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及其现实收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中国论文,动机论文,收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7-0039-06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尤其是2002年《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以下简称《中东合作框架》）签订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最快的发展时期。由于东亚在世界格局和各国战略中的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和东盟而且对世界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双方合作关系的发展受到了广泛而密切的关注。尤其是在2008年12月15日，东盟十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东盟宪章》生效仪式，这样，在上述文件生效后的中国东盟合作关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而本文对东盟与中国合作的经济动机的研究将对此给予一个的解答。
一、对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分析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成果。张蕴岭是目前国内对此问题有专门研究的屈指可数的学者，早在2002年《中东合作框架》签订之前他就指出，尽管东盟存在竞争担心，但还是同意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其根本原因是东盟不仅看到了竞争压力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机会的一面：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持续发展的大市场，对东盟来说意义重大[1]。2008年初他又对此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指出东盟启动东亚合作的利益基础是救助被金融危机破坏的经济网络，从而奠定经济恢复增长的基础。中国东盟专家组对此问题分析的其主要观点是，东盟担心中国入世后的外资吸引力增加而外资更多地流入，从而不利其经济恢复，而与中国经济合作则会增加东盟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可以利用中国市场。
事实上，对于东盟为什么与中国经济合作，很早就有学者给予了关注。Jonathan(1998)认为，20世纪90代以来，东盟已经逐渐形成一致看法，即中国是该地区的新的增长引擎[2]。兰德尔·施韦勒(2001)指出，东盟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一种保险性和综合性的接触，东盟通过与中国多方面的交流以加深双方的相互依赖，确保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获得利益。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上的观点则更加直白：搭乘中国经济快车，借中国的东风成了东盟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出路，东盟除了与巨龙同行已没有其他的选择[3]。与此同时，我国的很多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曹云华(2002)指出，东盟国家都意识到，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经济的快速列车，谁能搭上这趟快速列车谁就有一个光明的前景[4]。曹云华(2003)还指出，面对一个强大而具有潜力的中国，东南亚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姿态与中国合作，因为合作更符合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而赵琼(2004)认为，东盟为了摆脱困境，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将目光投向经济日益强盛的中国，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地缘优势为东盟经济找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东盟各国采取积极的态度加强与中国的全面经贸合作[5]。至于东盟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得到的实际收益，很多学者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即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而出口的增加推动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6，7]。
虽然现有文献没有对东盟的合作动机和现实收益给予很好地概括，但对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动机和现实收益的给予了合理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笔者认为，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其一是东盟想要摆脱由于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受到的限制；其二是，由于当时东亚（尤其中国）正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恰恰处于经济低迷和衰退的状态，东盟国家因而想在中国等东亚国家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是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极大地增强了东盟与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合作的趋势，因为危机本身让东盟国家认识到借助外部力量稳定其金融市场以防范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更为重要的是，东盟需要通过合作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以扭转经济衰退的局面。然而，尽管金融危机后东盟与中国等东亚国家推进了一些金融合作措施，但两者之间的金融合作却很难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而障碍却来自于务实的东盟自身。所以，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始终是东盟最主要和最明显的经济合作的动机，本文中我们将其称为显性动机。
相对于显性动机，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还有其隐性动机，即扩大外商投资的流入，而这正是东盟与中国合作的最为重要的动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外商投资是来自世界的外商投资，中国对东盟的投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考察东盟与中国合作的动机时可以忽略，至少在合作的初期是这样。其实，很多人难以理解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和东盟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国东盟专家组报告(2002)提到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会增强东盟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它没有就其机理做详细的说明。而要理解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和东盟引进外资之间的关系，首先还要回到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经济所处的背景。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环境的破坏使很多外国投资者撤出投资或停止了可能的投资，而这些撤出的或可能的投资中有一部分转移到在危机中显示出良好经济环境的中国。尽管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在危机中中国的外资流入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但很多东盟国家仍然认为其外资转移到了中国，这就是很多东盟国家领导人强调与中国进行外资竞争的原因。其后几年的事实是，中国因其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稳定的投资环境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最受外资青睐的国家。此时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不合作条件下与中国展开外资竞争，整个东盟并不是中国的对手。
下面我们来分析与中国合作可以帮助东盟引进更多外资的机理。用东盟的说法，与中国经济合作就是利用中国的大市场，或者说将东盟市场与中国市场进行对接，而对中国出口的多少则是双方市场对接程度的最现实的衡量指标。试想一下，如果东盟对中国出口存在障碍，很多想要占据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就会将资金投向中国，尽管可能东盟有更便利的生产条件，但中国的大市场对很多投资者具有不可替代的诱惑力；而如果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不存在障碍，则会有一些想利用东盟的生产条件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东盟。这就是《中东合作框架》签订以后，东盟在所有合作中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原因。东盟国家相信，只要他们对中国的出口大大增加，显示出东盟与中国市场之间无障碍的特征，很多外国投资者会再把资金投向东盟。对此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即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善区域内部的市场环境以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8]。遗憾的是，由于连接起来的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太小而收效并不显著，因而与中国市场实现连接只是东盟长期以来引进外资动机的延续，只不过东亚危机后的东盟和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比使这种动机更加迫切。
综上所述，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动机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显性动机和隐性动机。显性动机是通过贸易障碍的消除，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扩大对中国的出口，而隐性动机是通过双方市场的对接，增加自身对外资的吸引力以引进更多的外资。下面联系现实检验东盟是否实现了其动机。
二、模型设计和数据描述
（一）模型设计
已有文献和笔者前面的分析表明，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最突出标志是《中东合作框架》的签署。作为先于其他“10+1”而备受关注的合作进程，它的实现本身就集中体现了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因此，为了将合作动机与现实收益联系起来，对现实收益的检验围绕《中东合作框架》来展开。具体地说，我们需要通过计量方法检验以下三个命题：1.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持续增加，且在《中东合作框架》签署之后出口的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增大，也就是说，东盟对中国出口在2003～2006年之间的增长率明显大于在1998-2002年之间的增长率；2.对中国出口作为东盟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市场开放）的最主要信号，它的增加构成了东盟国家外资流入增加的主要因素；3.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在《中东合作框架》签署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其外资流入在2003～2006年之间的增长率明显大于在1998～2002年之间的增长率。
对于上述命题的检验，则是要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三个回归模型来完成。第一个回归模型用来检验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与其时间虚拟变量的关系，以说明2002年是出口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第二个回归模型用来检验东盟的外资流入和东盟对中国出口之间的关系，以说明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三个回归模型用来检验东盟外资流入与其时间虚拟变量的关系，以说明2002年是其外资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根据上述经验研究的思路，三个模型的表达式依次如下。
（二）数据的描述
为了对上述需要经验检验的问题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有必要进行数据的描述（见图1，图2），而这将与后面的经验检验结果一起产生本文的结论。由于十个国家的十条曲线在一个图中会导致混乱，我们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十个国家分成两组，即经济水平较高的一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经济水平较低的一组（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这种分组在后面的研究中非常重要。依据上述分组，对东盟对中国出口和外资流入两个数据的描述则产生如上四个图片。
图1，图2总体来看，对中国出口和本国外资流入，东盟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都比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在数据的变化趋势上表现得更加一致，这反映了经济水平较低国家不仅在发展速度上而且在总量上均存在更大差异，这也是笔者对其数据采用双轴折线图的原因。具体来看，图1-a中，缅甸和越南对中国的出口在2002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增长，而柬埔寨对中国出口的下降趋势似乎在2002年有所缓解。图1-b中相对发达国家的状况明显要好得多，不难看出所有5个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在东亚金融危机后都在增加，而且2002年前后的曲线明显有着不同的增长率。东盟外资流入数据的表现从图上看和对中国出口接近，区别在于，图2表现的趋势没有图1那么明朗。从2002年是否增长率增大的角度来看，图2-a中仅能清楚地看到越南具有突出的表现，而图2-b中似乎整体都表现良好。当然，由于作图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无法清楚地看到一些国家的某种数据究竟具有怎样的发展趋势，而这就要通过下面的经验研究来完成。
三、经验检验结果与分析
在上一部分，我们根据经验研究的思路依次设定了三个模型，但是为了本部分研究的便利，我们先估计模型(1)和模型(3)，然后再估计模型(2)。原因在于，通过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残差可以对EXTOCN和FDI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决定模型(2)是否需要对随机趋势加以处理。而且，由于笔者所用数据的横截面较小，在下面对三个模型的估计中对截距项的影响都设定为fixedeffect。
（一）对EXTOCN的趋势估计
表1显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即对EXTOCN的趋势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模型(1)的常数项(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数据存在共同的正的截距项。更为重要的是，表1显示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6个国家的tD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且其系数为正值，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以2002年为转折点而进一步增大。我们也看到文莱的tD的系数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负值，并不支持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所以我们将其放入未通过检验的国家行列。从分类角度来看，5个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全部通过检验，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仅有1个通过检验。然后从总体上看，尽管不是所有国家的tD的系数都通过检验，但因为多数国家通过检验，进而它们的联合检验显著，所以我们又可以得出结论，即《中东框架协定》签订的2002年是东盟对中国出口增长率增加的转折点。这验证了前面设定的命题1。
（二）对FDI的趋势估计
表2显示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即对FDI的趋势估计结果。像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一样，模型(3)的常数项（）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数据存在共同的正的截距项。同时表2更让人欣喜地看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的tD系数在1%、缅甸的tD系数在5%、老挝和马来西亚的tD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通过检验，也就是说，东盟10国中有8个国家通过检验，其中经济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国家分别有4个。而且，很自然地，针对上述所有国家的tD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获得检验。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很充分地得出和对EXTOCN的趋势估计的相似结论，即2002年是东盟外资流入增长率增加的转折点。但是在此我们很有必要对菲律宾的tD系数没有通过检验给予解释，这样可以强化或完善上述结论。1997年以后，尤其是2002年前后，东盟中其他几个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资引进方面陆续停止下滑趋势并开始增加，唯独菲律宾的外资引进却在波动中下降，原因是其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可以忽略菲律宾tD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事实，或者把菲律宾列入tD系数检验通过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东盟中所有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外资流入数据的趋势估计都支持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至此，命题3也得到很好的验证。
（三）FDI对EXTOCN的回归
正像上面已经提到的，在进行FDI对EXTOCN的回归之前，必须确知FDI和EXTOCN两个面板数据是否具有随机趋势，而我们的作法是对模型(1)和模型(3)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上述残差不含有单位根，可以直接用FDI和EXTOCN的水平(level)数据进行回归，否则，需要考虑随机趋势引起的“伪回归”问题。
表3显示了对模型(1)和模型(3)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中以5种方法分别检验存在公共单位根和存在个体单位根两个原假设。从结果来看，FDI和EXTOCN的相应统计量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所以可以认为，FDI和EXTOCN两个面板数据都不具有随机趋势。因此，FDI对EXTOCN的回归可以在水平(level)数据的基础上进行。
下面我们来进行FDI对EXTOCN的回归，表4显示了其结果。可以看出，FDI对EXTOCN回归的两个主要参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仅从回归结果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东盟内部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数值较高（等于753.29）的截距项，这可以认为在没有其它外界激励的情况下靠东盟自身的吸引力也可以引进的外资(FDI)。同时，回归结果也让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出口作为一种激励可以帮助东盟吸引很多的外资（表4显示1单位EXTOCN可以帮助东盟吸引0.83单位FDI）。由此，我们又验证了命题2。
四、结论
通过对上述三个模型的回归，清晰地看到东盟与中国合作的现实收益。即东盟与中国签订《中东合作框架》的2002年是东盟对中国出口和东盟外资流入两个变量的增长率增大的转折点，且前一变量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一变量的变化。由此证明了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在显性层次上是扩大对中国出口；在隐性层次上是扩大自身的外资流入。通过上面的经验研究还可以看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从对EXTOCN和FDI的相关变量tD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均通过检验，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只是部分通过检验，这能够解释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与中国经济合作更加积极而部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并不积极的现象；二是将EXTOCN和FDI的相关变量tD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在EXTOCN方面通过检验的国家较少（6个）而在FDI方面通过检验的国家较多（9个），这可以解释为一些东盟国家的对中国出口是通过转口贸易来实现的，或者是一些东盟国家对另一些东盟国家的出口产品构成后者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但正因为这一现象的存在，使一些在东盟内部贸易的国家看不到或不愿承认对中国出口是推动其国内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因而缺乏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力。通过现象1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些国家往往是东盟中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换句话说，经济越是落后，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动机越弱。
通过上述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动机的分析与验证，我们可以得出令人欣慰的结论：《东盟宪章》等文件生效将会有利于东盟与中国的合作。原因是：1)既然东盟与中国积极合作的动机是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与本地区的外资流入，以实现自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那么，与中国合作就与签署《东盟宪章》等文件以加强其内部凝聚力的目的是一致的；2)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是东盟中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推动的，多数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并没有表现出与中国“积极”合作的动机，而《东盟宪章》等文件生效所产生的内部约束力的增加将迫使东盟中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被动地加快与中国合作的步伐。基于上述认识，在策略方面，中国应该针对东盟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采取有区别的灵活的政策，使所有东盟国家都有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性，并可利用东盟不同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利益竞争关系，在东盟国家的博弈进程中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
［收稿日期］2009-02-19