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13)01-0078-10
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①，作为一项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职责是利用儒家学说提高皇帝素养、规范皇帝言行，使皇帝能够做到修德、勤学、安天下。经筵制度受到了后世几朝统治者的重视，元、明、清三朝都在开国之后逐渐确立了经筵制度。一项制度历经数朝而延续下去，其间势必发生变化，并逐渐有了不同于前朝的特点。经筵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是由当时的政治特点决定的；同时，经筵制度是最高统治者的学术兴趣的最集中的反映，也是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最高体现，其内容往往取决于每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钱穆先生说过：“朝代是变了，而制度则终是不能变。制度也非不变，可是只在小处变了，大处不能变。变了某一些，而另有某一些则并不变。中国治史论政的，称此曰‘因革’。”②明清以来，经筵制度较宋代发生了许多变化，本文将探讨明清以来经筵制度的特点，以期对经筵制度本身的发展作一考察。
一 经筵制度重心的转变——从“制度化”到“仪式化”
在宋代有关经筵制度的记载中，对于具体的仪式本身少有记载，多是关于经筵的时间、地点、经筵官、讲习典籍内容的记载，如：
“(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③
“乾兴元年(1022)三月，定视朝及讲读日。单日视事，双日召近臣入侍讲读。十一月初，御讲筵召侍读孙奭、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④
“仁宗天圣中，双日御经筵，休务之日亦不废。仁宗初御延义阁……其后御迩英阁……二月开经筵，至重午罢；八月复开，冬至罢。”⑤“乾兴元年(1022)二月，即皇帝位……十一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庑，召翰林侍讲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读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单日亦召侍臣讲读。十二月甲辰，召辅臣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论语》，既而帝亲书唐人诗以分赐焉。”⑥
我们或许可以说：宋代是经筵制度确立时期，所以它的经筵讲读的方式和方法是一个不断摸索、不断改进的过程，改进的结果便是经筵逐渐的“制度化”。元丰二年(1079)，宋政府制定《诸司式》时，其中就包括了《讲筵式》在内。当宋神宗阅读到此式中规定“开讲、罢讲申中书”时，提出异议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⑦可见在宋代，经筵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避免了许多仪式性的繁文缛节。
经筵制度到了明清已经渐趋成熟，成熟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种种繁琐的仪式，致使经筵制度逐渐“仪式化”。从明代开始，经筵仪式十分繁琐。
明代《礼部志稿》中详细记录了经筵的具体程序：
“先期，直置殿内官于文华殿设御座，又设御案于殿内御座之东稍南，设讲案于御案之南稍东。是日早，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又各一册于讲案，皆四书东、经史西。
先期，讲官撰四书经或史讲章各一篇，预置于册内。是日早，上御文华殿升御座，将军、侍卫如仪。鸿胪寺官引知经筵及侍班、讲读、执事、侍仪等官于丹陛上行五拜三叩头，礼毕(以后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止行叩头礼)，以次上殿，依品级东西序立。知经筵官序于侍班官上，侍仪、御史、给事中于殿内之南分东西北向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座前，二员举讲案于御案之南正中。鸿胪寺官赞进讲，讲官一员从东班出、一员从西班出，诣讲案前，稍南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一员从本班出，进至御案之南铜鹤下东西向立。
鸿胪寺官赞讲官鞠躬拜叩头与平身毕，东班展书官进诣御案前跪展四书毕，起退立于东鹤下。讲四书讲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讲毕稍退。展书官诣御案前跪掩四书毕，仍退立于鹤下。西班展书官进诣御案前跪展经或史毕，起退立于西鹤下，讲经史讲官进至讲案前立奏讲某经或某史毕，少退并立如初。展书官诣御案前跪掩书毕仍退立于鹤下。鸿胪寺官赞讲官鞠躬拜叩头于平身，各退就东西班，展书官随之序班。二员举御案、二员举讲案退至原所。
鸿胪寺官赞礼毕，命赐酒饭。鸿胪寺官及各官皆跪承旨出至丹陛上行叩头礼。至左顺门酒饭毕，入行叩头礼。”⑧
以上是经筵的整个过程。
清代确立经筵制度后，除了讲官分满讲官、汉讲官之外，其他基本上延续了明代这套繁琐的礼仪程序。在乾隆朝《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
“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暨侍班之兵部、刑部、工部尚书、侍郎、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大理寺卿、少卿立丹墀右东面。纠仪、给事中、御史各二人，鸿胪寺鸣赞二人立侍班官稍后东西面。如衍圣公入觐恭遇经筵，立于东班之首。
至时，礼部堂官诣乾清门奏请御经筵。皇帝御常服乘舆出宫，导引扈卫如常仪，由后左门出，出左翼门至文华殿丹陛上，降舆入，升座。记注官升西阶入，立殿内右楹之西。鸣赞升立东西檐下，赞排班。讲官暨侍班官咸就拜位北面立。赞跪、叩、兴、行二跪六叩礼毕，鸿胪卿东西各一人引讲官暨侍班官分行升自东西阶。满讲官由殿左门之右汉讲官由殿右门之左入，立于东西楹之南。东侍班官由左门之左西侍班官由右门之右入，立于讲官后。纠仪官随入，立东西隅。均东西面北上。鸿胪卿退，立于殿檐下。
鸣赞赞进讲，满汉直讲官四人出至案前。东班西上，西班东上，行一跪三叩礼，复位立。满讲官一人出就案左北面，展讲章进讲四子书毕，复位；汉讲官一人趋过案左，进讲如之。皇帝阐发书义宣示。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毕，兴。又满讲官一人趋过案右，汉讲官一人出就案右，先后进讲经义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亦如之。
鸿胪卿引出殿，至丹墀，各就拜位立，鸣赞如初，行二跪六叩礼毕，内监设坐毡于殿内，东西各二行。鸿胪卿引讲官、侍班官按品胪序，仍升东西阶入殿内。赐坐、赐茶，仪与常朝同。礼部尚书奏礼成。驾兴至丹陛升舆还宫。
是日，赐宴于太和门东廊。讲官暨侍班、记注、纠仪各官咸与燕毕，诣内金水桥南丹墀东，行一跪三叩礼，各退。”⑨
从明代开始，不仅经筵过程极为繁琐，而且在经筵举行前增加了许多礼仪。明隆庆元年(1567)，规定经筵先五日命司礼监同各官诣文华殿演礼，先一日告祭奉先殿。奉先殿是明清两朝祭祀祖先的家庙。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以有节制地祭祀不足以表达孝思为由，在南京乾清宫东侧建奉先殿作为家庙以祭祖。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也在紫禁城内建奉先殿。明末，奉先殿被毁。清顺治十四年(1657)，清世祖下令仿前朝样式在原址上重建了奉先殿，并且延续了经筵前奉先殿祭告之礼。
隆庆元年还规定经筵当日皇帝需诣文华殿左室祭拜先圣先师。⑩因此，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经筵前祭拜先圣先师之举始于明代隆庆之时，清人谓：“经筵之典始于宋代，圣师之祭举自明时。”(11)
清朝延续了明代的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的传统，并十分重视。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康熙十年(1671)举行经筵，亦遣官告祭先师孔子。康熙二十四年(1685)，传心殿建成，位于文华殿之东。传心殿内供奉皇师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帝师陶唐氏、有虞氏，王师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及先圣周公、先师孔子。每岁御经筵前期，遣大学士一人行祗告礼。康熙二十五年(1686)定经筵前一日皇帝亲诣传心殿行祭告礼。(12)但是，皇帝不可能做到每次都要亲诣传心殿，所以，大多情况下都是皇帝派一名官员祭告，特殊情况下皇帝亲自祭告。如乾隆帝在御制诗中所言：“予即位后于乾隆六年御经筵日亲祀传心殿一次，以后依中祀之例每岁遣大学士致祭，偻指已五十五年矣。”(13)
明清以来经筵“制度化”向“仪式化”的转变趋势已十分明了，且时人对此弊端也早有意识。早在明永乐时期，理学大臣薛瑄就曾上书，恳请皇帝“命廷臣集议经筵仪式，务从简约，不尚奢华”。(14)薛瑄希望永乐帝制定出一套简约实用的经筵仪式。到了明朝后期，文震孟在他的《勤政讲学疏》中力陈经筵弊端：“经筵日讲，临御有期，学非不讲。然侍臣进读，铺叙文辞，如蒙师颂说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咨访军国重事，闾阎隐微，情形毕照，奸诈无所藏，左右近习亦无缘蒙蔽。若仅尊严如神，上下拱手，经传典谟，徒循故事。……”(15)
二 经筵在帝王教育中地位的转变——由主导地位沦为次要地位
宋代开经筵很频繁，《宋史·职官志》中记载为：“岁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长至日，遇隻日，入侍迩英阁，轮官讲读。”(16)一年之中，为了避开严寒酷暑，经筵分为两个时间段开，分别是从春二月至五月初五端午节，秋八月至冬至日。不过也有例外，比如有的皇帝好学，并不满足于这两个时间段的学习，他们会随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召儒臣讲读。如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因暑热暂停经筵，但仁宗皇帝不时召孙奭等官入宫讲读《尚书》。(17)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三月，“诏经筵讲《论语》，读《资治通鉴》。至四月庚申，上谕宰执曰：‘故事自五月至八月罢讲筵，朕以寡昧，履兹艰难，方夙夜孜孜于经史，若如故事则累月当废，疑义无所置，朕欲勿罢，可乎？’群臣称善，于是诏勿罢讲筵。”(18)
每月经筵开讲的具体时间，宋仁宗以前都是双日讲读，仁宗即位之初双日御经筵，不久虽单日亦诏侍臣讲读。(19)这样，经筵又变成了每日开讲。不过，并非以后都是每日开讲，如英宗、神宗、哲宗，经筵的开讲的时间安排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皇帝个人因素。比如仁宗庆历，因元昊反叛，朝廷停讲筵近两年的时间；英宗时也因为身体状况停止经筵两个月；神宗始终隔一日开经筵，风雨不易。(20)
总体说来，宋代皇帝御经筵的次数是很频繁的。正如彭龟年所言：“祖宗引对臣僚莫如经筵最密。在太祖朝，非时召王召素讲说经书；太宗朝命吕文仲为侍读，多以日晚召见；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读侍讲，命刑昊、杨徽之、夏侯乔为之。……上下数千年未有祖宗好学之笃者。”(21)
明代开经筵的次数在制度上较宋代有所减少，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常以月之二日御文华殿进讲，月三次，寒暑暂免。”(22)这样，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且，明代皇帝多为性情古怪之人，常常因沉迷宴乐或其他事务而临时停开经筵。如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几十年间不视朝、不开经筵。清代规定的开经筵次数较明代更少，清代规定每岁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即便是规定一年两次，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清帝会因很多原因停止经筵。在乾隆帝的御制诗文中，常常见到他关于未举经筵的“解释”。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春仲经筵》一诗前两句“间阔经筵意未安，东风广厦集儒官”中夹有注释“去岁以巡狩未举是典”(23)；三十一年(1766)《春仲经筵》中有“乙酉春日南巡未御经筵”注释(24)；三十七年(1772)《春仲经筵》诗中有“庚寅御经筵后惟辛卯春以恭奉皇太后东巡举行暂隔一年”(25)注释。总的说来，清代康熙、乾隆两朝频繁的南巡、秋狝是停经筵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清代停经筵的原因还有很多，如：皇帝即位之初，要为大行皇帝服丧，大约三年之内不举经筵，此记载见于雍正三年(1725)上谕：“朕……自即位以来，更欲以研经味道之功为敷政宁人之本，顾以亮阴之际未举经筵。今八月二十三为释服之期，尔部可择日举行经筵典礼。(26)”乾隆四十二年(1777)，崇庆皇太后去世，临时下令停止经筵。
明清以来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中，经筵次数较宋代大为减少。但是，帝王的教育自古至今在朝廷事务中都是重中之重。如此，其他的教学形式必然应运而生。日讲的出现是对经筵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日讲”，顾名思义，就是每日讲读的意思。宋代并没有日讲这一概念，“当时，以雙隻日入侍讲读，早晚进讲，惟遇假故及大寒大暑权行停罢。故经筵即日讲，并不分设两官”。(27)日讲始于明代，“自明于经筵之外有日讲、午讲诸仪。于是，经筵、日讲职名始区而为二矣”。(28)“日讲于文华殿穿殿，其仪简”。(29)作为每日都要举行的日讲，其仪式必定较经筵要简单得多：“上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卫、侍仪、执事等官侍班。讲读等官入见行叩头礼，东西分立。先读四书，次读经或读史。每本读十遍后，讲官先讲四书，次讲经或讲史。务在直说大义，明白易晓。讲读后，侍书官侍上习书毕，各官叩头退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30)
作为皇帝学习的形式，日讲较经筵有更大的便利和优势。首先是仪式上的简化大大增加了讲读本身的有效时间；其次，从讲课内容上来看，经筵中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日讲内容则更丰富，除了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之外，还有《大学衍义》、《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先朝祖训也成了日讲的课程之一，如明太祖主持编纂的《皇明祖训》。还有专门为了教育皇帝而编纂的教材，如明万历年间的《帝鉴图说》；再次，日讲没有提前预备好的讲章，这样一来，讲官授课的形式更为随机，有自我发挥的余地。“故事，经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讲官前，俱有讲章；而日讲则止一御案，第以经书置案上，讲官指书口讲，无讲章也”。(31)“至于日讲官，凡四员，日轮二员。先《大学衍义》、次《贞观政要》，二书皆不用讲章，惟各以黄票书所起止预进。”(32)直到明末崇祯朝才允许日讲置讲章。崇祯元年(1628)八月，崇祯皇帝下令：“日讲可照经筵例亦置讲章，朕有所疑可据以问难，而讲官亦不至遗忘。”下此令没多久，有一次日讲，讲官韩思维屡次遗忘，崇祯帝下令当日即用讲章。(33)日讲本身具备的种种优势使得经筵已经无法承担主要的教学任务。以张居正所定的《日讲仪注》为例，来探讨日讲承担的重要职能：
“每日讲读《大学》、《尚书》。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进讲，毕，即退。
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候。皇上若有所谘问，乞即召臣等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庶皇上睿明日开，国家政务久之自然练熟。
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字官恭侍皇上进字毕，若皇上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房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
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
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
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至间断。
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34)
从《日讲仪注》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所需要学习的全部内容，如儒家经典著作，前代兴亡史事等等。尤其是在日讲间歇中，日讲官甚至可以在政务上给皇帝提出参考意见。可见，日讲不仅给皇帝解读典籍章句、传授儒家义理，更是培养皇帝治国理念、锻炼皇帝独立处理政务的课堂。
清代延续了明代日讲制度，首次日讲的时间是顺治十二年(1655)。顺治十二年三月礼部议定：“日讲之礼，每岁自二月经筵后始，夏至日止。八月经筵后始，冬至日止。每日于部院官奏事后进讲。讲章缮正、副二本，以正本先期进呈。本日，掌院学士率讲官二人或三人，以副本进讲。岁终汇录成帙进御。”(35)四月，清代历史上第一次日讲召开。有一点值得注意：清代历史上首次经筵召开是顺治十四年(1657)，所以，清代的日讲先于经筵召开。其原因是当时文华殿未竣工，“今经筵已定于文华殿告成之日举行。日讲深有裨益，刻不宜缓。尔等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员，以原衔充日讲官侍朕左右，以备咨询。”(36)日讲的具体仪式较经筵也相对简单：“日讲仪：每日讲章满、汉讲官分撰，翻译，缮写毕。先期以正本进呈御览。每日皇帝御乾清宫，升座。满汉常川进讲官(满讲官一人，汉讲官二人，间用三人)捧副本入，置讲案上，行一跪三叩头礼毕，两旁侍立。以次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各官退(初，进讲毕，讲官复行一跪三叩头礼。康熙十六年停止)”。(37)
明清以来，除日讲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帝王教学方式。明隆庆六年(1572)，出现了“午讲”仪。“每日早，阁臣及讲官讲毕各退，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阁臣等退两厢房间伺候，上有所谘询即召至御前，将本中事情明白敷奏。览本后，阁臣率领正字官恭侍上进字毕，若上欲再进暖阁少憩，阁臣等仍退至两厢房伺候。若不进暖阁，阁臣等即率讲官再进午讲。讲官务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38)
进呈讲义也是皇帝教育的一种方式。讲义始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39)。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命经筵官撰写“汉唐故事有益政体者二条进入”(40)以便皇帝在非经筵日学习。宋代讲义进呈只是在非经筵时期作为皇帝学习的辅助形式偶尔出现。明代也出现过进呈讲义，如万历十九年(1591)明神宗因身体不适停止经筵，命经筵官撰写讲章呈进以备阅览。(41)清代进呈讲义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康熙帝突然命令停止日讲，将翰林院尚未讲完的《诗经》与《通鉴》的讲章交于张英并呈进内廷。这是清代进呈讲义最早的记录。(42)进呈讲义在清代存在的时间较长，在乾隆、嘉庆、咸丰三朝都有实行，这主要是因为日讲制度在清代并没有按规定执行。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后，清代没有了日讲。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帝欲恢复日讲旧制，但因遭反对无功而退。同治、光绪两朝，两宫皇太后曾选派大臣进讲于养心殿或勤政殿，但进讲时间都是随皇太后心意而定，没有固定时间与制度。宣统时期曾一度恢复进讲，但时间极为短暂。这种进讲已经没有了明代以来日讲的意义。(43)
日讲、午讲、进呈讲义诸多教学形式在皇帝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势必排挤了经筵这种课堂形式，使其难以承担其最初的皇帝教育的责任。如果将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经筵称为月讲，那么到了清代，经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学的开学典礼了。
清代名儒陆陇其在诠释“君德之成就”时，对经筵发表了看法：“窃以为经史文集当研究讨论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研究讨论也……古今因革民生休戚当条晰敷陈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条晰敷陈也……正谊明道正心诚意当言也，然不必经筵之时始言也……诚于满汉诸臣之中择其老诚端谨、博通经史者，俾其出入侍从、朝夕顾问，以仁义道德之言优游渐渍于旁，则圣德之成有莫觉其然而然者。”陆陇其所撰此文虽名为《经筵》，实则是探讨如何成就“君德”，何为“圣学之源、圣德之本”。在陆陇其看来，君德成就的关键在于“使其心一于敬”，只有这样，君主才能做到“近正事、闻正言……声色不溺，货利不殖，……言一事而万世之理必达，言一物而万物之理必通”。经筵在君德成就中已很难发挥重要作用，仅仅是“责启沃之功于一时”。(44)换句话说，君德成就已不在经筵了，这与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4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经筵中君臣关系的变化——从“为帝王师”到“帝王为师”
既然经筵制度是帝王教育制度，在这个制度中，经筵官所扮演的应当是“师儒”的角色。这个制度本身赋予经筵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他们不仅需要向皇帝传授儒家经典、历代政治得失，还在诸多国家事务上出谋献策，正如范祖禹所言：“人君读书学尧舜之道，务知其大旨，必可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此之谓学也。非若人臣析章句、考异同、专记诵、备应对而已。”(46)经筵官的职责是把皇帝培养成为尧舜之君。宋代的经筵官师道派头十足，所以，在宋代会出现程颐“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的论断(47)，把经筵官的作用等同于宰相。
程颐这种以师道自居的现象并非偶然出现，是与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发展相吻合的。余英时先生曾说道：“这个著名的论断(这里指程颐的‘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也是范仲淹、王安石时代的思想结晶：一方面将天下治乱的大任划归丞相，另一方面则要求皇帝北面以师经筵讲官。”(48)王安石本人更是要求在经筵中“师道”与“君道”的平等，他首次提出经筵官“坐讲”。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联合吕公著向宋神宗提出了经筵官坐讲的要求：“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以后讲着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着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49)王安石的提议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坐讲”、“立讲”之争，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提议最终虽然不了了之，但是他引发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经筵中“师道”精神的伸张。王安石本人在宋神宗面前不仅是宰相，更是师儒，作为经筵官，他在神宗面前常以师道自居。
宋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是北宋以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要体现与必然结果。“宋代皇权对于士大夫以政治主体自居所发出的种种声音，毕竟表现了容忍的雅量。仅此一端，它以足当‘后三代’之称而无愧。”(50)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经筵官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
明代的君尊臣卑、皇权至上我们已经毋庸多论。从明太祖开始，就好用严刑峻法，对待朝廷官僚极其严厉。而整个明代，官员低位低下，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杖责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决定了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甚至沦落成为主奴关系。在宋、元时代士大夫一直倡导的“坐讲”在明代几乎成为奢望，而且能够站着讲课已经是讲官莫大的荣幸了。
弘治六年(1493)四月，明孝宗因“天道弗顺，亢旱踰时”十分忧惧，命文武群臣上奏，陈军民利病时政得失。担任经筵讲官的李东阳上奏，他引用《孟子》中格言要论，向孝宗提出了慎重游宴、调理饮食、温习经筵讲义、缓兴土木、赈济灾民、大开言路等请求。而最后一条，即是要求孝宗“尊贤”，奏疏曰：“经筵乃讲道之地，与朝著不同。故凡奏对之时，虽师保大臣必行跪礼，惟讲官拜稽之后，立讲于前，以示优异，此祖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犹有致议于坐立之间者，以圣贤之道在焉故也。……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特置不问。是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奏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愚以为经筵之职，较诸通政所奏，鸿胪所引，事体尤重。而讲读之辞，动以千计，繁又倍之。臣请自今凡进讲时一二字差错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鸿胪恩例，勿得纠劾，以仰承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51)李东阳的奏疏给了我们两个重要的信息：明代经筵官能够立讲而不用跪讲已经是皇帝对他们莫大的恩惠了；讲官若有一二字的差错会遭到纠劾。
明代的经筵官毫无师道尊严，甚至有记载：“明景泰帝每讲必命中官布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高谷年老，俯卧不便，恒莫能得一，他讲官拾以遗之。”(52)不过，明代也有例外的情况。明代最能够体现师道尊严的莫过于张居正了。有记载一日明神宗在经筵，读《论语》至“色勃如也”，读“勃”作“背”，张居正在旁边厉声道“当作勃字”，神宗悚然而惊，同列皆失色。又有一例：神宗每御讲筵，盛暑时令内史于居正立处摇扇，隆冬时为居正铺毡。(53)神宗皇帝幼年即位，张居正身兼宰相与帝师，两宫皇太后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同时赋予他很大的权力。因此，他与神宗皇帝这种师生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并非常态。张居正死后，莫说经筵，就是连朝政，神宗皇帝也渐渐疏离了。
从制度上来看，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地位与宋代大不相同。但是，明代经筵官中仍不乏有气节、追求师道尊严的讲官。如崇祯朝的文震孟。“文震孟在讲筵，端恪能致人主之听。一日，上偶加足于膝，文讲时，诵讲章中语，拱手曰：为人君者，可不敬哉？又重申之曰：为人君者可不敬哉！上悚然，为之下足端听”。倪元璐在经筵，一日讲“生财有大道”一节，极言加派聚敛之害。崇祯震怒，谓“边饷匮乏，部中未见有长策，徒作此皮面语”。倪元璐对曰：“臣儒者所陈，虽是本头书生语，然不敢怀利以事君。”上默然，次日谓阁臣曰：“讲筵有问难，而无诘责，昨日之言，朕甚悔之。”(54)
孟森先生说：“(明代)士大夫遇不世出之主，责难之心，不忘其君为尧舜不止，至以言触祸，乃若分内事也。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55)
清代诸帝并不像明代皇帝荒唐任性，在经筵中，他们能够做到尊重讲官。比如经筵大典中，他们着常服，这说明他们还是希望拉近与经筵官与大臣们之间的距离，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威严。清代也延续了前代在经筵结束时赐宴的做法，规定在协和门赐宴。并且，雍正年间还规定经筵结束后在文华殿给讲官赐茶。乾隆时期文渊阁建成后，赐茶便改在了文渊阁。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开始，命赐宴讲官时奏乐。
尽管如此，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师儒”的角色。清朝皇权极度高涨，满族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几乎被抹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讲官的个性，他们甚至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师道尊严。经筵中，他们的进讲内容除了谈论儒家经典本身之外，其余则是奉承颂扬，颂扬程度甚至连皇帝本人都觉得太过了。如：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康熙帝看完讲官傅达礼进呈的讲章后传旨：“讲章内书写称颂之言虽系定例，但凡事俱宜以实如秉至诚而御物，体元善以宜民，固已‘媲美三王、跻隆二帝’等语似属太过，其易之。”(56)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翰林院照例事先进呈经筵讲章，康熙帝览后降旨：“讲章须有劝诫箴规之意，乃称启沃。今讲章内有‘道备君师、功兼覆载’二语太过，其易之。”(57)乾隆五年(1740)八月经筵，讲官进讲《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尚书》“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讲毕，乾隆帝照例宣示御论。大学士张廷玉等奏：“皇上一中建极，体用同原，圣训精微，实阐先儒所未发。臣等不胜钦服。”乾隆帝本人也觉得有点过，便谕讲官：“朕观近日所进讲章，其间颂扬之辞多而箴规之义少……盖人君临御天下，敷政宁人，岂能毫无阙失？……若颂美过甚不能实践躬行，反滋朕心之愧。此后务剀切敷陈……勿尚铺张溢美之虚文。”(58)
在皇权至上的同时，清代诸帝的文化修养普遍很高，经筵官很难以“师儒”的形象凌驾于其上。所以，清代皇帝在经筵中逐渐占据了主讲的位置，这是宋乃至于明代都绝无仅有的现象。
宋代经筵中提倡讲官与皇帝之间互相探讨问题，皇帝问问题，讲官作解释。正所谓“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内容并不限于经史典籍，可以论及时政。有记载宋英宗一次御经筵未尝发言，侍讲司马光上言：“学问非辨，无以发明。今陛下若皆默而知之，不加询访，虽为臣等疏浅之幸，窃恐无以宣畅经旨，裨助圣性。望陛下自今讲筵或有臣等讲解未尽之处乞赐诘问。”(59)“君臣倾尽，无有所隐”，则是经筵的最高境界。
但是到了清代，皇帝从提倡君臣互辨，进而在经筵中占据了主讲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明确表示过：经筵除了教育皇帝之外，还应当兼有“训导臣下”的功能：“经筵大典自大学士以下九卿詹士科道皆侍班，所讲之书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来进讲皆切君身，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意。”(60)自此，宋代以来以教育帝王为职能的经筵制度到了清康熙朝兼具了教导臣工的职能。
康熙五十年(1711)二月经筵，康熙帝谕大学士：“从来经筵之设皆帝王留心学问、勤求治理之意。但当期有实益，不可止视虚文。朕观前代讲筵，人主惟端拱而听，默无一言，如此，则人主不谙文义，臣下亦无由而知之。朕御极五十年……每儒臣逐日进讲，朕辄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句未协之处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盖经筵本系大典，举行之时不可以具文视也。”在这一次的经筵上，康熙皇帝亲自讲《四书》“忠恕违道不远”一节和《易经》“九五飞龙在天”一节。(61)可见，康熙帝在经筵中并非处在一个“听讲”的位置，他占据了“主讲”的地位。康熙皇帝的学识渊博，博览经史，通晓古今，所以，经筵中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从乾隆朝开始，经筵中出现了固定的群臣“跪聆御论”环节。御论是经筵中皇帝阐发的言论，乾隆时期，御论成为了经筵中重要环节。从乾隆三年(1738)春首举经筵之时，乾隆帝便亲制御论以宣示。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共产生经筵御论九十八篇。乾隆帝退位之前，命人将九十八篇御论装订成册，共六册，命陈于文华殿。(62)《会典》中记载了乾隆朝经筵中群臣跪聆御论的情形：满汉讲官进讲四书毕，皇帝阐发书义，宣示，“臣工、讲官暨侍班官跪聆”；进讲五经毕，“皇帝阐发经义，各官跪聆，亦如之”。(63)《词林典故》中记载乾隆五年八月的经筵情况：“经书讲章讲官先期撰拟进呈，届期出班进讲。先书次经敷陈毕，群臣跪聆御论，精微广大具载简编，笔难磬书。”(64)讲官跪聆御论使经筵成了乾隆皇帝训导臣下并展示自己才学的工具，而宣示御论成为了乾隆皇帝在经筵的主要目的。乾隆六十年(1795)，即将退位的乾隆皇帝把经筵一事委托给颙琰：“明年丙辰正月上日即当归政，嗣后经筵为子皇帝之事，予可以不复文华亲讲矣。”(65)这“亲讲”二字足已表明经筵是皇帝主讲、讲官听讲的课堂了。
经筵制度承担了帝王教育的职责，它也是经筵官表达政治主张、实现政治理想的平台，因此，经筵制度或多或少的具有抑制君权的倾向。这种对君权的抑制倾向势必会与明清以来高度集中的皇权产生矛盾，经筵官理想的“周公辅成王”(66)的帝王教育模式在皇权面前不堪一击，经筵制度的衰落趋势不可避免。明清以来经筵制度较宋代发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了明清以来经筵制度越来越背离了帝王教育的初衷，尤其到了清代，经筵制度基本成为皇帝政治宣传的工具。
注释：
①目前学界对经筵制度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瑞熙《宋朝经筵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王风雷《元代的经筵》(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杨业进《明代的经筵制度与内阁》(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2月)，张应聘《试论明代的经筵制度》(明史研究第五辑)，陈东《清代经筵制度》(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陈东《中国古代经筵概论》(齐鲁学刊2008年第1期)。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目前学术界比较普遍的观点。
②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63页。
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乾兴元年十一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④[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8，《仁宗皇帝》，《御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⑤[宋]潘自牧:《纪纂渊海》，卷31，职官部，经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⑥[宋]范祖禹:《帝学》，卷4，仁宗，清初张光启省园刻本。
⑦[宋]范祖禹:《帝学》，卷8，神宗。
⑧《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经筵讲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乾隆朝《大清会典》，卷25，礼部，仪制清吏司，经筵，北京:线装书局。
⑩《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经筵讲仪。
(11)《清朝通典》，卷48，礼(吉)，传心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清朝通典》，卷48，礼(吉)，传心殿。
(13)《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94，古今体七十七首，《御经筵日亲祭传心殿敬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
(14)[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107，《缉熙圣学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史》卷251，列传第139，文震孟，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6)《宋史》，卷162，志第115，职官2，侍读侍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七月，辛未条。
(18)[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10，官制门，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宋]范祖禹:《帝学》，卷4，仁宗。
(20)[宋]范祖禹:《帝学》，卷7，卷8，英宗，神宗。
(21)《御定孝经衍义》，卷58，天子之孝，崇圣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经筵。
(23)《清高宗御制诗》二集卷31，古今体90首，壬申一。
(24)《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54，古今体120首，丙戌二。
(25)《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3，古今体145首，壬辰三。
(26)《清世宗实录》卷34，雍正三年七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7)《钦定历代职官表》，卷24，经筵日讲起居注官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钦定历代职官表》，卷24，经筵日讲起居注官表。
(29)《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经筵。
(30)万历《明会典》卷52，礼部10，经筵，日讲仪，第3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1)[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第14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32)[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第128页。
(33)[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第140页。
(34)[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第141、142页。
(35)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047，翰林院，典礼，日讲。
(36)《清世祖实录》，卷91，十二年三月癸丑条。
(37)康熙朝《大清会典》卷44，礼部5，日讲仪，线装书局。
(38)《礼部志稿》卷14，仪制司职掌，午讲仪。
(39)[清]朱彝尊:《经义考》卷296，通说2，说经(中)，光绪二十三年浙江书局刻本。
(4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宋哲宗元祐二年十一月壬申条。
(41)陈东：《乾隆朝进呈讲义始末考》，《清史研究》2010年8月。
(42)陈东：《清代经筵制度》，《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
(43)陈东：《清代经筵制度》，《孔子研究》2009年第3期。
(44)[清]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外集卷3，《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二程集》，卷6，伊川先生文一，奏疏，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40页。
(46)[宋]范祖禹:《帝学》，卷3，太祖皇帝。
(47)《二程集》，卷6，伊川先生文一，奏疏，第540页。
(4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27页。
(49)[宋]范祖禹:《帝学》，卷7，神宗。
(50)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230页。
(51)[明]李东阳:《李东阳集》，第2卷，第288、289页，周寅宾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52)《钦定历代职官表》，卷24，经筵日讲起居注官表。
(53)[清]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6，政术门，经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9，文华殿，第141页。
(55)孟森:《明史讲义》，第7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56)《清圣祖实录》卷53，康熙十四年二月乙巳条。
(57)《清圣祖实录》卷104，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己卯条。
(58)《清高宗实录》卷125，乾隆五年八月甲寅条。
(59)[宋]范祖禹：《帝学》卷7，英宗。
(60)《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八月辛丑条。
(61)《清圣祖实录》卷245，康熙五十年二月辛巳条。
(62)《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94，《春仲经筵》。
(63)乾隆朝《大清会典》卷25，礼部，仪制清吏司，经筵。
(64)[清]张廷玉：《词林典故》，卷3，职掌，清乾隆十三年武英殿刻本。
(65)《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94，《春仲经筵》。
(66)程颐对经筵有极深刻的见解，他先后向宋哲宗上三道《经筵劄子》，从这三道劄子中可以看出：周公与成王的关系是他理想中经筵官与皇帝的关系，这是经筵中君臣关系最理想的模式。可参见《二程集》卷6《伊川先生文一》。
标签：明清论文; 明代皇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明朝论文; 论语论文; 尚书论文; 宋朝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