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斗争场域：文化研究的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特殊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3-0016-06
在传播学兴起之初，经验方法和批判方法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后来，同属于批判阵营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在有关大众文化的观点上相互对峙，而今天，同是英国当代批判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又在演绎着既对立又借鉴的学术奇观。在当代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拉夫堡学派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既区别于美国的经验主义研究，也区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批判，但前者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强调媒介机构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决定作用。在体制—生产—产品—接受的整个流程中，政治经济学重点研究前两者，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后面两部分的独立性。本文考察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从对抗走向融合的理论历程，以期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讨论提供思想参照。
一、文化研究对抗政治经济学
文化研究反对政治经济学者的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概念，认为后者将文化边缘化为只是其他力量的效果。文化研究主张由下而上的意义接受和协商，这样可以赋予主体和亚文化群体以力量，使他们可以介入表意系统和政治斗争，从而改变社会。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传播学研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做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作为大学人文学科的一支，传播政治经济学也以自己的历史谱系和理论主张与文化研究展开对话。在其早期，文化研究侧重媒体、教育及其他与英国工人阶级相关联的文化产业的研究，文化主义阶段的代表人物都遭遇过政治经济学。理查德·霍加特曾说明，战后政治经济的变化如何影响了工人阶级文化的传统场所，分析消费资本主义如何摧毁了本真的工人阶级情感与态度。汤普森在探讨工人为争取生存与解放而斗争的过程中生成传统、信念、思想以及自己的体制时讨论过政治经济学，基于对经济主义的警惕，汤普森整个地拒绝了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而是把经济和文化视为邻近的领域，它们相互辩证地影响着。威廉斯在《文化是普通的》一文中提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艺术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经济变化清楚而剧烈地影响着社会的有机体。威廉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把文化实践还原为基础。虽然基础是决定性的，但它将影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实践必定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而不是与基础相关①。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区分了社会的四个相关系统：决定(政治)、维持(经济)、教育和学习、生殖和养育。他的模式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拒绝把确定性归于任何一个系统，它们只在分析上是可分离的。但在后来的著作中，威廉斯对经济决定作用和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持矛盾态度。
英国文化研究缘起于跨学科研究，反对把文化抽离其社会政治语境的文化自治论，坚持文化必须在其产生和消费的社会关系和系统中考察，文化分析因此就必须联系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比如霍尔把媒介生产过程视为一个从生产到消费的圆圈，考察媒介机构如何生产意义，意义如何流通，观众如何使用或解码文本以产生意义。随后理查兹·约翰逊提出与霍尔类似的文化研究模式，建构生产、文本和接受的圆圈，类似马克思的资本循环。这些模式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但在近期，随着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的耦合，文化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维度似乎消失了，而是强调观众抵抗和消费愉悦。西方许多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这一趋势发表了看法，并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文化研究中强调大众文化的在地的(local)愉悦、消费和混杂身份的构造的文化民粹主义复制了后现代理论的从化约主义和宏大叙事的转向。凯尔纳认为，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这两种学术方法的冲突导致媒介传播领域的分裂，这种二分法再生产了学术劳动的分工，这一趋势开始于20世纪早期，自二战以来被强化，它延续了资本主义社会专门化和区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症候。大学也追随这种被某些理论家视为现代性本身的动力的专门化趋势。但这种趋势应为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批判性的文化研究应该克服学科的边界，应该联合政治经济学、社会理论以及文化批评等方法，批评宰制，回应社会变迁②。凯尔纳说，忽视政治经济学减损了文化研究的学术力度，因为，媒介文本的构造及观众的接受深深地影响于生产和分配系统。文化的生产和分配发生在特别的经济系统中，这一系统由政府、经济、社会机构和实践所结构在文化和组织如媒介之中，文本分析因此通过考虑生产和政治经济学而得以丰富。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来自文学批评传统。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产生敌意，凯尔纳指出，是因为某些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化约主义和经济主义③。化约主义把大众媒介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转播体系，这种立场在两次大战之间和20世纪50年代早期很流行。为了反对这种化约主义的局限，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社会学家强调文化领域的相对自治和特殊性，霍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读给文化研究的思维取向奠定了基调。
霍尔主张理论的开放性，反对教条化的封闭的立场，在其多主题的历史漫长的研究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占据着一个核心的位置。霍尔也认为经济决定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学很重要，但在他对当代大众媒介的研究中，这种观点没有明显的影响，它只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他曾说：“所有权和控制的结构……对于解释意识形态范围构造的方式是一个必须的出发点(starting point)，它给予了表征的整个机器以基础性的方向，并阻止了新型的归类(grouping)、新的社会目的和新形式的控制进入文化的生产。”④但更主要的是，霍尔主张一种开放的、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的构架，一种可选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即“无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存在三大局限：一是经济化约主义，即经济是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其他领域如政治和文化，自身并无历史和发展，而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在霍尔看来，马克思主义只关注经济发展及其导致的阶级斗争，忽视了政治和文化领域。二是决定论，即是经济的客观发展及其阶级斗争，隐含在历史过程之中，决定了其他的一切。霍尔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这就使其无法分析当代的政治实践。三是普遍主义(universalism)。马克思主义存在高度抽象的取向，试图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模式直接应用于当代现实。霍尔认为，我们需要面对当代的具体情景，检查其新颖的现象，查看其决定性因素及其客观条件。霍尔关注的是历史的特殊性、偶然性、文化的构造性功能和新的多元的社会秩序，他声称一直在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但从来不是古典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新的概念和解释以应对新的历史现实。在早期，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化约论的思想体系，不能对战后英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关系作出解释。到1990年代，霍尔从马克思主义转向福柯和拉克劳，主张多元化的权力关系中的局部抵抗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转换。葛兰西说，媒介是意识形态霸权构造的领域，阿尔都塞说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种观点都对伯明翰学派有重大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的关注点就限定在媒介的政治领域，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相对自治的，具有自己特殊的动力和独特的效果，声称“在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形式的理论，不必求助于经济主义或唯心主义”⑤。
霍尔曾说，现代大众媒介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每一方面都相关，媒介穿透了现代劳动和生产过程的中心。但他又说，媒介的扩张和发展应让位于媒介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绝对注意。默多克和戈尔丁则相反，认为大众媒介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只有当它们系统地联系于它们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大规模的商业企业这一位置才能被充分地理解。⑥在他们看来，伯明翰学派的问题在于，媒介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方面的相互渗透，以及这一趋势之于控制的结构和所导致的后果都被忽视了。默多克指出，大众媒体作为文化工业不是简单地制造商品，而是制造关于世界的意义，这就需要说明传播过程的两个部分，即物质的和话语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不能把一者落入另一者之中。文化研究的传统重点关注的是意义的构造，即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通过特殊的表达形式，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协商和解构的。但它很少关注另一半，即作为工业的媒介的物质的经济的部分是如何影响到意义的生产过程的⑦。为了完整地理解意识形态如何在传播系统中运作，就需要解释媒介生产中的或者提升，或者阻止了其多元化的动力机制。我们需要考察经济动力塑造文化领地的方式，这就需要一个批判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但文化研究对此一直拒绝。
政治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和政治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依据主导性的生产关系而调动，它决定了何种文化产品被生产，它们被如何消费。即是说，文化生产由市场逻辑所决定，但民主制要求国家有某种文化规则，要保证更大范围的广播节目的多元化，要禁止那些被视为有害的现象诸如香烟广告和色情影像等。这样，市场要求和国家干预之间总是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政治和经济本身就处于矛盾冲突之中，文化则是在这一平台上运作，而政治经济学要求把文化联系于其政治经济语境，把文本意指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凯尔纳指出，把文本嵌入它们产生和分配的文化系统有助于解释文本的特征和效果，这一点是纯粹的文本分析常常会错过或低估的。生产系统常常决定了何种产品会生产，存在着什么样的结构性的限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能够展示或不能展示，以及文本可能生产什么样的观众期待和使用⑧。如法兰克福学派指出的，媒介文化源自生产的工业组织，其中，产品是依据文化工业的模式和代码生产的，而后者又是依据生产的工业模式来组织的。这样，操作何种代码，它们如何镶嵌于人工制品就是生产系统行使的功能。在媒介文化的商业系统中，生产是依据精确定位的风格以及它们自己的代码和生产模式而组织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都是高度地在商业系统中代码化的，在这种代码化模式化的编排中，又传达或支持着某种价值观。这样，凯尔纳指出，既然媒介文化的形式是为精确定位的规则和管理所结构的，文化生产的研究就有助于解释代码的运用，有助于说明决定了政治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影响的范围和限制，有助于阐明在特殊时刻何种话语是主导性的。比如，如果不分析新闻和信息的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就不能真正地讨论特殊事件比如海湾战争中的媒体的角色。如果不分析他们的市场策略，他们对音乐录像的科技的使用、广告、公关和形象管理就不可能穿透杰克逊和麦当娜的成功⑨。如马克斯韦尔说的“权力关系决定经济安排与结果，与此同时，经济力量限定政治思想与行为”⑩。
二、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一次遭遇
文化研究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独立的传统，对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警惕，从威廉斯和汤谱逊开始就推崇文化的独立性，到霍尔发展出理论化的“不做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到莫利和菲斯克对观众的研究，似乎文化的生产部分被弃之一边了。而与伯明翰学派过从甚密的默多克、戈尔丁以及尼古拉斯等人发展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与文化研究似乎泾渭分明，思路迥异，美国传播学界的重要刊物《大众传播的批判性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以下文章均出自该杂志)1995年第1期组织专辑推出系列文章让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正面交锋，亮出彼此观点，深化这一问题。
主题文章由尼古拉斯·加拉汗撰写(11)。尼古拉斯指出，文化研究挑战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精英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这种挑战的成功部分归于在理论上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的结合，以及把文化结合于政治实践的努力。文化研究试图理解，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和社会权力的影响力通过符号性体系得以表征。但是，当前的文化研究难以有效地分析符号表征系统中的当代发展趋势，以及文化权力中的相关变迁，更难以在政治上参与社会。为了继续下去并实现其初始目标，文化研究现在需要重建其与政治经济的桥梁，而这种桥梁文化研究在奔向后现代主义的愉悦和差异之时被抛弃了。没有这种和解，文化研究将不能理解文化生产模式的当代变迁。这些变迁包括三个相关的过程：“全球范围里的文化生产和交换的重建，部分地关系到信息和传播领域里的新科技的生产方式的激进发展；文化生产关系的重建，牵涉到知识分子、符号表征专家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重新安置；政治和文化权力关系的重建，涉及国家和公民的潜在权力以及角色的重新定位。”(12)尼古拉斯指出，文化研究所处的语境是工业资本主义和商业化的文化生产、分配以及消费体系所构造的阶级结构。文化研究肯定工人阶级文化，以此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动员的意识形态，是为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提升工人阶级文化身份提供的智识支援。从亚当·斯密到马克思再到韦伯的经典社会学都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自然的，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人们在这种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通常与他们在生产方式中的经济收入或利益相关。因此，阶级不是一个抽象的分析性范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行动之间经由意识形态而相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这种联系是物质利益。那么，阶级模式在文化研究中有效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就必须牵涉到政治经济学。
他指出，当前的统治方式及其伴随的文化实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但文化研究拒绝以它思考问题，结果就变成：“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压倒一切的焦点。”他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十年内的主要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无论好坏，都是紧紧围绕着经济问题的，诸如税收、福利、就业和失业。即使不希望成为经济主义，难道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真的能够否认这些事实吗?难道他们能够否认，众多所谓的身份政治及与其相联系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政治是根源于劳动市场的重建吗?这些重建包括：白人男性体力劳动者的减少、女性劳动力的增加、把黑人纳入工资劳动力行列的努力的失败以及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等。
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和接受，文化研究夸大了消费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但是，“难道任何一个生产了一个文本或者一个符号形式的人能够相信，解释完全是任意性的或者愉悦不能够用于操作性的目的?如果解释的过程是绝对任意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交流活动中完全放弃意向性的概念。如果真是如此，人类早就把这一活动抛弃了。”即是说，文化生产中的意向性必须得到关注。他说，为了追求经济的或政治的目的，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会决定传播哪种意义，不传播哪种意义，应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应该把哪种论点放置在显著的地位，以及什么样的文化资源是可以得到的，被哪些人得到。这些问题的分析，对于理解文化中的权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与更大范围的统治结构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反问，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对文化生产者的审视又在哪里?对他们进行活动的组织地点及他们行使权力的实践的审视又在哪里?
政治经济学把阶级即获取生产资料和分配剩余价值的结构看做统治结构的最主要形式，而文化研究则把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社会轴线看做与阶级所决定的结构无关的另外的统治结构。即是说，文化研究在拒绝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也拒绝了阶级作为分析的重要模式，但是在文化研究所主张的社会轴线如性别、种族等，是否也与政治经济学无关呢?回答是否定的。以种族为例，尼古拉斯指出，难以否认，现代的种族统治形式是建立在经济统治的基础上，如北美奴隶贸易、中西欧的劳动力输入以及全球的殖民主义都证实了这种看法，因为，“如果认为黑人是美丽的，但对经济发展过程、不平等的贸易条款、劳动力的全球分工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和边缘化无所作为，那么就几乎不可能在宰制中获得任何有意义的进步。”他引用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等人的主张，认为正是经济关系的顽固的强制力，而不是意识形态霸权，解释了资本主义统治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对种族、性别等文化研究最推崇的社会轴线的分析表明，经济这个文化研究所逃避的社会层面是揭开当代不平等权力的根源，结论就是：“如果没有对构成了那些斗争的文化实践的政治经济基础和语境的分析，就不能理解围绕着性别、种族所进行的斗争的缘由、形式和利害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的存在条件，这些条件构成了文化实践发生其中的平台，它们限定了文化实践的日程表。比如，如果不理解劳动力的移民潮，就不可能理解发生在其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流散文化；不研究参与制造了观众和肥皂剧的广播机构，就不可能理解作为愉悦本身的肥皂剧；不了解制造了这些文化实践的生产和销售过程，就不可能研究广告和购物，更不消说它的解放潜能了。在当前，任何对文化及其政治潜能的研究，都不能忽视全球文化市场及其技术和资本流动。
随后，劳伦斯·格罗斯博格对尼古拉斯提出了反驳，他说，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每隔几年，总有某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站出来攻击文化研究，虽然内容并无多大变化，总是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文化生产的机制，它欢呼大众文化，放弃了任何抵抗的角色，二是因为文化研究忽视了经济，它就不能理解当代世界中的权力、宰制和压迫的真正结构。格罗斯博格反驳说，文化研究没有拒绝政治经济学本身，讨论资本主义一直是其核心工作，毋宁说，它反对的是某些政治经济学家操练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格罗斯博格说，也许文化研究真的过多地关注了消费，但在这种论调的背后是把消费或休息视为相比生产是不重要的甚至是琐碎的倾向。这种观点可能是试图恢复到一种简单的控制模式，其中人们被视为消极地被操纵的文化傻瓜。对于文化研究被指责为非批判的文化民粹主义，失于考察宰制性的文化实践等，格罗斯博格都做了反驳，他指出，在尼古拉斯看来，资本是以一种机械的方式从头到尾决定着，这样，政治经济学就无法思考矛盾(contradiction)，无法思考为什么事物会变化。尼古拉斯的立场没有回答许多重要的问题，比如宰制、赞同等是如何完成的，为什么它们会成功。当然了，经济实践和关系决定了商品的分配(虽然不是完全地)，但它们决定了哪一种意义会流传，哪一种没有吗?这其中的接合是极其复杂难以描述的。一定的机构和个人可能试图控制人们如何解释文本，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意图实际上决定了人们的所为所思。
格罗斯博格说，文化研究相信文化的重要性，强调复杂性和冲突，而政治经济学很少关注复杂性和冲突，对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很奇怪的。文化研究确实对抗了资本主义，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会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文化解释的模式，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其创始者如霍加特和威廉斯有意地不以纯粹的经济术语解释文化。后来的文化研究对种族、帝国主义和性别权力关系的研究中，都没有把这些问题视为更深层的经济或阶级关系的附属物。种族和性别结合于经济这一事实并没有说明围绕着种族和性别而发生的反对宰制性结构的斗争。文化研究认为，利益自身是文化地产生的，卷入政治斗争中的部分东西是特殊群体结合于特殊利益的结果。不存在原始性的真实的利益，直接地无疑问地为经济立场所限定。格罗斯博格强调，文化研究不是拒绝政治经济学，它只是拒绝某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这种版本的特征不仅在于逻辑的一致性(化约主义和反映主义)，而且在于它把经济还原为资本主义制造业的技术和体制性的语境，把市场还原为商品和交易的据点。“文化研究既不想要和解，也不需要离婚，因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从未结合过。我们想要的是共存。”(13)
詹姆斯·卡瑞也对尼古拉斯提出了反驳。针对尼古拉斯说的，在过去的十年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是围绕着经济问题，以及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等都是联系于劳动力市场的重建的说法，凯瑞说，文化研究者既会否认失业等等在狭义上是经济问题，也会否认身份政治能够化约为工作机会。他认为，如果要理解我目前所居住的地方，就要处理诸如移民、人口、自然资源、流产、犯罪、城市改造以及许多其他未提及的问题，这些既非狭义上的经济也非狭义上的身份问题，核心问题应该是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凯瑞说：“民主复兴不是开始于思想，如知识分子设想的，或者是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控制了局势。民主起源于普通民众的谈话，公民的开始质疑他们的经验和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告诉他们的东西之间的不一致。最需要的东西是，公民投入他们的环境中，把他们的愤怒建设性地消失在政治工作之中。”(14)文化研究的实际目标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是在媒介之外更新民主的对话，在大学开始这种更新，并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市民话语之中。
最后，尼古拉斯对格罗斯博格和卡瑞做了回应(15)。格罗斯伯格认为，阶级是文化上构造的身份，这种看法既对也不对，文化构造不是纯粹地起源于话语，必定是部分地来自实际的物质差异的结合。经济和阶级在种族和性别的权力结构中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解释性角色，这是文化研究和许多身份政治需要认识到的。如格罗斯伯格那样认为的，生态、环境或本土居民不是关键性的政治经济问题，这似乎是故意的盲视。理论差异的核心仍然是决定论问题，政治经济学不会要么是话语主义的要么是功能主义的(functionalist)，如格罗斯伯格说的。生产的模式确实是底线(bottom line)，因为它设定了个体和社会生存、生产的条件。简单说来，如果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没有某种必然的一致，任何政治的或社会学的解释似乎就不可能，政治就变成了纯粹的唯意志论的赌博了。关于凯瑞的观点，尼古拉斯的回答是，失业和身份政治等问题及其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治经济基础。而且，凯瑞提出的其他问题诸如移民、人口、自然资源、犯罪、堕胎、城市改造等，要说这些主要不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按照生产的一般程序，从生产到文本到观众，传播政治经济学注意的是生产到文本的环节。资本主义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依赖其获得利润的能力，资本家作为拥有者的位置使这一阶级成为主导性的经济阶级，他们控制着物质产品和符号体系的生产和分配，这就限定了文本的模式、内容、意指等，从而对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观众接受。在文化研究看来，历史中的“社会”远远超过了“经济”力量，文化研究注意的是从文本到观众的环节，文本的多义性，观众解读的多元化、对抗性是其阐释重点。其实，霍尔说的文本的偏爱意义，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和生产者嵌入其中的。但是，某个文化企业从生产到产品到接受是一个整体的互动的过程，批判性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一整体。
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分野在于，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意识形态是对真实的错误表征，是掩盖了政治斗争，而在文化研究看来，意识形态恰恰是进行抗争的领域。透纳认为，文化研究试图分离文化层面和经济层面，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进行日常生活研究时，可以拒绝对经济力量的分析，即使这种分析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运作提出了充分的解释(16)。也许是出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约翰·斯道雷也不赞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他认为，“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分析思想涉及的似乎不过是评述如何接触和利用文化作品与实践。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倡导考虑这些作品与实践可能想要表达或在使用(消费)中要表达的意义”(17)。斯道雷很赞同菲斯克，他认为，“区分文化工业的力量与文化工业的影响力是很重要的。这两者经常被夸大，但它们两者并非必然相同。政治经济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常常认为这两者是相同的。”斯道雷提出疑问，比如华纳兄弟公司的所有产品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者吗?那些购买唱片的人花钱看其表演，难道真想购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吗?他们是受到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的欺骗吗?“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它未能完全承认资本主义是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生产商品的，而人们是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消费资本主义商品的。有两种经济并行存在：使用经济和交换经济———我们不可能通过只研究一种经济而理解另一种经济。”斯道雷的意见是走向一种生产与消费的辩证法，全面的研究要考虑到生产与消费。不能在生产中瓦解消费来理解它，也不能脱离消费来理解生产。具体说来，如果在研究通俗文化时，我们的兴趣是可供消费的全部产品，那么生产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而如果我们是要揭示某一具体作品与实践所带来的特殊快乐，那么我们的关注点是消费(18)。
三、走向文化政策研究
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一种方法与经济结构有关，一种方法与意义结构有关，两者的论证似乎各有道理，学界有人提出，“理想的方式是，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或许可以在一种原则性的接近文化民主的符号之下，弥合事实与阐释之间、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分割”(19)。近些年，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走向合流。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影响下，文化研究逐渐关注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条件，文化生产的过程与机制得到重视，文化政策研究被提出来。文化政策研究致力于机构分析，因为机构是建立主导性论述的最有力的场域，也是决定文化生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文化政策关系到文化的规范和管理，特别是关系到那些生产和管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的机构的运转，比如英国的艺术委员会，美国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以及博物馆、政府教育、艺术、文化、媒体、剧院管理、电视组织机构、广告代理部门等。克里斯·帕克说：“文化政策不仅仅是一个管理的技术问题，而且是整体性的符号意义的生产和流通体系中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权力的设置问题。”(20)长期以来，文化研究致力于批判性的思考，还没有人参与政府或商业机构的实际工作。许多文化研究者认为，参与实践性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纯粹的，是知识分子批判性的退步。而文化政策的研究，是试图弥合文化与经济、批判与参与的裂隙而提出的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目前，对文化政策问题思考得最多的当推托尼·本内特。本内特指出，文化研究这一术语统合了相当分散的理论和政治立场，其共同的目标是，从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检测文化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文化研究要获得令人满意的之于文化和权力的介入，本内特提出四个必要的设想，第一，要把政策考虑纳入文化的定义之中，视之为一个特别的管理(government)的领域。第二，在这个整体性的场域，需要从管理的特殊的对象、目标和技术方面区分文化的不同领地。第三，要辨识如此定义的文化的不同领地的政治关联，发展合适的介入其中的方法。最后，要发展智识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在其实质和风格方面要能够影响和服务于相关文化领地的代理人(agents)的行为(21)。
本内特认为，文化研究关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使得文本能够服务于读者所投入其中的政治上的变革实践。这样的批判性的政治常常为主体图绘一个方向，绘制一个日程。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和科学知识之间展开平衡，文学文本被视为有助于主体从意识形态转向科学。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传统生产主体以对抗不同形式的权力，而且通过政治的接合(articulation)，组织这些主体成为一种集体性的政治力量以对抗权力集团。这些不同的政治都把文化视为意指实践(signify practices)。前者是通过读者和文本的关系，后者则是通过在不同形式的压迫和对抗这些压迫的斗争之间构筑话语的链条。但是，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规范着文化的不同领域的体制性环境(institutional conditions)，这就忽视了这些环境突出特殊类型的政治问题和关系的方式。在发展合适的政治介入的形式的过程中，这些特殊性本来应该纳入考虑。本内特说：“体制性的，更宽泛地说，政策和管理性的条件和过程应该被视为对于文化的不同形式和领地是结构性的(constitutive)。”(22)即是说，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影响是，文化研究把政治放置在意义和文本层面，这就忽视了文化的体制性的管理性的层面，这是关系到政治和经济的层面，是关系到权力和资源分配和斗争的层面，这就需要重新考察文化研究中的“文化”含义了。
文化研究的传统，在本内特看来，从威廉斯定义文化开始，就忽视了体制性的制度性的层面，而就是这个制度性的环境规范着文化话语，特别是威廉斯在其《关键词》的撰写中是这样。比如在写文化词条时，本内特指出，他只是在语义上梳理，并意指到相关的概念如美学、艺术、文明、科学等词汇，但是忽视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文化这一概念的重要方面，即社会管理的新领域的出现，文化是作为管理的“客体”和“工具”(object and instrument)。客体或对象(target)指的是从属阶级的道德、行为和生活方式，工具则是文化在狭窄意义上，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活动，这些活动提供了文化领域的管理方面的干预和规范。在启蒙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活动被视为可以利用的工具，以改变和提高一般大众的心智和行为。对于早期现代社会生活的不断增强的管理方面的研究，则是福柯和其他人以监控(police)概念意指的。所谓监控，按照福柯的意见，指的是永久性的不断地生产新的东西，以便促进公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力量，文化就是监控的一部分。在德拉姆(Delamare)看来，剧院、文学和娱乐关系到公共健康和安全。文化概念关系到社会的构成和发展，在这种视域下的文化，其内容是：(1)构造为文化的对象的管理(conduct)的特殊类型的性质和形式。(2)管理的这些性质和形式的维持和转换中的技术(techniques)。(3)这些技术集合为特殊的政府规划。(4)这些规划刻写为特殊的文化科技(cultural technologies)的操作性程序(23)。在本内特看来，文化是组织和塑造了社会生活和人类行为的文化科技的一部分，而文化科技则是生产了特殊的权力/知识的体制性结构的一部分，因此，文化就不仅是表征和意识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实践、管理程序和空间安排。因此，社会管理过程本身对于行为模式、道德能力和社会运动就是自我反思性的结构化行为。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文化就是治理(governmentality)，因为，在本内特看来，文化和权力最典型地塑造了现代社会。在福柯，“治理”这一概念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指的是由制度、程序、分析、反思以及使得这种特殊而复杂的权力形式得以实施的计算和手段组成的总体，这种权力的目标是整个国民人口，其主要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根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机器(apparatuses of security)。在西方，治理的权力形式一方面导致了一系列治理机器的形成，一方面则导致了一整套知识的发展。治理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中世纪的司法国家在15、16世纪变成了行政国家(24)。本内特把文化研究联系于政府管理和权力规划，文化研究就能够生产一种知识，这种知识能够有助于这种规划的发展，而不是去谋划其主体。在他看来，这就意味着对于特殊的文化群体需要仔细的和焦点性的工作。对于特殊的文化机构，在操作性的程序和政策日程上，需要知识分子具有更为策略性的干预。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需要艰苦的统计性的工作以便把某些问题公开化，在政治争论的层面表面化，或者使之影响政策制定程序，以便加快行政规划的发展(25)。
在麦克盖根看来，文化政策的观点强调政策(policy)与政治(politics)——作为对立的话语、意识形态和利益之间的一种斗争领域的政治———的关系，而不是把政策局限于更为技术性的领域。麦克盖根说，文化政策提出了关于规范(regulation)和控制(control)的问题，但它的意义不能局限在一套表面看来非政治的仅仅被政府官员所执行和管制的实践运作中(26)。但问题是，本内特没有讨论在文化政策研究中如何在“有用的”知识和“批评的”知识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奥里根担忧，这就有可能导致文化政策研究与行政和官僚权力的联盟，这就局限了它的批判能力。为此，奥里根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政策研究的不同的具有冲突性的目标：国家、效率、公平、优秀等。改良主义者的目标：包括在行政知识内部的工作，但以引起变化为目标。对抗目标：包括批评和反对，有一般的对抗，也有对特定政策的对抗。诊断目标：其中，政策作为描述性的计划，作为话语的政治出现(27)。
这就是说，文化政策研究跟一般的行政管理研究、政府管理研究难有区别。此前的媒介研究中的美国学派的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早就演绎了当代的文化研究与贝内特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差异，超越了批判性的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是否走向管理研究?文化政策涉及交往、公共领域、权力、政策、公共文化、政治经济学等相关领地，思想资源是福柯和哈贝马斯以及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概念，其意图是通过公共讨论，构造文化共同体，这一文化共同体联系经济发展和个体自由，但这种思想过于理想化。在具体的研究中，如何平衡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行政研究的具体性、操作性和功利性，这是文化政策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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