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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改革目前已进入关键期。不过，攻坚战不一定是速决战。绝不可指望，中国所有的难题，都能在短期内解决。相反，我们应该分出轻重缓急，抓住重点，逐一突破。下面我谈几个问题，与大家一起讨论。
一、粮食安全：以规模经营为重点
中国有近13亿人口，“吃饭”的事举足轻重。因此，党和政府一直看重粮食安全；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见仁见智。
不必细说学界的观点，大凡懂点经济的都知道，要保证粮食安全，无非靠两条：一是保护耕地；二是鼓励农民多种粮食。耕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不可再生，若不保护耕地，任其乱征乱占，粮食供给肯定要出事。若保护了耕地，但种粮食不赚钱，农民不肯种，那么粮食安全也是水中月镜中花。可以举证两个数字：最近10年里，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时，粮食年产量达52252万吨，而最低时，则仅有43065万吨，两者相差9187万吨。可见，粮食供给状况，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休戚相关。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得让农民赚钱。前几年，政府为帮助农民增收，已推出不少措施。不过回过头看，这些措施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比如农业的产业化，鼓励农民搞农产品深加工。无疑，那些办加工厂的农户是能增收的。但困难在于，加工厂不是每个农户都能办，大量的农户，仍只能种粮，办不起工厂，产业化的好处，他们分享不到。再比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让农民什么赚钱种什么。理论上说，农民自己调整结构可取，但若是有政府掺和，往往就弄巧成拙。经济学有一个供求原理：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调整结构正是如此，比如早年东北有农户种中药材赚了钱，于是县长号召大家都种中药材，结果供大于求，价格一落千丈，农民赔得血本无归。可见调整结构，并不是政府的事。
近年来，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相继出台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先是费改税，后是粮食生产直补，再后来是减免农业税。这些政策，对农民来说，都是百年难遇的幸事。可不幸的是，在政府为农民减负的同时，农资价格也水涨船高，政策带给农民的好处，却让种粮成本抵消了。农民增收有名无实，甚至有些地区，农民收入不升反降。据笔者在河南扶沟县的调查，2004年农民种粮每亩政策性增收37元，但由于农资涨价，每亩比前一年多投入40元，两相比较，每亩减收3元。 更令人头痛的是，国家给农民的政策支持，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农民要想再通过政策增收，似乎再也没什么余地了。
早在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说过：农村改革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实行土地的规模经营。为何要规模经营？因为没有规模经营，农民收入只能年复一年原地踏步。现在农民人均耕地1.5亩，在这1亩5分地上，无论农民种什么，都只能维持温饱，不可能致富。要是有规模经营，比如让农民1人种20亩地，情形就会大大改观。按一亩地种粮收入500元计算，20亩就有一万元。这样，农民的年收入就基本与城镇居民持平。如果1人种30亩地， 农民的收入就能超过城镇居民。所以，实行规模经营，是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是21世纪农民奔小康的必由之路。
其实，推动土地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几年前就有地方在试点。不过，目前的流转，还仅仅是个起步，不仅流转面小，而且也不规范。这个问题的症结：一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不肯让地。因为到城里打工有风险，万一在城里呆不住，他还得回家种地。宁可抛荒，不肯失土，毕竟土地是农民的饭碗，也是农民的保障。二是即使有人肯让地，但往往由于地价分歧，转让也是谈的多，成的少。比如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1亩地每年按低于300元的价格转让，那么农民就宁肯自己种。撒一把种子、广种薄收也有300元。而想接地的农民，若1亩地出价超过300元，则又因无大利可图，也可能不肯多种地。
解决土地流转的矛盾，眼下有一个可用的办法，就是改造农业发展银行，让农业发展银行担当起国家土地银行的职能。这个办法的要点，是土地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在办理土地存贷业务时，要坚持“高价存入、低价贷出”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农民将闲置或不愿耕种的土地存入银行；另一方面，是鼓励愿多种地的农民把土地从银行贷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土地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对推动土地集中有三大好处：一是促进土地流转从无序走向有序，有利于土地市场的规范管理；二是可以把过于分散的土地加以整合，成片地贷给种田大户，有利于规模经营。三是由于土地银行是国家银行，进城农民把耕地存入银行，既无后顾之忧，又可取得较高的回报，有利于解决土地抛荒的问题。
成立国家土地银行后，土地银行实行耕地的存贷倒挂，那么，由此形成的资金缺口由谁填补？我的观点是，这笔钱应当由国家财政拿。因为粮食安全，不是免费午餐，要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就必须付费。平心而论，所谓粮食不安全，并不是农民吃饭有风险，说白了，是城里人吃饭不安全。既是如此，要保障城里人的吃饭安全，那么就没理由让农民单方面地做出牺牲。合乎情理的办法是，由国家财政拿钱，向农民买粮食安全。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农民种粮给予补贴，就是支农、扶农，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农民所得到的，原本就是政府应该支付的成本。
也许有人说，国家财政现在不宽裕，还没有那么多钱去贴补农民。而我则认为，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视粮食安全。倘若大家有共识，把粮食安全摆到了重要位置，那么政府每年在作预算时，完全可以优先安排这笔资金。退一步说，如果真的是国家财力吃紧，那么政府也可通过开征粮食安全税来筹集。前面说过，粮食安全是城镇居民的安全，也是国家的安全，那么，政府向城镇居民征收粮食安全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岂不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吗？
二、国企改革：以制衡权力为重点
屈指算来，国企改革已历经20余年。在这20年里，我印象中，围绕国企改革的“攻坚”就有不下三次，而且每一次“攻坚”，都是媒体热炒、捷报频传。而今天人们面对的现实却是：改革的成本越来越高，政府的调子越来越低。
1983年，政府着手国企改革，当时的口号很明确：“搞活国营企业”。可对如何搞活国企，政府却并不完全有数。农村改革得益于“承包”，于是人们相信，工业企业也可仿效农村经验，“包”字进城，一“包”就灵。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照搬，后来的局面，让人大跌眼镜。国企承包后，经营并不见起色。相反，由于承包人急功近利，负盈不负亏，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废止承包制，实行股份制，并提出了“抓大放小”的口号。此次攻坚，虽然重点突出，目标明确，但改革的结果，还是出人意料。企业没“股”出效益，而且内部管理，还是新瓶老酒，依然如故。
第三次攻坚，是1997年国务院提出“国企三年脱困”。起初，是想让3000家大中企业扭亏为盈，其后调整为1000家，而最终敲定为512家。对这512家企业，从不良资产剥离到资产重组，从债转股到减员增效，政府可谓煞费苦心，招数用尽，但至1999年末，到底还是事悖人愿，企业经营状况仍不见好转。鉴于这种情况，于是中央又提出，国有大企业也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国企久治无效，难道就真的是无药可医？有一种说法，国企搞不好，是因为所有者缺位。可是我们有谁见过，国外有哪家上市公司，所有者是完全到位的呢？事实上，所有者到不到位不是关键，关键在企业内部是否有制衡机制。如果有制衡机制，即便所有者不到场，企业照样能高效运转。其实这一点，中央早就看到了，党的十五大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才是公司制的核心。对国企改革，笔者已思考多年。我的看法是，国企改革要寻求突破，必须双管齐下，要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规范治理，建立一种闭环的制衡机制。
从企业层面看，企业的权力主体有三个：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班子。在这三个机构中，股东会作为出资人，拥有最高监督权，但不能直接决策；董事会拥有最高决策权，但不可经营；经理具有最高执行权，但必须秉承董事会决策。企业权力这样分置后，为使三方用权而不越权，一种有效治理的安排是由股东会推选董事，董事会聘任经理。一句话，就是让每个人的饭碗，都不端在自己手里。经理的饭碗，在董事会手里；董事的饭碗，在股东的手里；股东的饭碗，在经理的手里（经营亏损最终得由股东兜底）。这样一来，只要有人玩忽职守，不管是谁，饭碗都有可能被砸掉。
这种砸饭碗的机制，就是现代公司治理的内核。假若以此为镜，反观现在的国企，其治理缺陷，即一目了然：首先，国企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同受政府委任，而且同一级别，董事长砸不了总经理的饭碗，总经理也不受董事长的节制，两者之间，全无制衡关系。其次，由于国企大多由政府独资，或是一股独大，表面上看，政府作为出资人向企业派董事长，似也无可厚非。但想深一层，政府在这里其实只是个名号，实际操作中，行使权力的并不是政府，而是政府的少数官员。只要董事长把这少数人搞掂，他的饭碗就确保无虞。可是，在一个企业里，如果董事长、总经理都高枕无忧，那么企业的治理结构，必定是好看不中用，形同虚设。
企业内部制衡如此，那么企业外部，即政府层面的制衡又如何呢？我的看法是，政府权力太大，责任太小，权力与责任极不对称。按目前国资管理体制，国资委是国企的出资人代表。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不仅管着资产，而且还管人管事。这样，就带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资委是企业还是政府？如果是政府，那么对企业吆三喝四，管人管事，岂不是典型的政企不分？第二，国资委可以作为出资人代表，但毕竟只是代表，不是真正的出资人。而且政府出资与自然人出资也不同，自然人出资，企业亏损由自然人个人负赔；而政府出资的企业亏损，则由全体国民分摊。于是笔者不禁要问：国资委大权在握，管人管事管资产，万一管坏了怎么办？国资委的官员能否担责？人们常说，权利与责任要对等，假若国资委不能担责，那么我们凭什么要把权力交给他？
由此可见，国企治理失灵，要害在政府。一是政府股权过大，致使投资主体单一；二是政府权力过大，又不负连带责任。所以今天国企的问题，是痛在企业，病在政府。若要规范企业治理，最好的办法，是对政府加以管束。说得更明确些，就是要借助一种制度设计，看住国资委，实行连带责任追究。两年前，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曾提出过一个思路，即鼓励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联合，实行混合所有制经济。我体会，中央的用意，就是想通过股权多元化，改组股东会。然后在股东会里，由其他所有者来牵制国资委。
应该说，中央的这个思路，不仅是对症下药，而且也务实可行。可惜的是，近两年的股权多元化改革，却始终只听雷声，不见下雨。尤其是去年“郎顾之争”后，人们对产权改革，更是瞻前顾后，顾虑重重。是的，国有大企业搞MBO， 目前法规还不健全，条件也不成熟，过早施行，容易出现监守自盗、国资流失。但是，搞股权多元化，绝非只有MBO一途。企业间的资产购并、股权互换等， 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事实上，只要我们开动脑筋，大胆试验，还会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摸索出来。总之，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股权多元化，已是最后的关隘，要是能闯过这一关，往后的道路将是一马平川。
三、重化工业：以市场调节为重点
起初我并不明白，学界为何突然又重提“发展重化工业”。去年8 月赴广东参加省长座谈会，就听有人谏言，广东应把重化工业作为主打产业。后来参加中国经济时报十年庆典，吴敬琏教授作专题演讲，主题也是中国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我这才意识到，这件事非同小可，背后一定大有看点。
果不其然，接下来几个月，报刊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便连篇累牍。一时间，让人感到颇有短兵相接、烽火连天的味道。旁观者清。我一面静观其“辩”，一面搜罗各家的观点。后来发现，大家争来吵去，焦点其实就是两个：一是中国是否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一是中国应否大力发展重化工业。
关于头一个问题，政府早有定论。10多年前，中央就曾指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弊端，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并重申要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这意味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开始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而且有些年份，重工业孤军突出，发展还有些过头。回顾近几次宏观调控，哪一次不与结构调整有关？事实摆在面前，谁也不会熟视无睹，何况政府文件也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可为什么到了今天，又有人说我们尚未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呢？
显然，判定标准是关键。工业化阶段如何划分，权威学者是德国的霍夫曼。1931年，他根据20多个国家的资料，对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与生产资料工业的比例进行了研究。这个比例，后人称为霍夫曼比例。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是不断下降的，由此他把工业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一统天下，霍夫曼比例约为5；第二阶段，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速，但相对消费资料工业，仍显不足，霍夫曼比例约为2.5；第三阶段，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旗鼓相当，霍夫曼比例约为1；第四阶段，生产资料工业领先增长， 霍夫曼比例小于1，标志着进入重化工业阶段。
用不着复杂的计算，今天中国的霍夫曼比例，肯定是小于1的。有数据为证，从改革开放初至1993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在50％左右。近8年来，我国重工业产值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逐年提高，至2004年已达67.59％。到2005年1月份，重工业比重更增至68.59％。从重工业比重超过58％的1994年算起，本轮“重工业化”增长的持续时间已达11年。2003年汽车、铝业、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达到77.8％、88.4％、96.2％、113.4％。
假如认定中国已进入重化工业阶段，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应否继续优先发展重化工业。谈到这个问题，有个重要理论不能回避，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主张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论者，依据的就是这个规律。很多人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马克思的发明，其实这是误传。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列宁在《再论市场问题》中提出的。列宁的理由是，如果技术进步，单位劳力操纵机器的数量增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资本与工资的比例）上升，那么，发展最快的是生产机器的生产资料；其次才是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而最慢的，则是消费品的生产。
按照列宁的假定，推导的结论没有错。问题在于，技术进步，劳力是否一定会推动更多的机器？看看当今的IT产业，技术在日新月异，可一个编程员，却并不需要配备更多台电脑。“假定”不对，得出的结论可信度也就不高。至少，在信息化的时代到来之后，这个结论会受到更严峻的挑战。配第—克拉克定理，行内人耳熟能详。这个定理告诉我们，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后，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由此可见，工业领先增长，并不是恒久不变的铁律，每个国家国情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倘若一律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那么就难免是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了。
理论归理论，回到中国的实际，估计争议还会少不了。因为中国当前的状况是，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信息化时代，也仅仅是踏进了门坎。只要劳动者技术装备需要大幅提升，那么，作为生产资料的重化工业，就还会有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我不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永恒规律，但对这个判断，我并不怀疑。我所担心的是，即便重化工业需要发展，但学界如此大动干戈，会不会鼓动各省市比着上项目，诱发起新一轮的投资冲动；会不会再度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而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实在想不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大谈发展重化工业的意义究竟何在。是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通过政府动员，产业政策，甚至政府直接投资来推动，但这个办法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搞了几十年，后果如何大家有目共睹，现在怎能治好伤疤忘记痛，又让政府故伎重演呢？假如不是想让政府插手，那么学界不厌其烦的讨论，岂不是杞人忧天？市场规律无处不在，投资者也不蠢。如果重化工业发展真的滞后，那么供求规律一定会带动产品价格上涨，只要有钱可赚，投资者自不会袖手旁观。追逐利润，是资本天生的本性，这样简单的事，难道还用得着别人去教吗？
中国要搞市场经济，就得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市场规律。欲速则不达，一厢情愿或拔苗助长，结果必会适得其反。因此，重化工业到底要不要优先发展，最好是顺应市场的需求，听任市场的安排。我们并不比市场高明，任何无视市场的高谈阔论，最后都会徒劳无功。要知道，离开市场规律搞无谓争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四、改善调控：以调整结构为重点
关于改善调控，有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什么？是调控总量还是调控结构？若大家对此没有共识，各持己见，改善调控就会老虎吃天，无处着手。
去年年初，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此次宏观调控，是点刹，不搞一刀切；而且要适时、适度、有效。言下之意，当前调控针对的不是总量，而是结构。其实，中国经济是否出现过热？一开始人们就有分歧。有人说，GDP增长超过9％，政府须对总量予以调控；可更多的学者认为，总量增长是否过热，不能单看GDP。比如开车，假若你在农贸市场穿行，人多拥挤，开70公里就过快；但如果在高速路上行驶，跑100公里也不算超速。
是的，对一国经济运行状态下判断，不可只看一个指标，而是要看三个指标的配比。这三个指标分别是：GDP、财政收入、通胀指数。假如GDP增长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通胀率又高于GDP的增长率，那我们可以肯定，经济一定出现了过热。因为财政收入反映的是经济效益，通胀率是供求失衡的信号。财政收入跟不上GDP增长，说明经济运行效益不佳；通胀率跑到GDP的前面，则表明需求过旺，供应严重短缺。相反，若财政收入快于GDP增长，而GDP增长高于通胀率，就无论如何得不出经济过热的结论。从统计数字看，我国GDP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超过20％；而通胀率不到4％。故中国经济的症结，并非总量失衡，而是结构失调。
说当前经济的症结在于结构失调，并非我个人的主观臆断。人们可以感受到的事实，就是煤、电、油全面吃紧。由此，有人便把能源短缺，归罪于近年来高能耗产业的突飞猛进。于是钢材、水泥、电解铝等行业首当其冲，一时间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经济学看问题，恰恰不能是单视角的。从供给方面看，煤、电、油短缺，的确可以说是高能耗行业发展过快了；但同一个问题，若从需求角度看，却又可以说是能源发展滞后所致。观察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对如何调整结构，我们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压长线，求短线平衡；二是补短线，求长线平衡。对此，学界分歧很大，而且互不让步。要紧的是，学者们满可以再争论下去，可经济拖不起，政府要当机立断，必须从两种选择中做出定夺。
调整结构，照理说，补短线以求长线平衡，本是治本之策，是积极的平衡。但困难在于，补煤、电、油的短腿，并非一日之功。发展能源产业，一要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二是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远水难救近渴，补短线虽是长久之计，可不压长线，眼前的局面就很难支撑。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惟有先压长线，解了燃眉之急，方可从长计议。否则，投资势头不控制，必定长线更长，短线更短，供求矛盾会更加突出。可见，政府要对钢材、水泥、电解铝等项目施控，虽是权宜之计，但也是事出有因，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是坐视不管，放任自流，一个个项目尽管可以上去，但到头来由于能源供给不足，大家还是要停工停产，一起坐以待毙。如此，投资商蚀本不说，对社会也是一种无谓的浪费。
能源供应短期内难以改善，那么政府压长线，也就无可指责。不过压长线，里面也大有学问，政府需三思而行。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府压了长线，若干年后，今天的长线会不会成为将来的短腿？这样的事，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几年前，政府曾说电多了，一个电厂不准上，可现在电力却很紧张，到处拉闸限电；新世纪初，政府还说粮食多了，可现在粮食也短缺。出现这种情形，经济学的解释，是信息不充分导致了政府调控失灵。的确，政府不是能掐会算的神仙，哪能看得准几年后的市场变化。多年以来，政府调控总是收了放，放了收，反反复复，来回翻烧饼，原因即在于此。更糟糕的是，政府调控为了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用的大多是行政手段，一旦出手，就往往下猛药、一刀切。这样，我们不仅要反复为“急刹车”付出代价，而且始终走不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依我看，中国要打破“收死—放乱”的怪圈，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宏观调控必须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一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经济学研究表明，由于诸多原因，市场与政府，都有可能失灵，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如果“两只手”能分工合作，则可互补长短，相得益彰。比如对当前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生产是否过热，政府与投资商的判断截然不同，但谁对谁错，一时尚难裁定。既然难以裁定，那么政府就不可“一刀切”，强加于人。不然，万一是政府看走了眼，几年后钢材、水泥不是过剩，而是短缺，那就会拖经济的后腿，悔之晚矣。反之，如若完全听任市场调节，将来万一市场突变，供大于求，则又会造成大量的积压浪费。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个两全之策，即让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分而治之。具体地说，就是政府管住政府投资，放开民间投资。这样一来，即使政府判断有误，由于放开了民间投资，就不致造成今后太大的被动；同样道理，即使民间投资真的过热，但由于政府压缩了投资，也不会造成太严重的过剩。
说到这里，如何改善宏观调控，似乎已不言自明：第一，既然此番调控针对的是结构而不是总量，故目前调节总量的办法如收紧信贷等政策，应该及早调整；第二，既然调控结构可由政府与市场分而治之，那么政府目前对民间投资的行政审批，也应立即放宽，并尽快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五、政府改革：以转换角色为重点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是农村改革与企业改革的推动者。而近些年，要求政府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机构改革，正是此间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如今经济改革也进入关键时期，政府的确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当是重新定位政府角色与职能。
民间有句俗话：“没有大菜，成不了宴席。”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就是这样的一道“大菜”。没有它，市场制度无从架构，市场秩序无从维护，市场效率自然也就难以保证。不过，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政府的职能定位必须准确。定位准了，政府事半功倍，各方面皆大欢喜，但如果定不准，那就难说了。
几年前我到南方某钢铁企业去调研，听说了一件事情，让我感慨万千。这个企业有一座炼钢高炉，已经超过了报废的年限。领导层决定自筹资金，另外建一座新高炉。但报告打到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得到批准。这样一来，可就难坏了企业的领导，旧高炉已经在超期服役，而新高炉却不让上马，怎么办呢？后来他们灵机一动，重新打了份报告，不过，这次没说建新高炉的事，只是要求，对原来的高炉进行易地改造，结果很快批了下来。
我们知道，一辆汽车，这儿修不好可以到那儿去修，但一座炼钢高炉，是一砖一瓦砌成的，几十米高，搬不动，移不走，怎么能易地改造呢？其实这里所谓的易地改造，跟建一座新高炉完全是一回事。但前者能批，后者就不能批，这不由使我想起了一个成语：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最早是指玩弄手法，蒙混过关，现在的含义，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据《列子·黄帝篇》记载，宋国有个人爱养猴，后来越养越多，喂不起了，只好“将限其食”。他跟猴子们说，今后我给你们喂地瓜，早上给三块，晚上给四块，够吗？“众猴皆起而怒”，他一看不行，就换了个说法，“朝四而暮三，足乎”，结果“众猴皆伏而喜”。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养猴子，一个是办企业，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然而二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20年，很早就提出政企分开，但直到现在，政府依然管得很多，统得很死，做了很多费力不讨好的事，结果企业万般无奈，才不得不玩文字游戏，弄出上面的笑话。其实，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不该管的事情，揽了一堆，而份内的工作，却没有做好。用一句土话说就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那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在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看来，政府最好什么也别做，只当个“守夜人”，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他出来打一打更，看一看门，报一报“平安无事”，就可以了。到了凯恩斯时代，政府的责任变大了，要管的事也更多了；这个时候，看门的老头变成了居委会的老太太，不仅要协助民警搞治安，遇上邻里纠纷、婆媳吵架，还得出面调解一下，或者为下了岗的女工联系工作，替生活特别困难的家庭争取救济等等，都是她的工作职责。后来，福利国家兴起，政府就更忙了，从摇篮到坟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都要管一管。相比之下，这个时候的政府，更象一个家庭保姆，而且是一个受气的保姆，经常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富人可能会抱怨，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把大量的钱，从他们手中拿走，去救济那些不思进取的人；而与此同时，穷人也在嘟哝，说政府缺乏同情心，允许富人们花天酒地，一掷千金，却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停滞无动于衷。
如果说福利国家的政府，扮演的是保姆角色，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政府承担的则是家长的职能。从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到职工的生老病死、住房医疗、入学就业，无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说是政府的职责，其实有很多事情，政府并没有亲自动手，而是交给了企业，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办社会。不过，把话说回来，当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吃的是“大锅饭”，这些事由企业管也好，由政府办也罢，背着和抱着一样沉，反正企业是国家的企业，职工是国家的职工，不管谁出面，本质上是一样的。现在不同了，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和企业，必须丁是丁、卯是卯，分开算帐，你的孩子你领走，我的孩子我养大，双方分清职能，各司其职，不能再混在一起，吃“大锅饭”了。那么，政府的职能应如何定位呢？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写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四个：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缺陷、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社会成员。维护国家安全和司法公正，这样的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做，因为除政府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能承担起这些职责。这里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也就不用多说了。下面，我们着重解释一下政府的第三和第四项职能。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我享受了你的产品或服务，我得掏钱，他给我造成了损失，他得赔偿。这个原则虽然很简单，但却是市场效率的源泉。不过，在有些场合，这个原则可能无法执行。比如，你自己掏钱建了一盏路灯，为过往的行人提供照明，行人得到了你的服务，他们应该掏钱，以弥补你建路灯的成本。但如果真的去收费，那可能是很困难的。也许会有人说，我自己能走这段路，根本不需要你照明，你非要向我收费，那是强买强卖；甚至有人会这样讲，我的眼睛怕光，我根本不愿意见到路灯，你在这里弄了盏路灯，损害了我的眼睛，我不让你赔偿就是好事。大家已经看到，等价交换的原则在这里玩不转，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建路灯，因为无法收回成本。但我们又的确需要路灯，怎么办呢？一般来说，类似的产品，应由政府来提供。在这里，政府就是在弥补市场的缺陷。
政府的第四个职能，是保护那些“不能对自己负责”的人。这里所谓“不能对自己负责”的人，用一个法律术语讲，就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儿童是典型的无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来说，我们把他交给父母。但交给父母，并不意味着不需要政府的保护。如果有极端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为所欲为——虐待他们、残害他们，就需要政府出面，来保障孩子的基本权利。有一点需要说明，政府手中的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可以用来为民造福，但如果被滥用，就会威胁个人自由。弗里德曼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政府权利的滥用，他说：“要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让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成我们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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