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重构论文,民主论文,话语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4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9)06-0049-06
近年来，关于民主的普适价值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争论已然成为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细心考察这场争论，一个隐喻深层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在当今西方民主强势的话语背景下，如何厘清民主的真实价值与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之间的复杂纠葛，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需求确定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路径与结构框架。无论是从理论澄清还是从现实需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本文试图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对民主的原初含义与价值诉求、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以及当代西方话语体系下民主的现实困境进行检视与梳理，并以此对构建新型的民主话语体系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民主的原初含义与基本价值：城邦公民的直接参与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的两个词，一个是demos，意指人民或者民主，一个是cracy，意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因此，民主，其含义就是“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主权，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
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发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诸多城邦国家中，雅典的民主制度是最为典型的。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左右，因对外战争失利和国王专横滥权等原因，君主制被逐步废弃，代之以贵族政治。公元前594年，雅典贵族和平民两大等级围绕土地和债务问题发生尖锐斗争。梭伦在这一背景下担任执政官，进行改革。梭伦改革结束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开始了平民参政，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公元前509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完成了贵族制向民主制的过渡。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高峰。
雅典政治体制中，民主集中体现于三个最重要的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民众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并决定一切国家大事，它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可以对关系到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讨论和表决，同时每年至少要召开40次大会，相当频繁。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其成员是从年满30岁的自愿候选人(公民)中抽签得出，其最重要的职能是安排公民大会的所有议程，包括起草议案，预先审查提交公民大会的议案，召集并主持公民大会等。民众法庭是雅典民主的另一突出特征。民众法庭由来自各阶层的6000名公民组成，与公民大会日常人数相近，而且常年举行，全民审判成为雅典城的象征。
如果将雅典民主与当代西方民主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今天西方民主的很多内容是雅典民主所没有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雅典民主没有选举产生的政府，议员和官员都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产生的；第二，雅典民主没有代议制机构，因为它实行的是公民直接参与，而不是依靠少数代议人士或机构充当中间环节；第三，雅典民主没有政党[1]。总体来看，雅典民主的核心内容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城邦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种实行直接民主的政治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展现出民主原初的基本价值：多数人的绝对统治。在雅典民主理念中，民主意味着要求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权和最后决定权，从而意味着多数人的绝对统治。伯里克利对于雅典的民主政体的性质和特征作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为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2]
当然，雅典的民主并非多数人当家作主，而是限制于雅典公民范围之内，妇女、奴隶和外邦人均不在公民之列。据测算，在雅典全盛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为4万人，他们的妻儿约有5万人，此外还有4万左右外邦人，以及35万左右奴隶，拥有公民身份的不足十分之一[1](4)，因此，雅典的民主仅仅是极少数“公民”享有的民主，是排斥绝大多数人的民主；雅典民主政治所谓“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极少数人的统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民主作为城邦公民直接参与的多数人统治这一理念早已存在，但自古典时期的雅典时代起至19、20世纪以前的很长时期里，民主并不是一个赞美词，有产阶级和大多数知识精英大都不喜欢民主。在他们看来，由于大多数人是无知无能且容易受人蛊惑、摆布的，因此，赋予没有受过教育的穷人以权力是愚蠢的，“多数的统治”也就意味着“穷人的统治”，民主制度有可能导致多数穷人的暴民政治等。这些观点可以从苏格拉底、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西塞罗等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言论中找到例证。同时，这种观点还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乃至到近代的弥尔顿、洛克、康德和基佐，主流思想界一直把民主视为财产侵夺和暴民统治的同义词[3]。
二、近现代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对民主价值的限制与改造
现在，人们一般把法国大革命看做西方民主的起源①。无论是从更早期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建立，还是法国大革命等事件来看，西方近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从不同社会阶级、阶层、集团，围绕着社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具体来说，早期的民主政治是掌握大量社会财富与经济资源的贵族阶层与掌握国家政权的王室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进而演化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的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王室和旧贵族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4]。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民主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王室和旧贵族集团之间斗争的有力武器，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民主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观，并根据自身政治斗争的需要，对民主的原初含义与基本价值进行了有利于自身的限制与改造，并逐步构建了属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西方民主话语体系。这种西方民主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主要体现于对民主的原初含义和基本价值的两次限制与改造的过程中。
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一方面，为了获得包括社会底层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支持，同封建王室和旧贵族争夺政治权利，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将古典民主的概念作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借用过来，宣称民主是包括他们自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它趋向于照顾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更有利于人类，代表了人类发展的趋势。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民主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是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贵族的法制与此相反，它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此，一般可以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5]但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民主口号动员起来的社会底层大众转向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尤其是既有财产的侵犯，新生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又同时为民主政治设置了一条底线，即民主政治必须以不侵犯私有财产权为基本前提。这种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的做法，成为革命阶段资产阶级对民主原初含义与基本价值的第一次限制与改造。经过这次限制与改造，资产阶级不仅获得了包括人数众多的社会底层大众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巧妙地”将自身搁置于革命对象之外，从而保护了自身的根本利益——私有财产。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封建王室和旧贵族消灭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民主革命的对象逐渐由王室和旧贵族转向资产阶级自身，面对这一形势，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一方面以年龄、种族、性别、财产、受教育程度等为条件限制公民的参与权，另一方面以“人民直接参与决策”是不现实的和无法操作的为借口，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上以“代议制”和“竞选”替代直接民主。另一方面，熊彼特在1942年提出的对民主的著名定义具有开创性意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取人民的选票来获得作政治决定的权力。”[6]多年以后，亨廷顿重申了熊彼特民主定义的要义在于不是根据权威的来源(民意)和目的(公益)来定义民主，而是使用“程序性定义”，即“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选来挑选领导人”[7]。亨廷顿还特别引用了达尔的多头政体来解说熊彼特的民主定义。达尔认为，民主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竞争和参与，但参与已经不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而是选民参加竞选投票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这就是代议制民主政治。对现代政治的发展来说，由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由参与理想到竞选方法，这一转变是决定性的，民主从此成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概念。就财产权和经济平等被完全悬搁而言，代议制民主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底线民主。这就是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8]。
经过两次对民主的限制与改造，西方民主避免了过去诸多代表有产者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家、思想家等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问题，有效地化解了民主在现代政治演进中的难题，即民主意味着要求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权和最后决定权，从而意味着多数人的绝对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如果不加限制和改造就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特别是成为穷人剥夺富人财产的方式。右派和自由主义者盗用和改造民主，其方法是把民主限定为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和自由民主，结果是民主由主张人民主权变成了主张尊重财产权和市场自由。按此理解，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体制中，民主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篡改是决定性的，它使民主理念与有产者在经历了两千年紧张关系之后，终于在资本主义时代握手言和，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加在民主前面的“代议”、“宪政”、“自由”这些限定和修饰，阉割了民主的真谛和精髓。
针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这种虚伪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政治与民主理想存在着本质上的内在联系②。基于此，20世纪，社会民主党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解构和超越西方民主话语体系，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构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话语体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社会民主党维护的是一种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即使其在掌握了政权之后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而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创立的则是一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并未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实现过，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终导致其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反而使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本质联系遭到严重质疑。这种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断裂使如何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民主，成为一个充满困难和迷茫的问题。随着苏联、东欧剧变，西方世界重新取得对民主的最大话语解释权。
三、西方话语体系下民主的现实困境：民主的异化
如前所述，在19世纪，当主流思想家仍然把民主看作坏东西的同时，人民大众对民主的要求却日益高涨。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出现以争取男性普选权为主要诉求的宪章运动。1848-1849年间，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相继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革命。虽然这些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大大震动了欧洲的精英阶层。此后，这一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潮流难以阻挡。精英们一方面害怕民主，一方面认识到民众的民主要求难以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民主”的人多起来，“民主变革”也接踵而至。当然有产者对民主怀有极大的戒心，他们迫于形势不得不面对民主潮流且战且退。但他们对自己的底线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要尽可能地维护私有财产权。为此，他们不得不采用在民主前加上诸如“自由”、“代议”、“竞选”、“宪政”等漂亮的修饰词的方法来阉割民主、驯化民主。这正如王绍光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典籍充斥着对民主诅咒的时候，‘民主’一词前面很少出现修饰词。一旦有产者和他们的代言人开始拥抱民主时，民主的本质没人谈了，大家谈的都是带修饰词的民主，而且修饰词比‘民主’来得更重要”[1](33)。实际上，恰恰是这些处心积虑的漂亮的修饰词，使民主的原初含义和基本价值受到歪曲和异化，导致民主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呈现出现实的运行困境。这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限制了民主权威的适用范围。现在人们往往以为“自由”与“民主”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实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两者不仅被认为是不同的，而且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自由是好东西，不过自由主义者未必有兴趣争取所有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权利，并把民主当作自由的敌人。为了解决多数暴政的问题，贡斯当、托克维尔、穆勒的思路非常接近，那就是不仅要对专制的权力进行制约，对民主的权力也要实行制约，使无限民主变为有限民主。既然民主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公共权力的无限性，为了削弱这种无限权威，就必须给公共权力规定一个明确和固定的界限，也即把它限定在“公共领域”内，不得越雷池半步。与此相适应，划分出一个不受政治权威与社会干预的私人生活领域，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强调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以自由来规范民主，来限制民主的无限权威。在西方“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下，人民已经接受了其对使用民主方式进行决策的限制，使得民主决策的原则在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面不能被适用。
二是“代议”限制了民众直接参与决策的机会。如前所述，古希腊的民主是直接民主，即民众定期聚集在一起讨论有关社群大大小小的事，用服从多数的方式进行决策，也就是说，所有人直接参与决策。但是，在近现代西方民主话语体系中，由“民意代表”组成的“议会”俨然成为了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石，以至于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对民主而言，“代表”、“议会”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谁批评它们，谁就是在反对民主。当然，一方面，在现代国家，实行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确有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政体规模扩大并不是采取间接代议民主的唯一原因，有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对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的蔑视和恐惧，才是导致代议制民主产生的深层根源。随着“代议制”对“民主”偷梁换柱的完成，人民直接、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的理念被淡忘了，参与变成一种间歇性的行为，普通公民并不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而是推举代理人来进行决策和管理，后者才真正享有决策权。一些人把代议民主称为“间接民主”，认为它与“直接民主”都是“民主”，只是类型不同。其实，民主一旦“间接”，一旦排斥人民大众的参与，它就丧失了民主政体的实质，变成了另一种政体，非但可能是不民主的，而且可能是反民主的。正因为如此，早在18世纪，卢梭就对代议制的基本假设提出了强烈质疑，他认为人民主权只能人民直接表达，而绝不可能被他人代表[1](45)。
三是“竞选”限制了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现代人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实现形式只有一种，即自由的、周期性的和竞争性的选举。现代“代议制民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由于现代国家规模太大，人民群众不可能直接参与决策，需要由他们的代表代劳。即使接受这个假设，人们其实仍然有理由追问，为什么代表的产生必须通过投票选举，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抽签方式呢？事实上，在古雅典，抽签被当做最民主的挑选代表的方式。与选举不同，抽签保证结果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雅典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看重担任公职的机会在公民中平等地分布，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公民能直接参政。虽然以抽签为主，但雅典人在诸如将军、司库等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的选拔时也采取选举制。但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就挑选当权者的机制而言，抽签是民主政治的标志，选举则是寡头政治的象征③。16世纪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以及其后《大洋国》的作者哈灵顿、孟德斯鸠、卢梭等，均认为抽签是民主的象征，而选举是贵族制、寡头制的标志。事实上，按照王绍光先生的推论，之所以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青睐带有贵族制、寡头制色彩的选举，而不是民主性更强的抽签，“最可能的原因恐怕是，选举比抽签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1](52-53)。
四、重构民主话语的初步预想：批判性、多元性、发展性
从前述分析来看，当下的人们实际上对民主存在许多误读和误解。民主是在西方的文化土壤、民族传统形成的一种价值观。但即便是这种源于西方的价值观，其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也经历了断裂、改造和转换的过程，今天我们日常话语中的“民主”，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民主的本来含义和价值，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体系为基础的，并且这种民主的话语权还表现在对民主的解释权方面。西方国家的民主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国家的偏见。而西方认可的标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与否，而在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当下的民主理论不应当是西方话语体系的翻版，而应该在整合各国民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重构。本文认为，这种话语体系的重构，一要还原民主的本来意蕴，二要容纳多种模式的探索，三要紧贴各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发展。概括而言，就是在价值层面要还原民主的批判性；在实践层面要坚持民主的多元性；在操作层面要体现民主的发展性。
在价值层面要还原民主的批判性。如前所述，虽然民主的原初含义是指人民拥有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力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它却逐渐被重新定义为包含“代议制”、“自由竞争性选举”以及“宪政制度”在内的一套制度。但是，恰恰是这套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精心设计、最终由资产阶级精英代表人民取得权力的制度，使西方民主的历史成为民主被阉割的历史。因此，今天我们挖掘、发展和重构民主的话语体系，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回归到民主的原初含义——人民的权力上去”，这就是不再把民主看做一个制度性权力形式，而是看做“一项至今未被实现的承诺”。从价值层面来看，在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这一意义上，民主不是任何特殊的政治制度安排，而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和最高理想：“它不是一种形式的治理，而是一切治理的目的。以这种方式理解的民主就是那些最美好、最绝对、最明白的原则之一。”按此理解，民主的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可操作性，而在于它的批判性。对任何制度安排来说，民主都是一个批判性的标准，所有制度的正当性都要接受它的检验：“民主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9]
在实践层面要坚持民主的多元性。诚然，尽管当今流行的西方民主话语体系里有很多东西，是与民主的原初含义相通或有一定渊源的，譬如监督、制衡、法制等，但还有很多不尽一致甚至是差异较大的东西。用西方民主话语体系，揭示根植于各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现实政治发展，难免会有很多隔膜、牵强和难解之处。这里问题的要害在于将世界上政治的衡量标准或者说评价标准一元化，即以西方政治模式和道路为唯一参照系。事实上，民主观念中包含具有普适性的价值，民主制度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人类追求民主的愿望是共同的，但实现民主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就民主制度而言，一个国家选择和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在一种制度类型下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的民主形式，则是由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决定的，是受到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条件及其主流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的。由于诸多变量的存在，一个国家即使选择了民主政治的道路，那么最终它具体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形式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判断是不科学的。因此，在实践层面，我们必须始终坚持民主的多元性。
在操作层面要体现民主的发展性。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及其对西方民主话语体系解构的失败，西方世界重新取得对民主的最大话语解释权。一些西方学者就此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西方式民主已经成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和“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进而得出“历史的终结”的结论。实际上，无论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还是基于目前西方民主的现实考量，演变至今的西方民主都不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特别是伴随着当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各国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意识的增强，不仅是民主制度建设中的一些“永久性(permanent)”问题有重新审视和讨论的必要，而且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困境和问题，有依据客观现实对民主进行发展的必要，这些都需要各国人民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自己探索，走自己的路。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以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为标志的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作为近代西方民主的起源，见房宁、冯钺：《西方民主的起源及相关问题》，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民主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本质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列宁进一步指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可能单独存在，彻底发展的民主意味着一个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大多数西方左翼学者现在都认为，社会主义是争取民主斗争的一部分，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81页。
③如公元前5世纪的伯里克利连选连任20余年，4世纪最著名的将军福基翁(Phocion)则在位达45年，由选举产生的领导者多出身于财势名望卓著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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