对老龄人口群体的特殊功能意义（《中国社会福利的人口动力学含义：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关于老龄人口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来自香港岭南学院社会科学系的罗荣健、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以广州与香港的比较研究，引证在现代化过程中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角色的变化。他们认为：现代化无疑会对晚年生活构成影响，但绝非单一之负面影响。除不少七十年代的研究已发现个别东方社会之老年的社经地位并未受到现代化之冲击外，近年已有学者指出现代化亦会为晚年生活带来不少正面之贡献，逐渐打破了数十年来对于现代化必然会导致晚年生活困境之偏缪（《现代化与老人问题：广州与香港之比较》）。
对于中国改革以来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保障问题及压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程为敏发现，需要予以保障的那些社会成员，在获得、甚至得不到最低标准的生活费保障的情况下，并未因此而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也未因此产生剧烈震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尚可维持生活。对此，她认为，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自组织力量，具体地说，就是在正式、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还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非制度化的社会支持系统。正是这种社会支持系统在当前这种体制转换的非常时期，支撑、庇护着这种未能得到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保障的人们，支撑着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然而，中国目前的社会支持系统是由哪些力量组成的？它的作用有多大？它有哪些局限性？它与正式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关系如何？在今后有关的社会政策中，它应占据什么样的位置？这些都是有待我们今后具体研究的问题（《挑战与抉择：改革中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系统》）。
中国社会学会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研究会的刘风，从中国社会保障的实践与发展，展望了21世纪中国社会保障的趋势（《21世纪中国的社会保障展望》）。山西太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室的李美峰对中国内陆工业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提出了“流动推进、分步到位、分别突破、全面发展”的构想模式（《中国内陆工业城市社会保障问题的几点思考》）。
此外，杭州大学的奚从清与杭州市民政局的鲁志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孙炳耀、赵克斌，吉林省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宋宝安，分别发表了各自对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成果（三篇文章见本期）。
3.亚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研究
韩国的李光灿（Rhee Kwang Chan）以《寻求21 世纪韩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为题，对韩国的社会保障状况进行了回顾和研究，他指出：在21世纪，韩国将面临以下社会形势特点：迅速向老年社会推进，家庭的核心化与多元化，迅速的城市化，两性的平等与妇女就业的增加，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以及南北朝鲜的统一。这些将会引起新的重点的社会保障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实现下一世纪韩国的民主福利国家的目标，目前这种以市场（商品化）为导向的分散体系，而且是选择性的、剩余性的与补救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改革成一种普遍性的、制度化的以及预防性的，建立在公民权与全国一致的基础上的整合制度模式，以保证全体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促进平等。
来自日本的福永（Masaki Fukunaga ）在《印度北部乡村的健康资源的社会保障》中，介绍并分析了有关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上的公平性。
此外，以色列的M.雷蒙（Martha Ramon）发表了《以色列的国家与公民：从新卫生法看自助组织的责任变迁》，L.谢里夫（Leon Sheleff）发表了《以色列国犹太人的法律与传统》；日本的秀井孝子（TakakoSodei ）发表了《在职工作中的养老问题：日本的个案》等的研究结果。
第五专题：21世纪亚洲地区的家庭与生活品质
参加这一专题交流的有5个国家的16位学者，主要交流了：1.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活质量问题；2.家庭问题；3.女性、儿童等问题。
1.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活质量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的王雅林对市场因素下的农民家庭生活质量做了个案研究，他认为：市场因素下的农民家庭经营的水平和质量，直接决定着农民家庭生活的水平和质量。在市场因素的渗透下，作为具有生产功能的农民家庭则从物质保障、家庭地位的重视和精神生活的拓展三个向度上改善着自身的家庭生活状况（《市场因素下的农民家庭经营与生活质量——对中国北方一个农村社区的个案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的风笑天主要研究了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他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中描述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上的6 个特征， 即：①三个人组成的世界；②与祖辈分而不离；③亲子关系日趋平等；④子女成为家庭中心；⑤集体化的闲暇和娱乐；⑥潮流化、智力化的子女消费。他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质量方面优于多子女家庭。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的詹玉庠和陈义平，在《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中国近十年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针对近些年来存在的问题，首先对生活质量的概念做了诠释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成员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的各种特征的概括和总结，是反映生活发展的综合概念，也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标识。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丰裕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社会供给个人需求的统一。其评估也应是质和量的统一；社会评估和个人评估的统一。其次，对指标的结构体系，必须以对社会生活活动系统的开发为基础，从生活资源配置的角度，找出各种变量间的互动关系，将某一时点上，生活横断面结构和纵向生活周期结合起来，从生活活动系统、生活意识系统和生活手段系统等三方面建构指标体系。第三、为了实现主、客观指标的有机耦合，可以重新设计一种尺度，既可以测量被调查对象在某一变量上的客观实际状况，又可以测量对象在变量上赖以评价的参照标准，还可以测量其主观感受或满意度。可以是利克特（likert）尺度的一种改进。为了克服指标难以选取和权重难以确定的困难，主要使用已被国外广泛应用的多元统计方法中的主分量分析和因子分析两种方法。
2.家庭问题的研究
香港岭南学院社会科学系的郭康健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传统价值观对今日中国家庭生活方式、质量的影响。他在《经济发展与中国社会家庭模式的改变：世界系统观点的分析》中指出：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扮演，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受经济发展规律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单位、行政单位已变得越来越理性化，成本效益的讲求变成必须。在以前有政府全面照顾的情况逐步消失，另一种治事规则正在形成中。这连带家庭成员及个人亦要作出适当的配合。经济的增长，家庭在设备上有显著的改变，亦使适应来得容易，且还有余钱讲究生活质素及强调子女的教育。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今日的中国家庭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而此等影响力有些是正面的，亦会随着以社会环境的转变而更新，而呈现新旧结合的格局。另一位来自香港岭南学院的刘锡霖则以一项抽样调查的比较研究结果，来探讨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家庭的生活安排和家庭关系。他发现，当今中国普遍的家庭类型包括两代人。传统的密切的家庭关系仍然存在，但不能排除家庭冲突。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对生活的态度，其次是对于传统观念的接受，家庭的消费和对于未来的期望（《生活安排和家庭关系：一项关于中国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研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杨善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平、沈崇麟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初探——七城市婚姻家庭调查报告》中指出，中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分化导致城市家庭与婚姻的变迁；此外，还有历史条件和文化差异的作用。而家庭结构、规模的变化是强化了小型化的趋势；大多数妻子在家里仍要承担大部分家务，而这种情况并不因为夫妻双方的收入变化而有所改变，也与夫妻的年龄大小无甚么相关。江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王明美则强调了在中国家庭生活品质提高的同时出现的两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性观念的开放和离婚率的上升带来的对家庭稳定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单亲儿童的成长与教育问题、老人的赡养问题（《21世纪中国家庭的发展趋势》）。
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赵喜顺主要研究了工业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村家庭。他发现农村地区工业的发展，并非一定会导致家庭的内向型适应，使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得以维持以至增长，相反，也会出现家庭分解加速，核心家庭增多的情况。这说明，家庭对工业化的适应，并非是一个刻板的模式，必须对不同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适应与变迁——工业化冲击下的中国农村家庭》）。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对中国农村家庭变迁提出了几点认识。她认为：在新时期的非农化中，农村家庭的特征为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家庭收入大部分工资化，家庭资源的配制向下代和个体倾斜，不过在性别权益的实现上仍是失衡的；家庭教育功能出现外移，家庭交往和支持系统的血缘性逐渐被友缘、业缘替代，消费、欣赏、闲暇生活等日益接受城镇和媒介的影响，家庭文化流动建设加快；对于隐私权有所尊重；世俗生活更多地被人们关注，但生育观念仍保持着相当的传统性。其次，与传统的农村家庭特征相比，今天非农化程度较高农村地区的变迁是与城市化趋同的，而与现代化城市家庭特征相比，今天即使是非农化程度较高农村地区变迁的城市化内涵显然还是不充分的。第三，从年代的分层看，在前三十余年的非农化中，农村家庭也相应地萌发和成长了一系列具有现代化和城市化意义的变化，不能看轻前三十余年非农化在农村家庭变迁中的作用。第四，多变量的年代分层变化表明，社区的非农化对于农村家庭每个层面的影响和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农村家庭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规律性。第五，相关性检验表明，社区的非农化是农村家庭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之一，而也正由于是关键性因素之一，农村家庭的某些存在与发展与社区非农化的相关性就不太大，这表明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外，农村家庭的“非农化”当还有其它力量的推动（《新时期的非农化与农村家庭的变迁——浙江省芝村乡调查》）。
来自日本的财团法人长寿社会研究机构家庭问题研究所的富田和广（I Kazuhiro Tomita ）在《中国城市家庭子女观——与日本的比较》中指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外资百货店经售着很多外国名牌的儿童服装。根据这样的变化来看，可以推测一部分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开始高度化了，而且会对一般市民产生一定的影响。许多中国人把服装和人品相联系来考虑，特别是许多母亲把子女的服装和自己的人品联系起来考虑。在诸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现了“消费符号”的现象。
3.女性、儿童等问题
韩国的洪东敏（Jong—ming Hyon ）以《亚洲沉默的半数人的声音：妇女与两性隔阂，当代韩国的政治与社会》为题，以韩国为经验案例，集中探讨了性别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他指出：韩国的男女青年正在超越这个“孤立王国的综合症”（性隔阂—笔者注），向着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都更加开放和平等的社会迈进。这个发现预示，随着未来社会的高速发展与繁荣，将会有更多的女性政治领导人登上韩国的政治舞台。
此外，以色列的Y.埃茨蒙（Yael Azmon）发表了《战争、母亲们和扎辫子的女孩：在以色列全国性的论谈中涉及到的母亲们的和平组织》；日本的大桥香（K.Ohashi）发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随之带来的社会病理学现象》；阿联酋的穆塔瓦（M.A.AI—Mu—tawa）发表了《在阿联酋社会中儿童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等研究结果。
第六专题：21世纪亚洲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这一专题的交流有来自5个国家和地区的14位学者。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沈殿忠以《21世纪亚洲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为题，强调指出：持续发展是21世纪亚洲唯一正确的选择。他从环境问题的社会后果的系统分析入手，探讨了21世纪亚洲社会发展与环境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李银河则对人口迁移提出了赋予中国城市经济移民以“非农身分”的制度安排的政策建议（《关于人口迁移政策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罗红光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比较研究了中国和日本的两个劳动力群体不同的互酬体系。他从在中国的陕北农家，村子内部等价与非等价交换并存，消费的礼仪化，以及交换背后的沉淀物与还人情，和日本“生协”（消费者联合会）的“男人社会，女人家庭”的日本版，科学性恶魔的故事——农药作物，及消费者的主体意识等方面的比较发现：商品交换不仅仅是一个生物或经济意义上的活动，它的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意义结构。人们生活在这种意义的世界里，并充当着它的创造者和载体。上述两个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本土文化（生存的智慧）为底色，并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文化生态。他们的这种文化生态在客观上对减轻人口过剩的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香港树仁学院社会学系的区纪勇以有关调查资料，具体分析了香港的移民动机。他在《香港的移民动机：对有关调查研究的第二次分析》中阐述道：谁（以个人背景变量）、在什么情况下（以对九七年政治变动的意识）更可能移民去其他国家？首先，要涉及到三种类型的变量，亦即移民动机（依变量）、背景特征和舆论影响（自变量）以及“九七”意识（控制变量）。通过观察发现：表面上，移民动机与教育、外语水平、舆论影响、以及“九七”意识成显著正相关，与年龄、私有房产、对香港前途所持的乐观态度成显著负相关，与性别、婚姻状况、出生地、职业身分及收入无相关影响。从背景变量中取出四项构成变量，即：个人社会化在香港生活的比重；移民决定可能产生的损失和负担；相对经济剥夺程度（根据个人收入与其职业地位的相对不等性）；移民适应性（依据满足移民条件的可能性和到达移民地的潜在适应力）。由此，在无关检测水平上可以观察到：除了社会化变量与移民动机无显著相关以外，移民动机与损失—负担变量有显著负相关，与相对剥夺状况、适应性和舆论影响成显著正相关。但是，“九七”意识对无关检验模型有很强的影响，以至除了舆论影响变量以外，上面所观察到的数据模型只对有乐观意识的群体有效，这类似于在通常的移民情况中见到的相关模型；在有悲观意识的群体中，基本上不存在与移民动机有显著相关的任何变量；在具有矛盾意识的群体中，只有舆论影响这一变量与移民动机呈显著相关。这里的数据模型显示，对前面所要研究的问题的答案并不象人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直截了当；情况将随着反应者对香港前途的认知状况而定。可以看出，现在的数据模型与移民理论中的推—拉解释类型相一致。
199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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