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点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6)04-0025-05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近现代的西学东渐中成为显学并最终定于一尊，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地扎根、开花、结果，其自身的革命性、科学性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其契合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迫切需要。近现代中国的迫切需要是什么呢？从现代化的视野观之，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以初步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经济的现代化，继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整体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大致的三步：初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推进以人的现代化为中心的整体现代化。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它服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看更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发挥了何种作用。当然，现代化的这三步并非一个能够截然分开的过程，并且其相互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此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划分。 现代化的这三步当然不可能同步实现，而是需要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完成的任务。所以，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针对不同的历史问题与中心任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就必然会形成不同的主要结合点。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②，并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系列阶段性创新成果。 自中国化进程开启以来，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不同时期，阶级斗争、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主要结合点。党的十六大以来，更关注于人本身(表现为对公民权利、幸福的关注)的整体发展(表现为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与全面系统性)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新的主要结合点。纵观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主要结合点的选取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成功与失误并存的渐次结合过程启示我们，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人民意愿，彻底抛弃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与精神实质。这种结合的进程同时表明，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与革命性的学说，其不仅能够指导人们摧毁一个旧世界，更是一种建设性与发展性的学说，能够指导人们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新社会。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以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构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状态，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从清政府的洋务派、维新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都先后做了种种努力，发起了各种运动，力图从器物与制度等层面寻求救亡之道，但无一成功。事实证明，如果不首先在政治上实现变革，有效整合国内各种力量，唤起广大民众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民族国家，任何其他方面的努力都是缺乏根基的。帝国主义列强对近代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等战争，而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架构、民众具有现代国民意识、能够集中调配大量资源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以传统经济为基础、国内各种力量四分五裂、政府缺乏有效整合能力、民众缺乏现代国民意识的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对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维护公民权利、确认公民主体地位、限制国家权力的现代宪法与法律。民众没有政治权利，只是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形成不了作为主体的所谓现代国民意识，而只能形成浓厚的家族意识，对国家的认同意识非常弱。 这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不同国民国家之间的对决，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就此而言，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求得民族独立，是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历史任务。通过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也不是这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它对内并没有真正解决军阀割据的问题，对外仍然不得不受制于外国列强。而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依然将民众排除在积极的政治行动之外，没有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奋斗，而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党人的单打独斗。如果广大民众不被充分唤起，国内的各种力量得不到有效整合，革命就不会成功，一个现代的中国就不会建成。 要唤起广大民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来共同奋斗，必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唤起者，二是要有唤起的先进理念。在落后的中国，除了新产生的工人稍微集中一些外，农民是非常分散的，如果没有集中、统一而有力的唤起者、组织者、宣传者，要想把农民充分调动起来并不容易。这就要求首先建立现代政党。另外，中国民众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要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必须对广大民众用先进理念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先进理念只能来自西方，绝不可能产自本土。而在近现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规律与人民主体地位的揭示、对落后国家的真挚关切、对建党必要性的强调、对工农联盟及统一战线的重视、对未来社会主义美好图景的描绘，恰恰契合了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了理论运用和实践探索的领导力量。1938年，毛泽东针对党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还不够自觉的状况，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最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而又复杂的理论体系，其各个要素不可能齐头并进地同时移入中国，中国社会自身的实践需要决定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哪一部分将会首先被关注、聚焦并为我们党所熟悉和掌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哪一部分对于中国革命发挥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最为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呢？革命的形势与任务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阶级斗争成为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自觉结合点。 实际上，党对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熟练运用，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与奥秘所在。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谈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时曾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③现在看来，这个认识有些简单化。将《共产党宣言》等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但他在当时中国的语境下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归结为阶级斗争，的确抓住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与症结所在，即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激烈的阶级矛盾。仔细阅读毛泽东的著作，这种思维方式与分析方法贯穿于其这一时期的思想理论之中。比如，《毛泽东选集》第1卷的开篇即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将区分敌友视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并就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敌人与朋友作了精彩的阐述。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并依据社会基本矛盾等唯物史观的其他原理，在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特点与规律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才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精辟论证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策和策略，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逐渐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结合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反抗外来侵略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在反对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反帝反封建意识被充分唤起、现代民族国家观念逐步确立，备受欺凌、一盘散沙的旧中国终于被有效整合成为集中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二、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探索与将纯粹公有制及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作为结合点的错误选择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按照现代化的逻辑，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发展生产力、推进经济的现代化就成为根本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必须实现结合点的转移，需求新的结合点。应该看到，这一时期，党对这一新的结合的任务并不是没有自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强调要在结合上下功夫。这一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在结合点的选取上，在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存在严重失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④。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应然结合点。 这一时期，为什么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应然结合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会遭到重大的挫折与出现严重失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本文主要想强调以下两点。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还不能做到完全准确理解与灵活运用。近现代中国长期缺乏新质的生产力，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仍处于最初的起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经济力量不强，它的决定作用尚无法充分体现，其尚无法展现为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力量。既然如此，社会主体自然也就无法直接观察与切实体验这种决定性与强制性。而如果新的生产力越发达，新兴经济力量越强，新生产力所占比重越大、作用越明显，人们想按照自己主观意志改变生产关系就越难，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选择的强制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所以，在对生产力的强制作用没有深刻体会的情况下，“一方面，当人们破坏旧世界的时候，已经能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提出破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正确的革命要求，从而使当时的中国革命理论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性质；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时，却又很难基于他们尚未真切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而仍然是普遍地自觉不自觉地基于某种或明或暗的非生产力决定论的传统观念”⑤，从而在生产关系的选择上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意识学习与理解过程，一个从意识到意识、从观念到观念的过程，而仍然是一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社会意识，一个国家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与制约着人们对其的真实理解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生产力决定论尚未形成合理透彻的理解，人们往往不能根据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关系方面做出符合国情的自主选择，而更可能陷入教条主义。 另一方面，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的价值图景是“超”现代性的，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却需要建设现代化，建构现代性。价值图景与现实实践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不能不说是导致第二次结合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生产关系高度计划性、生活中的普遍自主、每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所展现的并非一个现代社会就可以大规模实现与操作的理想图景。这一图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之现代性的批判与扬弃之上，具有超现代性，是超越市场经济阶段的未来社会的状态景象。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远非一个现代社会，甚至直至今天也不能完全说是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化仍是根本任务。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否弃现代性，而是拥抱现代性，尽管可能需要根据现代性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对其进行纠偏。中国社会需要现代化，缺乏现代性，而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想图景又是超现代化，批判现代性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在一种超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而进行的——当然，这一意识形态经历了苏联模式的中介。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本身推进的艰难：即使在某一方面单维推进，能够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的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在这种情况下，超现代性的理论与欲建构现代性的现实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这样分析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普遍指导意义，而是指在此原理与方法论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的这一理想图景与中国现实的这种内在张力。 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生产力的解放、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地提出了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问题。“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认为，不应再将纯粹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传统经济结构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规定，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是这种僵化的经济结构模式，而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并非体现在固化的经济结构方面，而是体现在其功能方面。从功能而非主要从结构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维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按照这种功能主义的本质观，生产力落后的我国自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作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要论断，描绘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既然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在这一时期，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主要结合点。也正是由于把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作为结合点，邓小平才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进行。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突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发展的思想，继续坚持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并结合不断发展的现实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党在新世纪的任务定位问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时期，正是由于继续坚持把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结合点，我们党在理论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现实中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审视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贡献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更为明确、自觉、系统的制度化建构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尤其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等，都是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成果制度化的具体表现。而这些制度化成果的取得都与把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作为结合点有关系，正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才最终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合理的分配制度，而依法治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市场经济的法治性而提出的。 正是由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视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问题总是与发展相同步。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政府到民间似乎都普遍陷入到对物质财富的渴求之中，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财富似乎成了共同的目标。过度的经济狂热，在实践中实际上形成了一种GDP至上的发展模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全部。而这种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单纯注重物质财富的发展方式引发了众所周知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 四、从党的十六大至今：更关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日益成为新的结合点 现实的问题与挑战迫切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必须从经济现代化转向有重点的全面现代化，由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正是基于改革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更关注于人本身(表现为对公民权利、幸福的关注)的整体发展(表现为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与全面系统性)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新的主要结合点。不论是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新的结合的创新性理论成果。这一结合点的适时转换表明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调整、深化的新阶段，必须要确立新的改革思路与观念。当然，这一新的结合并非是对生产力发展的否定，相反其会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与能力更为有效地推进经济进步，是以更关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对于人本身的关注是相对于以前发展中的物本倾向而言的。对于作为发展主体和价值目的的人的强调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正本清源与返本开新。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历史主体地位，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根本价值追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将共产主义称之为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面对现实的问题，在现实与理论的碰撞中，经过反思，我们终于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关系的调整、上层建筑的变革虽然都与人的发展有关，但它们都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人更好地发展的手段与方法。所有这些方面的效果最终必须落实到广大社会成员的权益保障与自由全面发展上才是正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目的是广大社会成员的权利、发展与幸福。对于整体发展的强调则是针对以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而言’的。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原来政治权力高度渗透的大一统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中国社会各领域已经实现了相对分离，这就要求我们今天的改革必须要切实关照各领域之间日益生长、愈益复杂的有机联系，尽可能实现各领域现代化进程的统筹协调与平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便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际上所体现的就是更关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这一结合思路：创新要依靠人，绿色特别是共享是为了人，协调与开放则意味着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当然，从中国发展实际来看，十六大以来的这种新的结合还不能认为已经完成，其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综上所述，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取向是从关注结构转向关注功能，从依据教条转向立足现实，从浅于表面转向把握本质，从关注物到关注人，从单维突进到整体发展，结合愈益深入、愈益富有成效。时代发展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还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现新的结合，生成新的结合点。每当实现一次结合点的合理转换，中国社会就会向更高的文明程度迈进一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现代化的持续推进，随着中国社会逐步由落后走向先进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逐步接近，随着人们对资本的历史功能与局限性形成越来越清楚的认识，随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理解的逐步深入，作为人类文明伟大成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景必将更为光明。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②《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③《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 ④⑥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第63～64页；第373页。 ⑤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标签：现代性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