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结号》看大片时代精神价值的集体失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大片论文,集体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广义角度讲，符合社会大众道德及审美标准的电影都称为主流电影。为保证最大化的文化和商业利益，大投资、高成本的商业电影必定属于主流电影的范畴。没有任何一个投资者和创作者在面对市场压力时会用大投资的商业电影去颠覆社会的主流文化审美体系。
因此，主流价值和主导意识形态在商业电影制作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共谋，这是以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为代表的主流电影制作体制下最基本的文化要求。这个要求也很简单，那就是通过电影传扬社会主流文化，而这个文化的内涵也很浅显：惩恶扬善，匡扶正义。
那么回到我们要谈论的主题上，《集结号》首先是主流的商业电影，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是否也是我们所需要和向往的那种主旋律电影？
关于崇高
许多电影创作者和评论家对于我们社会所倡导的主旋律文艺作品有着不同的读解和看法。但是我认为不论制作形态、制作体系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如何，“主旋律”的文化需求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主旋律就是要超越当下的大众主流文化，形成在精神追求上的一种高端的审美标准并成为支撑社会信仰的一面精神旗帜。它应跨越世俗的浅显准则，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化信念。这种追求在文艺作品的创作中可以等同于艺术在审美过程中所需要的崇高感。
可以这样说，主流商业电影是可以不必要崇高的，但是主旋律电影必定需要崇高。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层次问题，有些作品是可以形而下的，但有些必定要形而上。以往在谈论我们的主旋律文艺作品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惯性思维，似乎只要是主旋律的就是不好看的、不商业的、不艺术的。可能问题就出在艺术创作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把不崇高的或者不够崇高的当作崇高来表现，而真正应该表现出崇高的地方，我们却又忽略或者解构掉了。
《集结号》在影片叙事表意上完成得很好，观众无不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一次次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在泪流满面中宣泄情感，观众似乎体会到了某种忘我的精神境界。很多评论者也都认为这部电影是崇高的，或者说表现的精神世界的力量是崇高的。
但在创作者的一席话中我们却找到了创作动机和崇高之间形成的悖论。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编剧刘恒在《南方周末》上说：“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
从以上的创作动机看，《集结号》是一部故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影片，它的叙事重心是通过主人公谷子地为牺牲的47个战友正名（获得烈士追认）的行动来展现一种普世的人性愿望。影片希望通过对一个普通人的人性刻画来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人性价值的存在。看起来这无可厚非，主旋律作品本来是很容易被贴上政治宣教的标签而削弱了文艺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而很多艺术作品正是通过对普世人性的挖掘展现出人类精神世界的崇高而伟大的力量。并且，挖掘深层普遍的人性也是当代电影的一种流行趋势，比如电影《撞车》、《巴别塔》等。
但崇高应该是人性最至深至纯的一种勃发，必然要超越简单和浅显的人情层面的自我满足，并为牺牲和奉献找到精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展现人物的行为动机，表现人性张扬的深层成因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回到《集结号》，作为一部被社会评价的“神化”一般的“主旋律电影作品”，却不讨论“战争有无意义，牺牲有无价值”。纵观整部影片，我们看不到以谷子地为首的战士们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直至失去生命？他们出生入死的行为是自发自愿的么？还是有某种利益的驱使？
影片只有在爆破手吕宽沟和狙击手姜茂才在战场上寻找敌人尸体上的手表的段落才唯一地提到地主讹了他们家“二亩半地”，自己必须混出人样儿来才愿意回家……这看起来是指出了这个普通士兵的行为目的。但这是他的理想么？为了这个理想，他可以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么？要想混出人样儿来的途径太多了，是不需要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的。有人会说，这是反英雄的英雄主义表现，战争就是残酷的，不需要表现战争的背景和意义，一样可以展现人物的牺牲、奉献，这并不影响影片对崇高的追求。但是如果人物没有动机的话，或者人物的普世人性缺少深层精神力量支撑的话，这些普通士兵的牺牲我们该怎么恰当地理解呢？
王小波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为‘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行为。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只讲崇高，不讲道理。”崇高并不是煽情的政治口号，也不是浪漫的抒情曲，亦不是道德谱系；要追求这一崇高，就必须要真诚。崇高在艺术作品里并不应被表现为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死亡过程，在为某一目标和行动付出努力甚至于牺牲自我之前，它必须具备某种崇高的目的，或者说要有崇高的精神世界。
《集结号》在貌似催人泪下的牺牲与奉献下面，只有空洞无目的的人情肆溢，而没有真正有价值的崇高表象，甚至没有任何可以让人感受到崇高的企图，因为创作者把作品可以进行崇高探讨的可能性抹杀掉了。
《集结号》反映的战争是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场关键性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大背景怎么能忽略它的正义性呢？作为一个正在觉醒的国家和一个正在觉醒的民族，面对这样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更应该在文艺作品中展现出战争的意义，我们可以不去强调但必须要展现。因为没有第一个问题——战争是否有意义，就不会有第二个问题——牺牲是否有价值。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有人也许会问，作为评论者这样要求创作者太过牵强。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创作过程中的艺术规律，毕竟电影是文化作品，不应该是政治的宣教工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掉电影在表现精神世界和主流意识的可能。这也是我们主旋律电影创作所要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过去我们的主旋律影视作品忽略人性的张扬而强调政治化的人物，而现在我们却只表现普通人性而有意地解构意识形态的需求。人性价值和主导意识形态如何地结合似乎成了摆在今天创作者面前一个永远过不去的坎儿。
那么，像《集结号》这样一个题材，创作者是不是应该更多地观照一些超越普通人性的崇高力量呢？或许创作者想制造一种人性和政治的双赢局面，可是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恐惧使得影片舍本逐末、顾此失彼，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关于叙事
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之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这个结论是否恰当是可以讨论的，至少就当时参战者的主观愿望来说，他们怀抱着对于新生活的热切向往，这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不问战争的正义如何，不问这些人的行动是否与正义有关，甚至不将这些看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那么谷子地与他的战友就只能成为一群职业战士了，这样的战士是不需要精神世界的，也不需要问为什么而战，只要能打仗就行了。
在叙事层面忽略掉背景，崇高的问题再次凸现出来。《集结号》因为不探讨战争的意义、牺牲的价值，使得作品中的牺牲和忘我成为形而下的动物本能，而不是人在面对这样残酷的生命绞杀中进行的人性反思。
相比《拯救大兵瑞恩》、《父辈的旗帜》这样的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非常注重叙事背景的铺衬，特别是《拯救大兵瑞恩》主要人物是反战甚至是恐惧战争的。但是人物在非常环境下对自我行为不断拷问，一点点坚定自己的信仰，并甘愿为此付出生命，这就是崇高的体现。
我们可以将《拯救大兵瑞恩》和《集结号》做一下对比，从两部影片具体的叙事动机来看，《拯救大兵瑞恩》是一个七人的小分队深入敌后寻找一名叫瑞恩的士兵，为的是不让他的母亲失去她最后一个儿子（他的三个兄弟都已经在二战中先后阵亡了）。这个动机让我们可以有多重的理解。比如在“集体与个人”的价值天平上，“个人”超越了集体。在这样动机之下，小分队里七个人的生命价值似乎不如瑞恩一个人来得宝贵，但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虚构，使得影片很出色地完成了美国价值观的塑造。
它意味着一种理想化的信仰，也是人人能够认同、分享的那种价值体系。它强化了生命的可贵、对普通生命的尊重，使人在观看的同时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并愿意参与到这样的精神世界里。这样的表述也能够成为人们之间共同享有那个理想化的信仰的纽带，在认同这些价值的同时，人们互相之间也产生认同。这种认同一个信仰的重要价值在于，这个世界不仅是你一个人，不仅是陌生和冰冷的，而是可以为别人的生存甘愿牺牲自己的。
这样的表现我们自然而由衷地体会到了崇高感。
《集结号》尽可能地回避有关“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但它却又不能完全地超脱。把这些战士的战斗动机模糊掉，而去强化死后的烈士名誉的追认，使影片选择了一个比较低的价值立场：影片没有展现战士生存时候的价值，而是看重他们死亡后的名分。没有牺牲的动机，那死亡以后的名分又从何而来呢？《拯救大兵瑞恩》并没有在影片结尾非要给那七人小分队来一个烈士追认，那七个美国士兵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成功地完成了崇高的塑造，并不需要英雄授勋仪式来一个拔高。
叙事层面的一点点解构，过分注重个人所谓人性价值的表现，而消解了历史和国家的立场，使得这样一个看似宏大动人的战争电影在主题表现上苍白无力。
关于主题
而在我看来，《集结号》是我国电影在传统的崇高价值观被消解后出现的一个奇特个案。《集结号》在主流的文化传播层面是非常成功的，它异常巧妙地迎合了各个群体对于主旋律电影的主观臆想。
但是这部电影以强大的人情流露，掩盖了应有的人性反思，迷失了人格探索。
2007年1月7日的《文汇报》刊登了杨俊蕾的文章《国产大片的“文化斜视”》，可谓是一篇非常有见地的影评。他尖锐地指出从《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国产大片在中国电影的文化生态圈中扮演了极为边缘的角色，严重扭曲了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审美认知。
作为纯文学作品是可以嘲笑、解构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作为纯艺术的文学是具备这样的功能的，在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与颠覆的过程中，读者可以探究自身与社会的关系，现实与精神的撞击，但是作为电影，特别是主流电影是绝不能这样草率甚至于轻率的。我们不是说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但是我们必须在大众化的传统文艺作品中找到维系以及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这样的作品才能称之为我们的主旋律。比如美国的主流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独立日》、《辛德勒的名单》等无一不担负着这样的功能，它们是主流的作品，同时让观众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人们必须要坚持、又要坚守的精神世界是什么。这样的作品就成了符合社会形态的主旋律了。
而这些精神层面的成因在《集结号》里我们却难以找寻，只能凭着对我党我军的惯性记忆，将某种牺牲和奉献一一对号。这样的创作不会让主流的意识形态变得更为强大，相反会让主流的思想变得虚无缥缈，乃至于在人的心理层面如温水煮青蛙一样一点点地崩塌！
作为商业电影《集结号》是主流的，但是作为主旋律电影《集结号》离得还很远。
而主流的舆论导向众口一词地把这部电影标榜为主旋律的恢宏制作，就更让人觉得主旋律的“崇高”在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中逐渐地迷失。它表明主流媒体所应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位移了，甚至缺失掉了，它们对《集结号》的鼓吹是对一部商业电影讲述的一次严重误读。
和平年代，人们往往不关注信仰的崇高，只是关注人情的正确。《集结号》表现出的煽情和温情是不问对错、不分敌我，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进行一种所谓客观判断。创作者没有立场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主流媒体和评论界认同这部电影就等同于认同这样的模糊立场。如此推崇《集结号》，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审美过程中，特别是在对社会主流意识的审视过程中，偏离了我们所真正追求的精神世界，导致了我们主流意识的集体失语。
作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特别是被赋予了主旋律色彩的影视作品，我们更应该思考军队、军人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意义以及价值是什么。因为在各个时期重大的历史进程面前，军人的选择是必然拥有历史的崇高以及民族的崇高力量的。
回到现实，“5·12”汶川大地震震惊了全世界，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面临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危机。困难当头，我们的军队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站到了抗灾的第一线，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看着子弟兵舍生忘我的场景、那一幅幅超越任何一部大片的可歌可泣的真实画面，这些军人在危难时刻所表现的不是一种最朴素最具价值的普世人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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