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创新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至今，西方社会掀起了一股研究垂直专业化的热潮。垂直专业化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是20世纪后半期，垂直专业化下的国际贸易额呈现大幅度增长，据Hummels，Rapoport和Kai-Mu Yi(1998)的经验性研究证明，在20世纪的最后20～30年里，垂直专业化下的国际贸易额增长了大约30％，占国际贸易总增加额的1/3左右。二是传统Dornbusch-Fischer-Samulson的李嘉图模型，Krugman等人的垄断竞争模型，已经难以解释国际贸易额与关税递减之间的非线性增长问题，所以不得不对原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重新审视来寻求新的理论突破。
垂直专业化有很多称呼，如“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分割价值链(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外部采购(Outsourcing)”、“生产的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生产过程的分裂化(Fragmentation)”，“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产品内专业化(Intra-production special)”等。Hummels,Ishii Jun,Kei-Mu Yi(2001)等，对垂直专业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统一界定，即一国用进口来的中间产品生产最终品，或者完成产品的某一个生产阶段，然后出口给其他国家。只有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称其为垂直专业化：(1)一种产品在两个或者多个阶段上进行生产；(2)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在产品的生产期间提供价值增值活动；(3)至少有一个国家必须用进口中间投入到该阶段的生产中，产出的一部分必须用来出口。
1 垂直专业化视角下的技术
一阶段生产模型中，技术是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决定着厂商的投入产出模式。垂直专业化将产品分解为多个阶段在不同国家生产，最终产品是由多个国家技术嵌入的结果。基于此，胡春力(2003)从技术的角度，认为垂直专业化是一种"生产同一种产品的过程中，按照'价值链'的比较优势，从生产组织上把技术密集工序和劳动密集工序在空间地域上分开的分工体系"。
与早期将技术外生的研究方式不同，Kai-Mu Yi (2003)的两国动态李嘉图垂直专业化模型，将技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
1.1 模型的假设条件
两个国家：本国(H)和外国(F)；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L)。每个国家消费和投资一个非贸易的最终产品，最终产品分三个相继的阶段进行生产。在阶段1和阶段2，产品的生产是一个[0，1]闭集，这个阶段的产品是可贸易的，每个国家都有专门的技术进行两个阶段的生产。因此，在[0，1]闭集上，有四种可能性的生产方式来完成每个产品的两阶段生产，即HH,FF,HF,FH,其中HF∪FF∪HF∪FH
[0，1]。阶段3为产品的组装阶段，经过前两个[0，1]闭集的生产后，产品将给无成本地组装成非贸易的最终产品。
1.2 技术
阶段1，产品由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生产：
1.3 企业
每个企业以资本和劳动组织生产，但是对于阶段2的企业而言，阶段1的产出将被作为阶段2企业的投入。
阶段1企业的利润函数：：
阶段2的均衡条件为：
式(20)中，决定垂直专业化静态均衡的几个变量分别是相对要素成本，包括资本和劳动，关税水平和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差异。
2 技术创新对垂直专业化的影响
式(20)给出了一个垂直专业化静态均衡下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式(20)两边取对数并进行微分：
国与国的技术替代弹性主要由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流动壁垒所决定。假设H国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当F国的技术发生变化，H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开发出新的技术来适应F国技术变化，技术替代弹性将比较小。假设H国与F国之间不存在技术转移壁垒，当H国开发一项新技术，可以无成本低转移到F国，两国的技术替代弹性也将比较小。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技术流动壁垒是永远存在的，特别是专有技术，所以，影响技术替代弹性的，主要是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Hummels等人对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和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性研究表明，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韩国、爱尔兰和中国台湾，相比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墨西哥，如果单纯考虑技术因素，韩国、爱尔兰和中国台湾的相对要素成本和关税水平比较接近，具有可比性，但是与墨西哥相比，两者的差别就比较大，不具有可比性，如图3所示。
图 3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墨西哥部分商品出口份额比较
图3中，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垂直专业化比重非常接近，表明相对要素成本和关税水平比较接近的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技术创新能力差距也比较接近的。韩国和爱尔兰的垂直专业化比重，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但是波动范围不大，表明韩国、爱尔兰和中国台湾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国际中的地位没有太大变化，且韩国和爱尔兰的地位还有所上升。而墨西哥垂直专业化比重的大幅度上升，可能是关税水平的下降、相对要素成本上升和技术创新能力地位下降的综合结果。
Hummels等人对OECD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统计分析显示，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荷兰等国的垂直专业化比重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是先升后降的，而英、美两国的垂直专业化比重是不断上升的，德国则基本保持不变。这些国家的相对要素成本和关税水平比较接近，可以推断出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荷兰等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英、美等国的差距在不断缩小，而德国则基本保持不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也引用Hummels等人的VS研究方法对1992-2003年间，中国出口中垂直专业化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992-2003年间，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总水平，及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日本、韩国、美国、东盟和其他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比重都是上升的，尤其是中国对韩国，中国对东盟国家的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出现这种上升趋势有可能：一是关税水平的下降，从1992年至2003年，中国的算数平均关税由35.9％下降到11％，下降了24.9个百分点；二是相对要素成本的上升，从1992年至2003年，中国的年平均名义劳动工资水平由2 711元上升到14 040元，增长了5.18倍；三是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没有得到明显的缩小，或者说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跟不上关税水平的下降速度和劳动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如果中国不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缩小与别国的差距，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仍将呈上升趋势。
3 垂直专业化下的技术创新策略
相比产业间分工方式和产业内水平分工方式，垂直专业化更有利于充分利用各国的优势来形成最佳的生产组合，是一种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于一体的分工方式。所以，垂直专业化下的技术创新策略，必须把握这么几个要点。
(1)加大对自主研发的投入，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自主研发是有效改善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一种手段，也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对于资本实力比较雄厚，抗风险能力比较强的发达国家而言，可以将自主研发的主体和对象的范围放得更大一些，鼓励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各经济主体展开自主研发活动，从整体上保持并扩大与他国的技术差距，以占据生产链高价值增值阶段。对于资本实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应该将自主研发主体重点放在政府和科研机构身上，并将研发的对象进行适当地收缩，以适应本国的经济实力和抗风险能力，重点在某些关键产业来缩小与他国的技术替代弹性的绝对值，尽量争取产业链的高价值阶段的生产。
(2)立足本国国情来选择技术创新战略，适当控制垂直专业化比重。Hummels等人的研究表明，OECD、韩国、爱尔兰、中国台湾、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中，小国的垂直专业化比重要大于大国。所以，仅比较垂直专业化比重，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对小国而言，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比较贫乏，应该将劳动密集型工序、资源密集型工序转移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富足的国家和地区，小国应该将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高、精、尖端技术、替代劳动技术、替代资源技术的研发上，以争取或保证在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对大国而言，不仅应该积极承接小国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工序，而且更应该加大对高附加值技术的研发，将更多的生产工序留在国内，降低垂直专业化比重。随着要素相对成本的上升，然后再逐渐将低附加值生产工序转移出去。因此，大国的技术创新战略不仅要考虑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更要重视本国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持适当的垂直专业化比重。
(3)将技术创新战略与关税战略、要素成本战略协调运用。技术创新能力、关税水平和相对要素成本是决定垂直专业化的三个重要变量，实施技术创新战略，必须综合考虑该国的关税战略与要素成本战略。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如表1。
4 拉美与东欧国家的教训
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大环境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拉美和东欧实施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改革，因为没有处理好关税，相对要素成本，技术创新能力三者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大幅度降低关税与出卖国有资产是他们改革的两个共同特点。
在拉美，就整个地区而言，平均关税从改革前的44.6％下降到1995年的13.1％；最高关税从平均83.7％减少到41％。目前，只有7个国家的平均关税在15％以上，只有2个国家对少数进口商品课以100％以上的最高关税。在大多数国家，关税的降低是在2～3年的时间内快速完成的，降低的幅度在50％左右。出卖国有资产方面，仅以银行业为例，在巴西，1996-1998年期间，银行业中的外国资本比重一直显著增长，由10％上升到15％，而且随着接收国有资产的活动继续发展，这一比重目前已经接近20％。在墨西哥，1997年进入银行业的外国资本比重只有12％，截至2002年，外国资本的比重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45％。在智利，早在2000年时其35％以上的银行业就已经被外国所控制，私营养老金基金会的资产中约50％～60％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委内瑞拉银行业中的国有资本比重1993年为55％，到1999年急剧下跌至5％。
在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之初，欧共体(欧盟的前生)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两代"欧洲协定"，封闭的东欧大门开始被逐渐打开。协定规定，从1992年至1997年，东欧国家将逐渐取消大约20％～30％的敏感产品的关税，并不得实施新的对贸易产生消极影响的关税和其他限制型措施。从1997年至2002年，东欧国家逐渐减少关税和限制进口措施，对欧共体成员国的商品大幅度开放市场。出卖国有资产方面，在波兰工业中，1997年外国人的所有权比重为15％，1999年末为40％，2000年上升到50％。银行业中，1997年不到20％，1999年为56％，2001年，上升到75％。在匈牙利，1990年时还几乎没有外国资本的存在，而到1999年，工业部门的75％，银行的70％几乎全部成了外国人所拥有的资产。爱沙尼亚的外国资本比重已经接近80％，银行资本中也有80％为外国人所有。在捷克，1999年，外国人的资本份额在工业部门内占35％，在银行业内占45％，到2001年，在银行业中的比重已达到65％。
东欧和拉美国家都是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相对要素成本在世界上都是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关税的大幅度削减，对应的措施本应该是努力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结果，这些国家却纷纷将国有资产卖给外国投资人。外国投资人控制拉美和东欧国家的产业，主要是要利用这些国家的相对要素成本优势，来整合整个产业价值链，并不是要在这些受资国搞研发基地，来提高受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反，外国投资人甚至会阻挠这些国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拉大与这些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差距，来维持稳定的垂直专业化格局。据统计，自1989年以来，东欧国家在技术方面的支出发生了急剧的下降。在波兰，专利的申请数目1990年为4 100件，到1995年已下降到2 800件，减少了1/3。在匈牙利，从1990-1995年，专利申请数从2 300件减少到了1 100件，下降幅度超过了50％。拉美情况也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拉美研究与发展经费本地区的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仅仅高于北非(0.3％)、撒哈拉以南非洲(0.3％)和远东一些国家(0.2％)，低于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在专利申请方面，1991年，拉美各国在美国获准的专利占当年美国批准的专利总数的0.2％，占当年西欧批准的专利总数的0.1％。
关税的递减和技术创新能力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拉美和东欧国家垂直专业化比重进一步加深。结果，贸易结构不断恶化，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下，产业链无法得到有效延长以留住更多的生产工序，大量劳动者拥挤在低价值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失业率大幅度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度放缓，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大幅度下降。
5 结论
垂直专业化下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关税，相对要素成本一起，决定着一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垂直专业化比重，当关税和相对要素成本不变的时候，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创新能力差距，决定着国与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与一阶段生产模式下的技术创新战略不同，多阶段垂直专业化下的技术创新战略，必须将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首先，必须加强对自主研发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在垂直专业化价值链竞争中占据主动。其次，要摆脱一种认识误区，即将垂直专业化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在一起。应该调整技术战略，选择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适当的垂直专业化比重。最后，必须将技术创新战略与关税战略、相对要素成本战略三者结合在一起，只重视技术创新战略，而忽视关税战略和相对要素成本战略，有可能会走拉美和东欧国家走过的错误道路。
注释：
①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所有进出口贸易限制和补贴统一视为关税的其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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